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文化圈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文化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47(2001)02-0029-08
辉煌灿烂的中国炎黄文化，是由各个地域文化圈组成的，比如黄河流域的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长江流域滇黔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潮汕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圈都具有炎黄文化传承的共性，又具有各个地域文化特色的个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使华夏的炎黄文化多彩多姿，争奇斗艳。
“三峡文化圈”是在长江三峡地带形成的一个小文化圈。它的地域包括宜昌、恩施、万州、黔江地区以及神龙架林区总共只有10.76万m[2]公里，人口2000多万，但它却具有悠久的人类发展历史，奇特的山水地貌，丰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将使三峡两岸的100万人成为移民。支援民族伟大工程的任务，更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些条件就使长江三峡地段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圈。研究这个文化圈的形成原因、文化内涵、开发价值，已成为推动三峡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三峡文化圈”的形成
“三峡文化圈”的形成，原本具有山水同源、经济同体、民族同宗的特点，自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修建以后，又催生三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加速结合与创新，必将酿造出更新更美的现代三峡文化来。
山水同源 长江三峡是长江上中流接连处隆起的一个高山峡谷地带。经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论定，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3公里。由西至东分别定名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旅游部门把宜昌市城东的虎牙滩和隔江对峙的荆门山这一道峡也列入了西域峡之内，因此他们把三峡延长为197公里，这一说法也为大家所接受。
对于三峡的成因及演变过程，多数学者倾向的解释是：在洪荒远古时代，三峡地区一片汪洋。在距今25亿年前的太古代末期发生了一次强大的造山运动，三峡地区成为一个小岛。在距今2亿年前的中生代，这里发生了燕山运动，三峡地区全部脱海成陆。当时，川东、鄂西一带发生强烈褶皱，形成了七曜山、巫山、黄陵背斜和北面的大巴山共同组成的重岩叠嶂的三峡山体，又经多年洪水冲刷，终于形成悬崖峭壁、峡谷幽深、沟壑纵横、滩多水急的自然奇观。这是形成“三峡文化圈”的特殊地理环境。
经济同体 三峡地区的人民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相同，因此，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也基本相同。沿江人民“靠水吃水”，“峡中丈夫绝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杜甫《最能行》），长江水运为他们提供了拉纤、架船的机遇，一曲曲船工号子，传唱千年不衰，岩石上一道道纤索的痕迹，成为传世文物。早期商品经济也在两岸萌芽，“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行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杜甫）《夔州十绝句》注：“长年三老”指年长梢公，“摊钱”比喻交易），外出打工经商的也多起来，“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羊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刘禹锡《竹枝词九首》），而九首之五“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则反映城镇的繁荣景象。就农耕经济来讲，两岸除在坡地上种少量粮食外，多依靠峡谷潮湿、温暖的小气候种植橘柚等水果。“新城果园连西瀼，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范成大《竹枝词》），就是反映农民出卖水果情景的。
住在三峡地带山里的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民，则长期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中，靠种旱粮为生，而且耕作方式落后。从宜昌到奉节的土民，都靠放火烧山种坡地（也叫畲田）。刘禹锡《畲田行》，生动地描绘了刀耕火种的情景：“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山里基本上是自给经济，只从事简单的物物交换。“蕨酒馨香咂口甜，小机当户织双缣，与人钱财都抛却，交易为求一撮盐”（顾彩《容美纪游》）。山民们的生活十分简陋。“一层麻布一层风，十层麻布也过冬，饱餐稀饭懒豆腐，格兜火畔热烘烘”（彭秋潭《竹枝词》）。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直沿袭着自足自给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形成“三峡文化圈”的经济基础。
