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简帛佚籍与中国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史研究论文,简帛佚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与古代学术史密切相关的莫过于大量新出土的先秦、秦汉的简帛佚籍。约略言之，最为著名者如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信阳楚简；70年代震惊世界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90年代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新收藏的竹简等。这些简帛佚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令中外学术界为之欣喜若狂。它们的出现，已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得到了长足进步，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改写中国古代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构想。如今，出土简帛的研究不仅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也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前沿课题，成为名符其实的当世“显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对考古发现比较重视，曾较早地利用甲骨文字分析与发掘资料甚少的殷商时期教育历史。教育史界也将出土简帛纳入古代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中给予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比如，1979年出版的建国后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即对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具有超前性。《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不仅加强对黄老帛书的运用与研究，还利用《睡虎地云梦竹简》对秦朝吏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90年代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王炳照、阎国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更是首次利用出土简书对先秦兵家的军事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此书之所以有如此结果，正是因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兵家古籍。它们的出土破除了对孙膑及其兵法是否存在的疑惑，使长期被疑为伪书的《尉缭子》、《六韬》得以澄清，使得古代兵家的著作体系得以确立，为系统地研究其教育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学依据。
以上都是建国后教育史界利用出土简帛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比较好的成果，同时也说明地下文物对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最近二十年，新的重要的简帛佚籍不断出土，简帛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教育史料已经给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领域，但这些史料尚未引起教育史界的广泛注意与重视。经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新出土简帛佚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会大大推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极大地推动关于先秦道家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长期以来，在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难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一是《老子》的成书年代及其教育思想的真实内涵；其二是对于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成为西汉初年统治思想的黄老道家学术著作情况与教育思想体系的认识。而新出土简帛佚籍给上述两个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突破口。
（一）长期聚讼纷争的重要教育史料——《老子》的成书年代与教育思想有望现其历史真面目
大量出土的先秦、秦汉的简帛典籍，约略可分为两大类：要么是古已佚失的；要么就是现存古籍的祖本、异本或部分篇章。因此，一方面，简帛佚籍为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从未见过的史料；另一方面，我们将出土典籍与现存古籍相互参校验证，还会较为准确地确定后者的成书年代。对于那些成书年代存在争议的古籍，我们可以用此方法加以重新考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关于《老子》一书的新发现。
关于今本《老子》的成书年代向来聚讼纷争，这就给研究和认识《老子》教育思想乃至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的内在理路带来极大的不便和模糊。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出土后，人们从中发现若干新的迹象，但还无法确定此书的成书年代。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问世与公布，使得拂去历史旧尘埃，还《老子》本来面目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成效：“简本《老子》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老子》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注：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A].中国哲学：第二十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19.）。尽管未成定论，但也足以给人以继续研究的信心。
