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都邑赋之崛起及结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都邑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4;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6)06-0044-04
一
城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载体。中国早期的城邑主要是作为宗教、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出现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1]（下卷，P1782）可见周代的“都”是宗教祭祀的场所。后来，“都”也有都城的意思，班固《西都赋》曰：“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长安。”[2]（卷2，P22）“邑”，同样也有都城的意思。《书·诏告》：“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3]（上卷，P211）《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4]（上卷，P628）由此看来，“都”与“邑”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先君宗庙，作为都城来讲，其意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邑赋虽然最早出现在汉代，但是汉人自己并没有给这些反映都市内容的作品一个固定的称呼，“都邑赋”一名的来历还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六朝时期，萧统在《文选》中按赋的内容划分了赋的种类，其中一类便是“京都赋”，而且位居全书之首。它所收“京都赋”包括班固的《两都赋》二篇（《文选》当作一篇），张衡的《二京赋》二篇、《南都赋》一篇，左思的《三都赋》三篇。因为《文选》收录的均为描写汉魏京都内容的作品，所以宋人编的《文苑英华》于“京都”之外又立“邑居”一项，把每个朝代除京都之外的其它都邑的作品均包括其中。清人陈元龙的《历代赋汇》则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将“京都”与“邑居”合二为一，统称为“都邑赋”，从此“都邑赋”的名称基本定型。关于两汉都邑赋的篇目，《历代赋汇》在《文选》所收篇目的基础上又收录傅毅的《洛都赋》、杜笃的《论都赋》和扬雄的《蜀都赋》，增至10篇。今人费振纲主编的《全汉赋》，则收“都邑赋”13篇。
二
秦朝虽然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无奈时日太短，到了汉代才真正显示出大一统天下繁荣开放的局面。经济的恢复，文化的建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建功立业的心情，无一不反映在最具汉代文学特色的汉赋当中，涌现出一批在汉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都邑赋作。都邑为什么会在汉代成为赋家笔下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而且集中在东汉时期，西汉只有扬雄《蜀都赋》一篇？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西汉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战争破坏了秦朝的大部分建筑，在西汉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所谓城市建设主要是以宫殿、园林为主。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葺而成的；未央宫则是刘邦七年（前200）由萧何亲自为刘邦入主长安而修建的。中经“文景之治”，武帝时国富民强，“七十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5]（《食货志》，P1135）于是大兴土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兴建的建章宫就由一组庞大的宫殿群构成，周围三十里，宫内殿宇台阁林立，号称“千门万户”，[5]（《郊祀志》，P1245）同时又将秦代旧苑上林苑大加扩充，“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5]（《东方朔传》，P2847）约四百多里，专供皇帝游猎。因此西汉赋家把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宫殿与园林的歌颂和描写上，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等。这时都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引起作家们的关注，时机还不够成熟。在西汉只有扬雄写了一篇《蜀都赋》，热情地歌颂了家乡成都的都市风貌。这篇赋虽是偶一为之，但在汉代都邑赋的创作演进过程中具有首开以都邑为创作题材先例的功绩，成为“都邑赋”的滥觞。
东汉光武帝建国之初，围绕着定都洛阳还是长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讨论，都城的选择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前后70年间产生了多篇著名的都邑赋作。杜笃的《论都赋》是其中最早的一篇，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论证，当作于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虽然此赋文采平平，政论色彩非常浓厚，但是，从客观上强化了以都邑为主题的赋的创作以及将长安与洛阳进行对比的写法，却对班、张二人的都邑赋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约30年后的明帝永平年间，长安一些士大夫继杜笃之论希望皇帝从洛阳迁回长安。班固认为迁都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上《两都赋》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一方面运用大赋体制为建都洛阳的东汉以儒术治天下的美政唱赞歌，另一方面，从用什么思想建国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治国观点。此后班固还作有《耿恭守疏勒城赋》（已佚）。与《两都赋》同时代的还有傅毅的《反都赋》、《洛都赋》，崔骃的《反都赋》、《武都赋》（已佚），此时东汉的都邑赋创作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40年后，张衡的《二京赋》问世，更是给东汉的都邑赋创作增添了璀璨的一笔。东汉都邑赋的突然增多，既是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创作题材的开拓和审美意识高扬的结果。如果说杜笃的作品主要是为定都长安或洛阳而进行的单纯的政治争论，那么张衡的作品则继班固《两都赋》之后不仅继续保留政论风格，而且更多地从客观的角度为后人保留了西汉长安以及东汉末期洛阳繁荣热闹的都市生活画卷。他在赋中细致地描写了皇家宫殿、宫廷贵族的燕乐、繁忙的街市、商旅、游侠，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平乐观广场上的百戏表演，充分展示了汉代普通市民的生活。这一切如若不是出自汉代人的手笔，我们很难想象二千年前都市普通人的生活和娱乐，竟是那么一种样子。张衡的都邑赋已充分反映出东汉作家创作和审美的独立性和自觉性，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突破了“体国经野，义尚光大”[6]（《诠赋》，P135）的西汉大赋的创作模式。
三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中，把都市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审美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和歌颂，在其它传统文学样式中，是比较少有的现象，这与文学体裁本身的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曹植的《名都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等，同样是描写都市内容的作品，但由于诗词受体裁篇幅的限制，要求在选材、用词、造境方面相当集中和凝练，因而不可能对都市进行全面的描写。而都邑赋的创作却不必有太多的拘束，它在体制上继承西汉大赋的写作方式，可以纵横驰骋，牢笼百态。
