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滥觞——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林则徐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2-0100-07
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类问题的分析、探讨是与历史的进程紧紧相联的，所逐渐形成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具有历史的内涵。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其基础和根源在于当代的经济实践，但又是以近代经济发展的思想遗产作为出发点的。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和利用程度，与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力、吸引力有着重要的关系。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思想所包涵的历史动因、历史信息和历史规律，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最切近的启迪和借鉴。
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空前的战争惨败，使与世界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率先从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不约而同地向外部世界睁开了眼睛。他们开始了解和搜求原先不熟悉的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编纂了一批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著作，从而开创了一种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社会新风尚。
林则徐、魏源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不是把了解西方、认识世界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以寻求中国的自强之道，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1]（《海国图志叙》）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的“军工引进”型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把“师夷”即学习西方作为发展的主要形式，并且把发展的目的概括为“制夷”即抵抗外国的侵略以救国救民。
林则徐、魏源把西方各国作为镜子，开始参照出中国并不是处处胜过外国，而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显“不如夷”。林则徐在与英军直接较量之后，亲自体验到西方在军舰枪炮方面的优势。魏源撰写《海国图志》，通过与西方情况的比较分析，对中国在军事工业技术方面的落后有了更深的感受。他们首先把中国放在世界面前来认识，发现了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连在国力武功方面也并不是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在近代中国，坦率而明确地承认西方先进和中国落后的是从林则徐、魏源开始，这是艰难而珍贵的第一步。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认识自己不容易，反省自己的落后更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对于自己有一种“世界中心”感觉的传统氛围中做到这一点，更是加倍的艰难。
面对中国落后和西方的强大，要不要“师夷”？怎样“师夷”？魏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认识到，要承认落后，但又不能由于落后而悲观气馁、甘居下游。当时的军事侵略不是来自比自己落后的民族，而是来自拥有船坚炮利的西方先进国家。要抵抗这种侵略，不能沿用历史上民族战争的手段，仍然坚持封关禁海政策以拒敌于国门之外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把“师夷”与“制夷”结合起来，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学习外国长处，以努力改变中国本身的落后面貌，消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他们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就可以改变落后的现实，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1]（《筹海篇三》）。
林则徐、魏源的“军工引进”型发展模式是把学习西方、消除差距的突破点和着眼点放在外国的“长技”即军事工业技术方面。
林则徐为了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状况，提出了仿造西方新式船炮的主张。魏源沿着林则徐开辟的方向继续探索，他也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西方的军事方面，“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筹海篇三》）。更重要的，魏源把林则徐“制炮造船”的主张加以丰富和发展，使之进一步具体化。他不再局限于为了应付眼前战争的需要，而提出船坚炮利问题，而是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把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以建立中国的新式国防工业作为战略性任务提了出来。
魏源还指出，可以把所引进的军工技术推广、发展到新式民用工业中去。新式军工厂造出足够的战舰枪炮之后，就可以利用其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制造商轮、起重机、测量仪器以及望远镜之类的民用工业产品。他预测到，在民用工业方面推广、发展所引进的先进军工技术具有广阔的前景，“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1]（《筹海篇三》）
为了充分发挥引进技术工作的作用，魏源主张：官办的新式军工业只要在广东“专设一处”，以便加强管理和集中力量吸收、消化外国技术。同时，他还看到，西方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后，必将为民间商人所普遍欢迎和接受。因此，他提出在官办之外，也应允许私人设厂制造西方新式工业产品，“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1]（《筹海篇三》）在这里，引进技术工作已超出了政府官办的范围，而推广到民间厂家。这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要求学习、采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以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先导。
林则徐、魏源的“军工引进”型发展模式奏响了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序曲，他们把虚心承认落后同决心赶上西方相结合，把学习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同抵制外国侵略相结合，这为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主旋律奠定了基调。
二
近代中国人士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舰大炮把陌生的西方各国展现在人们面前，林则徐、魏源透过刚刚推开的门缝，首先瞥见了其表现最明显、使人感受最深的船坚炮利。到了后来，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开始注意到了西方的军事技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联系，把认识世界的目光逐渐深入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层面。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通商主导”型，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魏源，实际上是以军事工业作为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主导部门。他们主张首先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工业，然后再逐渐推广到民国工业，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提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和枢纽的地位。一再说：“商为国本”[2]（《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以商立国”[3]（《商务》）。他们认为，抓住了对外贸易这个主导部门，就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不把商业尤其是外贸放在首要的位置，各行各业也就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工农业生产的勃兴和科学文化的进步都必须以商业的繁荣为前提。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通商即对外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这是当时时代特点的反映。一方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摆在中国人民议事日程上的，是外国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狂潮和如何抵抗它的问题，这自然造成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外贸易上面。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新式工业还极不发达，洋务派官僚集团控制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而民族工业资本还远未长成，私人投资兴办企业还很少，这就使他们并不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而是用“通商”的观点来考察和论证经济发展问题。此外，当时中外交往时间不长，对西方接触还不多，他们一时不可能比较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只能肤浅地从流通表面出发，提出了“通商主导”型发展模式。
“通商主导”型发展模式不仅仅输入和接受西方的技术、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把先进的机器技术连同产生、孕育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一同移植进来。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不仅认识到西方机器技术的物质成果形式，主张大力采用以兴办新式工矿交通事业，而且认识到同机器技术息息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提出，要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普遍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由“富民出其资”成为新式工矿业资本家，而“贫民殚其力”成为雇佣劳动者。[2]（《重民中》）他们要求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2]（《尚简》），以建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他们还主张在新式企业中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
