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边疆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166-1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试图从人力、物力两方面构建总体战体制。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在当时被泛称为“边疆”的非汉族聚居区获得人力与物力资源，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通过获得非汉族的协助从而扩大先前的抗战体系规模，还可以通过资源开发等手段强化经济基础，可见，这一体系的构建对抗战的进行极为重要。因此，培养非汉族对国民党政权的向心力，在谋求非汉族社会和汉族社会的融合的同时，推动以国民党政权为主导的资源开发等经济开发，成为了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重大课题。 1941年4月，国民政府推出新的边疆政策，提出实现经济开发以及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在欧洲战场的苦战，以及日本军事力量的分散等等，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中国转变了原有的边疆政策。[1]1942年，国民政府为增强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将身居新疆而依附于苏联的盛世才收服于中央。自此之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重视西北开发，边疆政策的重点也被放置在了以新疆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边疆政策以及西北开发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针对为了构建战时总动员体制以宣扬民族主义为目的而产生的中华民族论，就其创造过程进行的研究。[2]这类研究考证了蒋介石等政治人物以及知识分子提出的中华民族论。此外近来在学术史研究领域中，边疆研究团体提出的各类民族论也已得到考证，围绕民族论展开的政治与学术关系也得以明确。第二种倾向是关于民国时期的“内陆开发”论和“西北开发”论中的国防与中央权力的渗透这一观点进行的研究。[3]此外还有关注战争引起的state building，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针对中国边疆问题进行的研究。[4]上述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中央政府的国防政策与经济政策，以及中央在地方势力的延伸过程，将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形成上。 然而在分析中国的边疆政策与开发政策时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官是民，在开发这一舞台上实际存在着各种关联角色。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开发的主体，即向边疆迁移的人们的边疆观的形成以及其迁移的目的进行探究，在分析民国时期围绕边疆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上述课题，先前曾有针对国民政府时期汉族的边疆(西北)印象以及对领土认知形成进行的研究。[5]此外，战时西南地区基督教会与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等组成的民间团体进行的边疆服务活动也已得到了考证。[6] 自明清以来兴起的“边境”移民与地域开发间的相互关系[7]延续至了民国时期。本文将这一连续性纳入视野，重点关注战时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农林部档案》中关于边疆地区开垦的史料为主，作为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史料，上述资料先前较少被使用。①此外，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农林部门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简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农林部档案》中所有人的简历几乎都得以留存下来，但当下无法确认他们在选拔后是否被派至边疆工作。因此，本文的研究仅限于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与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关联性，对边疆工作人员的边疆工作将不进行具体的探究。本文试图对边疆政策与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结合点进行分析，从而探明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政策下政治与学问、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 一、战时边疆政策的转变 (一)边疆研究的繁荣发展 1941年4月，国民党第五届八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战时边疆政策的两个方针。一是在《党务三年计划方针》中指出：“应使党为推动三年计划之主要力量，特别注重配合地方自治及经济部门工作之发展”，[8]将抗战体系的中心从军事转移至经济上来。