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烈人与西夏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人与论文,关系论文,论克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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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搜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辽史》中所记载的“阻卜”，在其他史籍中均被称为“鞑靼”（达旦、达怛、塔塔）。（注：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中华书局1959年版。）而冯承钧先生则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辽金时代的阻卜，至少包括札剌儿、克烈、塔塔儿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乃蛮等部落。辽代的北阻卜就是克烈部。（注：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原载《辅仁学志》8卷1期，又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港版。）陈得芝先生则根据新的资料证明了阻卜即达旦，并且辽代人本身也称当时漠北的部族为达旦。他指出：《辽史》中有“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阻卜札剌部”等等名目，可见“阻卜”（达旦）一名是对西北边境诸部族的总称，它包括许许多多各有自己名称的部落。例如，札剌部就是元代史籍所载的札剌亦儿部，而《辽史》中的北阻卜无疑应是元代史籍所载的克烈部。（注：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在宋辽夏金元时代的史料中，常见到鞑靼或阻卜与西夏发生联系的记载：宋咸平六年（1003年）正月，宋真宗下诏赐丰州龙移、乞克族（《宋史·党项传》作“昧克族”），并说：“迁贼（指李继迁）屡为龙移、乞克所败。此族在黄河北数万帐，东接契丹，北接达靼，南至河，与大梁、小梁相连。或号庄浪昧克，并语讹尔。”（注：《宋会要辑稿》“边州·丰州”条，中华书局1957年版。）大梁和小梁即当为《宋史·党项传》所记载的大凉、小凉，“上（指宋真宗）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大梁和小梁族与西夏关系密切，常常成为西夏的属部。而龙移、昧克族也与西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西夏叛服无常。在当时，西夏也常通过龙移、昧克及大梁、小梁族与鞑靼发生联系。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次年，在给宋朝的表文中曾声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此处元昊所说的张掖和交河分别是指当时的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已被西夏征服，故西夏势力已与高昌回鹘接壤，但并未能征服高昌回鹘，所以元昊所说的“莫不从服”显系夸张。但这也至少说明此时的西夏已与吐蕃、鞑靼、高昌回鹘等民族政权接壤或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此后，有关鞑靼（阻卜）和西夏发生关系的记载则更多地见诸于史籍。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六月，元昊闻契丹欲伐西夏，乃遣使臣窊邑改使阻卜请兵，“阻卜猷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驻跸永安山。以将伐夏，遣延昌宫使耶律高家奴告宋。”（注：《辽史》卷19《兴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重熙十八年（1049年）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注：《辽史》卷20《兴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由此看来，在西夏的初期，鞑靼（阻卜）的势力并不是很强盛，他们多依附于辽朝。西夏也想借鞑靼人的力量来抗击辽朝。
至辽朝后期，鞑靼的势力日益强盛，大力对外扩张自己的领地，并对西夏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宋朝对鞑靼也很重视，企图利用他们来牵制西夏。1084年六月，宋神宗手诏大臣李宪：“回鹘与吐蕃，近世以来，代为亲家，而回鹘东境与鞑靼相连，近日诸路探报多称夏人苦被侵扰。若因二国姻亲之故，乘汉蕃连和之际，假道通信，厚以金帛抚结，俾为我用，则亦可争张彼之兵力，不得悉南下，不为无助。况闻鞑靼之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素不为夏人所屈。……”对此，李宪则上奏曰：“以今夏贼之强固不逮叶蕃，若以青唐、回鹘、鞑靼连横之势，岂易以枝梧？况鞑靼人马犷悍，过于西戎，兼于夏人仇怨已深。”（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册，第8301-8302页。）这说明鞑靼与西夏经常发生冲突，双方积怨较深，所以宋朝想利用鞑靼并联合回鹘和青唐吐蕃的势力，共同对付西夏。
