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IMF的贷款条件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贷款论文,条件论文,IMF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危机及其原因
金融动荡和危机很早就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据IMF的资料表明， 自1980年以来，该组织181个成员单位中有133个成员单位发生过重大金融动荡，52个国家的大多数银行多次丧失支付能力（注：滕滕等著，《世界经济黄皮书》（1997～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1版。）。进入90年代以来，金融动荡和危机更是不断，主要有：1991年英国货币危机，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全球债券市场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美元狂跌，英国巴林银行破产，1996年捷克、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银行倒闭，1997年泰国金融金融危机等，其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墨西哥危机和东南亚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墨西哥政府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美元卖出价由1∶3.46 上升到1∶4，这一措施导致比索进一步下跌，到1995年1月10日， 比索汇率从1∶3.47跌至1∶5.9，贬值幅度达40%（注：胡坚， 《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再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比索贬值引起大量资金外逃，股市暴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未偿还的外债压力使墨西哥政府的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最为严重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的爆发使得在短短几个月中，东盟四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参考表1）。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1997年12月8日， 联合国发表一项研究报告报出，东南亚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世界经济发生影响：（1 ）东南亚股市的暴跌可能抑制普通家庭的支出；（2 ）东南亚发展速度的放慢将限制对西方商品和投资的需求；（3）日本国内需求不旺对西欧和北美产生消极影响， 而东南亚和日本1996年在世界进口贸易中占22%，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占23%。
表1 1997年东南亚货币贬值幅度（%）（注：陈晓军，
“泰国金融危机备忘录”，《经济日报》，1997年10月17日）
货币 泰铢菲律宾比索 印尼盾 马来西亚林吉特
7.1～8.1-18.96 -9.76 -7.05 -4.29
7.1～9.1-31.63 -14.13 -22.35 -16.75
7.1～10.1
-38.39 -30.36 -37.36 -33.40
如果说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个别国家的偶然现象的话，那么1997年在经济形势一直看好的泰国爆发的金融动荡则促使人们不得不从更广阔和深刻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后果。那么这种动荡和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普遍认为，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危机在不同国家爆发都有其特有的内在成因，而且内因往往居主导地位，但它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却有一些更值得注意的共同性原因。那就是金融动荡和危机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特别是国际金融化过程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日趋自由化，出现了货币自由兑换和出入、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自由浮动、国际金融资本大量流动、外国金融机构自由活动并与本国金融机构融合、证券与股票交易急剧发展等新现象。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不健全，政府调控和管制手段缺乏，还不具备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我们想从具体的角度去分析，认为促成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与这种扩大相伴的是金融风险增加。
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大表现在：（1）外汇市场规模不断增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近发表的关于世界外汇市场的调查报告，在1992～1995年中，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世界外汇市场的交易额增长30 %，1995年4月，世界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额已达1.2万亿美元，比1994年4月增加45%（注：胡坚，《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再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2）国际债券市场规模扩大。在1995年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中，发行债券筹集的资本总额占37%。1997年9月1日，国际清算银行发表的题为“国际金融与银行活动”的专题报告认为，1997年以来，国际债券市场空前活跃，特别是第二季度国际债券市场上各种债券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总额达到了2647亿美元，创造了近年来国际债券市场季度债券行量的新纪录（注：胡坚，《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再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3）发展中国家引资巨大。1989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为734亿美元，以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持续高速增长，一改80年代债务危机后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流入疲软不振的局面。90年代前6年中，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量年均增长速度为10.4%，大大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注：滕滕等著，《世界经济黄皮书》（1997～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我们应该看到：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大必然会增加金融风险，理由是：第一，伴随着金融市场规模增大而发生的现象是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性加大，资金的转移规模增加，转移速度加快，游资也更多。第二，金融市场规模增大导致更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的形成。这一链条中的任一环节产生问题，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三，大规模的金融市场交易势必产生对信息技术的高度依赖性。若发生信息技术的故障，将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信息技术故障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2.金融运行与实物经济脱节的现象正在加重，经济泡沫随时可以产生和破灭。
