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论论文,晚年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3)05-076-10
王阳明为阐发“心学”的合法性，推出了“朱子晚年定论”之说，以朱熹晚年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思想。王阳明这一做法启发了钱谦益，钱谦益也提出了“弇州晚年定论”，通过强调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自我否定，并把否定内容作为其文学思想的“定论”，以此来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进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今人钱钟书、卓福安、颜琬云、孙学堂、李圣华、李光摩等都曾予以关注，然而由于一些研究者未能看到王世贞晚年重要的文献资料：明抄本《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等，因此对“弇州晚年定论”的认识存有偏误。其实就王世贞而言，作为一代文坛盟主，其一生“多历情变”，其文学思想或作品风格常常因年龄、心态、信仰、生活际遇等的不同而发生转变，然而后人在解读王世贞时却常常将之纳入复古运动的系统，以复古运动的共性来规约其文学思想的独特个性，这种以王世贞某一时段的思想或作品风格来替代其整体，就会以偏概全，无法把握其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
“弇州晚年定论”中“定论”一词滥觞于王世贞，其《书李西涯乐府后》一文称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以故，未为定论”，这里所言“定论”，说明王世贞晚年认识到自己早年文学思想尚未成熟，《艺苑卮言》不是自己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王世贞后来在与胡应麟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说法：“仆故有《艺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书”[1]卷二○六《答胡元瑞》。王世贞此番“定论”之语，引发后世对其晚年文学思想的关注，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弇州晚年定论”遂形成颇具“公案”性质的话题，经王锡爵、李维桢、焦弘等人进一步阐发，至钱谦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时已引起广泛关注，再经钱钟书先生及近时学者的进一步推演，至今仍话题不断。其实，“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是否发生了转变。围绕这一问题，又可次生出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其二，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说是否可信，王世贞晚年对王维、苏轼、白居易、李东阳、归有光、宋濂等人的文学思想的认识是否发生了转变；其三，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一说的动机何在；其四，“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本质是什么。“弇州晚年定论”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尚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弇州晚年定论”这一命题经钱谦益拈出后，引起了后人的极大热情。今天已有的研究，多以否定钱谦益之说作结，认为钱谦益“捏造史事”，钱钟书先生甚至由此认为“牧斋谈艺，舞文曲笔，每不足信”[2]386。那么，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一说是否属实？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说，主要见：1.《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世贞条；2.《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归有光条；3.《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白沙条；4.《题归太仆文集》(《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一文；5.《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牧斋初学集》卷七九)一文。归纳这些材料，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反复强调的是王世贞晚年“自悔”。王世贞晚年“自悔”是钱谦益的重要发现，也是牧斋“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核心。除此问题外，还涉及王世贞晚年学苏、心折震川、转变对李东阳、陈献章等人态度。王世贞晚年对李东阳、陈献章等人文学评价态度的转变很明显，学界基本无异议，这里不作探讨，下面主要关注三个颇受争议的问题：1.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2.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3.王世贞晚年是否“心折震川”。
