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春秋论文,思想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1－0001－07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但是学术界一般将之视为小说，因而相关的汉代思想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中论及的就很少。在这里，笔者根据史学学科的基本范畴，比较详细地考察其所蕴涵的史学思想，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仁指正。
一、《吴越春秋》的相关研究
(一)《吴越春秋》学科性质及其学术价值
从古至今，大多学者都认为《吴越春秋》属于史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之归属于“史部·杂史类”，只是认为其史学价值不是很高。《隋书·经籍志》言“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今人许殿才先生认为“《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其史料价值在于，“专门叙述吴越之史”，“比《史记》等书详尽得多”，“有些史实与他书互有异同，可以起到参证作用”。叶建华先生认为，“《吴越春秋》实际上是一部融编年、纪传、本末为一体的特殊史书”，其“所反映的是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吴越民族起源、发展和衰亡全史”[1]。与之相同，乔云峰先生也认为，“《吴越春秋》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其史学价值体现在，一是“史料具有很大的真实性，补充了正史中吴越史料之不足”，二是体例上独创“以纪传体为主、以编年为头绪来铺叙两国史实的国别史、记言记事相结合”的“小说手法写史”[2]。
自清代开始，一些学者认为《吴越春秋》属于文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晔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由螣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元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今人陈中凡先生指出，《吴越春秋》是属于文学类的小说题材，它记载了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梁宗华指出，《吴越春秋》“是一部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雏形小说”，“全书紧紧围绕着吴越两国霸主斗争展开，着重描写阖闾、夫差及勾践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叙事富于故事性”，“显现人物性格”“调动了虚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如描写“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富于个性的动作和语言”以及“场面的渲染、气氛的烘托”等[4]。黄仁生先生也说，《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5]。
至于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吴越春秋》的学科性质，笔者以为仓修良先生的意见最为中肯。仓先生说，正如鲁迅先生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样，应该首先肯定其史学地位，又肯定其文学价值，“两者并不矛盾”。
(二)《吴越春秋》的思想旨趣
由于学者的目光大多投放在《吴越春秋》的学科属性上，而对其思想旨趣的揭示则相对比较薄弱，而且意见也比较趋同，普遍认为是复仇。黄仁生先生指出，《吴越春秋》的价值是“申明复仇报恩之义、弘宣忠信仁义之道和探讨兴衰成败之理”[5]。罗俊华分析说，《吴越春秋》围绕“复仇主题”展开，具体有“血亲”、“侠义”和“部族(国家)”等类型，而在实践中则有伍子胥的“阳谋复仇英雄”和勾践的“阴谋复仇之神”；所以它“是一部复仇之书”[6]。吕华亮认为，《吴越春秋》“不仅具有浓厚的复仇报恩思想，而且还蕴涵着尚德、尚奇思想”[7]。刘晓臻认为，有三方面思想：“复仇与报恩”、“占卜与占梦”和“关注国家的兴衰成败来劝诫后世的经世致用”[8]。商光峰认为，“该书极力宣扬有仇必报的思想观念，并把国家的兴衰存亡归结到君臣是否遇合这一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上”[9]。王鹏在经学视野下，认为除了“复仇报恩”之外，还有忠孝仁义、“天人合一”、“谶纬神学”和“慨叹兴衰”的意趣[10]。梁琦分析了《吴越春秋》快意恩仇的原因主观上是赵晔的内心拥有“古儒侠意识”及其“走向内心世界的率性与恣意”，客观上是今文经学的影响、想象和虚构的创作手法[11]。
综上所述，《吴越春秋》作为一个学术热点，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其所争议的问题，也因讨论的深入，渐趋一致。但是从历史学学科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有关其史学思想的论析，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二、司马迁阴翳中的鉴戒史学观
披阅《吴越春秋》，如学者所讲，主要是记述复仇报恩的历史故事，仿佛应该归属于文学类的小说。但是如果透过复仇报恩的表象，与司马迁《史记》相较，就会发现，《吴越春秋》的史学学科性质的主张，很自然地在《史记》阴翳之中。换句话说，《吴越春秋》是接着《史记》来讲的，其史学思想也是《史记》的延续和发展。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自己撰写《史记》的动因：“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这里，“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当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一家之言”则是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或任务。在《吴越春秋》里，赵晔虽然没有直接表白其撰写的动机，但是本着《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将记述的主题拘囿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显然是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赵晔也没有宣言自己撰写史书的动机是“成一家之言”，但实际上如《史记》一样，《吴越春秋》也确实在学术史上占据着独有的地位和价值。