夏崇宗乾顺统治初期，鞑靼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常常攻入西夏的北部边境。1092年三月，宋朝西北边将从归降的西夏人处得到情报：“有塔坦国人马于八月（指1091年）内出来，打劫了西界贺兰山后面娄博贝监军司界住坐人口孳畜。”后来，宋朝边将又得到详细情报：“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畜不知数目。”为此，宋朝边将向宋神宗上奏：“夏国叛命，违天逆理，宜取诛灭。其西南则有邈川，东北则有塔坦，皆其邻国，今不能和辑而并边侵扰，此盖天人所不容之效也……今若于河东或邈川界求间道，遣使至塔坦，陈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抚之，使之出兵攻扰夏国以与邈川相为犄角，则蕞尔之国，三处被患，腹背受敌。”（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11238页。）西夏的娄博贝监军司驻于何处，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从这条史料来看，其地必在贺兰山附近。贺兰山是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天然屏障，元昊建国之初，就曾在贺兰山驻兵五万以镇守。而这时鞑靼的军队竟然攻入了贺兰山附近，可见其势力之强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鞑靼入侵西夏娄博贝监军司时，也正是辽朝西北路“阻卜”酋长磨古斯发动大规模叛乱之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磨古斯是“阻卜”各部势力中最强大的一个酋长，辽大安五年（1089年）由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荐举，辽朝任命磨古斯为“阻卜诸部长”。大安八年（1092年），磨古斯叛辽，阻卜各部群起响应。直至寿隆六年（1100年），磨古斯才被辽军俘获，送往辽廷处死，阻卜的叛乱才被平息。（注：《辽史》卷24-26《道宗纪四、五、六》；卷96《耶律挞不也传》；卷97《耶律斡特剌传》；徐炳昶：《阻卜年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上揭冯承钧文、陈得芝文。）据学者们的研究，磨古斯就是克烈部著名首领王汗的祖父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注：上揭冯承钧文、陈得芝文；又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由此看来，1091年鞑靼人入侵西夏的行动，应当与北阻卜（克烈部）所掀起的反抗辽朝统治的叛乱有一定的联系。
西夏夏仁宗统治时期（1140-1193年），鞑靼与西夏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夏著名法典《天盛（1149-1169年）改旧新定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中载：“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若不回拒，有住滞时，守更口者中，检主管徒六个月，检人徒三个月。”（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关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修订与颁行，学者们推测当在西夏天盛（1149-1169年）初期。法令中的这条规定不仅反映了当时西夏与鞑靼接壤，而且也说明了当时鞑靼人常常越过边界进入西夏游牧、射猎，为了加强管理，西夏统治者特在法典中专门设列了惩治条例。西夏皇陵出土有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调查，皇陵的第8号陵即为夏仁宗仁孝之墓。（注：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李范文著《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文又收入《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此墓出土的汉文残碑中也多次出现“鞑靼”的名称，编号M2D:8的有“大破之虏”、“鞑靼”，M2D:105有“北塞鞑靼”、“变俗用夏”，M2D:278+438有“（贺）兰马蹄峰”、“年北鞑靼”。（注：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译：《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图版38、48、53。）从碑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鞑靼在贺兰山一带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且他们与西夏人的接触也很密切。碑文的记载与西夏法典中的有关记载正可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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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初期以后的有关史料中，对克烈部与西夏的关系记载就越来越清晰和明了了。