“通商主导”型发展模式，把“师夷”与“变法”真正联系起来了，“师夷”与“变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中国的“变法”如果不与“师夷”结合起来，改革就缺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中国的振兴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反复强调：“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2]（《杞忧生〈易言〉跋》）。在这里，学习和采用西法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改革以谋求富强的必要前提和主要内容。他们又认识到，“师夷”离开“变法”也不能顺利进行。中国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强如果没有改革为其创造有利的环境，就会陷入困境。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国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内河航行等等一系列殖民特权。因此，他们把取消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殖民特权，作为改革和发展中的最重大问题提了出来。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还逐渐认识到，清王朝以及洋务派集团的官僚垄断政策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沉重桎梏，强调要按照“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3]（《商务二》）的原则进行改革，为学习和采用西法以兴办新式工商业提供前提条件。
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发出了设商部、开议院的政治改革呼声，希望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求得一定的政治保障，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们的政治改革要求是软弱无力的，认为西方的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学习和仿效的主要内容，师夷和变法绝不能触动清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体系。
三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作为中国“自强”象征的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全军覆没。曾败于西方列强的大清王朝，如今又被后来居上的东邻小国打翻在地，被迫屈膝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后的先进中国人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提出了“兴工自由”型发展模式，要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
这个模式摆脱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经济发展以商为中心的片面观点，所论述的战略思想是，把大机器工业作为中心或主导部门，比较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较为迅速、全面的发展，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他们提出了“定为工国”的战略方针。
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和研究，是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选择和制订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的外部环境方面，他们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指出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工业世界的时代，中国不能也无法闭关自守了，要把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摆在发展经济的首要战略位置，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以使中国跃居世界前列。
在中国的国内环境方面，他们看到了，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新式工业尤其是大机器工业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生产力，在获取利润、增殖财富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一部分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向新式工业投资的愿望和要求有所增长。同时，他们也清醒地看到了，中日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华投资设厂权，外国资本纷纷涌入，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使新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幼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中国人民要求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呼声更加明显、更加强烈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家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进行竞争，以摆脱被窒息的威胁和获取较多利润，也增加了投资发展新式工业尤其是大机器工业的要求。通过对国内复杂环境的分析，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要从救亡图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大机器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的问题。他们指出，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中国人民抵制外国侵略的斗争是难以取胜的。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定为工国”即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口号。
引人注目的是，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仅仅着眼于中国的物质环境，而且从思想环境出发，来制订经济发展战略。他们指出，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封建主义旧传统观念、旧风俗习惯，像无数条毒蛇缠绕着人们的头脑，成为维护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顽固纽带，使广大人民处于“无智无欲”的愚味落后状态之中。为了改变这种“守旧愚民”的思想环境，他们提出，要充分发挥大机器工业所具有的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的巨大革命作用，“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乃理之相寻，视其所导而已”[4]（《请励工艺奖创新析》）。他们要求清王朝把“定为工国”作为“国是”，通过制订和实施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从而打破和扫除旧传统、旧习惯等精神枷锁，达到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变社会的愚昧守旧风气的目的。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兴工自由”型发展模式，不仅包括把大机器工业作为主导部门以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包括与此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他们坚决反对清王朝以及洋务派集团垄断新式工业、压迫私人资本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认为官办、官督商办等管理体制是经济发展的致命桎梏，严重窒息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机。他们提出的管理体制是，全面解除封建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控制和束缚，实行经济放任政策，给予私人资本家以投资经营企业，扩大市场活动和剥削雇佣劳动的充分自由。他们主张，除了极少数私人资本不能或不愿经营的事业如邮政、电报等，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绝大部分的生产、流通事业，就连军事工业在内，都应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4]（《上清帝第二书》）使人们在学习和采用西法、兴办和发展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过程中，能够“从容谋议，各遂其生，各均其利”[5]（《仁学》）。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把学习和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关键。
以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势将瓦解封建主义的全部基础，当时的清朝政权是不允许有这种自由的。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要实施“兴工自由”型发展战略，关键是变革封建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
他们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物，只有斩除封建政治制度的重重束缚，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引进西方的机器技术，采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没有收到成效，反而更加积贫积弱，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封建政治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他们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要求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不仅在经济、军事方面采用西法以实行改革，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都仿照西方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把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他们一再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4]（《上清帝第六书》）