但是《吴越春秋》又不全在司马迁的阴翳之中。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虽然客观上其鉴戒功用不可估量，但主观上仿佛更多是出于学术目的。《吴越春秋》客观上有“成一家之言”之妙，而主观上选择先秦吴、越两个诸侯国的盛衰兴亡为考察的对象，其鉴戒的功用似乎比《史记》更为鲜明。
读《吴越春秋》可以发现，鉴戒史学观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现当代的史实为鉴戒。《吴越春秋》卷三记载伍举以楚庄王的“匏居之台”鉴戒楚灵王的“章华之台”。卷十记述吴王夫差被勾践战败，希望能够向之前勾践臣服自己一样臣服勾践，勾践心存恻隐，准备允准，范蠡劝谏说：“君何忘会稽之厄乎？”卷五记述吴王夫差临死后悔没有听从伍子胥和公孙圣的劝谏，遗嘱繴组遮蔽脸面，“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卷十记述勾践功成之后要杀文种，文种后悔地说，“后百世之末，忠臣必以我为喻矣”。另一种是以古代的史实为鉴戒。卷五描述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不要伐齐，遭拒绝，被威胁杀头，“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诛臣，参与桀、纣。大王勉之”。卷七记述越王勾践被迫到吴国做奴仆，大夫扶同(逢同)劝谏勾践说：“昔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石室”，“汤改仪而媚于桀，文王服从而幸于纣。夏殷恃力，而虐二圣；两君屈己，以得大道。故汤王不以穷自伤，周文不以困自病”。可见，无论是近现代或是古代的史实，都是教育人们学有所本，做有所依。
由上所述，《吴越春秋》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可谓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
(一)“天人合一”观念下的积极创造历史观
《吴越春秋》既受司马迁史学理念的影响，那么，在历史观上，也同样承继了司马迁的天人合一观念。但读《吴越春秋》，我们知道，赵晔的天人合一的“天”，并不仅仅是指自然，而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说规则。也就是说，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人只能遵守规律，展示自己创造历史的能力；但是人不能违背历史的规律，否则就会走向失败。卷十记述范蠡在勾践灭吴之后，对文种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显然，范蠡所谓的“春生冬伐”“泰终必否”，就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人处在历史发展之中，就应该顺应其规则，即所谓的“知进退存亡”。范蠡自认自己是一个能够遵守历史规律的人，“蠡虽不才，明知进退”。他劝谏文种要功成身退：一方面是客观上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另一方面是主观上越王勾践的本性所决定，“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所以，“子若不去，将害与子，明矣”。卷七扶同劝谏勾践要忍辱负重时说：“兴衰在天，存亡系于人。”由此，借助于范蠡、扶同的话，赵晔主张，在遵守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历史。
那么，身处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如何积极地创造历史呢？读《吴越春秋》，我们知道，赵晔是这样主张的。
第一，要审时度势，即把握历史发展的时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卷八记述越王勾践九年，从吴国回国后的第三年，就想着复仇，其时大夫扶同、范蠡、苦成、浩进与句如(皋如)都劝说时机未成熟。苦成说：“今吴承阖闾之军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亏，战胜未败。大夫嚭者，狂佞之人，达于策虑，轻于朝事。子胥力于战伐，死于谏议。二人权，必有坏败。愿王虚心自匿，无使谋计，则吴可灭矣。”句如说：“天有四时，人有五胜。昔汤、武乘四时之利而制夏、殷，桓、缪据五胜之便而列六国，此乘其时而胜者也。”又，关于吴王夫差囚禁勾践而未杀之事，《吴越春秋》多次说是夫差不能顺从天意。卷七伍子胥正面劝谏夫差：“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夏为汤所诛，殷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臣谓大王惑之深也。得无夏殷之患乎？”卷五记述勾践伐吴，夫差试图求和，勾践说：“昔天以越赐吴，吴不受也。今天以吴赐越，岂可避乎？”卷十说范蠡劝诫勾践：“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可逆命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君何忘会稽之厄乎？”由此，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夫差之固执与勾践之顺应，恰恰构成正反两个结果，警告遵从历史规律的重要性和严酷性。当然，在汉代谶纬弥漫的社会思绪中，顺应历史规律被天命论的神意史观所笼罩，反而显得异常神秘。如卷七吴王夫差要召见勾践，勾践恐惧被杀，范蠡占卜时日，指出，戊寅日是“不以罪罚日”，可以放心大胆去；卷八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国之时，着急回到阔别两年的宫殿，范蠡占卜之后说，是个回宫的好日子，但是需要奔驰而行，“王当疾趋，车驰人走”；又，勾践想选择“今日上明堂，临国政，布恩致令”，范蠡占卜说“今日丙午日也”，等等，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喜欢占卜择日来确定事宜的实际，又说明了把握并顺应历史规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第二，要拥有物力，根据自然发展的规律，积极从事生产聚集财富。卷九记述计倪对勾践解释“死生真伪”的自然规律，“天地之气，物有生死。原阴阳者，物贵贱也。明孤虚者，知际会也。审存亡者，别真伪也”。所谓“生死”，就是依据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人们一定要保障在春有种，在夏有苗，在秋有收，在冬有藏。