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宪法危机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欧洲论文,宪法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8）12－0104－05
欧盟，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发展进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支持。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刚刚起步。有人认为，欧洲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无论从其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两个地区自身的历史、文化及所奉行的价值体系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可是近年来，人们发现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正在慢慢的吸取欧洲的经验或者教训。①
欧洲遭遇宪法危机以来，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学者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他们从欧洲宪法危机产生的原因、对未来欧洲统一进程的影响以及如何走出宪法危机的阴影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主要从宪法危机的爆发及其给欧洲统一进程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宪法危机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一、尴尬的《欧洲宪法》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欧盟已经从成立之初由6个成员国创立的煤钢共同体发展成现在拥有27个成员国的最高级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经过数次扩张而发展起来的欧盟拥有5亿人口与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欧盟的发展既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化发展的压力。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以及扩大以后的欧盟的正常运转，欧盟开始着手处理内部机构改革的问题，并着手制定《欧洲宪法条约》。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2004年10月，当时的25个成员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并决定经过成员国国内法律程序批准以后，于2006年11月正式实施。
此后，《欧洲宪法条约》开始正式进入成员国国内法律程序，相继有九个成员国通过了该宪法条约。但是，这一进程在2005年5月出现了中断。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对宪法条约进行全民公决，结果以反对票占多数而未获通过。于是，法国成为第一个对欧洲宪法投下否决票的国家。两天后同样的情况在荷兰发生。在6月1日的荷兰公投中，该国选民以绝对多数再一次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决策者们说“不”。人们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伴随着欧洲宪法的搁浅出现了危机。
1992年丹麦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2001年爱尔兰选民否决《尼斯条约》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顺利渡过危机，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一次因为否决案而暴露出的问题在事情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曾经给人们留下一些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但是，时隔三年以后，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明显的转机。于是，人们开始直面这一次宪法的挑战以及对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期望从中发现某些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某些启示。
二、欧盟所面临的挑战
宪法条约本来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但是“批约”本身却把它变成了这一进程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对雄心勃勃的欧盟发展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更好地处理和规范日益庞大的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使得欧盟在不断扩张的道路上能更好地向着深化发展的方向迈进，宪法条约要求各成员国让渡更多的主权和相互兼顾和协调已经大为增加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这必然引起各民族国家关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担忧，这种担忧加深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导致宪法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
而且，宪法危机不仅仅只是一次单纯的关于宪法未获全体成员国批准的危机，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过去或者将来可能面临的曲折历程有了更多的思考，人们甚至开始反思欧盟在过去无限风光的扩张历程所掩盖下的或者被人们忽视掉的一些问题。
1.关于宪法条约本身。
如何如同欧盟发展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前几次危机一样迅速地化解这一次的批约危机，并尽量减少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人们似乎并无妥善可行的解决办法。人们曾经寄希望于通过简化复杂而繁琐的程序来为本次的“批约”危机提供更为顺利的通道。人们就宪法条约本身提出了一些选择性的建议：[1]
（1）继续保留目前正在生效的《尼斯条约》。
无论从动机还是目的上讲，人们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不能继续以当初欧盟成立初期针对6个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来兑现在27个成员国乃至将来可能的更多的国家进行管理；这也正是《欧洲宪法条约》诞生的前提。
（2）坚持原来的《欧洲宪法条约》。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将该宪法条约重新提交法国和荷兰两个国家进行全民公决，但是已经事隔三年，虽经历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努力，该办法获得成效的可能性不大，人们没有看到事情出现转机的迹象。
（3）最大限度地利用《尼斯条约》。
有人认为，与其说这是渡过宪法危机的可能办法，不如说这是欧盟所遭遇的宪法危机进行尽可能的规避。人们对这种以退为进的办法的担忧，来自于《尼斯条约》无法有效的保证已经扩大了的欧盟在未来的运行效率以及其民主的合法性。
（4）对《欧洲宪法条约》进行选择性的重组，并将成果以《尼斯条约修正协议》的形式转变为基本法。