长期以来，不仅《老子》的成书年代为学术公案，对其教育思想的认识也存在不小的分歧。比如，我们根据今本《老子》的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及十九章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形成了“道家反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认知，关键在于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注：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75.）的认识，甚至形成老子对阶级社会中一切文明，包括孔子的教学内容都持反对态度，反对仁义孝梯的教育史界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思想如此深邃、充满哲理性与辩证法的《老子》一书会否定“智慧”、“仁义”等人类进步的观念象征呢？难道《老子》确实要让人类走退步的道德吗？这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阐释、讨论的焦点问题，可谓观点林立，定论难成。
郭店楚简本《老子》的问世，使这一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通过比较简本与今本，确实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极大差别。前者文字更为古朴，其内容既不含高妙玄虚之论，也不批判儒家伦理道德。如在简本中上引十八章的文字却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一字之差，意思截然相反！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简本中则为“绝智弃辨”、“绝伪弃诈”。而且，今本中激烈反对儒家道德观念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章句在简本中并不存在。因此，据简本而言，早期道家并不像今本那样否定儒家的圣、仁义、孝慈、忠等道德观念，相反，其大量篇辐也在阐述伦理价值，与早期儒家思想颇俱相通之处。而今本《老子》对儒家思想的非黜、对兵家思想的吸收、与法家思想的渊源等特点则更多地表现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分裂与融合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与确定道家道德教育思想的源头与流变中存在的差异及其成因，并且进一步形成对先秦道家道德观念及其教育思想的新的认识与评价。
对《老子》的研究是简帛研究的重头戏，于今只是取得了初步研究的结果。对于简本与今本的确切成书年代、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道家思想发展的统系及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还需要进一步不断深入研究，以期望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老子》一书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起承转合的地位给以准确的界定。
（二）出土简帛已使先秦“黄老之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体系得以初步确立，对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发展脉络及历史影响的认识不断清晰
通过对新出土简帛佚籍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不少长期以来被定为伪书的古籍其实是真的，有一些已经被确定为可靠的史料，由此，史学研究已经开始“走出疑古时代”。对古籍的重新辨伪使先秦两个重要学术系统的著作体系得以明确，其一是兵家的著作体系，其二是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体系。如前所述兵家一系的教育思想已经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兹不再述。而先秦黄老学派的教育思想还未得到教育史界充分的重视与研究。
从现存的汉代典籍来看，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过一股后世称为“黄老”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在西汉前期走上统治地位，成为一时显学。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黄老学派的著作亡佚几绝，残存下来的作品也被判定为伪书。因此，教育史界对先秦道家黄老学派教育思想的研究并不重视甚至于存在认识上的误差。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文子》残简，证明今本《文子》并非全为伪书。同一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经法》、《经》（或称《十大经》或《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唐兰先生首先撰文认定这四篇古佚书即《汉书·艺文志》所列的《黄帝四经》。就现有的材料和成果而言，唐先生的结论最为可靠也最为恰当。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定此书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他们考证精详，论证深入，其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
《黄帝四经》的重新问世对于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到西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意义。它不仅解开了古书中常见的“黄老”之谜，而且我们通过大量深入地对比研究，证实许多长期被斥为伪书的古籍实际是真的，并且当属先秦黄老学派作品，如《尹文子》、《鹖冠子》等；还有不少在归属上存在争议的古籍，现在也可以确定无疑是先秦黄老道家的作品，如《管子》中的部分篇章、《慎子》一书等。这使我们看到先秦黄老学派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存在于《黄帝四经》、《管子》部分篇章、《尹文子》、《慎子》、《文子》、《鹖冠子》等现存的黄老道家作品中，由此而发现“道家黄老派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当时时代主潮而居于战国至汉初数百年的显学地位”（注：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29.）。
中国教育史学者对《黄帝四经》教育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在1979年版《中国古代教育史》一书中已将其作为战国中期的道家佚籍进行了研究。在《中国教育通史》中，第一卷将《黄帝四经》作为先秦道家“黄老学派”的作品作了十分细致与全面的研究，而在第二卷中又将其作为汉初黄老之学的著作进行了分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则将其作为汉初黄老之学的著作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在认识上出现这种较为纷乱的状况，正是因为限于史料的欠缺无法形成对道家黄老学术系统整体和深入的认识，更无从确定从《黄帝四经》到《淮南子》之间，道家的学术著作还包括《管子》部分篇章、《尹文子》、《慎子》、《文子》、《鹖冠子》，甚至还有《吕氏春秋》，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到先秦黄老道家与汉初黄老之学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对于它们之间的思想传承也就不会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最新的简帛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必须改变以前教育史研究中将《黄帝四经》作为汉代著作进行论述的观点。