建国初期“左”的苗头及其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头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其对论文,心态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这是建国初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如果对这一时期做一番深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种种“左”的苗头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以致在国内外各种气候条件影响下，酿成1957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越来越“左”的行为。搞清楚“左”的倾向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现实意义。
一、“左”的思想历史根源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左”的失误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上，而这一错误的思想历史根源又是源远流长的。
尽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民粹主义的烙印。这一点，在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身上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其中，又以毛泽东表现得最突出，影响最大。“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如果说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命运是悲惨的，那么它在中国则很幸运。由于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战略家头脑，由于中国特定国情，隐含着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获得了成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各个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阶级扬眉吐气，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在称呼、礼节等各方面，都和解放前的社会倒了个。尽管带有某种虚幻和盲目的色彩，但这确实是充满了理想和期望的开国时期，是经由了一场荡涤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新气象的胜利时期。然而，在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新气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的排挤和歧视。
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作过许多论述。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对自己作过一次解剖。他说：“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里，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农民运动的雄伟力量，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以及自身经历，使毛泽东完全地站到了农民的立场上，并把农民的行为理想化了。而对农民理想化的结果，则是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偏见。
当然，对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并非视而不见。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演讲时就说到：“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太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改变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也就是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接着就说到：“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确实，和工农劳动者比较起来，在当时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更难适应一些，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更为复杂一些，也更容易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而为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所不容。这种现实状况更加深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39～40、773、808页。）
在中国，知识分子，就其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依靠自己的脑力劳动为生的，理应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但是，在民粹主义和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双重影响下，同时也由于中国革命现实状况的局限，知识分子却被戴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成了被改造、被教育、被团结的对象，从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的悲剧。
二、“左”的苗头及其发展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1951年9月，我国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是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的。这年9月下旬，京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三千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现身说法，从自己的家庭谈到当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心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把立场从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注：参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71页。）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以后，这一运动结合“三反”运动，又在各高等学校深入了一步。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提出：“在三反运动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经形成了领导核心之后，应即转入以大部分力量并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小部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的，自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左”的。即使在当时，也已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就在这个指示中，有一条特别提到：“有些地区学校在三反中已发生教师自杀事件，各地对此必须警惕，妥为防止。”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人人过关、定指标、按比例的现象，建国初期早就有了先例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左”的苗头，不仅没有被认识，而且作为成功的经验在到处传播着，继续发展着。
三、思想文化界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建国初期，思想文化界还单独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次：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二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三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1.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是清末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出身穷苦，曾因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和愚弄，因而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下决心为穷孩子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终生努力。他采用了他所知所能的方法：讨饭、做天红、唱小曲、变戏法，以及出售一种用拾来的破布断线缠起的“线蛋”玩具等，积钱修“义学”，终于在晚年办成了三个“义学”。当然，这对改变广大穷苦百姓的悲惨命运是于事无补的，反而被统治阶级利用为一种点缀。尽管如此，武训的行为代表了广大穷苦人民对文化的一种渴求。因而近一个世纪中，朝野都把这一“行乞兴学”的义丐传为美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更对武训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1944年把这一题材推荐给当时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著名导演孙瑜先生。
武训的事迹也深深感动了孙瑜先生，使他念念不忘这一历史题材。1945年赴美时，身边带着陶行知先生赠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和他自己初拟的简单的“剧情梗概”。1947年秋，在回国的太平洋途中，孙先生开始写分场剧情，并于1948年元月底，赶写完毕。经过孙先生和电影界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的共同努力，《武训传》终于在1948年7月开拍。不久，上海解放，《武训传》的拍摄中断。1950年初，孙瑜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对剧本作了重大修改，并经当时“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党的领导同志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研究批准，决定继续拍摄，并于1950年底完成。
修改后的《武训传》，运用“批判结合歌颂”的艺术手法，把原先歌颂武训“行乞兴学”的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一个武训兴学的幻想最终破灭的非剧，一方面指出了武训的道路必定失败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歌颂了他为穷孩子艰苦奋斗一生的精神。由于赵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使《武训传》具有非常感人的艺术性。
1951年2月《武训传》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好评潮涌，很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导演孙瑜和主演赵丹在曲折的拍摄过程中，谁也没有少流眼泪。2月21日晚，《武训传》在中南海放映，朱德、周恩来等百多位中央首长都来观看。映完后反应良好，获得不少掌声。朱德微笑着从老远的坐间走过来和导演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几天后毛泽东和江青也调看了《武训传》。
就在称誉、推荐《武训传》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之际，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武训（包括电影）“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等等。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表评论说：“歌颂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从业人员发出一个“通知”，“均须在各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并须将讨论结果及经过情况随时汇报来局。”
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迅速在全国展开。
6月，江青以“李进”的名义率领一帮人到武训的家乡——山东省堂邑县一带进行调查。经过她的调查，武训成了“大地主、大流氓、大债主”。
在运动中，周恩来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由于他的关怀，孙瑜和赵丹顺利过关。但因《武训传》受到株连的，有几个却榔锒入狱。（注：《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12月6日和13日连载了孙瑜先生写的《电影〈武训传〉的前前后后》一文，详细回忆了这一历史事件。《新华文摘》1987年第7期刊登了此文的摘要，均可参看。）
2.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俞平伯先生解放前与胡适过从甚密，并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以毕生精力从事《红楼梦》研究。解放后，除了校勘《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新建设》杂志1954年3月号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引起了两位年轻的《红楼梦》研究者李希凡和蓝翎的异议。两人将自己的意见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最初投给了《文艺报》。