首先，将容易引起争议的“宪法”名称改成比较温和的尼斯条约修正案；其次，将宪法在欧盟的效率、透明度及民主的合法性等领域的核心创新内容融入那些已经存在的条约之中，以确保该修正案不会引发争议并顺利获得通过。
这些建议，无疑表达了人们对欧盟在发展道路上所遭遇的宪法危机的关注以及对欧洲未来命运的担忧。虽然无论是欧盟领导人还是当事人法、荷两国，都在为宪法条约获得通过作出积极努力，但是欧盟成员国内部关于宪法条约有关条款的分歧显而易见。而且，这些分歧目前还未能看到任何走向统一或者妥协的迹象。2007年6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被搁置近两年的欧盟制宪进程被重新启动。然而，波兰在有关欧盟表决机制上的强硬立场，让人们似乎再次看到欧洲制宪道路的曲折性。
2.关于能源问题。
能源短缺被认为是欧盟安全的长期威胁之一。在2007年3月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布了一项旨在维护欧洲能源安全的《能源行动计划》。然而，欧盟各国能源利益冲突以及能源政策的大相径庭，使得该计划在许多方面出现了争议。如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的强制限制以及核能的地位问题等。法国等国一直支持发展核电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而德国出于保护环境的原因，已经宣布放弃发展核电，并将逐步关闭现有的核电站。英国、瑞典等国呼吁在欧盟境内实行能源自由竞争政策，让所有成员国使用统一的电力及天然气供应网络，而德国和法国表示反对。此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5年签署了天然气管道建造协议，遭到波兰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反对。根据该协议，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将绕过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波罗的海海底直接从俄罗斯向西欧输送天然气。
由于能源对于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协调欧盟各国的能源政策变得举步维艰。
3.关于外交政策。
除了能源问题外，如何建立统一的欧盟外交政策、让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也是欧盟在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
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分歧是不争的事实。如在2006年11月举行的欧盟——俄罗斯峰会上，尽管多个欧盟国家全力支持与俄罗斯签订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由于俄罗斯禁止从波兰进口肉类产品，波兰动用了否决权，使得谈判计划成为泡影。
科索沃问题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最大考验。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与国际社会所呈现的分歧一样，欧盟内部也没有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内部主要大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表示支持科索沃独立，另外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斯洛伐克，则明确表示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2008年高加索危机爆发以后，再次对欧盟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虽然在“能源受制于人”的先天弱势面前，欧盟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有无可奈何的难言之隐，但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分歧显而易见，以亲美的英国和部分东欧新入盟国家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制裁俄国，以法德为代表的“稳健派”反对制裁。其结果正如人们事前预测的那样：“无为而治”，对俄罗斯在高加索问题上的做法表示谴责，但并不采取任何制裁行动。无疑，这是欧盟失败外交政策的又一实例。
三、宪法危机带给欧盟的教训
虽然人们对于如何走出宪法危机的阴影还没有一个看起来相对可靠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可是由宪法危机及对危机的反思而使人们认识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人们对欧洲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很多的思考空间。
1.欧盟的“扩大疲劳症”与深化一体化进程之间的矛盾。
欧盟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如今27个成员国，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曾经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欧盟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上取得成就的表现。然而，自2004年欧盟一次性接纳了东欧十国加入以后，人们发现，欧盟在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欧盟患上了“扩大疲劳症”。这种“扩大疲劳症”表现在很多方面。
症状之一是欧盟经济出现不景气。早在2000年欧盟制定尼斯本战略时，就提出欧盟GDP的年均增长率应为3％，但是直到今天，欧盟的很多老成员国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2001年欧盟经济同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一样陷入调整。2002年和2003年欧盟经济保持了1％的低增长。2004年和2005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不到2％。2006年以后欧元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是经济增长率仍然只有2.8％，2007年的数据为2.7％。
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人们的预期，而且欧盟在就业率和创新能力方面也远远低于其他洲，尤其是亚洲。除此以外，受能源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出现了下降。
症状之二是欧盟内部新老成员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增多。2004年加入的东欧十国给欧盟带来了25％的人口，却只带来了5％的GDP。这些国家入盟以后，一方面可以从老成员国得到巨额的补贴和援助；另一方面，新成员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税率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加剧了西欧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引起了西欧国家的不满。据英国政府统计，从2004年5月到2006年6月，有大约60万东欧人在英国找到工作岗位，德国也向新成员国发放了50万个工作岗位。