1.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
这是王世贞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明清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撰有《王世贞晚年“自悔”论》①一文，认为王世贞晚年确实“自悔”，其“自悔”内容主要有二：其一，对早年作《艺苑卮言》的“自悔”；其二，对早年所从事文学活动的“自悔”。嘉靖四十四年王世贞完成六卷本《艺苑卮言》，该著集中体现了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今诸家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所展现的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多源于《艺苑卮言》。那么，钱谦益称王世贞晚年因作《艺苑卮言》而“自悔”的说法是否可信？
为了验证钱谦益所言王世贞晚年“自悔”，多位研究者详细考证钱氏所言：“其(王世贞)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是古非今，此长彼短，为未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3]437卓福安否认了此语出自王世贞，认为：“此段话或是钱氏所闻，或为钱氏自己对王世贞诗论的心得”[4]16；颜婉云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王世贞从来没有‘自言悔作’”[5]387；焦中栋也同样认为王世贞并无此类之语[6]115-120。然而，笔者却发现了明抄本《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后来又见到《王弇州崇论》一书，三书皆有此段文字的记载②。说明钱谦益并没有捏造王世贞“自悔”史事。后人之所以难以在王世贞作品中见到此段文字，原因是王世贞侄儿王士禄、王世懋孙婿徐恭、王世贞门生陈继儒在编纂《读书后》一书时，有意将这段文字删除，这一删除行为表明王氏子弟及门人不愿让后人获知王世贞晚年“自悔”，怕以此动摇七子派复古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因王氏子弟这一私心而导致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不得彰显于世。然而，有意思的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引用了王世贞晚年“自悔”的文字，却又未注明出处，以致后人怀疑此段文字系牧斋“捏造”。同时钱谦益又多次宣扬王世贞晚年“自悔”，似乎有意揭穿王士禄等人的意图，通过一张扬与一掩盖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可以看出钱谦益与王世贞子弟迥然不同的用心。
王世贞除对少时所作《艺苑卮言》有“自悔”之情外，其晚年笃信佛道，颇有佛教的“忏悔”情节。这些“忏悔”内容主要是针对其早年所从事的文事活动，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三《黄山人》、卷二○四《黄司训》、卷二○七《冯咸甫先辈》、卷一九一《万方平》等信函中王世贞有较多表述。这些“自悔”内容多写在给友人的信牍中，属于私人话语空间，显得较为真实深切。王世贞晚年“自悔”心迹被钱谦益捕捉，并被其大肆张扬，对此，王世贞的后人又是什么态度？钱谦益称王世贞侄孙王瑞国曾“审阅家集，扣击源委”，认同钱氏之言[3]439。王瑞国为王世贞弟王世懋孙，其对钱谦益鄙薄七子派及王世贞甚为反感，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九)中有其回击钱氏的记载：“至近之代兴操文炳者，狭小前人以自雄，至诋之为俗学，詈之为剽贼，欲以易天下之观听”，然而王瑞国并不能以事实来驳斥钱谦益之言。除王瑞国外，王世懋曾孙王昊对钱谦益之语也有回击，程穆衡《娄东耆旧集》(清抄本)称：“虞山钱受之多抨弹弇州集，公(王昊)于其座间步韵赋诗，受之为之气压心詟。”王昊也只是以赋诗形式反驳钱氏之说，无法以史料来证明钱谦益所言之非，说明钱谦益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完全属实，那么，钱谦益所言王世贞晚年转变对苏文的态度、“心折震川”，情况又是如何？
2.王世贞晚年学苏
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王世贞一生对苏文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其在《书王文成公集后》一文中自称十四岁时爱王阳明文集“昼夜不废卷，至忘寝食，其爱之于三苏之上”，说明此时王世贞除爱王阳明之文外，也非常喜爱苏轼之文，后来王世贞随李攀龙“习为古文辞”，于苏文“不能相入”，然而晚年却又“稍安之”[1]卷四二《苏长公外纪序》，甚至临终前手执苏文不释[1]《王凤洲先生续集序》。从早年爱苏文，至“不能相入”，到后来“稍安之”，再到手持苏文不释，显现出一条较为明晰的文学思想转变线路。当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王世贞晚年从史学角度对苏文的识见仍有批评，如《读书后》卷二《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等文，然而批评的前提是深入学习，且王世贞所批评的是苏文的史学观，而非文法，王世贞晚年在行文上多使用苏文笔法③，其《弇州山人续稿》中保留较多和苏诗之作，也说明其晚年好苏的一面。