民族同根 考古发现长江三峡地区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在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的猿人化石，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测定，其年代距今约201-204万年，比元谋人早20多万年。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钟家湾关老山南坡岩洞发现的“长阳人”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0万年。有史记载以来，这里便是巴人、巴国和楚人、楚国交错杂居的地带。就民族文化来讲，这里是巴蜀文化圈和荆楚文化圈边沿交错形成的一个地域不大但特色鲜明内涵丰厚的巴楚文化圈。
历史上对“巴”的最早称谓，是从河南安阳殷都遗址出土的甲骨刻辞上发现的，上有“巴方”[1]二字。“巴方”是华夏正统大国夏、商、周对地方小国的称呼。《山海经》中“西南有巴国”，是最早的文字记载。晋人常璩作的《华阳国志》中说：“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这说明巴国在夏禹王时就已经存在了。据最新公布的《夏商周年表》载，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巴人的存在就比巴国的出现更要早若干年。到了周武王时，鉴于巴国派军队帮助周伐殷纣王有功，就把巴正式封为“子”国。
学术界对巴人的起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说起源于清江廪君蛮；二说以“西南有巴国”为根据，认为巴人始于苗蛮集团，是经汉水上游西迁入川鄂地区的；三说巴人起源于渭滨，商周之际，一支南迁入川。巴人的族种也有巴、苴、濮、夷、蛮等。我们采取民族寻根法进行研究，即从现在川、鄂、湘、黔毗邻的土家族开端，来为他追宗溯源。这就不难发现，他们共同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巴务相，或叫廪君，又称向王天子。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川、鄂、湘、黔土家族生存的地方，原是廪君蛮统领的，其发祥地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武落钟离山。廪君蛮是巴人巴国中一支强大的部族。而居住在三峡地区的巴人，则主要是廪君蛮和他们的后裔土家族。
楚人的先祖是谁？屈原在《离骚》中追述先祖时写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氏就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孙子祝融，被封为火神。祝融的下属部落分布在商朝南境，后被殷人打败臣服于商，他第六个儿子季连的芈姓后人，南迁到汉水流域的湖北荆山一带。到了商纣末年，楚部落的首领鬻熊依附了周文王，所以，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就把鬻熊领地封为“子”国（《史记·楚世家》叫“子事文王”）。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又把鬻熊的后人熊绎封与楚，这才有了楚的族名兼国号。[2]
巴楚先民长期在三峡地带毗邻杂居，他们互相通婚，形成了民族交融；生活习俗互相吸取，形成了民俗混同；加上巴楚时而交战，时而和好，引起了军事等多种文化的交汇。这是造就三峡文化圈的民族因素。
工程同担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把川东鄂西的几千万人民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去完成历史赋予他们支援三峡工程的崇高使命。工程的崛起，山川的改变，移民的搬迁，城镇的新建，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科学的注入等等，都宣告三峡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三峡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什么业绩比三峡工程更辉煌，有什么文化比三峡文化更先进，有什么成就超过三峡工程的知名度。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巍巍大坝，高峡平湖，输电铁塔代替了古老风景大树，强大电流源源从这里输出，世界友人纷至沓来，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在这里拥抱，这一切将把三峡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综上所述，即山水同源，经济同体，民族同宗，工程同担，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三峡文化圈”，使它得以屹立于地域文化之林。
二、“三峡文化圈”的表里层次