除了经济上的矛盾以外，后加入的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也让老欧盟人倍感担忧。如波兰在共同外交政策、统一能源政策和欧盟宪法草案中与欧盟的矛盾，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对欧盟宪法的强烈抵制等都被人们认为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复苏的表现。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对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上的深化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症状之三是扩张带来的矛盾引发了欧盟的“离心力”危机。欧盟经济的不景气以及由扩张而引发的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导致人们一度认为欧盟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
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新成员加入欧盟以后由于自身预期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而带来的失望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这些新成员国缺乏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的加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欧盟一体化成果的表现，正是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所取得成就对这些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才有了欧盟的历次扩张。离心倾向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为，老成员对欧盟快速扩张所带来的问题表现出严重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了老成员对欧盟的支持率越来越低。目前，对欧盟的继续扩大持悲观情绪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认为，2005年法国和荷兰两国对欧盟宪法投下否决票实际上是对欧盟扩大的一种不满的表现，是对欧盟扩大投下的反对票。[2](p9－13)据2007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老欧洲”对继续扩大的支持率在不断下降。2003年，十个老成员国的支持率有47％。而到了2006年，这一支持比率下降到41％。欧盟多数公民认为，欧洲不仅有自己的地理界限，也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界限。欧盟的扩张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如果过度的扩张，超过了人们对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认同、对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和动力。
2.一体化进程的客观需求和主观努力之间的矛盾。
在一体化的客观需求并没有充分释放之前，对一体化进程的主观努力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欧洲之所以能够走在美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之前开始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于二战以后欧洲大众对欧洲联合和统一的追求，这种客观上的需求加上欧洲某些核心国家和杰出人物的主观推动，是欧洲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一体化进程上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目前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的内在动力。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欧盟的快速扩张使得人们对过去支撑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走向产生了分歧。未来的欧洲是否要建立一个超国家权力的机构并由它来统治一个运转有效的“欧罗巴合众国”，宪法危机给出的答案似乎表现出了人们对过去所坚持信念的疑虑。另外，在新加入成员的入盟动机并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之前② 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是否为自身赋予过多的责任，这种责任加剧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张之间的矛盾。总之，人们认为，如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将客观需求和主观努力很好结合的能力。
所以，宪法危机被人们认为，是欧洲人民对这种主观努力和客观需求相脱节的一体化进程的一种拒绝。而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显然对这种拒绝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对于发展进程期望达到的目标操之过急。无可否认，欧盟宪法的制定是为了提高已经扩张了的欧盟的运作效率，但是由于扩张本身缺乏一个良好的、协调的、稳定的运行基础，所以在本身已经因为扩张而矛盾重重的欧盟内部暴露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消化之前，人们认为这个时候推动欧盟的制宪过程，显然操之过急。
3.部分核心国家或者先锋国家之间的先行合作对某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
无可否认，这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的一个关键因素。二战结束以后，正是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战争的敌对国家达成和解并在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的推动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才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人们看到，由于欧盟的扩大带来的成员国数目的增多以及伴随而来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化，这个以往推动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如在这次宪法危机中，法国和荷兰作为欧盟发展初期的老成员都曾经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特别是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国家，在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措施——欧洲的制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以致最后公开的否决态度，使得人们意识到，这种核心国家的努力对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似乎在如今的重重矛盾中，面临崩溃的危险。