二是制订了《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合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目的之施政纲要》(以下简称《边政施政纲要》)，提出了战时新的边疆政策准则。[9]该准则中针对边疆教育方面提出“设置边疆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收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的要求。受其影响，1941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边疆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总结了有关今后边疆教育的准则。[10]会议还选出了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其委员构成为：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中任选2名，经济部、内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治学校、中英庚款董事会各任选代表1名，此外还包括来自教育部的专家。由于该委员会以研究边疆问题的处理原则以及各项实际问题为目的，因此参与讨论的不仅仅是藏蒙委员会的有关人员，还包括吴文藻、朱家骅以及顾颉刚等学术界人物。②在随后的1941年12月，行政院下属的边疆政治研究计划组织委员会得以成立，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与相关专家就新边疆政策的具体实施展开了讨论。[11] 国民政府如此积极的边疆研究意向，强力地推动了学术界的边疆研究。重庆、成都陆续成立了各类边疆研究团体。边疆委员会委员吴文藻于1941年8月创立了《边政公论》一刊。次年9月，在蒙藏委员会内设立了以其成员为中心的边疆研究机构——中国边政学会。另外，同年6月1日，中国边疆学会在重庆成立，顾颉刚作为成都支部的理事参与边疆研究工作。[12]由于边疆研究的核心成员也参与边疆政策的制定，因此学术界如此蓬勃的边疆研究成果影响着国民政府的新边疆政策。然而同时可以指出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抗战体制有着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起到动员作用的一面。[13] (二)西北开发与边疆开发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日美开战使得苦于抗日战争的中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此后，中国与美、英、苏组成同盟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轴心国展开对峙。苏联在欧洲战场的苦战、日本军事力量的分散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的战况有所好转。在这一背景下，1942年7月，国民政府试图收服仍依附于苏联的新疆盛世才。其结果是，同年秋盛世才归顺国民政府，党、政、军的势力在新疆得以扩大。[1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的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在国内西北地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变，使得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西北开发。 1942年8月，蒋介石视察旅行抵达甘肃，在甘肃阐述了西北开发与建设中国的重要性。[15]同年11月4日，国民党第十届十中全会决定将经济政策的重点由西南转至西北。[16]受此影响，战前停滞的西北考察团的组织化课题，以及西北地区的全面调查得以重新启动。[17]同时，国民政府重视西北开发的上述政策也对边疆政策产生了影响。1943年6月30日，内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农林部、蒙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卫生署、中央设计局的9名代表聚集于行政院，商讨了《开发边疆五年计划》与《开发边疆五年计划纲目草案》(以下简称《草案》)。[18]在行政院设立的边疆政治研究计划组织委员会上，该两案得到立案并被审议。[19]其中，“边疆”被定义为新疆、宁夏、绥远、青海、甘肃、西康、四川的松潘一带，开发项目包括畜牧、垦务、水利、交通、卫生、小规模工业。然而会议上，由于上述边疆范围和开发项目与《开发西北十年计划》相同，且考虑到《开发西北十年计划》的预算有限，为避免项目重复，会议提议：关于《开发边疆五年计划》与《开发西北十年计划》两案合并一事，待中央设计局派出考察团进行实地调查后，根据其结果再作决定。此外还提出，国民政府的战时边疆开发意义在于“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即政治建设应先从经济着手发展经济事业，并以商业方式运作”。[20]行政院还就边疆开发的重要性与方法展开了具体讨论，但由于《开发边疆五年计划》及《草案》内容与西北开发存在较多重复之处，因此对该计划的实施持保留意见。 另一方面，同年3月13日，蒋介石已在行政院内开展了从事边疆地区工作的人才招募工作，并对与边疆工作有关的边疆工作介绍所的开设下达了指令：“行政院可筹设一边区工作志愿人员招待或介绍所，凡志愿前往边区工作者皆可赴该所登记。