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其名著《史集》中，曾多次记载了克烈部与西夏的友好关系，而在汉文史料中对此也多有反映。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克烈部首领王汗之父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汗（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有四十个儿子，其中王汗最长。（注：《蒙古秘史》卷6第177节，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汗有一个弟弟名札阿绀孛，《史集·部族志》“客列亦惕部落”条载：“札阿绀孛原名客列亦台。当唐兀惕人（孟按：指西夏）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札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札阿’意为‘国家’，‘绀孛’意为‘大’。”《史集·成吉思汗纪（三）》载：“客列亦台幼年曾为唐兀惕部俘去。他在他们那里住了一些时候，成为（他们中间的）有实力者，受到尊敬。由于他聪明、能干，获得了札阿绀孛的称号。‘札阿’是地区之意，‘绀孛’意大异密，（合起来）意即‘一地区的大异密’。”（注：〔波斯〕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第1卷第1分册，第214页；第1卷第2分册，第145页。）那么，这段史实大约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蒙古秘史》卷2、卷3第100-115节载：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死后，蔑儿乞人曾来攻打铁木真，俘获铁木真之妻孛儿贴。铁木真兄弟三人赴克烈部王汗处求救，王汗答应出兵相救。王汗率军一万，其弟札合敢不（札阿绀孛）率军一万，合二万人，再加上札木合的二万军队及铁木真的军队，共同打败了蔑儿乞部，救出了孛儿帖，孛儿帖在回家途中生下了术赤。《史集·部族志》的“札剌亦儿部落”条、“蔑儿乞惕部落”条、同书的《成吉思汗纪》和《术赤汗传》（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58页、187页；第1卷第2分册，第86页；第2卷第113页。）也记载了大致相同的一段历史。据学者们的研究，术赤“至迟应生于1184年或1183年”（注：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对比《蒙古秘史》和《史集》，两者记载的当为同一件事。如果这个推断不误的话，那么这次战事应当发生在1184年或1183年，而这时的札阿绀孛已能够带兵打仗，显然他早已从西夏返回克烈，并且是一个成年人了。陈得芝先生根据《蒙古秘史》第189节中，王汗于1203年被乃蛮部将杀死时，乃蛮太阳汗称王汗为“老王汗”，因而假设王汗死时有七十岁。（注：陈得芝：《十三世纪以* 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如果此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则王汗当生于12世纪30年代。其弟札阿绀孛在1183年时即已能够带兵打仗，如果是年札阿绀孛有25岁左右，则他当生于12世纪50年代。如此，则客列亦台在幼年时代被西夏人俘虏并被封为“札阿绀孛”一事，必发生于12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而这一时期正是西夏夏崇宗乾顺（1086-1139年在位）末期和夏仁宗仁孝（1140-1193年在位）统治时期。
《史集·成吉思法纪（三）》载：“当王汗与成吉思汗友好和结盟时，札阿绀孛与成吉思汗结成了义兄弟（安答）。成吉思汗将札阿绀孛的一个女儿阿必合别吉娶做了自己的妻子，（后来）他又将她赐给了怯台那颜；他为自己的长子术赤娶了另一个女儿必克秃惕迷失旭真；还为拖雷娶了第三个女儿唆儿忽黑塔尼别吉。他（札阿绀孛）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唐兀惕国王。这个女儿非常美丽，（容貌）净洁。成吉思汗占领唐兀惕（国）时，杀死了国王，竭力搜寻这个女人，但没有找到。”但在《史集·部族志》“客列亦惕部落”条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札阿绀孛有四个女儿：一个名叫亦必合别吉，为成吉思汗自己所娶；另一个名叫必克秃忒迷失旭真，他聘娶给了（他的）长子术赤；第三个名叫唆儿忽黑塔尼，他聘娶给了幼子拖雷汗；她是四个儿子：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旭烈兀汗和阿里不哥的母亲。（札阿绀孛的幼）女嫁给了汪古惕君主的儿子。据说，当成吉思汗制服了汪古惕人，他们归顺了之后，他想取得（札阿绀孛的）这个女儿；（但）无论怎样搜寻她，也没能找到。”（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45-146页；第1卷第1分册，第215页。）《蒙古秘史》卷7第186节载，1203年，铁木真将王汗的军队打败后，“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长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次女名莎儿合黑塔尼，与了拖雷。为那般将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掳了。”（注：《蒙古秘史》校勘本，第997页。）札阿绀孛之女，《蒙古秘史》仅录其二，《史集》则记其有四女。