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经济思想及儒家经济观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经济论文,思想论文,大学论文,观新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10)05-0012-06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古代经济思想史是研究最早、最为成熟的学术领域之一。当前这一研究领域虽然理论性研究成果较多，但应用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如何在理论性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应用性研究成果，是这一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扩展，以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古代经济思想进行评价。在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儒家的经济思想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是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经济思想是其后儒家经济思想的源头。最能体现孔子经济思想的当然是《论语》，然而从《论语》中我们难以看出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最能简洁明确地表述儒家经济思想体系的首推《大学》。宋代理学家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将其置于篇首，可见《大学》在宋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大学》之所以如此受到宋儒重视，是因为《大学》是儒家学说的纲要。《大学》用极简短的篇幅高度概括了儒家的理论体系与修学方法。“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1]
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大学》可以看做是一篇儒家经济学说概论，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大学》对儒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因而，重新认识与评价儒家经济思想，应当从解读《大学》经济思想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前中国经济学建设及现代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应用价值，也应当从研究《大学》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开始。
一、儒家的理论体系
儒家学说是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同时蕴含着哲学、教育、经济等思想内容。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儒家的整个学说就是儒家的经济学说——“经世济民”之学。研究儒家的经济学说必须首先认识儒家的学说体系。以往对儒家经济思想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了儒家的思想体系问题，但对儒家思想体系的认识却不够深入全面。当前对儒家经济思想研究的创新，首先在于对儒家思想体系认识的深化。而《大学》对儒家的学说体系作了深刻而简明的总结，是研究儒家思想体系最好的切入点。
宋代朱子将《大学》的思想体系归纳为“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既可以看作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也可以看作儒家的经济学说体系。以“明明德”为核心即是教育思想，以“亲民”为着眼点就是经济思想。实际上儒家的教育思想、经济思想乃至哲学思想等是一体的，在儒家的学说中并没有这些区分。
《大学》的“三纲”是儒家学说的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把握这“三纲”就把握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纲领。因而，对儒家经济思想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这一纲领。“三纲”实际上只有“明明德”、“亲民”两纲，“止于至善”只是“明明德”、“亲民”两者达到圆满。“明明德”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亲民”则是儒家的经济之学或治平之学。心性之学重在修身，经济之学重在治国。所以儒家学说被称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
“明德”是指人先天本具的智慧与德能。“明德者，人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儒家认为人人都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与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3]这种良知与良能的本体即是“明德”。“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觉明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4]86“明德”虽人人本具，然而普通人由于被私情所蒙蔽而不能显现。为使其重新复明，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3孟子提出，儒家的学问即是找回先前丧失的本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334王阳明则称儒家的教育为“致良知”，“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4]543
《大学》中的“亲民”即是“经世济民”，“亲民”的基本内容包括富民与教民两个方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车中对话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143孟子也强调，推行仁政，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然而，经济发展之后，还必须及时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259西汉董仲舒也曾提出：“先饮食而后教诲，所谓治人也。”[6]儒家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儒家的经济学说包括道德与经济两大方面，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将道德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八目”是“三纲”的具体落实，是儒家经济学说的总原则。其中“明明德”可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步骤，“亲民”则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内容。“明明德”的四个步骤也可以用“修身”来概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以“修身”为基础，所以《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西汉董仲舒也曾提出：“先饮食而后教诲，所谓治人也。”[6]用经济学的语言加以解释即是：儒家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或者道德问题是儒家经济学说的基础。因而，研究儒家的经济学说必须首先对儒家的心性之学与修身学说有所体悟。儒家心性之学用现代哲学表述包括儒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中庸》、《周易》对本体论与认识论有较多的讨论，《大学》则主要研究方法论问题。现代哲学家往往认为儒家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唯心主义评价儒家哲学。