由该所供给各种有关边区之材料并予以交通等工作上之便方……”随后的1943年5月3日，行政院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组织规程与办事细则公布，组织规程的第一条将边疆的活动范围明确定为“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西康”，[21]与《开发边疆五年计划》的范围基本相同，从中可看出其意义是为了确保该计划实施时的相关人员。6月9日，蒋介石指任行政院秘书汪日章为边疆工作介绍所的负责人，任命严竹书为干事。严时年44岁，生于浙江省，毕业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此外被任命为干事助手的林承谦，时年39岁，生于河南，毕业于河南省农业专科学校。二者均具有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由此可见边疆活动中农业方面的知识极受重视。[22]尽管《开发西北十年计划》和《开发边疆五年计划》的实施仍处于保留中，但在蒋介石向西北地区延伸势力的意图下，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置以及相关人员的招募正稳步进行着。这除了有国民政府推行边疆地域开发的经济目的外，还在于推动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直辖统治，确保更多的人才能派遣至边疆地带。 二、战时边疆工作人员 (一)蒙藏委员会 1943年5月，《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办法》公布后，行政院下设立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开始募集边疆工作人员。应征前往边疆的工作人员，不论男女，均要求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在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登记：①20岁以上40岁以下者；②中等学校以上学历且拥有专门技能者；③决意参加边疆建设，身体健康，吃苦耐劳；④遵从三民主义，对边疆工作深入研究者。[23]从该条件看出，国民政府所需要的边疆工作人员，要求年轻、身体健康，有学历与专业性，且服从三民主义，对边疆工作怀有兴趣。那么当时何种人才被认为是从事边疆工作所必需的呢？八中全会的边政施政纲要强调的是边疆非汉族与汉族的融合，对于边疆人才仅在与教育有关的部分做了以下说明。即“丁，关于教育者一，改进并扩大现有边疆教育机关，以培植边疆人才。二，于适当地点，设置必须之各种各级专科学校，并设置各级师范学校，以期造就边疆各种人才，以应建设之需要”。[24]从中不难看出，此处培养的边疆工作所必需的人才，是以当地的非汉族为对象的。1941年，健飞(蒙藏委员会委员、蒙藏政治训练班教导主任)针对边政人才对国民政府边疆管理机关——蒙藏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边疆有其地理、社会、政治、言语特色，有必要根据其特殊性对边政人员进行专门训练。其次，对“边政人员”的训练方法列举了以下7个项目。即：1.思想之训练(三民主义的思想学习)；2.意志之熏陶，培养工作人员视边疆工作为一生事业的意识；3.知识、技能之培养，要求工作人员具有高级行政人员和专门技术员的双方面能力；4.体格之锻炼；5.品行与服务精神之陶冶；6.教育环境之整治；7.设立专门培养边疆人员的大规模教育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来蒙藏委员会内部的蒙藏政治训练班实施的边疆教育不同，该方案所提倡的不仅仅是对非汉族精英的培养，还包括关于新“边政人员”的培养及教育的内容，强调了面向边疆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之必要性。受其影响，关于“边政人员”的任用方法主要提出了以下三项要求：统一任用，通过制定政府命令，按照统一标准选拔任用；待遇与保障，改善工作人员的待遇，承担工作所必须的费用；严格监督，上级机关应时常监督边政人员的工作。[25]从上述要求不难看出，对于当地的边疆工作人员，蒙藏委员会并未采取先前优待当地非汉族的方针，而是同时着眼于汉族工作人员，开始重视其作为国民政府官员及技术人员的作用。 (二)朱家骅与重庆的边疆研究 知识分子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地区西迁，使得他们的边疆研究不仅仅停留于学术界的言论活动，更是发展到了边疆地区的调查活动。边疆工作在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各类学问领域的专家的努力下得到讨论和实践。[26]连接学术界的边疆研究与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的人物便是朱家骅。③朱家骅是战时学术界对边疆问题与西北开发最予以关心的学者之一。朱家骅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与党务关系密切。与此同时，其在学术界还历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等职务，是位积极参政的知识分子。[27]朱家骅出于党务，于1941年7月以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前往中国西北各党部视察，随后又以学术活动为目的于1942年1月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于1942年5月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学者们，对兰州、甘肃、宁夏、青海一带进行了调查。通过上述活动，朱家骅深感为推动西北开发，极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对当地的学术调查。