考察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对苏轼的态度，最好能从创作的角度来把握。王世贞晚年曾对门人李衷纯云：“吾文从眉山父子论入手”[7]《王弇州先生崇论序》，李衷纯仔细研读王世贞“持论之文”，即其史论文和政论文，并与苏文对照，认为“果与眉山同一机杼”，李衷纯由此总结出王世贞“持论之文”的“褒”“贬”“翻”三法，并认为此三法得之于苏。正因王文融入苏文笔法，因此，与王世贞同时代的孙矿认为王世贞就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过之”(《与余君房论文书》)，孙矿从王世贞作品中体味出其文的“根髓”在苏轼：“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与李于田论文书》)孙矿这一说法也为清代张汝瑚所接受，其亦云“大抵先生(王世贞)之文，气脉从子瞻来，稍润饰以庄、韩、贾、马，更杂以六朝，自谓得之《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王弇州先生集序》)提出王世贞晚年归苏、学苏者有多人，其中陈师绎《月鹿堂文集》卷八称：“时无真知弁州者，时无真知眉山者也。以目论，以皮相论，以耳语耳也。自弇州讳眉山之名，实刈获之苏学。大显食其实而并啜其糟者，于今盛矣。”王世贞学苏而得其神髓，因此在其生前就有人将其比为苏轼，对此王世贞自谦云：“足下过以苏长公见儗，仆何敢望长公，长公元祐完人也，仆之此身，如井上螬李，无非齿痕，久自不堪应世，世谬用之耳！”[1]《续稿)卷二○三《魏司勳懋权》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卷二四《重阳缥缈楼》)中臆测王世贞晚年对苏轼“尝不肯下之”，完全是对王世贞之误解。王世贞在《苏长公三绝句》中称苏轼“七言出律入古，有声有色有味，……余几欲为东图和此韵，既而放笔曰：不若，且容此老独步。”吴坚在《明娄子柔序》中有类似记载：“司寇(王世贞)之季子(王士骕)时为予言，公之归也，尝读苏《应诏》诸篇，顾语之曰：此乃可为策耳，吾晋楚录文，岂能及哉！余以是叹服司寇晚年识愈高而心益下，盖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王世贞早年著有《入晋稿》、《入楚稿》等，其晚年自认其“晋楚录文”不及苏轼《应诏》诸篇。吴坚所载这些话语多流传在私人话语空间，较之那些公众话语似乎显得更为可信。
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对苏文的态度，这一问题背后的更深刻寓意是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
王世贞早年同七子派其他成员一样，排斥宋诗文，宗唐黜宋，在《艺苑卮言(三)》中云：“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同时在《古四大家摘言序》中指出：“宋则庐陵、临川、南丰、眉山者”，“其造益易，而益就下”。王世贞抑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从更高层面“取法”，就是“取法”宋之“本源”，即古四大家：“庄、列、左氏、淮南”，认为“夫宋所繇来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遗法也”，王世贞希望学习宋之源头，“使习宋者，进而求之古”[8]卷六八《古四大家摘言序》，鉴于此，其早年对学宋者多持排斥态度，云：“一时轻敏之士，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群然而趣之”[8]卷六八《古四大家摘言序》，王世贞甚至批评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学欧、曾，“失衍而卑。”[8]卷一二七《答王贡士文禄》
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这与其对宋文态度的转变有着必然联系。其《宋诗选序》称：“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王世贞指出自己“抑宋”的目的是为了“惜格”，然而，“格”不能废人、不能废篇、不能废句。王世贞晚年认识到不能以时代论诗文优劣，云：“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钟嵘、严仪(卿)，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乃今而悟其不尽然”[1]卷五一《邹黄州鹪鹩集序》。因认识到不应以时代论诗文优劣，王世贞晚年对宋文采取了较宽容态度，由早年“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8]卷一四七《艺苑巵言(四)》，到提出“宋人墨迹未可轻，即欧、苏诸公文字亦未可轻也。”[9]卷四《孙太常》后来王世贞劝友人，云：“愿足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1]卷一八二《颜廷愉》再到后来甚至云：“况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1]卷一七五《徐宗伯》，从抑宋到认为欧、苏文不可轻，再到推毂韩、欧诸贤，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呈现出一条较明晰的转变路线。正因为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其诗文中融入了宋诗文特征，以致于批评王世贞较为刻薄的王夫之也认为弇州“乳宋、寝食宋”、“浑身入宋”(《明诗评》卷七)。