三峡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文化内涵，我们在对它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之后，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民俗民风 这是第一个层次。聚居在同一生存环境下的人群，受一定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约定俗成、共同信守的民俗习惯，表现为一种文化形式，它是文化最表层的内容。三峡地区的民俗文化，大体可分为生活民俗、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宗教风俗等等。先秦以前，有异有同，自秦汉天下统一之后，逐渐接受了大一统文化的影响，改变了许多落后的生活习俗。但住在深山的土家人，对原始风俗习惯则保留得多一点。
长阳文化馆的龚发达先生，毕生从事土家民俗的研究，出版了《夷水古风》一书，其中把土家民俗分为8类共186种民俗活动，为集土家风俗大成之作。现在经过整理、提高、创作的摆手舞、巴山舞、哭嫁等，已升华为极有价值的舞蹈戏剧作品了。其饮食习惯中的懒豆腐、杂广椒、炕洋芋等食品，已在城市餐馆饭荘摆上筵席，成为一道道美味佳肴。
文学艺术 这是第二个层次。文学当然首推屈原的楚辞。北诗南骚，在先秦文化中花开并蒂，交相辉映，已为世人所熟知，无庸赘言。
其次是神话。神话是民间创作，一部三峡景点介绍书，也基本上是一部神话集。从神女峰的“瑶姬下凡”，到黄陵庙的“黄牛开江”，从巫山的“高唐云雨”到孙悟空在莲沱的晒经坪，许多景物都被人民赋予神秘的色彩。神话本是人话，是人的精神寄托，人的美好愿望，人的至善追求，至今仍具有极大的魅力。
第三是诗歌。诗人墨客题咏三峡的诗篇很多，我曾写过一篇《三峡诗概说》的文章，论述长江三峡诗有四个特点：诗史长、诗点多、诗品高、诗人显。我认为三峡诗文自成一体，可和边塞诗等地域诗媲美。
三峡诗集起于何时？我收集到的资料表明，最早汇编三峡诗的见于《三峡通志》。这本方志是明代“万历亲卯(1591)秋编的。作者是豫章（今九江市）人，名吴守忠。此书是他被贬到秭归当州官时集刻的。诗从梁简文帝(503-511)萧纲的《蜀道难》为起点，到1591年成书止，大约1060年左右的时间，共收集南朝梁以降到明万历止的三峡诗词共188首（其中词仅一首），诗词的作者计94位。1986年以后，又有多种三峡诗集出版，但起始年代都依吴说。
我认为三峡的古代诗词应该是始于战国时代屈原的《橘颂》。这是因为：橘树是三峡风物中的独特景物之一，咏橘就是咏三峡：《橘颂》以四言为一句，和四言体的诗经体势相同；屈原是秭归人，可谓三峡人咏三峡景物。有专家论证，《橘颂》作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3]，此应为三峡诗的上限。至于三峡古代诗的下限，按近代史断代应为1840年。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我把三峡沿岸各县县志上所载的诗词合计起来算，共计1500余首。
三峡古代诗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诗点分布很广。一般人只知道长江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而据《中国长江三峡大辞典》载，三峡旅游线路的参观景点计有100多处。在100多处的小景点中，大体每个点都有题诗。有些诗乃是名人佳作；有的虽不是名人所作，但也可称诗之上品。比如，在西陵峡的宜昌县太平溪，一堆巨石耸立江边，有一大石像酷似美女，旁一小石光顶麻衣，像个小和尚。民间传说这个景点叫“和尚戏美人”。对这一景点，清代长阳人孙锡、就题有《石美人》一首七律：“岩边伫立幻亦真，宛若清扬一美人采药仙姑思作伴，行云神女愿为邻。非空非色千秋相，无夏无冬万古春。他处望夫曾有石，此间或恐是前身。”诗把“亦真亦幻”具有“朦胧美”的石美人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对那个口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语，却又不畏寒暑常年注视着美女的和尚调侃有加，饶有情趣。
三峡古诗词的第一个作家是屈原，接着的就是东汉年间的《昭君怨》，标题为王嫱所作（作者身份尚有可疑）。到了南北朝时期，首推王融的《巫山高》。诗曰：“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烟云乍舒卷，猿声时断续。彼美可如期，寤言纷在嘱。恍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王融的这首诗是从古诗向律诗过渡的代表作。就其音韵平仄来论，已是一首五律了。这个朝代，还有两位显赫的三峡诗人，即是南朝的梁元帝萧绎，他写了咏三峡的《古意》：梁朝的简文帝萧纲，他题有《蜀道难》二首。三峡诗的辉煌时期是在唐代。唐代的著名诗人，或被贬到三峡地区做官，或因故途径、滞留三峡，留下了数百首题咏三峡的诗篇。我把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夜雨寄内》（也作《夜雨寄北》）并列为三峡诗中的三大名诗，李白和杜甫的两首名诗早已被大家公认，我补充李商隐的这首爱情诗，是经过多方考查的。李商隐几次进出三峡，第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元年初夏，时年35岁，给事中郑亚外调为桂州刺史，召他为书记官。在随郑亚赴桂的途中，路经三峡，写了七律《荆门西下》。次年郑亚被贬后，他又北归。大中五年七月，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聘他为节度书记，时年39岁，在川东节度使治所梓州一住就是6年。此间，和他感情深厚的妻子去世，他才写出此诗。
自唐至宋、元、明、清，题三峡诗的也是名家、名诗辈出。所以，三峡诗具有诗品高和诗人显的特色。