[28] 1942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向西北扩张势力，新边疆政策也开始实施，在这一背景下，朱家骅面向边疆人士，强调了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以表示对非汉族文化的尊重，同时呼吁各方相互协作。[29]另一方面，朱家骅阐述了开垦的重要性，并激励道：“边疆的同胞们，如要繁荣本乡地方，丰裕人民的生计，就该提倡开垦，尤其要自己去学习垦殖的技术。由畜牧进化到农耕，由农耕进化到工业，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图生存是十分必要的”。[30]如上所述，朱家骅虽尊重边疆地区的固有文化，但在经济方面则以近代化的名义主张开垦，致力于非汉族与汉族在经济上的同化。 此外，1942年10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边务工作报告会中，召集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中央宣传部、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教育部、农林部、赈济委员会、卫生署、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政部、军令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等单位的边务负责人，并邀请各部委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对边疆建设中的边疆工作进行了讨论。[31]讨论中朱家骅提议，选拔边疆人才并鼓励其创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以提升当地文化水平为目的的边疆文化事业的开展，对边疆建设也很必要。朱家骅还对担当该项工作的边疆工作人员提出了以下要求： 1.对本党的主义有深刻的造诣与认识，具有强健的体力；2.熟知边疆情形，通晓边疆语言，对边疆各民族生活习惯与振兴怀有理解与同情之心；3.对于边务工作有深厚的兴趣和热情，执着于赴边疆工作，将其看作终身的事业而不是追随一时流行；4.我们要忠实地……将政府的德意传达至边疆，且使边疆同胞将力量贡献于国家。 另一方面，他还要求政府“对边务工作人员的待遇自然应当设法提高，予以优待，使他们在各地安心服务”。[32] 朱家骅对边疆问题的上述意见，一定程度上受到顾颉刚的影响。朱家骅自战前就与顾颉刚在学术界的抗战活动方面有密切的关系。[33]二人于1941年6月第一届边疆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重庆、成都的中国边疆学会活动上，共同就边疆问题进行过探讨。顾颉刚在1941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对围绕战时边疆问题与朱家骅的关系记载如下：“1，于朱先生直接发生关系，不假手他人；2，不在都会工作，免被人造谣破坏；3，我对边疆极感兴趣，且深知此问题之解决与将来建国有大关系；4，此间边疆学会甚望改为四川分会，而将总会设在重庆，由朱先生派人组织，将来边疆工作即以会中名义行之。”[34]从中看出，顾颉刚在战时边疆问题上信任朱家骅，同时，在重庆的边疆研究与实践上，顾颉刚有意借助朱家骅将自己的边疆问题解决案化为实践。此外，顾颉刚就具体的边疆工作做了以下说明：“以我经验，边疆工作之最重要的为设立职业训练班。授以公民教育、边疆史地、医药卫生、畜牧商业、边地区语言各类学科，成一通信网。而由会中常川巡逻督察，予工作良好者以鼓励。此事为我力之所及，可以负责做去。” 如上所述，顾颉刚在中国边疆问题中最重视的是边疆人员的培养。这与朱家骅针对疆工作人员提出的具有高专业性、终生从事边疆工作的条件一致。顾颉刚与朱家骅曾针对边疆工作展开过交流，且二人均致力于确保向当地长期派遣专业人员。 以此，战时蒙藏委员会与学术界有关边疆问题的意见，在行政院下设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应征要求中得到了反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应征要领第二项中规定：“以省份区分边疆，现如今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绥远、新疆、西康等六省，居住于该六省的人员不能登记。”[35]通过该条件可以看出，一，国民政府规定的边疆工作区域为甘肃、青海、宁夏、绥远、新疆、西康省，即西北地区。二，对属于将被开发的边疆地区的居住者，国民政府不予以应征边疆工作人员的资格，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影响国民政府的边疆工作。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体现了国民政府试图通过选拔边疆工作人员并派往西北，实现对西北直接经营的期待。 三、边疆工作人员的应征者 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通过全国各地的分部募集应征登记人员，从1943年5月成立之初到1944年9月介绍所废止，共收到登记表4138张。募集的领域横跨行政、教育、财务、会计、统计、交通、电信、医药、司法、垦殖等，从各个领域中选拔了诸多专业人士。[36]废止之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制成的《边疆工作人员审查办法》和《边疆工作人员训练和分配方案》被送往各个工作的有关部门，报名后的审查和选拔业务转交给各工作岗位进行。[37]本节将从国民政府的新边疆政策对开发西北的强烈意向出发，着眼于作为非汉族地区经济开发主要工作的开垦和农业畜牧业领域，根据报名的基本信息探讨志愿从事上述领域的204名应征者的特征。(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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