3.心折震川
王世贞晚年是否心折震川，对此问题目前尚有争论。王世贞早年对归有光之文的态度，主要表现在《答陆汝陈》一文中，当时陆汝陈当王世贞之面盛赞归有光之文，王世贞认为其如果看过李攀龙的文章，就不会如此称许归文，因为归文既不讲文辞格调，文义又易解无味，根本无足观。此时，王世贞对归文几乎全盘否定。王世贞晚年在为归有光《震川文集》一书写“读书后”时，将归有光提升到与李攀龙等同的高度，盛赞其为“近代名手”，认为归文虽“序记”在文法上仍有缺憾，然此缺憾李攀龙也不能免。对比两文，戴华萱认为：从王世贞早年贬斥归有光“笔力小”，到晚年赞扬归有光为“近代名手”；从“恨足下不见李于鳞”到“于鳞亦似有可憾”的转变，王世贞甚至不禁有“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之语，由此提出：王世贞暮年迟悔，一反其早年对归有光嗤之以鼻的态度，从对归文“规格旁离，操纵唯意，单辞甚工，边幅不足”的极贬，一转而为“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的极褒[10]6-7。戴华萱认为王世贞晚年改变了对归文的态度，这一观点值得肯定，虽然王世贞晚年在为文的技术层面对归文尚有微词，但其对归文的基本态度确实发生了转变。这在当时似乎已是“公众事件”，时人黄淳耀云：“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甫)，亦自公(徐学谟)发其端”(《徐宗题制义序》)，黄淳耀所探讨的已不是王世贞转变对归文的态度问题，而是由谁导引王世贞转变对归文的态度。
对钱谦益“弇州心折震川”一说，较早提出异议的是钱钟书先生，针对牧斋在引文中将“始伤”写为“自伤”，钱先生认为此处系“刀笔伎俩”，有意篡改，“窃易‘久而始伤’为‘久而自伤’，以自坚其弇州‘晚年定论’之说。”钱先生认为：“世人据弇州题《归震川遗像赞》……以为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确。”[2]64-65钱钟书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是钱谦益早年仰慕王世贞，称“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答山阴徐伯调书》)，说明其引文多凭记忆，与原文有出入也较为正常，易“始”为“自”是否有意，并无铁证。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认为“一字之差，词气迥异”，是因为其不认为王世贞晚年“自悔”，认为钱谦益一字之改，才会造成王世贞晚年“自悔”的效果。通过上文对王世贞晚年“自悔”的论证，说明钱钟书先生这一判断并不正确。此外，钱先生还提出：“曰‘岂异趣(原文为‘趋’)’者，以见己与震川，同以‘史汉’为究竟归宿，特取径直而不迂，未尝假道于韩欧耳”，钱先生认为王世贞复古所行是直径，直学“史汉”，而归有光则经由“韩欧”再入“史汉”。其实，这一判断也不恰当。王世贞晚年曾教导友人为诗文之法，云：“诗须取李、杜、高、岑、王、孟之典显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建安、潘、陆、陶、谢；文取韩、柳四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班、马、先秦。”[1]卷一八三《于凫先》说明王世贞并非“取径直而不迂”，而是诗先由唐“李、杜、高、岑、王、孟”再入魏晋，文则先学韩、柳、欧、王四家，然后再秦汉。宗秦汉与宗唐宋有较大差异，郭绍虞先生认为学秦汉“以其距离远，先摹形迹，以语句组织入手，泥古不化”，宗唐宋“从语气神情揣摩，开阖抑扬之法，而似觉神明在心，变化由己了”[11]314。王世贞晚年认识到七子派在复古方面过于模拟，因此转变学古路径，先学唐宋、再到秦汉，从而达到对七子派纠偏的目的。
王世贞与归有光为同乡，却因其早年意气过盛，与归氏有所不快。计东称归有光于“文章则呵元美为妄庸……久之，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叹服先生为不可及”[12]96，这一说法或受钱谦益影响，归有光在文中曾斥责王世贞为“庸妄巨子”。归有光、王世贞辞世后，后人有夸大二人之争的倾向。其实，王、归二人关系并未如流言所称的针锋相对。王世贞之父王忬罹难时，归有光作有《思质王公诔》，归有光去世后，其子遭人陷害，王世贞为之力解[1]卷一九四《赵汝师》。有关归有光像赞的由来，吴坚有这样记载：“当是时，吴之以高文称者，曰王司寇公元美，其始不无异同，及归自留都，从其家求画像，摹为小幅，系以传赞，属予书之”(《明娄子柔序》)，说明归有光像赞是王世贞主动为之，王瑞国也称王世贞初与“归太仆小有异词，晚年已成水乳”(《玉光剑气集》卷一九)，这些材料说明王世贞晚年确实转变了对归文的态度。
今人对牧斋“弇州晚年定论”表现出两种态度：1.否定。如钱钟书、卓福安、焦中栋、颜琬云、李光摩等。李圣华认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但“钱谦益‘定论’的王世贞晚年变化内容，不足凭据。而《四库总目提要》的‘定论’总结之辞看似公允，实质上陈腐不堪，仅偶有中察”[13]30。2.默认。如郭绍虞、黄志民、陈成文等。郭绍虞据钱谦益之说，提出王世贞“是以格调说为中心，而朦胧地逗出一些类似性灵说与神韵说的见解，所以只是格调说之变。”[11]174支持郭先生这一说法的还有裴世俊、孙学堂等人。
