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村庄论文,其对论文,乡村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效益普遍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日益暴露出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经济学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村级治理、村庄选举、乡村发展、基层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综观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回避不了对这样一个群体的关注，那就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落后和不发达使得它所具备的资源只能支撑起一个数量较少的精英群体，这样一个数量较少的群体更几乎参与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各项公共工程的建设到日常纠纷的处理，到村民自治选举的进行，乃至红白喜事等等，无不能见到乡村精英的身影。乡村精英所处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以及他历来所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和民众关系研究中一个最引入注目的问题。以往的国内和国外的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其中很多是社会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概念、理论和见解，以期对这一问题做出圆满的描述和解释。早期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中对于中国绅士阶层在中国“双轨政治”中作用的论述[1][2]，周荣德通过考察一个西南地区的社区中的绅士阶层的状况来透视20世纪40年代中国绅士的一般状况[3]；国外有孔飞力的“乡村名流”、“士绅操纵”研究[4]，杜赞奇在满铁调查资料基础上所做的“经纪体制”研究[5]。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进行，学者开始进行对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精英的构成、转变及其作用进行研究，有王思斌的“边际人”理论[6]和“工业精英”概念[7]，Jean.C的“庇护关系”理论[8]等。90年代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精英在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中的作用的研究，贺雪峰用乡村精英作为划分中国农村社会类型的一个理想维度[9]，杨善华对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和更替的机制做了一个框架分析[10]。
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乡村精英局限于一个社区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乡村精英与外界互动作用及其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城市化浪潮下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乡村精英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历史上的乡村精英——绅士群体第一次大规模离村迁居城市的现象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费孝通先生形象的称之为“社会侵蚀”[11]，并就这一现象对农村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做了分析。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断被引入到历史学研究领域，历史学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绅土群体的城市化的原因及其影响都做出了详实的研究[12～14]。而在社会学界内对于已经初露端倪并且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的乡村精英的迁居城市现象的研究却不多见，本研究即是在笔者对江苏扬中所做的田野工作所获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在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现象的原因以及由此对乡村精英原居村庄的影响所做的一次初步的分析，研究试图寻找乡村精英“进城”的动力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他们原居村庄的各方面的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说明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地区间差距日益扩大，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农村，很多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基本上都采取对中国农村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类别划分然后再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是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进路。根据一些学者对中国农村做的理想类型的划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苏南乡村具有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村民间异质性强，社区记忆弱，村民间社会关联弱的特质[15]。乡村的特质往往决定着村庄精英的构成状况，那么苏南乡村的这样一种基本社会特质是如何影响苏南乡村的精英构成状况的呢？在这里我们首先来对精英来下个定义。关于“精英”的概念，西方很多学者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其中以帕累托最为著名，他从两个角度来界定“精英”：一是从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能力来说明，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就是精英；二是从权力和影响力的角度，那些拥有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才是精英[16]。我们将帕累托的两个角度综合起来对乡村精英做如下的定义，他们是比社区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经济、权力或关系）和个人能力（包括知识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并因此而为社区做出了贡献，进而具有了某种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乃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的社区成员。