至今，教育史界公认西汉初半个多世纪的文教政策受道家“黄老之学”的影响极大。但却对汉前这一学派的发展演化状况、教育思想脉络知之甚少。如今，此学派的学术著作体系基本成型，系统研究与总结其教育思想的时机业已成熟。通过研究，不仅可以明确道家教育思想的演化与流变，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战国末期教育思想融合与统一的特征与形态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并对两汉教育制度与形态的成因有追根溯源的觉悟，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教育特有的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理解（注：米靖.论先秦道家黄老学派教化观的特点和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6).）。
二、可望弥补从孔子到孟子之间长期存在的儒家教育思想研究的空白
尽管我们对先秦两汉儒家教育的研究极其深入，但仍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其一，一些记载儒家思想的著作如《孔子家语》、《孔丛子》、《礼记》等具有多大程度的史料价值？其二，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这八派的著作几乎为空白，因此，我们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演变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认识，只能局限在孔子、孟子、荀子三个孤立的点上。新出土简帛佚籍，恰好给了我们解决以上问题的希望。
（一）通过将出土简帛与儒家传世文献对读，证实许多被定为伪书的儒家文献是真的，为儒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史料学建设开拓了新领域
经过研究派出土的简帛佚籍，不仅使兵家、道家的不少著作由伪而真，儒家作品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孔子家语》素来被认为是三国时王肃伪作，在研究孔子与儒家教育思想时被弃而不用。但是，在双古堆和八角廊出土有一种书，李学勤先生初步推断为《孔子家语》的祖本，此说如若成立，《家语》一书在西汉前期即已流行，应当成为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参考史料。还有如《孔丛子》中有六章载子思的生平事迹，但此书的可信度向来受到怀疑。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的出土，证明《孔丛子》的记载有据可依，伪书一说实难成立，书中有关孔子的材料应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礼记》一书，由于郭店楚简中有《礼记》的篇章和与《礼记》相关的篇章，它们能够印证《礼记》若干篇的真实性，并使我们得知今本《礼记》中有不少篇章应属战国中期的著作。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运用这部孔子“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著作来研究孔子之后儒家教育思想的变化与发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二）出土简帛中包含大量孔子后学八派的作品，使研究其教育思想成为可能，有望弥补这一长期存在的薄弱之处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出现了分化。但由于现存“孔门八派”的著作少之又少，因此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极其粗略。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包含儒家著作十一种十四篇，已经被确定为孔子后学八派的著作，连同此前于1975年出土的思孟学派作品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一起，至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1.有助于明晰儒家人性论从孔子“性相近”说向孟子“仁义内在”性善说的演变理路。众所周知，儒家继孔子之后，发展到孟子与荀子时代，在人性与教育思想上发生了分歧与演化。而孔门八派是重要的思想过渡。教育史学界也曾对孔子后学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过研究与总结，但限于资料，研究很是粗浅。郭店楚简中的儒家部分恰好弥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史料的缺乏，现已有研究指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正是孔子到《中庸》、《孟子》人性论的中间环节。在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孔子代表着普遍人性的提出，《性自命出》则代表着从四海齐一的普遍人性向天命之性的提升与跃进，《中庸》代表着人性之超越性原则的确立，《孟子》则是人性探讨中普遍性与超越性原则的统一者与实现者，从而也是儒家性善论的真正确立者（注：丁为祥.从《性自命出》看儒家性善论的形成理路[J].孔子研究，2001,(3).）。更深入的从教育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待来者。
2.可以确定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五常”道德范畴的确立与思孟学派密切相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范畴，在汉代被确定为“五常”之道，与“三纲”并列，逐渐成为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日常伦理规范。但这五种道德范畴的理论确立途径如何，却不甚明晰。近年据出土简帛，对思孟学派《五行》、《六德》篇的研究，使我们开始对这一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可以看出《五行》篇在儒家道德形而上系统的建构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论语》、《中庸》等儒学经典中隐含的儒学道德系统明晰化，提出了蕴含深刻道德形上学思想的“仁义、礼、智、圣”的“五行”说。而郭店楚简中的《六德》篇进一步提出了“仁义、忠信、圣智”六德，并力图对“仁义礼智圣”概念体系作形而下的消解，不断向社会伦理层面推行，这为“学理之德”向“规范之德”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到了汉代，则进而将“仁、义、礼、智、信”确定为人生而有之的“五常”之性，并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与“五常”道德范畴一一对应，论证了经学教育对完成与实现五常之性的可能性，从而既确立了经学教育的合法地位，又将道德人性的完成从理论上落到了实处。笔者还尚未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论证两汉经学教育权威性与合法性的确立原因，恐怕这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对于加深先秦两汉经学教育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学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形态，但我们对于先秦儒家传经情况，两汉经学教育的教材问题等仍然因史料的缺乏而无法深入研究。简帛佚籍可以对这一难题的解决给予一定的帮助。