但札阿绀孛之幼女到底嫁给了谁，《史集》本身的记载却相互矛盾。周清澍先生认为：“这个客列部的女子很可能就是嫁给了‘汪古惕君主的儿子’镇国。所谓‘制服了汪古惕人’就是平定了镇国的叛乱。成吉思汗多方搜寻这个女子的事，同《阎碑》的‘诏求王妃’之事相仿。”（注：周清澍：《汪古部事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印，1979年9月版，第156页。）但我认为，根据克烈部与西夏的传统关系及札阿绀孛幼年时代的经历来看，札阿绀孛之幼女应当是嫁给了西夏国王。那么，这位克烈女子嫁给了那一位西夏国王呢？由上述史料可知，札阿绀孛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拖雷之生年史无明载，但《元史》卷2《太宗纪》载元太宗即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卒于辛丑（1141年），“寿五十有六”，则其生于1186年，而拖雷之生年必在此后。拖雷之正妻为唆儿忽黑塔尼（莎儿合黑塔尼、唆鲁禾帖尼），所生长子为蒙哥
。《元史》卷3《宪宗纪》载，蒙哥生于戊辰十二月三日，即公元1209年。假使唆儿忽黑塔尼生蒙哥时已30岁，则其当生于1179年左右。札阿绀孛嫁女之事当在1203年克烈部被灭亡之前，故其幼女所嫁之西夏国王必于此时在位。而这一时期正是西夏夏仁宗仁孝（1140-1193年在位）和夏桓宗（1194-1205年在位）统治时期。从各种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分析来看，这位克烈女子很可能是嫁给了夏桓宗。《史集·成吉思汗纪（三）》中所说的这位克烈女子的情况，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也有一定反映。约成书于1604-1627年间的《黄金史纲》和成书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的《蒙古源流》都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时，西夏王曾派出使臣多儿通使蒙古，声称西夏皇后古尔伯勒津郭斡异常美丽，夜不秉烛而光艳照人。成吉思汗攻灭西夏后，娶了古尔伯勒津郭翰，但她却很快投江而死。（注：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3、卷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4、176-177页。）它与《史集·成吉思汗纪（三）》的有关记载亦相吻合。
克烈部王汗即汗位后，曾有两次丢失其汗位。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王汗第一次丢失汗位的大致经过是：王汗之父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汗死后，王汗夺取了汗位，因其杀戮昆弟，其叔古儿汗乃兴兵讨伐，王汗战败，逃往铁木真之父也速该处求援。于是也速该便率兵攻打古儿汗，最后古儿汗战败，率领二、三十人逃往西夏，从此再也没有露面。（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12-216页；第1卷第2分册，第146、173-174页；《元史》卷1《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10页；《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出版；《蒙古秘史》校勘本，卷5、卷6，第150节、第177节。）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9岁时丧父，而其父也速该卒于1171年。所以，王汗第一次失汗位，并在也速该的帮助下重新夺取汗位必在1171年以前，（注：参见拙作《克烈部王汗两次失位史实略考》（待刊）。）据陈得芝先生的推断，“王汗夺取汗位的时间大约在1160年”（注：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如果这个推断无误的话，那么，王汗第一次丢失汗位及也速该帮助王汗恢复汗位一事必然发生在1160年至1171年之间，而这正是西夏夏仁宗在位之时。古儿汗逃入西夏境内，“再也没有露面”，说明他肯定被西夏人收留，这也证明了夏仁宗统治时期西夏与克烈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西夏王陵中夏仁宗仁孝陵出土的残碑中，有关“鞑靼”人的记载，也印证了克烈人与西夏的这种关系。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也记载了古儿汗逃奔西夏之事，“乾祐二年（1171年）二月，西蕃克烈别部菊儿来投。克烈部长汪罕杀戮昆弟，帅兵攻其叔菊儿，蒙古部长也速该将兵助之。菊儿兵败，走投夏国。仁孝悯其穷蹙，使居于西偏。”（注：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在这里吴广成将古儿汗（菊儿）走投西夏事系于乾祐二年，并称“仁孝悯其穷蹙，使居于西偏”，均不知何据。但古儿汗投西夏必不当在乾祐二年，因为是年正是也速该为其子铁木真订亲，途中被塔塔儿人毒死之年，因此不可能有发兵助王汗征讨古儿汗一事，此显系吴广成误记。