鉴于此，过去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一些国家开始提出“双速欧洲”的概念。主张通过一些核心国家组建一个小集团，通过在外交防御、经济政策和司法领域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来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一个更好的、更快的发展引擎。这种主张实际上反应了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人们对过去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两国作为核心国家扮演一体化发展引擎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的一种怀念。有人甚至认为，也许这是目前顺利有效解决宪法危机的唯一可能且务实的解决办法。而且，一个既能照顾目前局部利益又不影响欧洲向一体化目标前进的双速欧洲，将是未来欧洲的必然选择。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认为，实行“双速欧洲”，一小部分国家组成一个核心欧洲，而将另外一些国家排除在外，仍然按照自由贸易区的原则行事。无疑，这对追求统一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意味着公然的分裂。而那些被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的更多的国家，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显然，从长远来看，这对欧洲的统一意识以及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产生更多的危害。那些被处在“核心集团”之外的新成员国家将更难对欧洲的整体利益达成统一的认识，从而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将会产生更多的阻力或者障碍。
四、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1.增强“东亚意识”是建立互信推动合作进程的根本内在动力。
如前文所说，东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保持着某种连续性，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说，这种保持着某种连续的独立体系存在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独立体系的民间合作是在客观力量的自发推动下进行，这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之间开展的各种经济交流，以及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曾经在较长时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雁行模式”。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东亚地区的早期合作历史中，官方层面的合作往往是被动和从属的方式进行，如朝贡贸易和日本的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追求，包括如今美国所倡导和主张的“远东经济圈”的一体化理念，而很少有建立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历史。也许正是因为后者的影响，才使得如今的东亚对于统一和联合缺乏二战结束初期欧洲的那种渴望情绪。
所以，人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东亚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将它理解为一个地理名词，而非一个文化、政治或者经济实体。这与东亚发展过程中总是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历史有很大的关系。长时间的从属地位和被动的合作在东亚国家心目中留下了“受制于人”的阴影，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曾经经历的殖民地历史更加剧了这种意识。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对“独立”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合作”的追求。
而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外力冲击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所采取的合作行动由于缺乏共同的合作理念基础，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而言当然也就缺乏内在的持续的推动力。东亚目前的状况正是如此。受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推动和欧洲与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压力的东亚地区，表面上看，对于推动和参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实际上，由于缺乏对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这种表面上的兴趣和热情由于缺乏内在的思想基础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更多停留在众口一词的“必要性”讨论层面，而没有进一步的切实的举动。
而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统一欧洲”的理念不仅是法国和德国作为一体化进程的发起国的思想基础，而且是后来的一体化发展能够克服困难有序前进的主要动力。当前欧洲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正是这种“统一欧洲”意识在新加入成员国中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一种表现。所以，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各成员国的“东亚意识”没有形成并得到充分认可之前，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在起步之初难以突破，而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2.东亚一体化进程必须在实用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进行。
不可否认，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在该地区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与我们期望的一体化进程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在各种市场力量推动下开展的合作进程正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由市场自发选择的合作进程，正是一体化的客观需求。
从欧洲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来看，开始于二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合作首先在煤炭和钢铁领域进行，这既富于“和平和统一”的象征意义，同时也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用主义原则。煤炭和钢铁可以成为战争的“燃料性”物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需的能源基础。正是这种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经济合作实用性的举动，才使得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能够迅速得到各参与国的响应，并在这条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从东亚目前的情况来看，如何利用目前市场力量自发选择的经济合作更深入地推动合作进程，迈向更高级的一体化道路，必须遵循实用主义原则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合作行动上，也体现在东亚人民合作态度和理念的转变上。