泰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南鲍姆在《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全面大危机：金融爱滋病》一文中，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倒金字塔式”的体系。庞大的金融体系建立于越来越缩小的实物交易基础之上，岌岌可危。他认为，这种国际金融体系是不会持久的。因为：（1 ）金融体制的信誉和稳定性是建立在货币资产可以转换为物质商品的信念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信念动摇了，那么整个金融体制就瓦解了。（2）充满金融气泡的“倒金字塔”体制， 和其它投机气泡一样，要避免破灭的厄运，就要不断地膨胀，而这些虚假的金融价值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倒金字塔最低层的物质生产和财富。（3）在庞大的债务压力和“倒金字塔”上层虚假资本的侵蚀下，物质经济的发展已陷入停滞或萎缩状态。为了维护债务结构和金融气泡的生存，对物质基础的掠夺将变得更加残醋和肆无忌惮（4 ）当世界物质经济被敲榨、消耗殆尽，再也无法维持整个金融体制时，“倒金字塔”的崩溃就不可避免了。（5 ）由于这种金融体制是依“杠杆原理”建立起来的，其瓦解的过程也会借助于杠杆的力量，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或毁于一旦。
3.衍生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已给国际金融市场的安全与健康带来威胁。
数十年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金融市场空前活路，金融资本高速增长，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据统计，自8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全球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比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2.5倍（注：滕滕等著，《世界经济黄皮书》（1997～19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这些资本相当大部分是专业投机性的。一些“国际炒家”与本地投机者相配合，兴风作浪，操作和玩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汇市和股市的剧烈波动，以大发横财。无论是墨西哥还是泰国，都能看到这种国际炒家的影子。那些条件不足，金融市场开放度和自由度过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成为这种“国际炒家”的攻击目标。
二、IMF贷款条件性及其存在问题
IMF 贷款条件性是指成员国在接受基金组织的贷款时必须履行的政策和达到的标准。条件性的目的在于保证基金组织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并有助于受贷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切实改善。50多年来，IMF 通过提供贷款对谋求国际贸易发展，维持汇率的稳定和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然而， 近年来， 人们对IMF的若干次反危机行动的结果大为不满， 受到了许多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指责。普遍认为：IMF在制定调整方案时，拘泥于贷款条件性的限制，从而使救援工作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我们认为，IMF 贷款条件性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教条主义特性。一般说来，IMF针对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 当出现金融危机时，传统的做法是：削减预算赤字，紧缩国内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其结果是降低通货膨胀率、货币不再疲软下去、外汇储备停止流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美洲和非洲金融危机时曾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因为那是高通货膨胀率、高预算赤字和高政府部门贷款的主权债务危机，但IMF 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却不顾现实状况千篇一律地用了同一方法，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有财政预算盈余而不是赤字，通货膨胀率都是低的。所以效果怎样是可想而知的。亚洲的问题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危机，在私人企业的坏帐问题得到控制之前，信心根本无法恢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的前高级经济顾问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分析说：这是信任危机。“你们想把这些国家推向严重衰退，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引起危机的事情之上，而不是放在使之更难以应付的事情之上。”“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不同意在衰退时期实行平衡预算原则，我们在为其他国家出主意时为什么忽视这一点呢？”
2.政治化。一位知名人士曾在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需改革》的文章中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谋求对各国政府控制资本内外流动的能力享有全球性的权力”，“应当认识到这个举措”的实质——在经济问题上取消国家主权。没有任何国家会成为本国的主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谋求的是控制世界经济的权力。”由于IMF 基本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操纵，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因而提出的对策也主要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利益。正因为IMF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墨西哥在发生金融危机后无法摆脱IMF的干预。1982年墨西哥宣布它无法偿还美国银行的债务时，美国财政部长助理马克·利兰直率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称IMF 为“美国影响的便利通道。”（注：Vaubel，《IMF的政治化的经济》，CAIO Journal，春／夏卷，1994，P45）