改革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分户经营的经济制度的实行以及市场经济因素对农村的日益渗透，各种各样的非体制精英迅速崛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在苏南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最先崛起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经济精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苏南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对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势在必行，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特别是村级企业的改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苏南乡村经济精英的重要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地位使得分析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离村”现象的意义尤为重要。另外由于迁居城市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据我们所观察在苏南地区“离村”迁居城市的也主要是经济精英，因此从研究的现实性上来讲，我们自然要选择苏南的经济精英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本项研究从2003年1月初开始至2003年4月初结束，采用访谈的方法在江苏省扬中市共访谈了15个个案。为什么要选择访谈法这种质的研究方法呢？一是由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客观上来讲乡村经济精英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进行操作化界定的群体，他们总体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可能从总体中直接抽取样本，无法进行通常意义上的随机抽样。二是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本研究不但要对乡村经济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还要分析由此给他们原居村庄带来的影响，而对后者的研究实质上是对经济精英原居村庄的一种研究，我们无法用一种定量的方法来对这两者进行兼顾。访谈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块，一是对乡村经济精英本人的访谈，二是对乡村经济精英原来居住的村庄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访谈。
三、宏观、微观作用下的“精英离村”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但是苏南的乡村经济精英最终走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乡村社区进入城市生活。我们从宏观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背景和微观的个人、家庭因素入手来探悉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宏观背景
首先是苏南城市化的推动。苏南农村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农村地区，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获得了大力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苏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苏南城市发展突破了延续十几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方针和理念，原本在苏南农村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发生了巨变。苏南县级城镇和经济超强镇开始走上城镇现代化的道路，过去苏南小城镇“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村”的景象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亮丽的城市景观：咖啡厅、公交车、大型超市、银行、居民小区、写字楼、星级宾馆……。这些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小城市一方面具有现代城市的功能特征，另一方面又与原来的乡村具有很多天然的联系，这样一种特征使得苏南乡村经济精英迁居城市具有现实上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的县城这几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已经不能说是镇，就是城市嘛，只不过没有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大而已，其他的也都是一样的了，就好像我们这里也开了麦当劳了。而且我还感觉我们这比他们有的地方还好呢，比如说没有他们那么拥挤，也没有那么的吵闹。(C3-B)（注：关于访谈资料的编码，由于本文的访谈资料包括在两部分内容，一是对乡村经济精英本人的访谈，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他原来居住的村庄的干部和村民的访谈。因此本文采取这样的编码方式，用个案的英文字母CASE的头一个字母C和阿拉伯数字代表每一个个案（如C1、C2)，在诸如C1、C2后加上一横和英文字母B（如C1-B、C2-B)代表对个案本人的访谈，在C1、C2后加上一横和英文字母X（如C1-X1，C1-X2)代表对与个案原来居住的村庄的相关人员（村民X1、干部X2）的访谈。）
其次是苏南乡村的特殊村落文化消解了“社区情节”对于苏南乡村经济精英迁居城市的羁绊。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莫过于村落家族文化[17]。这一文化模式影响下的村庄的文化关联性强，村民的行为深受村落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缺少独立性。如前文所说，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农村，各个地方的村落家族文化的传统也各不相同，受这一文化模式影响程度的深浅也不同。可以说，在解放前，苏南的大多数村庄中，村民们基于血缘而形成的“机械性联结”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是较弱的，乡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也是很低的。其原因之一是这一地区经济上的稳定与富庶，村民间的经济联系较少；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尚能维持，社会相对稳定，村庄抵御外来侵扰的压力不大，村民既不要像东南沿海的村民那样组织起来对付匪患，也不要像华北的村民那样组织起来对付国家的苛捐杂税。在村民的互助要求不强、村民的横向经济关联较弱的背景下，苏南家族的功能仅仅在于调解纠纷和操办红白喜事上，相对于东南沿海、华北地区的家族的认同感要弱得多。由于苏南乡村的家族认同感不强，使得苏南的乡村经济精英能够较少的顾忌家族认同对他们的影响，减少迁居城市的心理和舆论上的阻力。再有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苏南乡村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许多农民已成为企业工人，他们的作息制度与城里人相差无几。不少人早出晚归，吃完饭就看电视休息，村民之间一起聊天、娱乐的机会少了。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交往的机会。交往的减少使得村民之间相互生疏起来，嫁进来的媳妇、刚成年的年轻人在村庄的知名度很低。苏南农村渐渐成为一种“半熟人”社会[18]。这也是使得苏南乡村经济精英能够迁居城市并能很快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原因。