二、儒家的本末论
《大学》的“三纲”与“八目”在具体落实时，必须首先把握其本末次第。儒家认为，修身与治国的成功，把握本末次第是关键。“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西汉董仲舒也曾提出：“先饮食而后教诲，所谓治人也。”[6]同样，研究儒家的经济学说，也需要首先考察其本末论。
在我国先秦经济思想中，本末思想已相当流行，儒家、法家甚至墨家都曾提出其本末观点。如商鞅曾提出事本禁末的主张，“能事本禁末者，富。”[7]墨子也提出固本的观点，“固本而用财，则财用足。”[8]而韩非则明确提出了法家的重本抑末论。然而，无论是法家还是墨家，其所讨论的本末问题都是狭义的经济问题，本业主要是指农业生产，末业往往是指工商业，本与末的关系是对立关系，即“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7]49据此而提出的经济政策则是重本抑末。
儒家的本末思想与法家、墨家不同。儒家的本末论并不专指经济问题，而是一种判定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这种本末思想在《论语》中也有所体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48然而，对本末思想进行全面表述的则是《大学》。儒家的本末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体用关系，本即是本体，末即是本体产生的作用，所以在先后次序上，应当是本为先末为后。由于本末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本与末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与对立。关于这一点，明代王阳明曾指出：“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之谓之本末。若目为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言本末乎？”[4]1063正如一棵树木，根干为树之本，枝叶花果为树之末。而本末的关系必然是木固末荣，本乱末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2]
《大学》不仅全面讨论了修身与治国中的本末关系，还具体提出了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的本末关系。将本末关系运用在修身、治国上，修身为本，治国为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体现在《大学》的“三纲”中，“明明德”与“亲民”两者的关系就是本末或体用关系。其中“明明德”为本为体，“亲民”为末为用。“明德为本，新(亲)民为末。”[1]3可见儒家的心性之学是经济之学的基础，没有修身的基础，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用现代语言近似的解释就是，没有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同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之间的关系也是本末关系。在“八目”前后两目的关系中，皆是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如“格物”是本，“致知”为末；“致知”是本，“诚意”为末。所以《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2]这正是《大学》提出的“为学次第”。
《大学》将这种本末关系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上，提出道德为本，财货为末。“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无争施夺。”用经济学近似的语言解读即是：在个人效用函数中，作为效用主要来源的应当是道德而不应当是物质财富。在国家的治理中，应当更重视道德建设，而不是仅仅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所以儒家强调治国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教育。正如《学记》中提出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末次第关系贯穿于《大学》的始终，本末思想是理解儒家学说的一把钥匙。当前在儒家经济思想研究中出现的对儒家经济思想的误解，往往是由于对儒家本末思想的误解造成的。
三、儒家义利观及其地位
把握了儒家的本末论，儒家的义利关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义利观是其核心。儒家义利观体现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色，包含了儒家学者无尽的智慧。人生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精神；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发展经济，更需要道德建设。儒家将道德问题与经济问题概括为义与利问题，并将义利关系问题贯穿于儒家学说的始终。不仅儒家经济思想是以其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的全部学说也都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儒家的修身与治国都离不开对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正如宋代理学家程颢所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0]
对于儒家的义利观，现代经济学者曾经有种种误解，甚至得出儒家“贵义贱利”的结论。儒家的经济思想从表面上看往往给人“贵义贱利”的印象，如孔子“罕言利”[5]109，孟子提出“何必曰利”[3]201，董仲舒则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1]。在《大学》中则有“长国家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2]等观点。然而，深入分析儒家的经济思想不难发现，不仅孔子、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没有“贵义贱利”的主张，即使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也都不可以用“贵义贱利”概括其经济思想。董仲舒曾经提出，圣人应当“为天下兴利”[6]1147，同时他也坚持孔子先富民后教民的主张，“先饮食后教诲，谓治人也。”[6]而宋明理学家也无不强调物质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人无利，只是生不得，安得无利。”[10]169“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12]
正确理解儒家的义利观，必须从儒家的本末论入手。《大学》中明确指出，义与利的关系是本末关系，“德者本也，财者末也。”[2]“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2]此处的德财分别指义与利，而义与利之间的本末关系正像唐代陆贽曾形象地表述的：“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13]在儒家看来，重义则义利双得，舍义求利则义利双失。正是基于这种义利关系，儒家往往强调义而较少谈利，因为求利之心，不必经过教育人人皆有。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14]司马迁也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5]而追求道德仁义之心，尽管也天生具有，然而不经过长期的道德教育，则经不住利的诱惑，结果必然是因求利反而义利皆失。
儒家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治国的高度智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经济学说曾经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当前儒家义利观也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儒家义利观在当前社会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完全有必要以儒家义利观为思想文化源泉，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符合我国和谐社会构建需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经济问题为唯一的研究内容，忽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以这种经济思想为指导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只能造成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