四
在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势力镇压下，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清政府在勾结、投靠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西方列强通过清政府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从经济上加紧了以攫取在华筑路、开矿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殖民掠夺，这种无形的瓜分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扩张对华资本输出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在造成中国经济破产和殖民地化的同时，在客观上，也给予中国人民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一定的刺激。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20世纪初有了初步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西方各国忙于战争而无力东顾，对中国的殖民压迫有所放松，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先进的中国人艰苦地重新学习、深思、探索着中国发展的新道路，从而推动着近代经济发展思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孙中山用很大的精力写成了一部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专著——《实业计划》（全名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原书为英文）。在这部书和一系列著述中，他提出了“总体战略”型发展模式，论述了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等重大问题。
孙中山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思想主张，远远超过了前人。严格说来，魏源等人的引进船坚炮利、郑观应等人的“振兴商务”、康有为等人的“定为工国”，都还只是论述了经济发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问题，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个问题从战略布局角度提了出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一书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作了具体规划。在产业布局方面，他的论述更明确、更完整，也更具有科学性了。尤其是，他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问题，填补了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空白。
他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关联、共同作用，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产业布局方面，不能顾此失彼，片面、孤立地强调某些部门。而必须放眼全局，各方兼顾，同时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迅速地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说：“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能收效。”[6]（《复李村农函》）
但是，孙中山所说“万般齐发”，决不意味着在产业布局中，各个部门互相攀比，都可以不加区别地一哄而起、齐头并进。而是从国家的整体和长期利益出发，制订有主有从、有重点有一般的统一规划。
孙中山认为，以铁路为重点的交通运输业，是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起飞和繁荣，更有助于保持和加强国家的独立地位。因此他把以铁路为主体和骨干的交通运输业放在经济发展布局的首位。除了交通运输业以外，孙中山把农业、矿业和钢铁等原材料生产部门摆在产业布局的重要位置上，主张在国家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和帮助，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以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他一方面在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的布局上，把交通运输、采矿、冶炼、动力等“关键及根本工业”作为中心或主导部门；另一方面，在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布局上，把衣、食、住、行等“本部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在中国市场上拥有广阔的销路，以它们为重点，对全国各地区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对加快资金周转和积累，对促进和带动经济建设的发展，都很有利。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由于自然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各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不同，经济水平和技术基础也参差不齐，发展很不平衡。同时，每个地区又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孙中山从这个实际出发，承认不平衡，利用各自的长处，以进行布局。在他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中，所贯串的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在《实业计划》一书的六大计划中清楚地体现出来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突出强调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的枢纽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优势。
第三，高度重视各地区在资源方面的特点。
第四，注意经济落后的内地、边远区域的开发和发展。
第五，加强宏观规划和指导，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当时，以清朝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压制、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孙中山的“总体战略”型发展模式，把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提了出来。他强调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先决条件。在“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以后，“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要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7]（《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封建主义统治势力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发展经济。孙中山的“总体战略”型发展模式，把争取民族独立、排除帝国主义统治对中国发展的阻碍，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提了出来。他指出：“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痛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8]（《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他还强调，清政府与外国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是“卖身契”，由于“卖身契还没有收回，所以现在还要做各国的奴隶”。[8]（《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收回外国列强所控制的中国国民经济命脉，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因此，他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
由于孙中山生前“革命尚未成功”，没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因而不可能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总体战略”型发展模式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但是，他的思想主张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总结，把近代经济发展思想所具有的进步倾向提到了最大可能的限度，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深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如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作为衡量标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也许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但是，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多角度、多层次地探求在经济上摆脱落后、跻于先进的道路，也即是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道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理论说明和论证，这些内容都是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的，是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前驱、理论渊源。中国近代先进人士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他们把发展与“师夷”、“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学习西方、实行改革是为发展服务的，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两个车轮；他们不仅仅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而且重视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发展，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同时并重；如此等等。这些思想认识和主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方向。
收稿日期：200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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