无论支持或反对牧斋“弇州晚年定论”说者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一说的目的何在？对此问题，今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卓福安认为：“钱谦益所持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可以看出钱氏是有意制造‘复古’与‘反复古’的对垒，然后把正面价值安放在反复古的一方，而主张复古的一方遂成为明代文坛的负面势力，这个说法再透过王世贞的‘晚年定论’以加强其说服力。”[4]345
其二，周兴陆认为：牧斋提出“弇州晚年定论”，此举“是一种学术史策略，是通过阐明甚至虚构对立派的晚年自悔来证实自己的学说”，“晚年的王世贞鉴于格调诗学的粗豪嚣肆，而更倾心吴诗的婉约清丽，而钱谦益将之上升为‘晚年定论’，也是出于对吴中诗歌传统的偏爱。”[14]110
其三，李光摩认为：“‘弇州晚年定论’的提出，不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更是针对现实的考量。它不仅是王世贞晚年的‘自我救赎’，更隐含着对陈子龙及追随者的批评和劝诫。如果‘弇州晚年定论’能使时人及后人认识到，一代文坛领袖王世贞、陈子龙的观点最终倒向牧斋一边，那无疑对牧斋是极为有利的。”[15]110
以上三位研究者的观点各有优长，但存在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对牧斋“弇州晚年定论”所作出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以否定王世贞晚年“自悔”，或未认识到王世贞晚年“自悔”的重要意义这一前提之下的。由此，上述三种观点对牧斋“弇州晚年定论”之解读似乎并不能令人心服。
牧斋“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核心问题是王世贞晚年“自悔”问题，对此问题，王世贞追随者不愿意接受，王世贞子弟、门人甚至极力掩盖。钱谦益作为与王世贞文学思想相异者，对王世贞“自悔”却大肆渲染，并以“王伯安作《朱子晚年定论》”之法发明“弇州晚年定论”，可谓用心良苦。钱谦益自称“所谓晚年定论者，皆取其遗文绪言，证明诠表，未尝增润一字”(《题丁菡生藏余尺牍小册》)，王世贞为钱谦益“桑梓先辈”，且钱谦益提出此说时王世贞、王世懋子孙尚在，若非属实，王氏子弟也不会善罢甘休。那么，钱谦益此举是否如其所言是为了传播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钱谦益也未必如此单纯，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借“弇州晚年定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钱谦益此举的目的何在？
其一，牧斋降清而自悔，晚年推己度人，故能敏锐地捕捉住王世贞晚年“自悔”的心态。
有道是“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钱谦益对王世贞晚年“自悔”的发明，也是自己“自悔”心迹的幽微展现。牧斋提出弁州晚年“自悔”，背后有着其本人的“自悔”情结。牧斋降清，节义受损，老有悔意，在《与王烟客(其三)》一文中云：“弟当壮年骋笔伸纸，不知古人述作之指，西涂东抹，浪费岁月。中岁少知途径，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车弥远。顷者衰迟潦倒，回向空门禅诵之馀，益知四十年来佔佔矻矻曾未得古人少分，传言老将知，而耄及之，良可为之三叹。”这里钱氏未明言降清之事，只是回顾自己的一生，从“壮年骋笔伸纸”，到“中岁”知“悔悟”，再到老而向“空门禅诵”，钱谦益有“四十年来”无得之悔叹，而这一心路历程与王世贞相比，何其相似。王世贞晚年在给友人信函中云：“仆东海之畸人也，少而龌龊事公车业，稍得离去，为古文辞，以天之灵从于鳞游，时时与子与、明卿辈相下上。久之，复从伯玉游，自是汩没其中者且四十年。虽薄有雕虫之声于海内，而中实渐厌之，以为小技不尊，虚饰弗庸，去立言之君子何啻径庭。晚途偶有所证于羽化者，亦能挂冠捐室不问生事，减省儿女之累，屏绝一切嗜好，而独于笔研，夙习时厌时中，乃悟大迦叶定中之舞、程伯子观猎之喜，非欺我也。”[1]卷二○一《甘佥宪》王世贞也是少入仕途，后官场受挫，致力文学，中岁知悔而入禅，晚年觉今是而“四十年”为非，这一心境与钱谦益颇为相近。因此，钱谦益发明王世贞晚年“自悔”，其实也是自我心迹之流露。
其二，王世贞作为乡贤，是钱谦益幼年学习的偶像，钱谦益强调“弇州晚年定论”的目的是要把王世贞从七子派中剥离出来，这样既可维护乡贤，又可瓦解七子派，可谓一箭双雕。
钱谦益早年仰慕王世贞，对王世贞文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答山阴徐伯调书》)后来钱谦益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喜七子派，可王世贞作为自己桑梓先辈，又不能过于造次。钱谦益《牧斋晚年家乘》曾两次提到先世与王世贞的交往，其一，钱谦益叔祖钱顺化皈心佛乘，“娄江两王公居昙阳”，曾拜谒；其二，钱谦益之父钱世扬与王世贞有较多交往，其母六十寿辰时，向王世贞索寿序，王世贞叹其父为“良史才”。因此，在“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而元美晚年之定论，则未有能推明之者”[3]436的美名之下，钱氏欲广大王世贞晚年之论。指出“昔者王伯安作朱子晚年定论，余窃取其义以论元美，庶几元美之精神，不至抑没于后世”[3]437。王阳明曾刻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朱熹晚年之论来否定其中年之论，钱谦益也是以王世贞晚年之论来否定其早年之论，其实，是想通过对后七子盟主王世贞晚年“自悔”的张扬，从而达到对七子派复古运动的釜底抽薪。钱谦益提出：“今之谈艺者，尊奉弇州《卮言》，以为金科玉条，引绳批格，恐失尺寸；岂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为土苴唾余乎？”[3]247