否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四季都有可能死亡。所谓“真伪”，就是依据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及时予以管理，如春播时年老人督促年少人耕作，夏长时要清除“苗秽”即杂草，秋收时要提前准备工具及时收获成熟的粮食，冬藏时要将新粮贮存陈粮发放，以造就“君乐臣欢，男女及信”的和谐、诚信社会局面。否则，就会违背自然的规律，四季也都有死亡的可能。可见，无论是农作物的生长或是管理，都存在着生的希望和死的威胁。前者谓之“死生”，后者谓之“真伪”。在计倪看来，只有遵从自然的规则，做到“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才有拥兵于外的条件。卷八则说勾践回国之后，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积极发展经济。“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由此可见，《吴越春秋》重视经济，重视物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既体现了其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又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第三，要得民心，要不断地满足和顺从民众的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卷八记载文种对勾践揭示发展经济的本质就是“爱民”，“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具体说，“利之”就是“无夺民所好”，“成之”就是“民不失其时”，“生之”就是“省刑去罚”，“与之”就是“薄其赋敛”。总之，就是“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卷十记载勾践推行繁殖人口的政策，“令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女子十七未嫁丈”，“夫二十未娶”，“其父母有罪”。“生男二”或“生女二”，“赐以壶酒”“一犬”或“一豚”。“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而简锐之”。为此，勾践很自豪地对申包胥自述其为报复吴国而做的有利于民众的两项政绩：“吾博爱以子之，忠惠以养之。吾今修宽刑，欲民所欲，去民所恶，称其善，掩其恶”；“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损其有余，使贫富不失其利”。由此可见，《吴越春秋》重视民众的历史作用，既是对先秦诸子民本思想的吸收和承继，又体现了朴素的民众创造历史的史学观念。无疑地，无论是当时或当下，可以说，这都是一种进步的史观。
第四，要拥有知识，要拥有众多的掌握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帮助。卷七记载勾践在败降夫差时，已经意识到作为君王应该更广泛地选贤任能，而作为大臣则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夫推国任贤，度功绩成者，君王之命也；奉教顺理，不失分者，臣之职也。”卷九记载计倪对勾践建议要尊重慎用知识分子：“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若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选左右，得贤而已。”如西伯昌得姜太公而王，齐桓公得管仲而霸，“故《传》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在如何获得知识阶层的支持方面，《吴越春秋》没有过多的文字记载，但是在卷七勾践归降吴国临别之时，越国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即大夫文种、范蠡、苦成、曳庸、皓进、诸稽郢、皋如和计倪分别陈述了自己要履行的职责，以求勾践放心到吴国服刑；卷十勾践要准备伐吴之时，“乃请八大夫”商议，曳庸提出“审赏”，苦成提出“审罚”，文种提出“审物”，范蠡提出“审备”，皋如提出“审声”，扶同提出“广恩知分”，计倪提出“候天察地”，等等。虽然两次大夫的人数和名字有所不同，但是起码说明，勾践的复仇灭吴战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拥有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所构成的战斗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知识文化，精通各个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说，知识创造历史，当是赵晔最基本的历史观念。
第五，要得神意，根据民俗信仰的实际，引领社会意识和民众精神创造历史。卷八记载勾践回国之后试图正式管理国家，请范蠡协助支持。范蠡在构筑城池的时候即以原始巫术的形式聚拢民心并激励勾践。“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侍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范蠡对勾践解释说，“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卷九记载勾践接受文种的建议，率先“尊天事鬼”：“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济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祀鬼神二年，国不被灾。”虽然今天看来，范蠡构筑的方式很是荒唐，但是在当时巫术盛行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起到了既遵守天意又能振奋民心的作用；而起神坛祭祀东王公、西王母和山川，一方面是两汉之际神灵崇拜的折射(因为作为神灵崇拜的偶像，西王母出现的时代能够追溯到先秦，但是东王公的出现却是在莽新时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勾践(或赵晔)注意到意识形态或精神控制在政治生活和历史创造中的巨大作用。
第六，要用计谋，根据时势发展的态势，采取相应的计策，以达到顺应历史规律并实现自己愿望的目的。卷三记载楚国费无忌设计陷害楚国太子建和伍员，卷三记载伍子胥向吴国公子光推荐专诸刺杀吴王僚，卷七记载范蠡建议勾践品尝粪便以讨好吴王夫差，卷九记载计倪建议勾践要重用知识分子，等等，可以说，一部《吴越春秋》充满着阴谋诡计。当然，其中最具代表的还是卷九文种所提出的灭吴“九术”：