第四是散文。这首推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两赋可视为姊妹篇，陈述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时，因宋玉讲先王与神女交欢的故事，引起襄王也夜梦神女。文章描述了神女顾盼生辉、艳丽超俗的仪表，并留了“朝云”、“暮雨”的传世丽词，“巫山云雨”便成为千百年来男女合欢的代名词。
继之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三峡的逐段描述。文中有对山川胜景的写实，地理方位的阐述，神化传说的记述，文物古迹的论定，最后对长江三峡的分段和名称作了最早论定：广溪峡（今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全篇倾诉了作者对祖国山川的热爱之情。
自晋至清，历代一些著名文人都在三峡留下了传世的文章，如白居易的《三游洞》序、《荔枝图序》，欧阳修的《峡州至喜堂记》、《黄杨树子赋》，苏轼的《滟滪堆赋》、《屈原庙赋》，黄庭坚的《黔南道中行记》，陆游的《入蜀记》，陶澍的《蜀輶日记》，还有清道光年间的刑部主事王柏心观赏香溪口的桃花鱼后而写的《桃花鱼记》等。
第五是音乐。我市考古学家高应勤先生对巴楚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研究后，得出了8个字的结论：“金声玉振，八音齐鸣”。
古代的乐器分为八类：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称之八音。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古称为“重器”，即钟、钲等打击乐器。
钟、钲、镦、子、磬等乐器，在三峡地区均有出土。价值较高的有出土于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之下的“秦王卑命”钟，在建始县格子桥二台子出土的一件虎纽镦于，它是巴楚文化交融的典型器物代表，双虎并立于盘上，中间有一道横栓，栓上有环便于悬挂。此镦于我国目前仅发掘两件，被考古界视为精品。在长阳磨坪白庙山出土的一件青铜磬，外观剪影成猪形，脊上有立凤，腹两侧各有十个乳状枚（作为打击点），腹下有卷云足两个，击其枚能发出不同频率的多种音调。“金石以动之，丝竹以引之”，华夏的音乐文化早被巴楚吸收采用了。
第六是刻石。长江两岸岩壁上多有名人镌刻题词，论其书法、题词品位、记事的史料价值和镌刻工艺，都居上品。
三峡刻石首推涪陵白鹤梁的碑林刻记。白鹤梁是涪陵城北长江江心西侧的一道天然石梁，长约1600米，宽约15米，自西向东延伸，每逢冬春枯水季节，石梁露出水面，洪水季节便没入江底。历代文人在梁上多有石刻，计刻有石鱼图形14尾，文人题词163副。
白鹤梁首先具有极高的水文资料价值。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我国水利专家考证，发现梁上线雕双鱼的鱼眼所处的方位，恰与现在水文纪录的水尺零点相当，说明这是古代先民刻记的水位标志。唐以后在梁上刻有72个年分中枯水水位离石鱼眼的位置，记下了一次次枯水的水位情况，留下了1200多年枯水水文资料，其中有108处具有水文价值。
白鹤梁的诗词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刻字的字体有颜、柳、苏、黄、赵，刻石的书体有篆、隶、楷、行、草等。最早的刻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二月二十一日谢昌瑜题记：“广德元年二月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继之有书法家黄庭坚元符三年（1100年）题刻：“元符庚辰涪翁来”（黄庭坚号涪翁）。清刑部尚书大诗人王士祯题刻七绝云：“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
白鹤梁号称为水底碑林，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西陵峡旁，也有众多的摩岩刻石，比如原崆岭江心巨石上，刻有“对我来”三字，类似航船的指示牌。三游洞亦有苏轼、黄庭坚的题刻，难一一尽述。
还应提到的是宜昌在近几年内，约请国外华人和国内名家，在宜昌县乐天溪的石门岩壁上，雕刻了一书画长廊。长廊征集海内外知名华人书画家137人的书画作品200余件，已完成摩岩石刻145件，碑刻一件，印章刻石138件。作者有当代名家吴作人、关山月、沈鹏、刘勃舒等人的佳作，还有香港、台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作者的书画，现在已成为西陵峡的一道风景线。
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是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这个层次首推爱国精神，屈原是这种精神的早期代表。北大教授、博导、中国屈原研究会会长指出：“屈原的爱国，不仅是一般的乡国之恋，而是与他革新政治的要求，即‘美政’的崇高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屈原的忧国忧民，也不仅停留在一般的信念上，而是与他的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的。”[4]当他被流放时，仍然上下求索，系念祖国安危。屈原的精神，也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不怕赴汤蹈火，去为祖国献身。比如北宋初年的欧阳修，曾在夷陵当过县令，他和范仲淹等人就把屈原的爱国精神，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思想。