其三，通过强调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重塑王世贞晚年“主宋”的面目，导引时风由宗唐转为宗宋元，表现出宗唐与宗宋的不同宗法倾向，也为后世的“唐宋诗之争”埋下了伏笔。
在明代诸流派中，钱谦益重李东阳“茶陵派”、归有光“唐宋派”，其“论诗则推茶陵，论文则推震川”[3]《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茶陵派”学唐而不斥宋元，归有光之文主要学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震川文集》提要云：“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钱谦益批驳七子派，推崇茶陵、震川，宗宋元的用意非常明显。当然，由明转清，时风流转，钱谦益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实效，乔亿《剑溪诗说》(卷下)云：“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论，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钱谦益起到了扭转时风的作用，时人由原来学唐转而学宋。张尚瑗《六莹堂集序》云：“本朝三十年以前，蒙叟之旨未申，学诗者犹王、李也。今而宋、元诗格，家喻户晓。”七子派在经公安派、竟陵派、钱谦益虞山诗派打击之后，宋元诗风渐起。由此可知，钱谦益通过“弇州晚年定论”的提倡，力塑王世贞晚年“主宋”的面目，背后有着为自己诗学旨趣造势之用心。
明清时曾明确提出“弇州晚年定论”者，主要有李维桢、焦弘、钱谦益、四库馆臣、陈田等，下面对此逐一说明。
其一，李维桢“弇州晚年定论”说。李维桢为王世贞所定“末五子”之一，其“弇州晚年定论”一说，主要是从王世贞晚年对王维、白居易、苏轼态度转变这一角度着眼。在《黄友上诗跋》一文中，李维桢称：“今言诗莫盛于吴，吴得一弇州先生名世，天下翁然宗之。余尝疑‘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诘’语，窃以为轩轾太过，后见先生(王世贞)晚年定论，殊服膺摩诘，又极称香山、眉山，非后人所可轻议。”王世贞早年曾有“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诘”之语，认为“摩诘卤莽”，后来王世贞转变了对王维的态度，认为其可与李、杜“三分鼎立，他皆莫及也。”(《书李白王维杜甫诗后》)李维桢捕捉到王世贞这一变化，认为这才是王世贞可作为“定论”的观点，并在《黄友上诗跋》一文中盛赞黄友上“不袭弇州少年持论”，认为这样，“其于弇州，不至为老氏之申韩，荀卿之李斯。”在《读苏侍御诗》一文中李维桢称：“余友邹孚如尝言，王元美先生《艺苑卮言》抑白香山诗太过。余谓此少年未定之论。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风味，其续集如白趣更深。”由此，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1.李维桢将王世贞文学思想分为“少年持论”和“晚年定论”；2.李维桢以王世贞“少年持论”为“非定论”，以其晚年之论为“定论”；3.李维桢认为王世贞晚年“服膺”王维，并“极称”白居易、苏轼，这一思想已超越七子派复古思想的藩篱。
李维桢剥离出“弇州晚年定论”自有其思想根源，其曾提出：“明兴……遂厌薄宋元人……顷日，二三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诸君子，以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何可废也。”(《宋元诗序》)这里李维桢的文学思想颇具折衷色彩，有意调和“师古”与“师心”两派，认为七子派倡复古运动，诗歌古体学汉魏六朝，近体学盛唐，“厌薄宋元”。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李维桢将其与“七子”中那些“厌薄宋元人”者剥离开，指出其与袁宏道等人提出了“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的观点。李维桢强调王世贞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以此扭转时人所认定的七子派“厌薄宋元”。这说明李维桢认为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厌薄宋元”的态度，认为宋元之诗亦不可废，以此来消除七子派与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对立。李维桢肯定宋元诗的价值和意义，表明七子派后出成员在时过境迁之时能够与时俱进、不抱残守缺。此外，李维桢有重塑王世贞不废“宋元”的一面，以达到七子派与公安派的协调发展，当然这也是出于对七子派保护的策略。