四、儒家义利观的具体内容
在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我们曾经对儒家义利观存在着种种误解。通过对儒家思想体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如：从纵向看，可以将儒家义利观分为不同的层次；从横向看，则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范围。从纵向看，按道德水平由高到低的层次，大致可将人分为小人、君子、圣贤三个道德层次，在不同的道德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义利关系；从横向看，儒家义利关系可以从微观的个人层面与宏观的治国层面加以考察。
纵向考察儒家的义利关系，分为小人、君子、圣贤三个道德层次。从圣贤的道德层次上看，义与利关系是和谐统一的，义与利两者皆是仁的具体体现，义利完全成为一体的两面。这种义利关系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一以贯之”。[5]72《周易》中提出的“利者，义之和也”[16]，表述的也是这一层次的义利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能够达到圣贤境界的毕竟是少数，但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君子以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义与利关系上表现为义以生利、义本利末。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5]73，孟子提出的“亦有仁义而已矣”[3]201，以及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1]，都暗含着这种义利关系。在治国中，孔子提出的“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7]也体现了这种义利关系。《大学》中所讨论的德与财的关系也是这种义利关系：“德者本也，财者末也。”[2]
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对这种义以生利关系的描述已有较多的记载。晋国大臣里克在孔子诞生前一个世纪就曾提出：“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8]与孔子同一时代的晏婴也曾提出：“义，利之本也。”[17]558类似的表述在当时是很多的。可见这种义利关系在春秋时期是比较流行的。
对于不曾接受道德教育的个人与不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而言，义与利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矛盾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往往违背道义片面追求个人的私利。儒家提出，过分追求这种不义之利不仅带来个人身心失和，还会造成家庭失和，加剧社会矛盾，乃至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以孔子指出，“放于利而行，多怨。”[5]72一个人人违义求利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严重失和的社会，所以孟子回答梁惠王时强调：“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3]201可见，对利的过分追求并不是真正的利，其结果是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政府制定的法律与礼制，乃至儒家的教育无不是为了防范这种求利行为的发生。“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尙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19]
从横向上研究儒家义利关系，可以将义利关系分为微观个人层面与宏观的治国层面。就个人层面而言，义利分别指个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利益。儒家并不一概反对物质利益，而是通过道德判断将个人获取利益的渠道分为正当与不正当两种。评判正当与否的标准即是义。对于个人正当的利益追求，儒家是赞成的。孔子甚至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96。然而，对于不符合道义的求利行为，儒家则是反对的：“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5]97儒家认为，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君子，绝不会牺牲自己的精神需要而片面满足物质需求。所以，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73此处，孔子所指的君子并不单指统治者，小人也并不必然指普通庶民百姓，君子小人之分在于求利时是否遵守社会道德标准。儒家强调，违背道义所求得的个人利益如无本之木，不可能长久。而君子不过分追求私利并非得不到应有的个人利益，由儒家的本末论就可以推知。君子求义则义利兼得，“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12]202这正是儒家的“义以生利”思想。
从宏观治国的层面上来看，利包含两个方面，即主要代表封建统治阶层私利的国家之利与代表普通庶民百姓利益的庶民之利。不论国家之利或是庶民之利，它们与义之间的关系都是本末关系。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庶民阶层所追求的物质利益往往仅能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211其物质利益具有迫切性。所以儒家在治国中十分重视富民，尽管儒家将教民为义作为最终目标，然而在义与利之间，利则必须首先得到满足，这正是儒家的先富后教思想。对于庶民之利，儒家不仅赞成而且极力推崇，认为为民谋利即是在践行仁义，孔子甚至将能够把利益广泛施加于庶民百姓的人称为圣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5]91可见孔子对庶民百姓利益的推崇。孟子所提出的仁政，基本内容也不外是通过让庶民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资产，达到可以让庶民丰衣足食的目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3]211
代表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国家之利则有所不同。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都采取不合道义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用于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和对其他诸侯国发动战争，这种求利行为对治理国家是有害的。所以儒家十分反对统治阶层过分追求国家利益，主张统治者以德义生财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2]统治者阶层追求仁义则义利双得，“未有好义而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2]追求利则义利双失，“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2]所以《大学》反对统治者在治国中追求财利，“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2]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儒家义利观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种义利观源远流长，深深扎根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不同的时代这种义利观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其精神却是不变的。当前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是儒家义利关系的现代表述。可见，儒家义利观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儒家的生财之道