许多人只知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忧乐观”，其实在《岳阳楼记》前十五年，欧阳修在给范仲淹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以忧天之心为乐的话。他著的《易或问》中又提到“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可以说，以欧、范为代表的北宋志士把爱国思想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峡地区的巴、土人民都以爱国精神作为做人的第一价值取向。巴蔓子刎颈以保巴国的三城，为人所敬仰；秦良玉的白杆兵两度赴福建与倭寇厮杀，受到崇祯皇帝的嘉奖；土家族英雄陈连升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军殊死搏斗、英勇牺牲，更是为人所崇敬。土家儿女和汉民族一样，在爱国主义召唤下，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巴楚人民在三峡长期共处中还培养出和睦精神，它的代表是王昭君。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从视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故景斐回，悚动左右。”“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吏卒，以修天子人民。”[5]因此，昭君被人民公认为是民族修好、保卫和平的使者。正如董必武先生题诗所评价的那样“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一中肯评价表现了昭君的志向，也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愿望。
随着时代的演进，三峡地区历代都有外省族民迁入。据长阳民族文化研究会已收集到的50多部族谱分析，这些姓氏族民都是由外地迁来，并非本地巴楚民族。我们林姓也是在明成化年间，老祖宗由福建莆田贬官至此的。不论何地何族人民到了三峡地区以后，都能安居乐业，很快与本地人民融合。这说明，巴楚人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土汉人民，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亲和力和接纳外族的广阔胸怀，这是保证多民族的祖国统一、安定团结的强大精神凝聚力。
其他如追求革新的“求索”精神，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勤劳勇敢的无畏精神等，由于和其他民族大体相同，就不展开论述了。
三、“三峡文化圈”的表现形态
三峡文化尽管层次有深浅之分，品味有雅俗之别，但不论哪层次的雅俗文化，都以一定的形态表现出来，人的五官可触可感、可亲可近、可喜可乐。大体区分起来，三峡文化表现为五种文化形态。
嫘祖桑蚕文化《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西陵乃地名，在《传说中的古代中国图》上，标明西陵是以宜昌为中心，周边延及川、鄂、荆、湘等毗连的地域[6]。有学者据此论证，嫘祖是宜昌女子。嫘祖是否出生宜昌，乃至嫘祖是否真有其人，争议颇多，本文不就此作答。我认为嫘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其中的丝帛文化、桑园文化，在三峡地区从远古传承至今。
嫘祖是轩辕黄帝的正妃，她教民种桑养蚕、缫丝织帛（丝绸总称为帛），是中国女性从事桑蚕生产的化身。到了周朝，嫘祖早有了先蚕的身份，与先农、先牧、先炊齐名，共享“少牢之礼”（一种祭祀礼节）。以后，历代王室和百姓都塑像修庙，把嫘祖娘娘作为神来供奉。三峡地区早有种桑养蚕的历史。在宜昌县的杨家湾、中堡岛等地出土了30件陶纺轮，距今约4-5千年；在长阳桅杆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也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纺轮。说明巴国先民早已从事桑蚕生产。《华阳国志·巴志》中关于“桑、蚕、麻……皆纳贡之”的记载，说明桑蚕已成为巴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土机也能够织成贡品了。
三峡地区的人民，早有纪念嫘祖的风俗，远安县苟家垭镇早就建有嫘祖庙，每年3月15，当地人民便盛妆靓饰、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庙会。远安老县志上就有吟哦桑蚕生产诗词。其中一首《竹枝词》咏到：“蚕乡家家板屋连，缫车低就树阴圆，垭丝卖与河溶客，不织罗衣换木棉。”河溶为当阳市的商贸古镇，处沮、漳两河汇口处，历来为沮漳河水运码头，垭丝的集散地。诗里“垭丝卖与河溶客”说明远安的垭丝已形成规模生产基地，突破了家机织绸的自给经济格局。
丝帛生产形成一种文化，是从人们把它作为贡品开始的。《左传》记载，夏禹王在涂山举行盟会：“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当时诸候国就是以玉器、丝帛去作贡品的。在此，丝帛就不单是一般的物品，上升为具有传播礼仪的作用，承担了“载礼”的社会功能。以后不论朝代如何更替，王宫贵族、平民百姓都把丝绸锦缎视为贵重礼品，皇帝每赏赐功臣，总以白银若干两、锦缎若干匹为奖品，在此它又承载着皇恩宠赐的激励功能。在民间，老百姓的婚丧嫁娶中总以帛作为载礼的物品来沟通亲戚间的感情，三峡地区男女结婚，女方总会以缎面衣裳、锦被作为嫁妆，以显示门庭。三峡地区的人民为孝顺父母，多以丝绸作寿衣。在祭奠亡灵的祭祀中，专有一项“献帛”的礼节，孝子双膝跪地，把放在脸盆中的帛（或布）用手捧献，以示尊崇。总之，丝帛的“载礼”功能引起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直至今日，我们的一些礼品盒中仍有丝缎作为包装物，在官方、民间送的礼品中，仍不乏制作精良的丝织品。