问：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修族谱，建祠堂这样的事情，你们这有吗？你现在是你们那个姓里面最厉害的人物，进了城可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是不是有点失落的感觉？
答：我们这没有这种事情，没有人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大家一个姓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亲的感觉，不要说我这样混得好的人，就是一般人对这些也没有兴趣，我要是领头做这个，人家肯定要说“这个人有了两钱不知道怎么好了”。我们就是一个姓的人也就是谁家死人的时候才去帮帮忙什么的，还有过年的时候先要给辈分高的人拜年，也就那个时候感觉到我们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其他时候哪有这种感觉啊。而且你有钱了，人家还眼红啊，说三道四的好像我的钱就是来得特别容易似的，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向你借钱，人家觉得你有钱啊而且喜欢借了不还，你又不好意思向他要，他理由大着呢，“你这么有钱，借你这点钱也好意思向我要”。所以说这个最好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有钱，你在乡下是比人家有钱，但是这个麻烦事情也比较多。只要有什么事情就是先想到你，然后就是问你要钱，你只要还要在这个地头上住一天，你就要出钱啊。(C8-B)。
问：以前住在乡下，大家经常串串门啊，聊天什么的，邻里都有交往；现在住到城里基本上是各家各过各的，也不会有什么交往了，会觉得不适应吗？
答：不觉得。因为现在的农村也不像以前了，大家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喜欢在一起说话聊天什么的，现在也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在一起拜年的时候聊天、打打麻将什么的。平时大家都是早上各自出去上班，下了班就待在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根本就没有人串门的。晚上都是各自待在家里看电视，像以前夏天的时候晚上大家还在一起乘凉，现在哪还有人出来乘凉，都待在自己家里吹空调或者电风扇。以前到了农忙的时候也会你家帮我，我家帮你的，现在都用收割机根本用不上有人帮忙。说实在的，就是住在农村邻里之间的交往也是很少了，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像现在村上很多小孩长大了有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了，还有人家新过门的媳妇根本就不认识。有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我问旁边的服务员是哪里人，她一说居然和我是住一个生产队的，我说“我也是那里的啊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就问她你肯定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吧。(C4-B)
再次是建国后的制度因素进一步削弱了苏南乡村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并导致了经济精英的生活面向的外部化，这是促使他们迁居城市的重要原因。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虽然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下，强有力的党政组织对村民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形式只不过是建立在集体组织掌握了村庄的所有资源的前提下的，在这种前提下，村民对集体的全面依赖是相当脆弱的。农村改革之后，国家权力从农村后撤，村民获得了经济自主权，村集体由于失去了过去的对资源的高度控制，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对村民的控制力。在苏南由于地方政府和村庄集体组织的推动，各种社队企业迅速崛起；虽然在此同时国家正式授予村集体和村干部的权力、权威大大减少，但是由于乡镇企业的集体主义性质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保证了村级集体的一定权威性[19]。而乡镇企业的改制，使村集体丧失了实现村庄整合最后的资源，使得经济精英与村级集体的纵向关联几乎丧失，经济精英成为真正的村庄强人。但是很多实力雄厚的经济精英的利益并不在村庄之中，这使得他们不愿意关心村庄的事务，再加上他们的生活面向是在村外的，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使他们从村庄事务中得不到足够的精神回报，这些都推动了他们迁居城市。
微观原因
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作为苏南乡村经济精英迁居城市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说这几个方面是促使他们“离村”的重要前提，是在宏观方面的一个准备。下面我们就从微观方面来分析他们“离村”的具体原因。
一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体制漏洞和廉价的劳动力，地理位置对它的发展不会造成影响，那么现代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则是要依靠先进的技术、熟练的工人、便捷的交通和畅通、迅速的信息渠道，这个时候空间区位就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乡村往往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有城市的积聚效应能够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这些要求。另外城市也是消费的中心，城市和乡村相比有着更大更广的市场，这些对于经济精英的事业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的厂很小是做纸箱包装的，像以前随便放在哪都无所谓，哪怕就是开在家里也不要紧。但是现在你想生存就要接大定单，谈大生意人家就要来看看你的企业是个什么样子，你说我要是把人家领过去一看，破破烂烂的窝在乡下，人家根本就不会和你签合同的。但是你要是说你的企业在什么开发区、工业园里那效果就不一样，不是说名义上好听，因为你现在真的是得到了不少实在的东西，比如新的技改项目的上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客户，这些都是立马见到的效果。(C12-B)
二是生活享受和家庭发展的需要。城市无疑是人类文明集中的地方，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是真正能够享受生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地方。城市在卫生、教育、文化和环境等各个方面当然要优越于乡村，这些对于每个家庭在生活舒适度、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是还是为小孩着想，城里的学校好，教学质量高，像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有钱了当然要让小孩能上好的学校。你说我们图什么呢，还不都是为了他们以后吗，还有就是他们以后也肯定是要住在城市的，这样可以先让他们适应适应。(C13-B)