从公众的合作态度上看，必须有意识地引导东亚各国人民放弃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转向渴望合作的方向。由于战争、历史以及现实某些因素的影响，东亚人民的民族主义比较明显。人们对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历史的痛苦回忆的深刻记忆，至今深深地停留在各国人民的脑海里。而某些现实因素也一再表明，如今的东亚各国并没有出现如同二战结束以后的法国和德国之间那么强烈的和平意愿，东亚地区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给这种“和解和合作”增加了沟通和交流的障碍，而二战结束以后随即而来的冷战也给东亚地区的合作交流以及主要战争国家之间的和解，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如今，显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欧洲现在正遭遇的宪法危机再一次证明，公众对于一体化进程发展目标和方向的认可和理解尤其重要。东亚各国人民如果不能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转向渴望合作的方向，显然东亚的一体化进程难以顺利开展。
从国家的态度看，在事实上的一体化进程还没有取得有效发展以前，笔者认为，对合作主导权的争夺和反复的讨论也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的表现。显然，国家的态度从放下合作主导权之争而转向更为务实的寻求一切可能的合作领域，以及对该地区的一体化途径和体制进行创造性探索才是遵循实用主义原则的表现。
3.领导者的作用及其对区域合作所采取的持久的政治决心是推动合作进程的首要因素。
不可否认，为了解决欧洲的宪法危机而诞生出的“双速欧洲”的主张因其不符合欧洲的整体利益并违背了欧洲联合的理念基础而受到人们的抵制，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双速欧洲”的思想基础是对过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某些核心国家曾经发挥的领导者作用的一种认可。正是二战中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战争敌对国家之间的合作拉开了欧洲一体化的序幕，而显然，这两个国家的联合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引擎，其所发挥的主导和核心作用受到一体化成员国家的普遍的接受。也正因为如此，当初作为这一主张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的一些伟大的政治人物或者思想家，如让·莫内、舒曼等，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人们冠以“精英人物”的杰出作用的称号，前者更被人们赋予“欧洲之父”的地位。而因为这些杰出的领导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甚至被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步伐一直是由杰出领导者的集体协商决定，而非根据客观逻辑的步骤。
对于已经落后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来说，显然人们还看不到这种精英人物或者杰出领导者或者领导集团的作用。而笔者认为，这种精英人物或者杰出领导者的作用，必须在一体化进程取得有效突破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并被人们接受，所以这与前文所说我们必须放下领导权之争而转向更为务实地寻求一切可能的突破性合作领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这种务实的负责人的举动对于东亚各国人们来说，所产生的先锋示范作用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而这一点，恰好也是形成和发挥领导者作用的关键因素。
4.核心国家之间的先行合作对某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
虽然欧洲宪法危机发生之后，“双速欧洲”的设想并没有得到欧洲人民的认可，但对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来说，核心国家之间的先行合作尤其重要。
“双速欧洲”的模式之所以受到欧洲人民的反对，是因为它是在如今已经形成的事实上的统一欧洲内部制造“不统一”的局面。而如今的东亚恰好相反，对于仍然处于“不统一”状态的东亚来说，核心国家之间的现行合作不仅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边缘化”的威胁，相反，它的“统一”示范效应会成为东亚一体化发展的助推剂。
笔者认为，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最适合扮演“核心国家”的角色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不可否认。中国，在其实是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短短几十年内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受到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关注，其未来的发展潜力更是不容忽视。而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合作，显然也如同欧洲一体化初期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一样，极具象征意义。
5.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几乎完整地描绘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到高级状态的发展过程，从而给后来者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范式。这种发展范式也较好地体现了一体化发展的循序渐进原则。
从一体化体制的选择来说，东亚地区一体化发展不一定非要完整地遵循从自由贸易区到完全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但是，根据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真实水平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目前的状况看，东亚地区已经普遍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给东亚自由贸易却建立提供了较好的现实基础，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可以以自由贸易区的有效运作为基础而展开。
如何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有效运行体制并进一步的深化其发展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也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开放度较高的领域的现行自由化发展到商品贸易领域的完全自由开放，这个过程中对一些敏感产业开放的协商和确定必须兼顾客观现实条件和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需求双方面的因素。对于这一点，在下一篇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注释：
①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区域合作：欧洲经验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卡罗来娜·G·赫尔南德斯的论文“东亚合作和欧洲的教训”对此有专门论述。
② 欧盟的老成员们认为，新成员加入的动机更多地是为了分享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利益，而对自身承担的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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