桑蚕生产同时又提供了男女欢爱场所，我称之为“桑园文化”。青年男女常以桑园作为约会之地，桑园在此又承担了“载情”“传情”的社会功能。“桑园文化”，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诗经》：其中有“隰桑有阿，其叶有难（繁茂），既见君子，其乐如何”的记载。汉代乐府诗《陌上桑》中，记载罗敷姑娘严词拒绝一个封建官僚的调戏，就是发生在罗敷采桑时，诗中“使君自有妇，罗敷亦有夫”，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姑娘们拒绝第三者插足的最佳表述词语。“桑园文化”在三峡地区也有记载和传颂。远安民歌中，就有一首《织坏我绫罗》：“对面山上喊山歌，姐在屋里织绫罗，哪来的青年小伙子，喊出这样的好山歌，把奴听得脚瘫手软，手瘫脚软，踩不上云盘标不上梭，织坏我绫罗。”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家儿女也唱出桑园情歌。比如《砍根桑树打牙床》：“门口一树桑，砍根桑树打牙床。先接木匠，后接雕匠。前檐雕姐，后檐雕郎。左边雕水，右边雕秧。秧离不开水，水离不开秧，郎离不开姐，姐离不开郎。”这几首诗歌，都体现出桑园文化“载情”的社会功能。
丝帛文化还引发了刺绣、图案花样、剪纸等方面的文化内容。所以，从研究嫘祖到桑园文化，是需要深入发掘的课题。
巴楚文化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巴人巴国和楚人楚国在三峡地带互相交融的情况。现在再来谈谈巴楚文化的内容。
什么叫巴楚文化，湖北省屈原研究会会长、楚学专家张正明先生作出了这样定义：“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文化——主要是先秦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泛称人类学，当然把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囊括无遗。”[8]张先生这个定义有三个含义：第一，时间跨度从古到今（不单指先秦以前）；第二，空间跨度主要指“巴楚交错地带”，即长江三峡地带，当然也幅射到川、鄂、湘、黔毗连的土家族聚居区；第三，内容泛称人类学文化，是包揽无遗的。
据此，巴楚文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即先秦以前巴人巴国和楚人楚国交融形成的早期文化；秦汉以后巴楚文化融入华夏大一统文化之后所表现出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新中国建立后重新发掘、整理、发展的具有巴楚文化特色的现代文化。
先秦以前的巴楚文化，最本质的特点是：从半巴半楚到亦巴亦楚。《华阳国志·巴志》中，论述了这样一件事，巴郡有一位太守叫泰山但望，他曾经给汉桓帝上疏，建议以江州（今重庆）为分界线，把巴郡划为东西两部，以便于管理。奏疏中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他是站在巴的立场说话的，称重庆以下的巴人有一半类似楚人。借用他的这句话来表述江州以东的文化形态，可以叫半巴半楚（巴中有楚，楚中有巴）最后复合成亦巴亦楚（非巴非楚）的新型文化。（当然他们也各自保留了本民族一些始终难以改变的文化特质）。
复合的巴楚文化，秦以前在各个方面都有其表现形态。下面只举出几种典型的事例来作佐证：
以器物论，复合的典型器具就很多。比如兵器，早在西周时期，楚人就吸取巴军兵器的优点。迄今所见最早的楚国青铜器，是熊渠使用的一件铜戈，经考古专家鉴定，正是完全仿效巴戈制成的。又如乐器，在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套青铜编钟，共15件，其钟架惬意却是巴楚文化的混成物。笋套上的浮雕为巴式虎图案，而悬钟的插销又以楚器上饕餮形云纹兽为饰，谭维四先生称它为“巴楚编钟”。最典型的要数虎座立凤了，这种器物在当阳、荆门楚墓中出土多件。其形状是凤昂首展翅，似欲飞升，两胁生有鹿角，凤的双足踏在一只卧虎上。据张正明先生考证，楚人制的这种灵物叫飞廉，用以陪葬祖先，使祖先灵魂借助飞廉之力升天。
在文学上的交融也有典型可以证明。比如巴人、楚人在信仰习惯上都崇巫，三峡地带的巴楚先民尽在巫风笼罩之中。屈原的《九歌》是述巫者、记巫事的，也是在巴楚通俗的巫歌基础上加以提高创作的。它是楚辞的重要作品，又是巴楚巫歌的代表作。我以为也是巴楚民俗、信仰、歌谣复合的代表作。张正明先生一次和我交谈，曾戏言屈原作楚辞，肯定在巴人中进行过采风。
秦汉统一以后，巴楚文化开始转型，汇入华夏文化大一统的洪流，但反映三峡地域特色的文化代有精品，比如三峡诗词、三峡散文等等，灿若繁星。其中，在鄂西土家族自治州、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历代朝庭都沿用土司世袭自治制度，所以，巴人的后裔土家族尚保存了浓郁的土家文化。其中，又以民风民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最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
第三个时段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新确认土家族，对土家文化进行发掘、整理、创作提高，使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诗歌、民间故事、小说、散文、杂文、美术、书法、戏剧、歌曲、MTV等等文学艺术的创作，都出现了一批精品，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今日的三峡文化，已拥有足够的实力，在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