其二，焦弘“弇州晚年定论”说。焦弘认为王世贞晚年“皈心”苏轼，并辑《长公外纪》“以自谶”，云：“及其(王世贞)晚年也，皈心子瞻之学，而辑《外纪》以自谶，故其为文靡微不探，与其少作若出两手。……余独怪今之学者溺于谀闻，以公晚年进德之言，为英雄欺人之语。”(《选弇州山人续稿叙》)焦弘从“离合”“盛衰”的角度来看七子派与唐宋派的消长，认为王世贞在文章写作方面“膏肓秦汉，吐弃唐宋”，晚年“皈心子瞻之学”，为文与“少作若出两手”，已改变了“吐弃唐宋”的态度。焦弘此段话语的目的是批评那些不承认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者，认为这些人将王世贞“晚年进德之言”视为“英雄欺人之语”。焦弘认为王世贞晚年“皈心”苏轼，并辑《苏长公外纪》以“自谶”，“自谶”即自我“忏悔”。焦竑这一说法是在七子派遭围攻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强调王世贞“晚年进德之言”、“皈心子瞻”，是表明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宋文的态度，有重塑王世贞晚年“主宋”面目的意图，以此使七子派追随者能够醒悟，认识到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从而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式的发展。
其三，四库馆臣“弇州晚年定论”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读书后》提要提出：“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勿令多误后人而已，云云。”这一说法综合了刘凤《王凤洲先生弇州续集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说，所转引“东阳乐府跋”的内容源于钱谦益，同时还认为王世贞晚年所作《读书后》颇类苏轼之文，突破了秦汉文的藩篱，并由此而肯定王世贞晚年之文。
其四，陈田“弇州晚年定论”说。陈田以王世贞晚年对李东阳乐府态度的转变为着眼点，称其“既晚年定论，于茶陵乐府，且津津不置。此中甘苦，非济南以得知矣。”(《明诗纪事》已签卷一)这里所言“晚年定论”也是以王世贞晚年之论为是，早年之论为非。王世贞早年认为李东阳的乐府诗“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8]《艺苑卮言(六)》，晚年王世贞著《书李西涯古乐府后》一文，盛赞李东阳乐府。陈田借此说明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
通过以上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四库馆臣、陈田等对王世贞早、晚年作品、文学思想的关注，可以看出，诸人皆认为王世贞晚年在文学思想、作品风格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并对这一转变持认同或赞赏的态度。
探讨“弇州晚年定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是否发生了转变？通过上文可知，凡支持“弇州晚年定论”者，大抵认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而否定“弇州晚年定论”者，则认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未发生转变。笔者认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较之早年发生了转变，原因主要有五：
其一，信仰及文学价值观发生了转变。早年王世贞以儒家思想为主，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云：“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夫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8]卷七一《王氏金虎集序》在王世贞内心深藏着儒家“三不朽”思想，认为曹丕所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业，信然哉！”说明其早年为文，充满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期待。晚年王世贞以佛家思想为主，亦释亦道亦儒，主“三教合一”④。思想信仰的转变，使其文学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由昔日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转而“小之”，甚至“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其长子王士骐云：“府君生平经国之略，踯躅世路，而耻不尽其才。……冢笔穴砚，仆仆以应四方，而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先府君凤洲王公行状》)仕途失意，才华未施，王世贞晚年转信佛道，自称“佛道家奴”、“有发头陀”，“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甚至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1]卷一九四《赵汝师》，在与友人信函中。王世贞多次称文章为“小技”、“雕虫之业”、“鸡肋”、“绮语障”，自称“虽薄有雕虫之声于海内，而中实渐厌之，以为小技不尊，虚饰弗庸，去立言之君子何啻径庭。”[1]卷二○一《甘佥宪》王世贞晚年对文章的作用也产生了怀疑，云：“读书五车，著述千卷，亦觉临岐，一字用不着”[1]卷二○七《答穆考功》，读书、撰文在人生关键处无大用，为此欲摆脱笔砚，转从佛道。