儒家在治国中虽然重视道德教育问题，但并不忽视经济问题。在《大学》中不仅将修身、治国作为《大学》之道，而且将生财也作为《大学》之道，“生财有大道”。《大学》的生财大道主要是指富民之道，而富民之道仍然是以修身为本。儒家生财之道即是儒家义利观中的“义以生利”。在治国中，“义以生利”的内在机理是：“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2]所以《大学》提出：“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2]与法家主张通过全面干预经济活动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同，儒家的经济目标主要是通过富民而实现国家富裕，其手段主要是统治者以身作则，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保护庶民百姓的经济利益，并通过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可见儒家生财的根本仍然是义，即“以修身为本”。所以《大学》明确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2]
在经济问题上，儒家对生产与消费尤其重视。在生产上，儒家主张扩大生产规模，在消费上则主张适度消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2]“生之者众”、“为之者疾”是生产问题，“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则是个人消费与政府财政支出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主张上，由于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经济问题，所以不同时期儒家的政治主张必然有差异。如：孔子主要是从税收的角度提出了“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5]48、“敛从其薄”[17]709等主张。孟子虽然也提出了“薄其税敛”[3]356的主张，但孟子主张仁政的重点却在制民之产。孟子强调，如果人民没有能够足以维持最基本生活需要的耕地、住宅，则很难有向善之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3]211所以无论从生财的角度还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都应当首先确定庶民百姓的固定财产，以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3]204由于《大学》是儒家思想的归纳与总结，所以并没有提及有关生财的具体政策主张，但是却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儒家的生财之道，即治理国家应以修身为本，以德义生财。
现代社会，“义以生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讨论义利关系问题，但新制度经济学却看到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义在制度经济学中主要体现为非正式制度及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与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视。不过，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与儒家的“义以生利”思想相比是比较浅层次的。中国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在儒家义理观的基础上对现代的义利关系问题进行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
六、结束语
我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经世致用”方面，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当前，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构建，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者，我们承担着传承与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与科学技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西方文化有其固有的缺陷，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这些缺陷也越来越严重。这些缺陷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代物质文明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第二，西方文化不能解决民族之间、种群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国家、民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第三，现代物质文明加剧了个人身心之间的矛盾，物质文明带来了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却没有带来人们道德情操的相应提升。精神生活的空虚、家庭矛盾、社会问题等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幸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济思想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学》中所论述的本末论、义利观以及生财之道都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传播。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虽然对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却不能很好地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也不能有效地解决随着物质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上述三个矛盾，因而不能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经济理论支持。儒家经济思想则为解决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事实上，当前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都可以在儒家学说中找到思想文化根源。另外，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如道格拉斯·诺思、阿马蒂亚·森等也都十分重视对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固有的传统及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方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假设，就已经决定了经济行为的非道德性。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儒家经济学说对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有着深刻的分析与讨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为现代经济学家所利用，服务于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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