山水文化 三峡的山水文化就其地域讲，包括三峡画廊及其在三峡江段的主要支流大宁河（内有小三峡）、神龙溪、香溪河、清江、九畹溪、黄柏河等连在旅游上的山水组合。
“瞿塘雄、巫峡秀、西陵奇”，这是人们就对三峡山水的外表的表述。三峡的山水不仅有雄奇险秀的外貌，而且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经济内涵。就其表里结合的特色论，大体可分为如下类型：
第一种是以历史遗址价值为主的山水景观。如瞿塘峡口雄传壮丽的赤岬山上有白帝城遗址，附近的关庙沱山环水迴处有南宋瓷窑遗址，巫溪的秀丽山水旁有巫山猿人的遗址，大宁河有悬棺遗址，西陵峡有秭归旧城，屈原祠，香溪河畔的昭君宅，清江库区内有武洛钟离山的向王庙等等。观赏这些景物，就能领略历史的风云，增加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比“一篇读罢头飞白”的书斋读史法要有趣得多。
第二种类型是以文化为主的人文景观。比如瞿塘峡内的孔明洞、孟良梯，巫峡内的楚阳台、高唐观、神女庙、陆游洞，尤其是西陵峡内的三游洞，实属一普通岩洞，但由于有白居易、元稹、白行简的“前三游”和苏轼父子的“后三游”，遂成著名的人文景观。
第三种是含有很高经济和科学价值的山水景观。比如神龙架、五峰后河的原始森林景区，内有多种珍奇动植物，不仅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长江支流黄柏河汇入长江处，设有一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已繁殖中华鲟数百万尾。中华鲟是距今1.4亿年前出现的鱼种，有“活化石”之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三峡山水形成地质景观，也值得大书一笔。奉节县南部400多m[2]公里面积的天井峡内，有一处天坑群落，小如茶杯口，大如有球场宽。荆竹乡小寨村的特大天坑，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漏斗，坑口直径626米，坑深660米，坑底宽达500多米。天坑底下还有一条阴河，水流湍急，竟不知来之何处，去之何方。与天坑相连的天井峡地缝从源头到尽头，长达37公里，峭壁高达250米。行在缝底，如坠十八层地狱，但见怪石狰狞，洞穴阴森，凉风嗖嗖，令人心惊胆跳。国际洞穴探险协会秘书长安迪先生，率中英探险队到地缝进行了三次考察，称它为天坑地缝的“世界之最”，中外地质地貌的“绝世奇观”。
西陵峡莲沱镇北岸的陡山沱岩层，也是地质文化的“巨著”。这个岩层，从天柱山的江边一层一层向上叠起，形成刀削般的悬崖剖面，酷似堆放整齐的万卷史书。最早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在三峡考察发现的，它形成于距今6亿至8亿年间的震旦纪和5亿年左右的奥陶纪，经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地质学家认定，它是世界上震旦纪、奥陶纪岸层最典型的地质剖面之一，是石化的地质巨著，铭刻着8亿年的沧桑史。
景观内记载水文史料上也有多处，除最著名的“白鹤梁”外，在西陵峡黄陵庙内禹王殿的左后立柱上，明显地印记着1860年和1870年两次长江大水时水淹大殿留下的水痕，成为珍贵的水文资料。
第四类是与现代工程相结合的山水观点。由于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三峡原有自然山水景观已经和还将改变旧的容貌。有的景观变成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溶为一体的新形态。比如西陵峡中的黄陵庙，它饱含传统文化的内蕴，从神话传说神牛助禹开江发源，至诸葛亮入川时修黄牛庙，至晋郦道元在庙的背后岩石上发现“黄牛图”，至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修禹王殿，至清李拔兴工治理三峡险滩刻留下《凿石平江记》，可谓文化积沉丰厚。但如今，它的身旁就将崛起高达185米的三峡大坝，头上建起了连接北岸的西陵长江大桥，古镇三斗坪已迁到庙的身后，隔江建起了坝区新城，背后黄牛岩已幻化成“毛公山”（把黄牛岩起伏的峦头连接起观察，正如毛泽东安卧像）。在这里，最古老的庙宇与最现代的大坝桥梁，最原始的“万斧齐鸣”洪水与最先进的机械化施工，最早的“朝见黄牛，暮见黄牛”古诗与最雄浑的“高峡出平湖”新词，最虔诚的巴楚后人燃起的神香红烛与最迷人的霓虹光环，都在这里交汇了，融合了，幻化了，升华了，景色也就更美了。
三峡的山水不是单纯的山雄水奇，还有纵达亿万年、横及天地间的多种文化的注入。所以，看三峡山水景观，必须如同马识途老先生说的那样，把“目游”、“身游”、“心游”、“神游”结合起来，才能得其奥妙，领略神韵，达到神游物外、物我两忘的境界。
军事谋略文化 三峡天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专家学者对军事文化亦颇多著述，本文仅就军事谋略文化作一些肤浅的论述。军事谋略指的是战争指挥者的战役策划，战术运用，兵种配备，兵力部署，战机选择等，是军事家们机智、勇气、谋略的较量。
