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短线制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短期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时，短线制约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人们往往依据短线供给情况的变动，分析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指出其未来的走势。
本项研究从实征分析入手，考察短线制约是否存在，以及它的发展变化过程，由此指出其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关系，以及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在分析方法上，本项研究利用了1983～1995年5月份的月度经济数据，使用TSP分析软件进行了时间序列的相关分析。其中选取同比的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率（GDP没有分月数据），取名为IVTLAS；在考察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分别确定能源生产、运输和主要原材料生产为供给短线，并分别选取了发电量同比累计增长率（IPELAS）、铁路货运量同比累计增长率（IPRZAS）和钢产量同比累计增长率（IPSPAS）等月度数据代表。其中IPELAS只有1985年及以后的月度数据。在相关分析中，以判定系数大小，亦即相关程度大小做为短线制约是否存在的基本依据，同时辅以弹性系数变化的分析。
一、1984～1995年我国经济中存在短线制约
短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当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供给总量增长很快时，才会出现。因此短线制约只有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速度之时，才会经常地表现出来，短线产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才会有密切联系。1984～1995年间，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治理整顿时期，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率较低。1989～1991年间，GNP年均增长率仅为5.5%。此时经济总量没有充分扩张，短线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对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率与短线产品增长率的几项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后，判定系数平方仅为0.020181，表明短线产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基本不相关。这种情况对1984～1995年期间两类增长率的相关分析必然产生影响。因此，整个时期的短线产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低，不表明两类增长率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又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率很高的1984～1988年和1992～1995年的两类增长率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的判定系数平方，1985～1988年为0.9454，1992～1995年5月为0.7458。与1984～1995年相关分析结果相比，相关程度大大提高，两类增长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相关的关系。GNP年均增长率1985～1988年为10.8%，1992～1995年为12%（1995年按9%预计增长率计算），均是经济增长率很高的时期，这进一步证明了短线制约只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会出现的假想，因此也表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短线产品增长密切相关。
为了进一步证明存在短线制约问题，还必须辅之以弹性系数的分析。从月度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弹性系数变化的走势看，短线制约的表现是非常鲜明的。例如，1985年1月份经济增长率达到23%，电力弹性值降低到0.33、铁路运力弹性值降低到0.07、钢弹性值降低到0.33；此后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附近，各项弹性系数未出现明显回升。一直到1986年经济增长率明显回落，各项弹性系数才有明显增长，1988年11月份经济增长率达到17.7%，各项弹性系数也随之相继降到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后，才相继升到较高水平。电力弹性值1988年11月为0.5451，1989年11月份为1.1020，铁路运力弹性值1988年11月份为0.5182，1989年11月份为0.6324，钢弹性值1988年12月份为0.3220，1989年11月份为0.5147。1992年以后经济高增长中，各项弹性系数也均是与经济增长率是相反的变化方向，只是在进入1995年以后才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般地说，如果仅考察经济增长与短线供给增长问题的关系，当不存在短线制约时，两类增长的波动应该是同步的。即经济增长率高，短线产品增长率也高，反之则降低。如果存在短线制约，则两类增长的波动是不同步的，表现在弹性系数上就是：经济增长率越高，弹性系数越低，经济增长率降低，弹性系数升高。上面分析的弹性系数变化，恰恰是后一种情况，而且非常鲜明，说明1984～1994年我国经济中存在明显的短线制约。
二、1984～1995年短线制约的发展变化分析
1.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短线制约明显减弱
短线制约表现突出的是1984～1988年和1992～1995年。从分析结果看，1992～1995年的短线制约与1984～1988年不同的方面有以下几个：
（1）短线产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有所降低。判定系数平方1992～1995年5月期间为0.7458，1984～1988年为0.9454，90年代比80年代降低了20%多。
（2）回归系数值降低。IPRZAS的回归系数值从1.0387下降到0.9697，IPELAS的回归系数值从1.3745下降到0.5418。
（3）弹性系数值变动方向开始发生改变。前面分析指出，短线产品的弹性系数值与经济增长率是反方向变动的，但进入1995年之后。伴随经济增长率的回落，短线产品弹性系数值也出现下降趋势，二者出现同步变动。1995年4月份与1994年11月份相比，工业增长率IVTLAS由21.4%回落到16.7%，同时电力弹性值由0.5343下降到0.4959，铁路运输弹性值由0.914下降到0.036，钢弹性值由0.1506下降为－0.034。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增长率最高时并不是短线产品供给最紧张的时候。
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表明，与1984～1988年相比，1992～1995年5月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短线制约程度明显下降。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地区的煤、电紧张问题，也只是由于资金拖欠的影响，与动力和煤炭生产能力无关，经济生活中更多的反而是钢材运力等短线供给的过剩和需求不足。
2.短线制约减弱的原因分析