其二，创作内容、技法及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王世贞晚年“日坐弁园，与花事周旋”，在风光旖旎的园亭生活中，其诗文已由昔日关心国事、民瘼转为吐写内心、注重关照生命本体的价值和意义，风格也转以恬淡自然为宗。特别是在诗歌写作方面，王世贞早年与李攀龙倡复古运动，喜以诗议政，重乐府诗的创作；晚年在生活内容、思想、心态、趣尚等方面与早年相比都发生了很大转变⑤，减少了乐府诗写作的数量，作品中关注社会现实及以诗歌作为政治批评的倾向明显减弱。而与乐府诗数量的减少相映成趣的是闲适诗数量激增，这一减一增，意味着王世贞晚年更加关注内心世界，更加注重自我抒情。从乐府诗到闲适诗，从政治批评到抒情自我，从关注外界到关注内心，这一系列的转变又是与王世贞晚年信佛崇道的思想转变桴鼓相应。⑥在文章写作方面，王世贞晚年所谓“持论之文”走的不是“文必秦汉”之路，呈现的却是一种唐宋笔法，特别是苏文之法⑦。因此，王世贞晚年为文无论是从构思、内容、风格及语言等方面都趋于平淡，与早年若出两手。⑧
其三，复古方法发生了转变。后七子复古运动在方法论上，讲求“格高调古”，重“法”之建构⑨。王世贞早年随李攀龙，在学古方法上不断探索，著成《艺苑卮言》一书。然而其晚年参修佛道，接受禅宗“即心即佛”思想，在启人方法上深得禅家宗匠之妙，以不言之言而显实相，云：“四十九载佛说法，至竟无一法可说”[1]卷一五四《贝多寮偈》。在文学创作上王世贞强调“不法而法，有意无意乃为妙耳”[8]卷一二五《复戚都督书》，其晚年盛赞喻邦相之文“气雄而调古，驰骤开阖，不法而法”[2]卷四七《喻邦相杭州诸稿小序》。当然，“不法而法”是要处在“法”与“不法”之间，“不法”本身也是一种“法”，只是比“法”更为灵活，其实质并非完全抛弃“法”，在《先师书大通经》一文中王世贞提出：“有法悟无法，无修解有修”。诚然，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其在文学取法上由过去的重“法”，到晚年的重“无法”，其实，就是强调“无定法”，摒弃创作中的“程式化”，这与其晚年主“调剂”、“辞达”、“自然”等文学思想非常一致。
其四，取法范围发生了转变，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王世贞早年诗歌主要学习汉魏、盛唐，文主要学习秦汉，晚年的取法范围已非常广泛，云：“诗自《风》《雅》外，当以《古诗十九首》及建安三曹为准，若整丽，至三谢而极矣。”[1]卷一五六《古选古隶》这里的宗法范围包含有汉魏六朝，然而，王世贞除了强调广泛取法，且“取法乎上”外，还特别强调不要被“法”所囿，云：“毋论江左，即济南而上，而天宝、而景龙、而建安、而西京皆筌蹄也，我且为琴碎矣！”[1]卷五一《潘景升诗稿序》此处运用了“筌蹄”、“琴碎”两个典故，意在说明学古不是为了“古”而学“古”，不是为了“法”而“取法”。
其五，复古路径发生了转变。复古是直通汉魏，还是经唐宋再承继汉魏？这是复古派与反复古派争论的话题之一。王世贞去世后，汤显祖在与王士骐信函中，云：“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答王澹生》)这里汤显祖叹服王世贞若谷胸怀，然而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汤显祖认为学古应从宋入手，而不应该从汉入手，这与七子派学古路径有别。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学古路径也发生了转变，由直接学“古四大家”、汉魏六朝，转为假道“韩、欧”。由此可知，王世贞晚年诗文取径并非“直而不迂”，而是经由唐宋再入“史汉”。
综上，与早年相比，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因此，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然而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晚年对早年的一些思想是逐步消解，如其所言“姑随事改正”，目的“勿令误人而已”。整体看来，王世贞早年的文学思想是以“立”为主，其晚年的文学思想是以“破”为主，这种“破”是“已悟”对“未悟”之消解，这种消解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式的渐进，需细细品味方可知其三昧。
①可参拙文《王世贞晚年“自悔”论》，《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1期。
②见拙文《〈弇州山人续稿附〉发覆》，《文献》2008年2期。
③见拙文《王世贞为文的唐宋笔法及恬淡旨趣——以“持论之文”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
④见拙文《论晚年王世贞的“三教合一”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4辑)、《王世贞晚年“即心即佛”思想及与“阳明禅”》(《江汉论坛》，2010年5期)。
⑤见拙文《王世贞的晚年生活、趣尚及品格》，《文史知识》2009年10期。
⑥见拙文《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11期。
⑦李衰纯，《王弇州先生崇论序》，《王弇州先生崇论》，明刻本。
⑧见拙文《王世贞为文的唐宋笔法及恬澹旨趣——以“持论之文”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
⑨可参考郑利华《后七子诗法理论探析——以谢榛、王世贞相关论说考察为中心》，《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