1.“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2.“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依喜其臣”：
3.“贵糴粟蒿，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
4.“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5.“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
6.“遗之谀臣，使之易伐”；
7.“强其谏臣，使之自杀”；
8.“君王国富，而备利器”；
9.“利甲兵，以承其弊”。
显然，上述“九术”，其中第一、八、九等三条是对自己来讲的，一是要从精神和意志方面加强控制，二是从物质方面准备充足，三是要把握好时机；第二到七条主要是对对方而言的，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物质财富来扰乱对方的君臣和君民关系，使之各自沉溺在极端的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和自保。卷十记载勾践责备文种：“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由此可见，计谋之重要和危险。如果将计谋看作人创造历史的基本方法，那么，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运用计谋，可以说，正是积极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由此而言，使用计谋不仅不可指责，而且正是历史发展规律之体现。
综上所述，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由此而言，知识之重要，正在其能够渗透其中的奥秘，认识和掌握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势、财富、民众、神意乃至计谋等因素。仅此而言，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亦即历史主体契合历史客体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可谓是赵晔为首的汉代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阐释。
(二)“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
在史学观念上赵晔秉承了司马迁的旨趣，体现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就是“寓论断于叙事”。众所周知，司马迁吸收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既要保留历史的原貌，又要体现自己鲜明的历史见解，于是在《史记》中一方面借助于“太史公曰”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叙事委婉地表明自己的爱憎。与《史记》不同的是，《吴越春秋》几乎没有任何一句直抒胸臆的话，但在叙事和借助于历史主人表明自己的意见方面，却做得淋漓尽致。
披阅《吴越春秋》，我们感觉，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
整体史学的方法论。所谓整体史学，顾名思义，就是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整体史学的旨趣是站在历史发展现实的高度，回顾已经消逝的过去，以理智的态度，冷静地剖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评判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揭示人们的历史选择和行为在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律进程中的契合程度，寻求其是非得失，从而为后来者提供鉴戒。考《吴越春秋》整体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主义的眼光。所谓历史主义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源流。《吴越春秋》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称霸事迹，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两国的历史予以简要的追溯。关于吴国，卷一追溯吴之前君太伯及其世系，说明吴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卷二叙述吴王寿梦事迹，说明吴楚之间紧张关系的由来，卷三记述吴王僚指使公子光率兵伐楚，说明公子光夺取政权的缘由及其如何称霸，卷四、五则详述吴越之间的征战败降关系。关于越国，卷六追溯越之前君无余及夏禹等事迹，卷七追叙勾践降吴“入臣”，卷八记述勾践“归国”，卷九描述勾践阴谋伐吴，卷十则详述勾践伐吴。可以说，作为“外传”，后六卷完全是对前“内传”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国际历史”的眼光。所谓“国际历史”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时代环境。《吴越春秋》虽然记载的是吴越两国的事情，但是常常将两个的关系置放在当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下，予以整体的考察。卷五记载齐国大夫成恒企图篡夺政权，又担心其他大夫的反对，于是穷兵黩武，侵伐鲁国。孔子指使子贡先后出使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挑拨齐国与吴国的关系，让两国开战，为越国复仇伐吴、晋国伐齐制造机会。可以说，这既是子贡外交的胜利，又是赵晔“国际史观”的体现。尤其是当子贡见到越王勾践时，勾践以偏处一隅而自谦，“此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又，卷四记载吴王阖闾对白喜自谦，“寡人国僻远，东海滨”，等等，显示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之下吴、越两国的地位和关系。这种“国际历史”的眼光，为深入认识吴越两国的战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眼光的深化。整体史学的方法不仅使《吴越春秋》在详述事物首尾、考究事物因果方面显得清晰深刻，更重要的是其在史学编纂方面，兼具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征，甚至有纪事本末体的韵味。正如学者所指出：“《吴越春秋》不仅有自己严格统一的体例，而且叙事更是首尾完整，‘本末咸备’，更具本末体的特色。”[5]