王汗第一次丢失汗位及复位以后，又曾第二次丢失汗位。其经过是：王汗复位后，又与其弟也力可哈剌发生内讧，也力可哈剌逃往乃蛮，在乃蛮亦难赤汗的帮助下，击败王汗。王汗战败后逃往西辽，后又返回，铁木真收留了他，并帮助他击败了也力可哈剌，夺回汗位。王汗在逃奔西辽及返回途中都曾路经西夏。《元史》卷1《太祖纪》云：“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既而复叛归，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困乏之甚。帝以其与烈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圣武亲征录》载：“汪可汗脱身，历走三城，奔契丹主菊儿可汗。既而复叛之，涉畏吾儿、西夏诸城邑，中道粮绝，遗乳羊五头，以绳禁羊口，夺其乳为饮，刺橐血煮为食，困甚，仅至曲薛兀儿泽。”《蒙古秘史》卷5、卷6第151节和117节则载王汗逃往西辽后，不及一年又返回，途中“从畏兀、唐兀二种经过”。《史集·成吉思汗纪（三）》载王汗战败后“行经三国，到了突厥斯坦国王哈剌契丹古儿汗处。突厥斯坦也同畏兀儿诸城和唐兀惕诸城一样，正发生内乱，他仍然不得栖身在那儿。他窘困已极，身边只有五只奶水充足的山羊和两、三匹骆驼，借以维持生活。他在这种困境中流浪了一些时候后，听到了成吉思汗强盛的传闻。”于是他便投奔了成吉思汗。综合上述史料即可看出，王汗逃往西辽并从西辽返回漠北，均曾取道西夏和高昌回鹘。王汗等人流亡时，之所以在来回途中均取道西夏，是因为当时克烈部的西境即乃蛮，而王汗这次失去汗位，就是因为其弟也力可哈剌借助于乃蛮亦难赤汗的力量打败了王汗，故王汗西逃，只有取道西夏。关于王汗第二次失去汗位及其恢复汗位的时间，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当在1196年以后（注：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注①。），有的则认为当在1196年之前（注：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我认为，此事当发生在1196年之前（注：参见拙作《克烈部王汗两次失位史实略考》（待刊）。），其时，正是夏仁宗统治的后期。《西夏书事》将此事系于夏仁宗乾祐四年至乾祐五年之间。乾祐四年（1173年）“二月，克烈部长汪罕至河西假道走契丹。汪罕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与乃蛮部长亦难赤发兵伐之。汪罕部众尽失，与其属走河西假道夏国。仁孝馈以资粮，俾由回鹘走契丹。”乾祐五年（1174年）“冬十月，克烈部长汪罕还自契丹，入河西大掠。汪罕在契丹* 其部众不协，复叛归。道经河西中路粮绝，纵其部下剽抄，仁孝遣兵击逐，汪罕败走，蒙古铁木真遣部众迎之，乃免。”（注：《西夏书事》卷38，龚世俊等校注本，第442-443页。）吴广成所引史料未注明出处，是否可靠，我们不敢妄断。但无论如何，夏仁宗统治时期，克烈部与西夏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这已为各种史料所证明。
1203年，铁木真对克烈部发动进攻，彻底打败了克烈部，王汗为乃蛮部所杀，其子亦剌合逃走。《元史》卷1《太祖纪》云：“亦剌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亦为西夏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圣武亲征录》云：“亦剌合走西夏，过亦即纳城，至波黎吐蕃部即讨掠，欲居之。吐蕃收集部众逐之，散走西域曲先居彻儿哥思蛮之地，为黑邻赤哈剌者杀之。”《史集·部族志》“客列亦惕部落”条载：“在蒙古地区边境上有一座城，名为亦撒黑。（鲜昆）（即指亦剌合）经过那里前往吐蕃地区，并想在那里住下来。吐蕃居民驱逐了他，他的那可儿们四散，于是他从那里逃了出来。在忽炭的可失哈儿境内有个苦散国。那里有个算端名叫乞里赤——合剌。他在该国中一处名为察合儿——客赫的地方，搜索到鲜昆，杀掉了他。”同书《成吉思汗纪（三）》载：“当王汗被抓住杀死时，王汗的儿子鲜昆逃出。他经过蒙古地区无水原野边界的一个名叫亦失黑——巴剌合孙的村子，逃到了波黎吐蕃地区。他洗劫了那些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大肆蹂躏。吐蕃的部落和居民们集合起来，将他包围在一个地方，要抓住他。（但）他于战败后安全从那里突围，从那些部落手中逃脱出来，他逃到了忽炭和可失哈儿境内的一个名叫曲薛居——彻儿哥失蔑的地方。当地异密和长官、合剌赤部的一个异密乞里赤——合剌将他抓住杀死了。”而西夏此时正是夏桓宗在位时期（1194-1205年），西夏遣兵击走亦剌合。亦剌合被迫逃入吐蕃，不入又被赶出，于是他便逃到了龟兹国，最后被当地人杀死。
《圣武亲征录》曾记载了元太宗窝阔台于1232年伐金渡黄河一事，“辛卯（1231年）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时有西夏人速哥者来告，黄河有白坡可渡，从其言。壬辰（1232年）春正月初六日，大兵毕渡”。速哥其人，《元史》卷124有传，传云：“速哥，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父怀都，事太祖，尝从饮班术尼河水”，太宗时，速哥曾被派到金境进行侦察，当太宗伐金时，“兵至河北岸，方舟欲渡，金军阵于河南，帝令仪卫导速哥居中行，亲率偏师乘阵西策马沙（涉）河。”我认为，速哥乃“久隶西夏籍之克烈人”（注：参见拙作《读〈圣武亲征录〉札记一则》，《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这证明了克烈人与西夏保持了持久而又稳固的联系，许多克烈人曾进入西夏境内，有的定居于西夏，有的则在西夏逗留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克烈部境内。随着克烈部的灭亡，他们又转而为蒙古汗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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