从供给方面看，80年代后期由于短线制约的突出影响，各方面都加快了基础设施及重要基础工业等短线生产能力的建设，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也在积极引导资金向这一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电力、运输、钢铁等生产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和提高。预计“八五”期间新增发电装机7000万千瓦，相当于1990年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的50%，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8%，新建铁路5800公里，建设复线3400公里，创造了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最好水平；新建和改建公路9.2万公里，公路等级比“七五”末期有明显提高；沿海港口新增吞吐能力1.38亿吨。在此情况下，1994年与1988年相比，发电量增长了66.7%；货物周转量增长了40%，其中水运（不含远洋）增长了52%；钢产量增长了54%；其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8.8%、5.8%和7.5%，均高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
此外，进口调剂能力也明显提高。与80年代相比，我国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增强，外汇储备增加较快。进口方面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范围不断缩小，外汇结售汇制度改革后，外汇资金运用更灵活，国内市场短线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已基本相当甚至高出。这些为根据国内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变化及时增加进口提供了条件。1992～199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钢材等短线物资的进口曾一度大量增加，并对国内钢铁工业形成一定的压力。
从需求方面看，在80年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始终保持了高度警惕，一有苗头就果断采取坚决措施。由于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始终放在调节需求总量上，因此对需求总量的盲目扩张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特别是本次经济高速增长中较早较快地出现了农产品涨价打头的通货膨胀。就更将宏观调控目标引向了控制需求总量方面，因此需求总量运动始终处于较严格的监控之下，扩张势头始终受到抑制。这是供求关系较为平稳，短线制约力度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居民消费热点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市场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大大抑制了劳动密集的轻型产业继续粗放型地扩张，逐步将经济引上了集约发展的轨道。例如受市场调节作用明显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都先后从箱包、玩具等一般加工工业，转向新一代家电和建筑装饰材料、通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面，停留在原有产品的也进行了较彻底的技术设备更新，在产品品种、档次、质量等方面提高了竞争能力。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资金增密现象十分突出。1988～1991年期间，乡村两级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从3237.2元增加到5509.3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4%。虽然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国有经济进入这一过程较慢，使整个经济尚未总体上进入结构升级为主的过程，但经济发展在增量上粗放扩张的特点已大大改变。因此，创造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不再仅是依靠增加消耗，一定程度上已转向依靠加大加工深度。因此，对能源、原材料等短线产品的需求也就有所减弱。据计算，1984～1988年期间亿元GNP能耗为8.06万吨标准煤，1990～1992年降低到4.47万吨标准煤。
最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需求对生产和投资的约束力度加强。在产品积压和债务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安排生产和确定投资项目时都更注重市场需求的变化，注重产品的销路和项目的效益。这对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也是一种有力的约束。
3.从短线制约的变化看经济运行模式
从前面原因分析可以看到，决定经济运行模式的一些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
（1）短线供给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例如，水运、特别是沿海水运以及公路运输发展很快，在货运量及货物周转量中所占比重上升。1993年与1985年相比，货物周转量中水运（不含远洋）所占比重由13%上升到15.5%，公路运输由10.4%上升到13.3%，铁路运输则从44.2%下降到39.2%。在此情况下，铁路货运量的变化已不能代表整个运输能力的增减变化。考虑到这些因素，目前短线供给潜力将更大。
（2）需求总量处于有调控的运动状态。与80年代相比，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当时是投资、消费两类需求双向膨胀，宏观上对这种膨胀的危害认识不统一，在是否要加强控制上决心不坚定。经过80年代的发展之后，目前对此已形成统一的认识，宏观上对需求变动的调控渐趋成熟。
（3）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已引起发展阶段变化，经济总量扩张的主要条件——市场消费需求的强劲扩张已不存在，总量扩张的发展阶段特征也趋于消失。
（4）经济体制转轨已步入增强内在约束的时期，产权、财产责任等经济约束的力度在逐步增强，以追求产值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活力和扩张冲动开始受到愈来愈强的约束。
以上变化已对我国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具有了过渡型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运动已开始受更多因素的调节，如宏观调控和市场因素的调节，发展阶段变化和体制转轨已使总量扩张的力度有所减弱，整个经济运行开始呈现较为平稳和成熟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结构升级所需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例如完善灵敏的资金配置机制、灵活有效益的投资体制、健全有力的市场竞争机制、符合国情的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等都未形成，因此从发展阶段上尚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升级活动；从经济体制上看，也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传统经济运行的特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三、短线制约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1.能源、运力、钢等短线产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这里，从约束强度入手分析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约束强度可以从弹性系数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分析经济波动性弹性系数值的变化来确定约束强度。重点分析三次经济波动：1986年、1988～1989年、1994～1995年。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波动都较为平缓，第二次波动比较剧烈。