辩证分析法。所谓辩证分析法，就是以发展的跟光看待事物的是非、祸福之间的互相转化。《吴越春秋》对于辩证分析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话直接说出来。卷九伍子胥劝谏夫差不要卖粮给越国，“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吉往则凶来，是养生寇，而坡国家者也”。卷八记勾践回国之后不到三年就想报复吴国，范蠡劝谏说：“臣闻峻高者聩，叶茂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唱，气有盛衰……今吴乘诸侯之威，以号令于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浅，道狭而怨广，权悬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军退，士散而众解。臣请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吴之君臣为虏矣。”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编纂中，故意将相互矛盾之事物放在一起予以叙述，如楚国的大臣伍举与费无忌，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与太宰嚭，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可以说构成了历史发展中的正与邪、是与非、进步与落后的两个方面，而其中的互相转化，则演绎并体现着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辩证分析法使《吴越春秋》在历史发展形式和规律性揭示方面，增加了力度和深度。
价值评价法。所谓价值评价就是对历史事物予以是非善恶的判断。可以说，价值评价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诉求。因为《吴越春秋》是借助于纪事来表明自己的观念，所以其价值评价没有像“太史公曰”似的直接表白。大致上，《吴越春秋》的价值评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助于“他者”的述说。卷五子贡对勾践评价吴王夫差、伍子胥和太宰嚭：“夫吴王为人，贪功名而不知利害”；“为数战伐，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谗人益众。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太宰嚭为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辞以内其身，善为诡诈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后，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子贡如此坦诚的话语，不仅是感动其时的勾践，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为之动容。二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自省来判断之前的言行。卷五伍子胥被夫差赐死，说被离：“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雠。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自惜，恐祸及汝。”说夫差：“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卒得汝之愿，公子多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忘我定国之恩，凡赐死我，岂不谬哉！”三是借助于叙事表明对历史的评价。卷一追溯吴国远古历史，说其祖季历“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卷十勾践灭吴范蠡退隐之后，“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文种虽然一再表明忠心，仍然不免被赐死，应验了夫差的“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的警告。显然，无论是“他者”、自省或叙事，《吴越春秋》始终本着“寓叙事于论断”的宗旨，曲折隐晦然而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
三、神话传说话语中的民间史学性质
《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搂挹而出，大致有如表1所列。
这些神话传说，固然体现了《吴越春秋》的文学价值，增添了可读性，但是以今天科学理念看来，可以说又降低了它的史学价值，因为那些神话传说无疑是荒诞的，查无实据的。但也因此表明了《吴越春秋》的民间史学特质。因为神话传说增强了历史发展的神秘性，体现了民间文化中天命神意的观念，似乎历史发展冥冥之中有着因果报应的宿命倾向。
如前所述，关于《吴越春秋》的思想旨趣学者们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复仇报恩和侠义精神。还有的学者指出，除了“宣扬复仇主义”之外，《吴越春秋》的主题还在于“对历史进行反思”、“崇尚侠义精神”和“突出江南情怀”[12]。在这里，普遍的历史反思即历史经验的借鉴，正是民间知识和智慧的反映，而侠义精神又被认为是“与儒家伦理根本对立的一种道德观念体系”，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的“一种朴素的精神武器和反抗的方式”，“侠义精神是中国平民独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13](P76－77、69)。置放在东汉中期的背景下，“突出江南情怀”更可谓是其时民间文化的反映。
从本传可知，赵晔一生所担任东汉政府的官职，最高不过“县吏”，而且时间很短，嗣后大半生都在研读《诗经》。由此，就其生活阅历而言，赵晔应属于民间知识分子；而就其思想倾向而言，则应属于儒家。可见，《吴越春秋》作为史学论著，属于民间知识范畴。考究其因，则可说是经过两汉之际儒学普遍发展、深入民间的产物。作为专门的叙事性史学论著，与《潜夫论》和《论衡》相比，《吴越春秋》的时代性、政治性和学术性似乎要稍逊一筹；但作为史学编纂的体裁，却是史学论的论著《潜夫论》和《论衡》所不能比拟的。
收稿日期：20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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