在城里面住舒服啊，买东西方便，出门也方便，不像在乡下到了下雨天脏得不得了。到了晚上也可以出去逛逛街，在乡下就是漆黑漆黑的。到了休息的日子，在乡下的时候也就是打打麻将，其他什么都不来，现在可以去喝喝茶，去公园，洗桑拿浴什么的。生活嘛，就在于享受。(C15-B)
三是基于乡村社会分层的一种“空间隔离”需要。周晓虹在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指出“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20]。不难发现这两部分人群实质上构成了乡村社会中的经济精英群体，如果说在改革之初和在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农村中的经济精英群体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群体，那么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苏南乡村，这样一个群体已经很大并且有一种阶层化的趋势，他们正在与农村的其他群体或阶层形成越来越清晰的边界。显而易见，离开原来居住的村庄迁居城市是最能够强化这样一条边界，最能满足他们的一种“空间隔离”的需要。这样一种“空间隔离”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种新的认同群体的形成。由于苏南乡村的邻里之间的互动日益减少，经济精英们的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和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其他经济精英，相似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乃至共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更加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娱乐方式，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也更强于对原来居住村庄的其他村民的认同。新的心理认同群体的出现使得他们在居住的空间上也出现聚合，经济精英们更加愿意一起生活到城市，做“城里人”，而不是留在乡村和那些和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心理认同的其他村民为伍。
其实现在住在乡下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连个说话和玩的人都没有。就说打麻将吧，我的那些邻居打的太小了，我根本不高兴和他们打，我一般都是出去找朋友打。就是平时遇到了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毕竟不是在一个档次上啊，想的东西也不一样，都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我也不高兴到邻居家去玩，他们也不怎么到我家来玩，你说住在这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现在住在城里离以前的朋友也近，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平时在一起谈生意上的事情，也一起玩得比较开心。(C13-B)
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观念的形成。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位和格调的含义[21]。经济精英群体在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虽然没有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群体[22]那么前卫，但是相比较于农村中的其他群体或阶层的生活方式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前卫的，他们往往是农村中很多新式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肇始者和领头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充当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推广者和接替者，不满足于对于新奇消费品的一种享乐式或者说炫耀性的消费，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观念。这样一种观念强调生活的质量、品位，个人居住的安全性和隐私性，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观念已经和城市的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非常接近，显而易见的是原先居住的乡村是无法满足他们这种需要的，选择城市生活方式成为他们必然的归宿。
以前城市里的人喜欢说我们是爆发户生活没有品味，其实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感觉一个是现在交通方便，还有信息多啊，最好的最新式的东西一出来我们就要用上了，有的比城里人还快。像我就为我女儿买了架钢琴，专门请了个老师教她学钢琴，你说要是住在乡下她怎么学钢琴啊，还要天天用车来接老师啊，再说你放个钢琴在家里，还要被人家邻居说三说四呢。(C12-B)
四、“精英离村”对原居村庄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说，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那么“精英离村”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表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但如果仅仅是从对这些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来做一个简单的罗列来挖掘“精英离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显然是不够的，同时也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本文试图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分三个层面来说明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个层面上，造成苏南乡村的“去精英化”。这样一种“去精英化”的状况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经济精英的离村导致乡村精英格局的变化，改革开放和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使经济精英作为最具有影响力和权威的精英，也是一般村民心目中唯一认可的精英（或者说能人）。在他们离开乡村之后，剩下的政治精英以及其他精英也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划分，在一般村民心目中并不认可他们为精英，也不具备影响力和权威性。二是由于经济精英离村导致经济精英循环的中断。很大程度上村庄现有的经济精英是由改革前后的政治精英再生产出来的而并非是一种精英循环的结果，他们成为经济精英的过程中有着很多政治的和时代发展的烙印（如他们很多掌握着政治权力，在起步阶段更容易获得贷款、技术和人员上的优势）。而现在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都决定了通过这种再生产的方式来产生乡村经济精英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资本和技术成为创业的基础条件已经是普遍的经济法则，成为经济精英的个人能力因素的作用在下降，掌握着一定资本的经济精英群体内部的新老接替将是实现经济精英循环的主要途径，而经济精英的离村中断了这种途径使得乡村经济精英循环中断。