三峡地区的战争，在先秦以前，有巴楚之间的多次争战，有著名的秦将白起火烧夷陵之战（此处所说的夷陵指楚王之陵墓，地位应不在今宜昌市）；秦以后，有汉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攻荆门虎牙，大破蜀王公孙述守兵之战；三国时，发生了吴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破蜀主刘备之战；西晋时，司马炎谋求统一，派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竣自西而东讨伐东吴，在虎牙荆门山对峙处与东吴守兵发生的“火烧铁索”之战；有隋文帝杨坚为统一中国，派大将军杨素顺江东下伐陈，在虎牙、荆门山与陈兵发生的水战；三国时还在宜昌临近地当阳发生了曹、刘的长坂坡之战和关公败走麦城之战等。在这些战役中，我们看到了白起、岑彭、关羽、张飞、赵子龙、陆逊、王竣等将军在西陵峡口演义的广阔战争画面，也从这些战争中领悟到军事谋略文化的奥妙与神奇。
这些战争中，最能体现古代军事谋略的是“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吴蜀夷陵之战。
后发制人，以逸待劳。蜀汉章武二年（222年），蜀主刘备为报东吴擒杀关羽之仇，亲率75万大军伐吴，蜀军顺江东下，夺峡口，攻秭归，水陆并进，直抵夷陵一带，深入吴地数百里，与在陆城（今宜都市城关）驻守的吴军形成对峙局面。当时东吴上下无不惊恐，《三国演义》称“人皆胆裂”。此时，吴主孙权大胆启用年轻将军陆逊为大都督，领兵十多万人拒敌。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陆逊采取了坚实不战的策略，对敌方羞辱和自己人的说笑“塞耳休听”，对蜀军挑战“不许出师”，拒守长达七、八个月之久。从春到夏拖得蜀军“兵疲意沮”，斗志松懈。至此陆逊觉得已经达到了“尽敌锐气、盈我潜力”的目的，方才发起反击。
战术运用：火攻。当时蜀兵因难耐夏季酷热之苦，将营寨移于山野丛林中，延绵数百里。连水军也“舍船就走”，上山避暑了。这正好为陆逊选择火攻提供了条件。6月中旬，陆逊派大将朱然驱水军千帆竞发，直取彼岸，在扎于山林丛中的刘备御营首先放火，刘备仓促迎战，接着东南营也火光冲天。一时，火乘风势，风助火威，蜀军被烧，溃不成军。天明，吴军乘胜追击，继续对“连营”放火，刘备一败涂地，直败到奉节的永安宫，一病不起。
战机选择：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正如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设坛台，借东风、火烧曹操83万人马一样，陆逊也把战役的发起时机选在一个黑夜和一个大刮西北风的时刻，黑夜发起攻击，蒙蔽了敌人；西北风逆江而上、煽动烈火，使火攻尽收其效。
“骄兵必败，愤兵亦败”。反观蜀兵，则既是骄兵，也是愤兵。刘备自恃兵多将广，不把陆逊放在眼中，斥之为“黄口儒子”，说“竟敢与朕对抗，有如以卵击石。”骄横之态，尽显无遗。刘备又怀着为二弟报仇的悲愤心情，神志处于不冷静状态，成为一支不冷静的愤兵。清人毛宗岗评论此战时说，“制胜之道，其小在心平而气和”，刘备心浮气燥，正合“骄兵必败，愤兵亦败”之训。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略问题》中，把吴蜀夷陵之战与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战役相提并论，指出其共同点都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并称吴蜀夷陵之战是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当然，这些都难与现代化战争相比了。但作为古人的军事谋略，却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旅游风情文化 三峡地区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散发出泥土芳香，遗存着巴楚风韵。但它毕竟是原始的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以及小农经济的产物，和现代文化发生越来越激烈的碰撞，与现代生产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隔膜与疏远。我们研究民俗文化、民间文化，一方面固然为了发掘遗存，整理故旧，但更重要的是古为今用，使其能与现代文化相交汇，推动经济的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旅游文化的兴起，民俗风情在各旅游点上尽情展现。就民俗来讲，我们在各旅游点上，常见土家的吊脚楼，蔡伦造纸的土水车、石碾，古老的自然舀水灌田的木水车；常吃到具有巴人和土家特点的腊肉、渣广椒、懒豆腐和金包银（包谷面拌大米）饭食。就民间文化看，我们也常听到一曲曲唢呐的优雅旋律，一阵阵锣鼓的欢快击点，一首首“五句子”动情清音，常看到姑娘们衣着土家女儿的古装，演着抛绣球和背媳妇的喜剧。在这里，我们更看到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已经为现代人所接纳，满足了他们厌倦城市喧嚣，来到田野重觅古风野趣的需要。由此我们也找到了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展的契机。
我以为，对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研究，要和旅游风情文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其能愉悦现代人身心的精华，去其遭现代人厌恶的糟粕，以现代化的色彩、音响、影视等包装起来，让巴楚的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重放光彩。
三峡文化是一个极具自身特色、内涵丰厚、层次分明的独立体系。本文提出的见解和论述，只是一孔之见。我愿与热心三峡文化研究的同仁一道，为构建一个新的三峡文化体系而携手前进，奋力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