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评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先后侵略了我国和欧、亚许多国家的许多地区。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控制和影响民众，它们都多多少少搞过一点文学。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在德占法国时期在德国控制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成了附逆作家，这是纪德一辈子想抹也抹不掉的污点。日本先是在东北，后是在华北，继而在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由敌伪政权一手策划，办了不少文艺刊物或在报纸上开辟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一些附逆作家，依仗敌伪政权做后台，也办了一些文艺刊物。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接受党的领导的爱国进步人士，则打入文艺部门，开展情报工作，同时发表作品，借以掩护自己，于是就有了沦陷区文学。在“左”的文艺思潮影响下，绝口不提沦陷区文学是极其片面的。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至九十年代后期，有人主编了一部《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灏灏瀚瀚，总数达五六百万字，可与1917——1927年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相颉颃。在该《大系》的《总序》中，主编既没有对附逆作家的谴责，也没有对沦陷区文学中恶劣倾向的批判，更没有对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险恶环境下开展工作和进行写作的赞颂，而是笼而统之地、一塌括之地对沦陷区文学作了肯定，称誉它们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对收入《大系》的篇目，一篇篇地具体分析，探究它们选收得是否得当，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就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与《总序》作者商榷。
一、对沦陷区作家和沦陷区文学不能一概肯定
在八年抗战中，全国人民拼死抗日，进行了两个民族、两种命运的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民抗战中，终于取得了百年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但在抗日战争中，确有极少数民族败类，投降日本，依附敌伪政权，干下了背叛民族、败坏抗日的坏事、丑事，人们称之为“汉奸”。其中有些人则是附逆作家。他们或担任过日寇部门的职务，或担任过敌伪政权的职务，或担任过敌伪政权的报章、杂志、书店经理、编辑等职务，或在敌伪的报章、杂志、书店大量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或参与敌伪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活动，对国家、民族、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过。本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附逆作家理应受到惩处。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忙于发动内战，除罪恶昭彰的文化大汉奸周作人等有数几个人被装模作样逮捕法办外（但在狱中又受到优待），其余附逆作家则全都成了漏网之鱼，未受惩处。他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才认真开展了惩奸运动，对文化汉奸作了严肃惩处。但由于解放区只有一些小城市，惩处的只是一些文化小汉奸，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汉奸并未得到惩处。于是在中国文学领域内留下了一大后遗症：1946年以后出生的文学爱好者几乎完全不了解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哪些附逆作家，也不了解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所起的坏作用。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需要“填补空白”的话，这个“空白”之一便是要做好沦陷区文学的分析、批判、评价工作，补上这一课。其实，沦陷区文学中存有四类作家，四类作品，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伪部门，以敌伪的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也发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文学；二不搞反共反人民的文学；三不搞为敌伪粉饰太平的文学。他们以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在灰色文学的外衣掩盖下，教育人民爱国进步。这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另一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他们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店，写文章，形形色色，实际上搞的是“皇民文学”，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类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又一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他们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大量发表文章，在敌伪控制的书店里一本本出书。他们宣称不谈政治，但在总体上，实际上却有利于敌伪的统治。他们或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标榜人性，写所谓人性之善恶；或搞色情文学，或作无病呻吟；或写风花雪月，或写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或谈狐鬼神仙。可以当时红得发紫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还有一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和由他们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当时他们还谈不上是作家，人数很少；因当时敌伪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办的文艺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因此他们在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四类作家，四类作品，这就是我们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认识和区别对待。
要不要对沦陷区文学进行研究？要！要不要对沦陷区文学出个选集？要！如上所述，沦陷区作家并非铁板一块，沦陷区文学中也还有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如果要编沦陷区文学选，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一类作家在沦陷区写的隐晦曲折地表现爱国进步和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品、文章多收一些；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二类作家写的媚日、反人民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选收一点，在注释中揭露其恶劣倾向，以教育后人；第三类作家写的思想上无害、艺术价值尚高的作品也可选收一些；第四类作家（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的有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也可选收一部分；表明自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在中国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文学。告诫后人，一旦外国侵略者入侵，绝不能投降侵略者，绝不能当附逆作家，绝不为敌伪涂脂抹粉，歌舞升平。《总序》的作者，对沦陷区文学中这一根本性的大问题避而不谈，却侈谈什么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和“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我以为，这是《总序》的最大缺失！
二、错把少数爱国作家的觉悟当作“大多数沦陷区作家”的共同心态
《总序》一开始，就引用了季疯《言与不言》一文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领略其万一！”“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而无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季疯的话说得很好，但在沦陷区作家中具有季疯这样的觉悟的，只有上述第一类作家和第四类文学青年中的绝少数才会有；至于第二类、第三类作家，他们根本不曾“不言”，而是“言”而无忌，“言”而自由，“言”而乐甚，根本没有什么“苦”。《总序》的作者竟把沦陷区中少数爱国进步作家的觉悟当作“大多数沦陷区作家”的共同心态，是大错特错了！
在沦陷区里，有没有始终“不言”的作家呢？有！抗战前即已非常知名的夏丐尊即是一个。他由于种种原因去不了大后方，但他在沦陷区里始终“不言”。他以沉默冷对敌伪的杀掠和欺骗！
“言”而不失爱国进步作家身份的则有王统照、许广平、楼适夷、王元化、柯灵、师陀、吴岩、徐调孚、唐弢、关露等作家（大多用化名发表文章）。他们在敌伪的屠刀下，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关露甚至在“女作家座谈会”上宣称：“现代女作家则喜欢丁玲，她的作品大胆而富有热情。由于她的生活经验宽广，她的题材是现实的，而且能向广而深的方面发展。”而当时丁玲正在解放区奋力抗日！