你问我这些人走了之后有什么影响，我们都觉得现在这没有什么“有用的人”了，就是“有用的人”都到城里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还住在乡下了。(C5-X1)
问：那村干部不都还住在这吗？他们也是“没有用、”的人吗？
答：他们那些人也能算得上有用，有本事就去办厂、跑供销赚钱，那才是真本事，他们只知道从我们这捞点什么东西，算什么有本事啊，再说现在也没有什么人稀罕当什么村干部。(C5-X1)
问：他们这些人走了，但是不能说下面的人就没有了发财的机会啊，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也是白手起家嘛，还可以有新的“有钱人”冒出来啊。
答：不对，不是这样的。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像一开始那么容易赚钱了，靠关系有门路，只要贷到款然后有定单，很快就能办一个企业出来。现在不一样了要想投资办企业没有个上百万是根本办不起来的，你就是去跑供销也不像以前那样，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的，所以现在你没有一点底子想白手起家已经非常难了。现在大人都教育小孩都要好好读书，不要去想什么点子挣大钱，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的。(C5-X2)
第二个层面上，“去精英化”的状况会进一步削弱苏南乡村村民对于村庄的心理认同感，这样一种心理认同的形成有两个前提：一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二是好的社区舆论。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在乡村主要通过公共工程（如道路修缮、垃圾整治）的实施来实现，改制后的苏南乡村的这些公共工程由于缺乏集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往往需要通过村民合作集资的办法来完成，而在村民中权威性差和心理认同感低的村级政治精英已经无力说服少数不合作村民完成这些公共事业的建设。经济精英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再加上他们广泛的村外联系，他们往往能够胜任发动和组织这些公共事业，但是现在由于他们离开了原居的村庄自然也就对这些活动失去了兴趣，很多公共工程的无法实施使得村庄的生活环境得不到提高，降低了一般村民对村庄的心理认同感。好的社区舆论来自于权威性的舆论导向，乡村经济精英由于在个人事业上的成功而被认为是具备高素质和见多识广的人，再加上他们对村庄社区做出的贡献而享有个人权威，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村庄社区范围内主导舆论的导向。由于经济精英迁居城市，村庄社区舆论日益失去了公正和客观性而成为“家长里短”式的村民之间的评头论足，这样一来它对普通村民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日益下降。
现在都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呢，年轻的一代就不要说了，都不愿意住在这了，可能也是他们这些人的一种带头作用吧。不过现在也住在乡下的确是栓不住大家的心，为什么呢？你看看呢什么都没有，大队（即是村）什么事情也不为我们做，以前几个老板还一起出钱修路，现在他们不住在这里了，当然也不愿意出钱来修路了，就是一句话都想着往城里奔。(C8-X1)
第三个层面上，“去精英化”的格局以及对于村庄社区的低度心理认同感使得苏南乡村的权威结构向“无权威”方向发展，严重影响了村庄的秩序维持和发展，对村庄的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村庄秩序的获得一般依靠两条途径：第一类是依靠外生的力量来获得秩序，比如依靠现代司法体系和国家行政的强控制；第二类是依靠村庄内生的力量，比如习惯法、精英控制和村民自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乡村生活的实际运作中都会深深的打上乡土的色彩，村庄的秩序和治理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摆平理顺”，而“摆平理顺”主要依靠乡村权威去达到，而非通过硬绑绑的权力运作。经济精英掌握着经济资源和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正如村民所说的因为其“能办事”而具备权威，有些个别人格高尚的经济精英更是具有“卡里斯玛”的味道。这样一种权威的结果是能够实现“摆平理顺”的前提条件，因为它的合法性来自于村民内心的认同，认同的力量造就了一个有序和发展的村庄。而经济精英离村后的村庄，像村干部这样的政治精英虽然具有国家授予的合法权力，但是他们无法获得村民的“权威性认同”，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国家经纪”型人物，除了能够完成国家的税收摊派之外，他们不具备“摆平理顺”乡村其他事务的能力，比如面对村民日常纠纷和公共工程建设的无力就是他们缺乏“权威性认同”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其他类型的“精英”的影响力的来源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好的口才，或者就是由于他们喜欢关心村庄事务，更有甚者是依靠身体暴力，这些更加不可能成为村民认同的权威。因此可以这样说苏南乡村正走向一个“无权威”的社会，而一个“无权威”的乡村社会的结果必将是无序和凋敝。
五、结语
上个世纪初的扛浙地区最早出现了绅士群体的城市化，一个世纪以后同样是在这一地区又开始了乡村经济精英迁居城市的浪潮。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希望做两件事情：一是通过对苏南农村的历史文化考察以及建国以来的制度因素的分析寻找促使经济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二是通过对村庄精英结构、社会关联、权力结构、村庄秩序等一联串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概念的分析来说明由此给苏南乡村带来的影响。
选择一个外部性的切人视角来发现问题，同时又始终注意从乡村社会的内部去分析问题的原因和影响可以说是本文写作的最有益的尝试。目前很多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往往都局限于村庄内部或者说是把乡村封闭起来进行研究，诚然从农村内部研究农村社会，将农村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实质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很多外部的切入性视角（比如精英群体的外向流动）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上的重要意义。这些视角往往为我们重新审视村庄内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但是我们同时必须要紧扣农村社会的内部作为分析的起点和终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加深认识很多农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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