3.贷款条件的苛刻性。不管IMF 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一国的债务危机，还是推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或是提供给贫困国家低息贷款，它总是在接受国政府承诺实行一定的政策措施条件下才提供贷款的。从理论上说，至少这样的限制是为了发展该国的经济。而实际上，IMF 强加的那些限制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被接受的，它所设置的经济目标通常被全盘否定或被证实过分乐观。80年代债务危机中，巴西曾就接受IMF的援助问题发生辩论， 最后终因国内局势严峻而接受了IMF的援助条件。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IMF组织对印尼进行援助，要求印尼进行的改革就有50多条。IMF的条件性贷款使得接受贷款的政客们非但没有推进经济改革，反而延迟了必要的政策调整，受援政府常常发觉避免作那些有关贸易自由化而在政治上有麻烦的决策相当容易。所以，事实表明，条件限制几乎对推进改革不起作用。实际上，如同小史密的说法，条件限制反而起了些相反的作用：一个罪人乘坐一艘小船遇到了暴风雨，他向上帝祈祷说，如果自己获救了，他将停止罪恶的行为。但当一艘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大船靠近时，他大叫：“等一等，我想我会变好的。”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像大多数的政治家一样，宁愿延迟困难。
三、IMF贷款条件性的改革设想
IMF所提供的贷款并非最初就附有条件性，只是到了70年代， 条件性才逐步走向专门化和数量化，8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变，贷款条件性的某些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显得不合时宜。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体现得最明显，因此，如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客观地反映求助国调节国际收支，摆脱危机困境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需要，那么贷款条件性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应在如下几方面对贷款条件性进行改革：
1.修改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中有关条件性的原则。197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协定条款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大大提高了基金组织的工作效率，但其中有关条件性的内容已不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对其再次修改。例如，在新的协定条款中，应将贷款的短期性质改为中期性质，并明确补充在中期达到经济增长的条款，将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反危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基金组织在制定中期稳定方案时考虑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应保证融资的可获得性，并重新审查传统的调节方式，使调整同经济增长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
2.融资与调整的有效结合。增长型调整计划的实现必须得到适当的外部融资的保证。近年来，基金组织的融资能力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危机国实现经济调整的难度。为了给成员国提供充足的资金，基金组织必须设法提高自身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在面临资金难的情况下，基金组织必须增加借款，而且最好能获得官方借款，以弥补其承诺金额与可获得的借款之间日益扩大的缺口。另外，基金组织要充分发挥动员资金的“催化剂”作用，加强刺激国际商业贷款资金流向陷入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促使国际收支顺差国资金移至逆差国，以满足后者经济调整的需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通过私人部门的融通资金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所以IMF应尽快制定一种机制， 阻止危机出现前私人资本的恐慌性撤退，以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
3.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接受IMF 贷款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在IMF里， 份额的多少决定投标权的多少，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受人摆布的位置，因此贷款条件性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工业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争取基金组织条件性的改善就必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自80年代以来，许多事实证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增设新的贷款设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努力能迫使发达国家作出或多或少的让步。今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须在不断增强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在增资、修改协定条款、设立新贷款措施、发行特别提款权、检查条件性的实施情况等重大问题上，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
4.增加国际收支调节的灵活性和对称性。有人说，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化的第一批受害者，马哈蒂尔也曾气急败坏地大骂某些国际炒家。当然，这种观点或许有点偏颇，但至少说明，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显得更加脆弱，在某种程度上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付出了代价。目前，全球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几乎全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加以改变。为了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重演，IMF 应对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顺差的主要工业化国家提出调节的要求，迫使它们降低利率，减少甚至取消贸易保护主义，这将有助于减轻危机中国家的外债负担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提高出口和偿还外债的能力。另外，IMF应改变一揽子政策的做法，根据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考虑经济增长能力、调整需要的时间和承受能力，并适当考虑成员国的国内社会和政治目标、经济特性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引起危机的原因等来制定援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