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与我国二十年来的历史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课题论文,年来论文,走向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历经10年浩劫，人心思定，人心也思变。如何正确处理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10年动乱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继而恢复和发展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人们把目光聚集“文化大革命”的轨迹，重新审视它的时候，无论如何回避不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一笔政治遗产。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严肃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然而，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却先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而在党的十一大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党内一些同志在“维护毛泽东决策”的旗号下，仍力图维护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本应开始的历史转折未能立即启动，拨乱反正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坚冰。当复出的邓小平率领全党深入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之际，党内外却又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30年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拼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某些人，妄图把中国刚刚启动的改革车轮引向歧途。但就党内外持有两种不同错误倾向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就他们的认识而言，实质却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作祟。两种观点都不懂得或不愿把毛泽东的功绩与他的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的一生与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区分开来。而能否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能否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能否走出危机和迷误并开创新局面的关键。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关键历史时刻和复杂形势面前，邓小平率领我们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认识、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这个历史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既然两种错误倾向的认识根源主要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那么，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关键就在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还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的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给中央写信指出，必须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月，他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是错误的。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邓小平以极大热情支持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以此开启了全党思想解放的闸门。
另一方面，针对解放思想大形势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议论，特别是针对一股刚刚露头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想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9月，他两次对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亲自领导和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他先后9次对《决议》草稿提出重大修改意见，并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应是整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他着重强调，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进行恰当的批评，决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决不能丢，否则，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决议》的制定，表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初步完成，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列宁曾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的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同样，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必须对自己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评价。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历来是一个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苏联甚至东欧国家政局的长期不稳定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这一严重历史后遗症，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为苏东剧变的重大诱因之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既对多年来的“左”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确保了历史转折关头党、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总结历史，绝不单单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更是为了开辟未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解决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促进了工作重心转移的进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前提。在解决这一课题的时候，邓小平始终注意在批判“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在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而如果没有后一个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自己的全部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中的成功应用，不仅展示了党的勃蓬生机和活力，也昭示着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
二
在着手解决第一个重大课题的同时，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重大课题也摆在了党的面前，这就是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早在50年代中期，党就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不可能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应当在既有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并且，党曾为寻找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探索。中共八大以及毛泽东集全党智慧及经验所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着力探索解决的各种关系，要求全党迅速把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党还大致构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蓝图，酝酿或讨论过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的理论建树和成果，把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相当的水平，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和探索起到奠基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曾因此而获得蓬勃生机与活力。60年代初，党根据农民的首创实践，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同时，工业、商业以及其他各行各业，也通过纠“左”和总结教训而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新时期最初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乃至全国的全面改革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也为新时期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部分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党坚持独立自主、不倦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自立自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令人痛心的是前30年的艰辛探索并未最终找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甚至还发生过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因此，怎样看待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怎样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中国自己的实际，找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前30年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毫无疑问地具有重大的“拓荒”价值。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二大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主题的揭示，再到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特别是到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穿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光辉足迹，汇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伟大成果。正是这些铸成了邓小平理论，铺就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共和国5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既是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重要篇章，也是共和国前30年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益探索的延续和拓展，是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积淀，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历史性突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区别开来，从更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92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突破，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已臻于成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
如果说，“走自己的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那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则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实现的重大理论突破，两者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理论支点。从根本上说，正是找到了这两大支点，我们才有可能充满信心和勇气地直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跨世纪的难题，并初步系统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党对第二个重大历史课题的科学回答，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且还在于以成功的实践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科学回答集中体现的邓小平理论，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新的境界、新的水平、新的判断和新的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三
2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头出现过短暂的徘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排除重重阻力，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科学地回答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重大历史课题。它不仅给予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特别是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以严谨准确的定位，稳定并统一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且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的枢纽。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党才能领导人民继承历史的丰厚遗产，又摆脱历史的重负，继续探索前进，并初步成功地回答和解决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教训以及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遇到的挫折，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抉择面前，具有何等的远见和魄力，作出了何等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之后，党和人民再度面临新的严峻考验。首先，国内外、党内外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一些不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猜测和疑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反动势力，则等着中国出乱子。其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但同时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在世纪之交，如何继承邓小平的遗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逝世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个重大课题，再次作出了科学的、坚定的回答。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会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从而向党内外、向全世界一切关注中国历史走向的人们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新道路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政治的、理论的信仰。党还努力从本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党同样先后把这两大理论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归根结底，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客观的要求和历史的选择。因为80年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所有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所有进步，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因为50年来，共和国的所有辉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因为20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强大活力与生机的再现，同样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
在纪念共和国50华诞、追抚50年的历史足迹的时候，面向共和国未来更美好的前景，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只要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再经过50年的努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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