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货币论文,制约因素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区域化、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金融的跨国传染效应及其外部性越来越明显。[1]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经济金融乃至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均产生了全面持久的影响。在金融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明显加强，金融危机广泛和快速国际传导的特点使各国金融稳定的联动性日趋明显，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间货币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1]不论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中、日、韩财长级会议(10+3)，还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东亚地区（注：本文中的东亚范围界定为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和韩国，即“10+3”。）的货币金融合作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首脑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制约因素
货币合作可能指最浅层次的国家间合作，也可能是指最高层次的单一货币、单一中央银行以及统一的货币政策。货币合作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危机救援机制的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以及单一货币区的形成等。根据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标准进行衡量，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共同货币区所必需的一些条件，因而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根据货币区的相关经济趋同标准，在现阶段尚无法就此认为东亚就能够建成货币联盟。对于东亚来说，现阶段要建立货币联盟还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制约因素。东亚地区必须寻求一些具体的对策，逐步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一）经济趋同障碍
经济趋同旨在解释一组经济区域在何种条件下适合于组成一个货币联盟或者进行货币一体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衡量标准，它包括经济政策偏好的一致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较高的经济开放程度、高度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性、劳动力工资与产品价格的高度灵活性以及财政的一体化等六个方面。而根据1992年2月7日正式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参加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必须达到的四项经济趋同标准为：通货膨胀指标、利率指标、汇率指标以及赤字与债务指标等。现阶段，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直接阻碍了该地区货币联盟的形成。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欧元启动前欧洲各国相比相距甚远。而根据最佳货币区衡量标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才更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实践也表明，欧洲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就伴随着人均产出等经济指标方面的趋同。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尚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一体化过程。
表1 1995-2003年东亚四国与其他地区经济组织年通货膨胀率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财经数据栏目相关内容整理。
而且，从通货膨胀率相近性来看，1995-2003年东亚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表1）。根据哈伯勒(Haberler)和弗莱明(Fleming)提出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衡量标准，或者根据趋同标准——实现高度的物价稳定，东亚现阶段都不具备实行货币联盟这一必要的特征。[5]
（二）政治障碍
Mintz(1970)和Cohen(1993)强调了“政治因素”在形成最优货币区中的决定性作用。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主权国家的权力安排。罗伯特·蒙代尔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也表明，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作为后盾。相比较而言，东亚政治多元化将是东亚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障碍因素。艾齐格林(1997)指出，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目前，虽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但由于日本至今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的反省，因此，日本尚难以取得东亚各国的政治信任，即使建立货币联盟也不可能以日元作为锚货币。而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基于最优货币区考虑的分析表明，这种设想在短时期内尚有困难，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均对人民币成为亚洲主导性的支柱货币极其不利。
此外，东亚国家领土纠纷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随时都可能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也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因为欧洲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资本市场，而亚洲却完全没有；欧洲选择了一种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据此，蒙代尔提出，亚洲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采用一种以在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为目的的平行货币（注：所谓平行货币是指由主要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等按照一定的权重交由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并由其储备金加以支持。），而不是取消本国货币。
（三）东亚在现阶段尚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成员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初衷就是想通过最小的权利让渡代价以获取最大的公平收益。所以在N种独立货币的经济主体之间，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就会遇到“第N种货币问题”，即在新的共同货币创造之前，成员国为了规避国家霸权的出现，极不情愿采用区域内某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趋同又不得不选择区域内一种主要货币作为法币并使其他货币与它钉住。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德国马克作为锚货币，并让德国决定整个欧共体的利率，从而解决了“第N种货币问题”。[3]但是，与欧共体相比，东亚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日元虽然是一种国际货币，但是日元在东亚进出口结算中的比例仅占30%，而美元却占到了70%。由此就决定了日元在现阶段尚难以成为东亚地区的锚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但是现阶段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等就决定了人民币难以成为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四）东亚地区缺乏超国家权力的共同货币机构
围绕如何建立东亚地区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救援机制，东亚各国特别是日本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曾经提出了若干构想，如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东亚货币基金、构建区域性的危机早期预警系统与监督系统等，但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等的反对一直未能实现。就亚洲货币基金而言，东亚国家寄托其只是紧急互助职能，以规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援救条件。而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并非是一个具有像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拥有超国家主权、并可以对违约成员国行使处罚权的货币职能机构。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一方面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如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国家主权的货币职能机构。
综上所述，从政治经济合作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于合作预期能够带来的共同利益的追求促进了东亚货币合作趋势的增强；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东亚经济相互趋同性逐步增强，这些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乃至建立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从商品市场一体化角度来看，东亚适宜于建立一个共同的货币区；而从外部冲击对称性、要素市场灵活性来看，东亚像欧盟一样具备了实行货币联盟的一些必要特征，很有可能成为继欧盟之后的又一个共同货币区。2003年6月总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正式开始运作，标志着亚洲区域金融合作进入新的阶段。这必将有利于改善本地区的融资结构，维护亚洲经济金融稳定以及促进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但从现实经济趋同角度来看，在现阶段由于东亚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各国的经济结构、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以及政策目标等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分明的层次性。另外，政治障碍也直接阻碍了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所以，东亚在现阶段要建立类似于欧元区的区域货币联盟是不太现实的，东亚要想建成共同货币区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政策建议
在东亚货币合作的现有方案中，由于东亚地区传统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缺陷已经给东亚经济体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所以进一步强化该种制度的建议方案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由日本学者和政界所极力推崇的建立东亚日元区方案，则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目前实施的可能性较小。建立东亚货币篮子方案由于缺乏一个内在的货币锚使其现实可操作性较差。而建立人民币货币区设想在短时期内变为现实尚有较大的困难。一些学者已经为推进东亚由区域货币合作逐步过渡到共同货币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如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Bayoumi和Mauro(1999)、Yuen(2000)等，结合他们的对策主张，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步骤分阶段渐进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第一步，从东亚具体现实出发，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现有的汇率制度框架下加强区域汇率政策协调，以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实际上，由于东亚国家或地区普遍恐惧汇率浮动(Reinhart,2000)，[2]因而在货币危机过后，东亚许多货币实际汇率制度安排又恢复到钉住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进行区域汇率政策协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步，东亚一些具备条件的次区域可率先建立次区域货币区。目前，东亚尚不具备进行区域整体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但是一些次区域已经具备了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如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估算了东亚国家之间潜在冲击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供给冲击对称的亚群(sub-groupings)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且，后一亚群的需求冲击也是高度对称的。据此，Bayoumi和Eichengreen认为，这两组亚群国家可率先形成各自的货币区。Yuen(2000)实证地评估了东亚经济作为潜在货币一体化的合意性。Yuen提出，因为东亚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所以区域货币一体化适用的方式应从更小的亚群(sub-groupings)开始。基于潜在冲击对称性、地缘亲近性和社会文化相容性，Yuen认为，东亚存在着三个亚群，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这些亚群可率先建立次区域货币区，然后在实现必要的前提条件、取得充分趋同之后，再最终形成东亚共同货币区。
第三步，在次区域货币区建立后，次区域货币区应在东亚范围内加强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利用次区域货币区货币一体化的自我增强机制，类似于欧盟建立欧洲汇率机制一样，推动东亚统一汇率机制的建立。
第四步，在东亚统一的汇率合作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磨合稳定之后，可考虑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并成立地区内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完成从“一个国家、一种货币”到“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过渡。至此，东亚可能的共同货币区才真正变为现实。因此，东亚建立共同货币区尽管任重而道远，但仍将是继欧盟之后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共同货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