当时的《文艺报》由冯雪峰同志任主编，曾发表过推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对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则拒绝刊登或不加理睬。李希凡等人的文章也受到退稿处理。然而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却登载了这篇文章。1954年9月，毛泽东看了《文史哲》上李希凡等人的文章后，对文章的观点大加赞同，决心对“唯心主义繁琐考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江青出面，请《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等人的文章。
《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还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提出了文艺界应该重视这一批判。这样，《文艺报》被迫转载了李文，但加了个为自己辩护的按语；又引来一通《质问文艺报》的批评。
事情变得重大起来。从1954年11月2日到12月8日，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认为《文艺报》编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改组了《文艺报》编辑机构，撒销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事情并未因此了结，进而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判，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954年3月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专门的联席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分九大专题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全盘西化”论的鼻祖之一。他的思想观点在学术界、文艺界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批判者认为，胡适的一套理论是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学来的，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来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胡适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于是，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波及到对胡适人格的批判。例如，胡适日记上有一段话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天道而就有道’之意”。批判者认为：“这岂止是‘不爱国’或‘不知爱国’，简直是汉奸思想了”。（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及对胡适思想批判的有关情况，可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且不说对胡适的这种评价是否确当，这种批判本身的水平之低，逻辑之简单，今天看来也是让人吃惊的！
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战线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溯其根源，则要从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讲起。
30年代抗战前夕，在左冀文艺工作者内部，以鲁迅、胡风等为一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以周扬等为一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实践的历史证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而国防文学，只要经过正确的阐释和把握，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由于宗派情绪作怪，双方互相挑剔，各不相让，纠缠不休。此外，在其他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上双方又有分歧，并不断展开论争。虽然由于鲁迅逝世，胡风等人显得势单力薄，但直到全国解放前，争论的双方是平等的，各自以自己掌握的刊物为阵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谁也没有给谁下政治结论，而且也能共同对敌。全国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一方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并利用这一优势，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独占者自居，把胡风判定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代表，把胡风的文艺思想判定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企图压服对方。然而压而不服，却引起了胡风等人更大的反感和反抗。胡风及其支持者在私人之间的通信中，很多在公开场合不能说或不便说的牢骚、私愤便以隐晦的、攻击性的语言表现出来。
1954年3月至4月，经过和自己的支持者商讨，胡风将自己的文艺主张夹杂着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牢骚和反感，还用了一些过头话，写成了一份题为《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30万言书，按正常组织手续面交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这份报告被看作胡风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动猖狂进攻的反革命纲领。
不久，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尽管胡风及其主要支持者总的倾向是革命的，但小集团意味很浓，而他们的个人历史或其家庭多少都有些不够清白，当时对这些非常看重，再加上某些误会，于是这些私人通信被当作了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证据。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5月18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和《必须从胡风事件吸收教训》的社论。从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除利用报刊、广播和群众集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批判、声讨外，还在全国开展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人中，到1958年5月，给予撤职、劳教、下放等处理的61人；13人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胡风及另3人都被判徒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才基本搞清楚这一历史的真相；1988年又决定进一步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平反，才彻底了结这段历史公案。（注：可参看中共中央1981年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决定和公安部等单位关于这一案件的复查报告。）
四、潜在的危机：不正常的心态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左”的苗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发展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知识分子错误的基本判断和估价早就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在建国初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不仅没有被认识，反而有所强化；
第二，运用群众性政治运动解决思想认识分歧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并逐步发展为一套运动群众的程式，其中包括人人过关，定指标、按比例等荒谬做法；
第三，用狭隘的阶级分析法和简单化的逻辑方式对待复杂的思想意识问题和学术论争。法制形同虚设，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和论断主宰一切已见端倪；
第四，处理手段不断升级。在《武训传》的批判中，主要是动用舆论力量，组织处理少见；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组织处理的规模和数量都增加了；而在胡风一案中，更是空前地动用了专政工具。
这些运动不仅直接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知识分子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人人失去自信，噤若寒蝉，不仅不敢说真心话，甚至连思维也只能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就是说，连想也不敢想或不愿想了。这种心态，使人们在错误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从而“左”的路线可以越演越烈，并最终酿成“文革”悲剧。
巴金先生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过电影式的总结，都记录在五集《随想录》和其他后来出版的文集中。感谢巴老的真诚和坦率，他的五集《随想录》为我们研究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回忆50年代的情况时，巴老说：“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在回忆反胡风运动时，巴老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我在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1955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为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却会成为批判的对象，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少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注：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怀念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5页。）
正是这样的气候，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心态，使善良的人也会张牙舞爪，诚实的人也只有睁着眼睛说瞎说，无知的人更容易被驱使，被煽动。这怎能不演出悲剧呢？巴老这种严于责己、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难道不使那些文过饰非者汗颜吗？
萧乾先生80年代复出后，也曾对50年代的一些事情作了回忆。其中有一段话说：
在50年9月，在突然接到通知，参加由刘宁一率领的一个访英代表团时，我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我那个单位的领导来电话通知我说，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要去了。次日，那位领导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我是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人都还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访不回访？文革期间，从旁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被放心的。
79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9月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50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那段训话，79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才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作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了上去。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这样，才决定仍用我的那篇。我只坚持作为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要同他在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注：萧乾：《改正之后》，原载《现代人》1985年创刊号，转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
人就这样就成了木偶，50年代的阴影，直到80年代初仍未能完全从人们的心头抹去，历史的进步是何等的步履维艰啊！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武训传论文; 胡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红楼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随想录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