难得一“言”只是在不得不言时才一“言”的是傅雷。当张爱玲走红上海时，傅雷觉得已到了非“言”不可的时候，他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批评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他在文章（发表于柯灵主编的《万象》1944年5 月号）一开始就说：“在一个低气压的年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这是傅雷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估计，这一估计要比《总序》的作者把沦陷区的文学说成从“真正复苏”到走向“兴盛”要符合实际得多，正确得多！傅雷在肯定张爱玲的《金锁记》所取得的成就后，接着就对张爱玲的小说开展了批评，指出《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 其它“长长短短之六七件作品， 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 （某一主题的变化）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而后，他尖锐地批评了《连环套》。傅雷特别声明，《连环套》“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我不责备作家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傅雷当时身处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他完全可以“保持谨慈的缄默”，但当他认为不能“不言”的时候，他还是出而一“言”，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然而，在沦陷区作家中，像傅雷这样善于“言与不言”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怎能把“大多数沦陷区作家”特别是附逆作家也归之于这一类作家之列呢？
三、张爱玲岂能是沦陷区的代表作家？
张爱玲之作怎能是沦陷区文学的尖端？
沦陷区的代表作家是谁呢？《总序》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在他的行文里却十分清楚地暗示读者，不是别人是张爱玲！他除了在《总序》里两次引用张爱玲的言论以自重外，并明白无误地说：“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尽管对于大多数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出自生命的直觉（直接体验），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性，但对其中的一部分作家（例如张爱玲）却是与对人（个体人与人类的人）的基本生存的深刻思考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说：“张爱玲这样的‘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的出现’，更是标志着沦陷区文学在‘作家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的张力中，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并且在很多方面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里且不谈“大多数沦陷区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有“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也不谈张爱玲所说的“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为自己写日常生活作辩护的这些话，是否“与对人（个体人与人类的人）的基本生存的深刻思考联系在一起”；单是说张爱玲那些在沦陷区里的畅销书，说它们“标志着沦陷区文学在‘作家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的张力中，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并且在很多方面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的评价，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其人其作了。
当张爱玲于1943年12月与胡兰成结识，先是姘居、后来结婚时，张爱玲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小姑娘。她是圣约翰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可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果然，当1944年5月， 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 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张爱玲由于胡兰成对她叫好，竟不再为《万象》写稿，自动腰斩了《连环套》，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被《总序》作者大段引用并予以好评的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刊登于《新东方》月刊7月号）， 更是对傅雷批评文章的“反击”。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基余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说得好，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
张爱玲一贯听不得批评。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一些报刊揭露她是“文化汉奸”。这对张爱玲来说，并不冤枉。正如她的亲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所说，她“为胡兰成跌倒了”。张爱玲的附逆行为，不只受到沦陷区爱国民众的唾弃，也为她的至亲好友如她的亲舅舅所不齿。但是张爱玲毫无反省精神，她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中又为自己“辨白”，说她“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弄得莫名其妙”；说她“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她和胡兰成的先姘居后结婚，她以为这是“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众剖白”。当她写这些“辨白”文字时，人们还不知道张爱玲在1947年6月10日， 仍然以《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电影剧本的三十万元（法币）稿费接济潜伏在浙江乡下的汉奸胡兰成；人们也不知道后来张爱玲还赶到胡兰成那里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的情妇）之间进行选择，不要抛弃她。假如人们当时就知道了这一切，他们是绝不会原谅张爱玲的这一“辨白”的。如此张爱玲怎能成为沦陷区作家的代表？她的作品又怎能是沦陷区文学的尖端？《总序》的作者竟挟张爱玲的言论以自重，岂不是有点自轻了吗？
四、民族大义要明大是大非要分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德国的闪电战中迅速败亡，挪威等国不战而降。唯我中国，坚持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这除了有中国共产党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外，也和中国人民历来重视民族气节、民族大义分不开。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都出了著名的忠臣烈士。即使是投降了清朝的钱谦益，也还有一点民族良心，写过“杀尽胡夷才敛手，推枰何用更寻思”的诗句。吴梅村失足仕清，但他在临终前的绝命诗中谴责自己：“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不过，钱谦益的降清，吴梅村的仕清，不过是在中国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更迭之际读书人对旧王朝的失节，对汉民族的失节，他们尚且如此自我责备和忏悔。而八年抗战，却是一个日本帝国对中国的鲸吞、屠杀和掠夺，如果日本得胜，将是中华民族以百年计的民族沉沦。所以，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期间对日寇的全力反抗，对汉奸的仇视、蔑视和鄙视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在全国的声讨声中，同是附逆作家的周越然，尚有羞耻之心，曾在《从林庚白想到南社》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在我看来，编一部沦陷区文学选集已经足够了，因为那个时期，在沦陷区并未产生大作家大作品。不过，既然编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人们有理由期望，主编者应该在《总序》中伸张民族大义，分清大是大非，对沦陷区作家、沦陷区文学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激浊扬清，立正去邪，从而使广大文学爱好者弄清沦陷区文学的真相，把近十年来已被某些人颠倒了的沦陷区文学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才是《总序》应该做的事。然而，如上所述，《总序》作者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混淆是非，错树样板，把沦陷区文学搞得更加面目全非，混乱不清。有位文学青年看过《总序》后对我说：“一旦外国侵入中国，我也陷身在敌占区内，那么，我也要在敌占区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不问政治，只写日常生活，男欢女爱。”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如此回答我：“第一可以在沦陷区出名；第二可以在沦陷区过上好日子；第三今后有人再编沦陷区文学大系时，说不定我的作品也能入选，名留后世，我何乐而不为？！”如此社会效果，恐怕是《总序》作者所不曾料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