（一）郭店楚简对先秦儒家经学传授与演变过程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先秦时期“经”的传授与学习的具体情况如何，尤其是孔子后学八派的经学教育和传授是如何展开的，由于资料的缺失，成为经学史和教育史研究中的难题。周予同先生早就感叹：“关于春秋末战国初儒家各派的‘传经’情况，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实在太少了，以致我们目前了解的只是些片段。”（注：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12.）而现在，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五行》是孔子后学著作中除《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以外着重探讨乐教的珍贵文献。上海博物馆藏简中的《孔子诗论》，则是记载孔门“诗”教的重要典籍，这都为深入研究先秦儒家经学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通过对新出土简帛佚籍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对先秦六经之学、六经之教形成不少新的普遍观点：“六经之学、之教形成与传授的时间远比人们估计的要早得多。六经是先秦最根本的教材和普遍知识，‘经’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战国早中期，孔子已被尊为圣人。儒学经典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最原始的儒、墨、道家的分歧与对立，并不像后世学者所说的那么严重”（注：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这些结论对于明确早期经学教育的状况，加深对汉代经学教育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与促进作用。
（二）汉初《论语》版本的重大发现，有助于明晰汉初经学教育的一些特点
经学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在汉代得以确立，并且因为师法不同而教材有异。比如，汉初所传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梁皇侃《论语疏叙》引刘向《别录》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古论早已失传。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混合《齐论》、《鲁论》而有《张侯论》；后来东汉末郑玄注《论语》，又混合《张侯论》与《古论》，其结果就是现行的《论语》。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今本《论语》主要是《鲁论》的内容。
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汉墓中发现了竹简《论语》，残存简文保存了原书的大半，非常可观。竹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分章与文字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新出土的竹简《论语》据学者考证与研究，“属于《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注：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391.）。无论此说成立与否，竹简本与今本之间的显著差异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孔子乃至儒家教育思想提供了最新的基础与史料，更重要的是或许也能够因此而对西汉初年不同学派经学教育存在的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那将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四、为研究秦汉语文教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
《仓颉篇》是秦汉流行的字书和儿童识字的课本。据《说文解字》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汉代，将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仓颉篇》原书已佚，仅有清代的辑本，以王国维《流沙坠简》本最佳，但仅有四简共41字。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古代重要的教育课本尤其是其具体内容的了解极其有限。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汉简《仓颉篇》，其内容“包括李斯所作《仓颉》。赵高所作《爰历》、胡毋敬所作《博学》，现存基本完整的字五百四十一个。这是《仓颉篇》亡佚近千年后，最大的一次发现”（注：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J].文物，1983,(2).）。随后，又有不少新的汉简材料出土并公布于世，使《仓颉篇》不断有所增补完善，目前，不少篇章已能窥其原貌。如首篇的全貌已经得以展现，可以知道其开宗明义地叙述了“劝学”的中心思想，并涉及到学习的态度、方法等内容（注：胡平生.汉简《仓颉篇》新资料的研究[A].简帛研究：第二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这不仅证实《汉书·艺文志》所言确凿，更为研究秦汉小学语文识字教育添一得力的重要材料。到目前为止，秦汉间的字书《仓颉篇》在教育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已经得到肯定，但此书最新出土的部分以及考古学界对此书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尚未受到教育史界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从宏观上构筑起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框架与表述体系，对于中国教育制度与思想史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但在研究中，对于史料的考证、挖掘，对于个别问题的精深研究还有待加强，而对简帛佚籍的忽视恰恰反映出教育史工作在这方面的不足。
新史料的出现让史学工作者感到兴奋，因为它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领域与新问题，能使我们重新审视与修正以往的一些结论，充实和加深对中国教育史的理论认识，使其更能够符合历史的真实，而这项工作的完成则需要教育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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