1985年四季度由于国际收支的问题对经济总量实行了紧缩，工业增长率由该年9月份的20%逐步回落到次年3月份的4.2%，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波动。在这一波动开始前，几个短线产品的弹性系数值处于持续降低状态。例如，电力弹性值由1984年的0.42下降到1985年5月份的0.38，铁路运力弹性值由1984年的0.25下降到0.21，钢弹性值由1984年的0.46下降到0.34，表明短线约束强度在不断加大。其中铁路运力弹性值和钢弹性值与1983年水平相比，降低幅度非常大（1983年2月分别为1.41和1.41，缺电力弹性系数的数据值）。与此同时，钢材等重要原材料进口大幅度增加。1985年原料类产品进口比1984年增长362.5%，燃料类产品进口增长323%，这些产品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4年的27%上升到1985年的28.0%，这是导致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短线制约在这次经济波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988～1989年的经济波动是由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引起。而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短线产品巨大的供求缺口，这一缺口引起了短线产品价格猛烈上涨。1988年原材料工业价格指数上升了13.5%，1989年进一步达到16.4%，这就加大了加工工业的成本，推动了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并引起物价全面上涨。从短线约束强度看，1989年1月份当工业增长率回落到8%时，电力弹性值仍只有0.25、铁路运力弹性值为－0.16、钢弹性值为－1.18。说明经济的过高增长已对短线生产能力形成了一定损害。当时电力的周期合格率等都有降低，很多设备超负荷运转。因此，这次波动受短线制约的影响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波动是由于需求迅猛扩张受到短线强烈制约后发生的。
1994～1995年的经济波动最不明显，始终在软着陆的目标下平稳回落。前面曾经指出，在这次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同时，短线产品弹性系数值也随之减小，表明短线制约不是这次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80年代的两次经济波动中，短线制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最近正在发生的波动中，短线制约已不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此外应该指出，在每次经济高速增长和短线产品弹性系数值不断下降时，都伴随了进口的加快增长，而在经济增长回落，短线产品弹性系数上升时，又都伴随进口增长的回落。因此，进口是缓解短线制约强度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中，考虑到短线产品生产能力及进口增长的潜力，能源、运力、钢等主要原材料的供给将不会对经济增长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
2.主要农产品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农产品供给对经济波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农产品种类很多，难以一一分析，这里只选取与经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粮食产量为代表。按照对前面短线产品的分析过程，首先确定农产品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本项分析选取了1984～1994年分年的GDP指数（可比价，以1978年为100）和粮食产量，并进行了时间序列线性相关分析。以下分别是GDP滞后1～4年的相关系数值：
滞后期（年） 相关系数（R值）
当年 0.8464
1年 0.8765
2年 0.8532
3年 0.8290
4年 0.7856
以上结果表明，农产品（粮食）产量与国民经济总量变化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以滞后一年的相关最为显著，即当年粮食生产对下一年的GDP总量关系密切。
确定二者相关之后，进一步分析农产品生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由于农产品对国民生产影响的时间跨度大，不好使用弹性系数的方法。我们采用直观的比较法。选取1984～1994年GDP指数（以上年为100，可比价）和粮食产量增长率（上年为100），数据分列如下：
年份
粮食产量增长率（%） GDP增长率（%）
19845.2 14.5
1985 －6.9 12.9
19863.4 8.5
19872.8 11.1
1988 －2.2 11.3
19893.6 4.3
19903.3 3.9
1991 －2.5
8
19921.8 13.6
19932.9 13.5
1994 －2.4 11.8
观察上列数据可以发现，粮食产量的波动是很规则的，即两年增产之后出现一次减产，GDP的增长率波动如果以滞后1年对应观察，则在1986年和1987年有完全对应的波动。1992年按以上规则也应出现GDP的波动，但恰逢经济刚刚结束调整时期，整个GDP的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低水平增长，因此1992年应该出现的经济向下的波动被经济恢复性增长代替了，1994年粮食出现减产，1995年预计GDP增长率在9%左右，也合乎规则地发生了向下的波动。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农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是基本前提，如果进一步分析农产品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对这些数据间的联系有更深刻理解。
我国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两个环节可以证明这一点。（1）我国居民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1985～1994年之间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其中城镇居民1985年为52%，1994年为50%，农村居民1985年为57.7%，1994年反而上升到58.8%。这表明居民食品开支是随消费开支同步增长的。（2）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与GDP年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1984～1994年两类数值进行相关分析后，相关系数R值为0.8676。这样就证明了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与GDP增长有显著相关关系。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长率高时对农产品需求增长就快，持续高增长时，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较快增加。这时如出现农产品减产，供应减少，就会由农产品供求缺口引起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起物价全面上涨，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在现阶段工农关系情况下极易进入相互影响、交替上升的过程，从而推动物价涨速不断加快。这种形势必然会导致加强宏观调控，从严控制需求，控制速度的结果。因此农产品供给的波动就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
观察以上数据还可以发现，农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没有减弱的趋势，在1994～1995年的经济波动中仍然较明显的表现出来。此外还应注意到，这种波动并没有引起粮食进口的大量增加，从而缓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粮价低于国际市场，通过市场作用仍难以调节国际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需求量巨大，而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供给有限，国际粮食出口总量只相当于我国粮食产量的1／4。由于农产品自然生产特点突出，目前储备能力不强，进口调剂余地又不大，因此供给增、减刚性和不可预料性相当大，今后将是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首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