关于大赋的创作，西汉司马相如就已提出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秀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7]（《四部丛刊》初编子部卷二）的美学原则，这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司马迁传》P2735）的精神也是完全吻合的。包括都邑赋在内的两汉大赋以巨丽为美的美学特征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首先是国家空前的统一，版图的扩大，使汉人充满了自信和喜悦。诗骚之类篇幅较小的体裁已不足以表现汉帝国的宏大气象和人们心目中呈现出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昂扬气概。其次，两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文明的丰富，也为都邑赋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多姿多彩的物质基础。例如宫殿、园林、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纵横交错的街衢、繁荣的商业活动以及与异域的频繁来往等等，都使汉人大开眼界。所以汉代都邑赋的描写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夸张，因而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全景式描写也就不是什么不可能之事了。
“从幻想的神话的仙人们的世界，到现实人间的贵族们的享乐观赏的世界，到社会下层的奴隶们艰苦劳动的世界。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被汉代艺术所注意，所描绘，所欣赏。”这是一个“神话—历史—现实的三混合的五彩缤纷的浪漫的艺术世界”。[8](P77-79)正是在这种美学精神的孕育下才产生了代表着一代文学的汉赋，特别是都邑赋。
要达到这样一种大美的境界，内容首先要丰富多彩，作到总林万物于笔端。因此都邑赋作者不惜笔墨纵横天地，谈论古今。例如张衡的《东京赋》从“周姬之末，不能厥政”，到“七雄并争”，再到“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从“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到“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一直到“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从城内到城外，从皇宫到市井，从衣着到饮食，从山川草木到江河湖海，从宫廷宴乐到街头杂耍，小至一花一木，大至千门万户，凡是能看到、能想到、能读到、能听到的，无所不尽其全，极尽所能把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物产、文化娱乐等等全面反映出来，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与那样的大美相匹配。
内容上的“苞括宇宙”、“错综古今”还需要从组织结构上将它编织包罗到文章里去，并且要安排得十分有序。因此，东汉赋家在总结和学习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和结构方式。都邑赋在行文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往往以某一点作为描写的中心，逐步向四面辐射开去，形成一种平面结构，从不同方位入手安排内容的写作顺序。例如《蜀都赋》起段便有“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其中则有玉石嶜，丹青玲珑”，“南则有犍灒夷，昆明峨媚”，“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班固的《西都赋》描写长安城外是“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东郊则有通沟大漕”，“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这种写法直接受到司马相如大赋的影响。
另外一种结构形式则是都邑赋特有的，它展现了都市的空间内容，这种形式在都邑赋的创作中运用得比较普遍。如张衡的《南都赋》，不仅要介绍南阳四周的环境，还要介绍南阳的物产、风俗、建筑等，因此他采用了“其地势”，“其宝利珍怪”，“其山”，“其木”，“其水”，“其厨膳”，“其宫室”等等的叙写模式，以进行空间位移。这两种显性结构方式使得作品的描写和叙述线条十分清晰，同时也反映出汉人在大一统帝国下业已形成的中心辐射心理。朱光潜曾这样评价汉代的赋作，他说，汉赋“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截”。[9](P204)正是这种显性结构方式使得都邑赋形成一种绵密而流畅的风韵。
东汉都邑赋与西汉大赋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都邑赋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阐发自己政治见解的。例如杜笃主张治理国家应像高祖和武帝那样王霸杂用，“得御外理内之术”。而班固却认为治国应循三代之风，重在德治，因此他非常强调礼制与法度，认为思想控制远胜于长安“四塞以为固”的军事控制。因为要以充分的理由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所以他们必定要选择大赋的体例，目的是以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层层深入的说理来打动人主，陈述两地的利弊。所以那种显性结构多出现在铺陈描写的部分，加之丰富华丽的辞藻，就能很好地起到烘托环境、铺垫行文的作用。而当真正需要阐发高论的时候，东汉都邑赋家与西汉大赋作家的议论方式也有所不同。西汉大赋作家的观点常常只出现在篇尾的几句劝谕之中，而东汉都邑赋家采用的是边叙边议的论说方式，如杜笃《论都赋》认为迁都有这么几条理由：其一，长安是高祖始建的都城，中经“文景之治”和汉武大治而“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其二，长安“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其三，长安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而且地势险要，军事价值高。因此力主建都长安。但是班固却认为“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然而“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是圣皇乃握乾符”，“赫然发愤，应若兴云”。“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认为建都洛阳是“顺天应人”的选择。类似于这样的论述在班固的《东都赋》、张衡的《东京赋》中俯拾皆是。通过这种论说方式，东都主人以古论今，层层剖析，驳斥西都宾的淫侈之论，文中环环相扣，风格严谨。正因为在结构上能够做到“一经一纬”，纵横交错，所以才能在文章中包罗万象，尽情地发挥作者的思想和才情。
东汉都邑赋在内容上比西汉的大赋更加丰富多彩；在结构上更加庞大有序；在表现手法上有西汉大赋的铺陈而少了许多的夸张，更注重内在逻辑性，文笔也要朴实一些，因而也就少了西汉大赋的那种浪漫情怀，形成了东汉都邑赋与西汉大赋的明显差异。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大赋在题材、风格上的走势和变化。西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美学风范、结构特点的形成为都邑赋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都邑赋的出现则把两汉大赋的创作在东汉时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东汉的都邑赋不但丰富了大赋的创作内容，扩大了题材，而且在创作的自觉性上迈出了很大一步。都城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政治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经济文化历来都很发达，汉代的都邑赋为我们保留了两汉都市的完整风貌，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军事、建筑、风俗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收稿日期：20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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