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这是唯物史观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逐渐集中到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理论。本文拟结合目前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对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理论进行深入的辨析，以期达到对这一理论的科学理解。
一、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区分
所谓历史尺度，是着眼于历史的事实及其联系和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为标尺，对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所出现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
所谓价值尺度，是着眼于历史事实的伦理道德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为标尺，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
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历史尺度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本身的客观规律的研究，它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阐释上无利害、褒贬；研究价值尺度就是对历史发展变化与人利益关系的研究，因而在对历史和现实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存在着利害、褒贬的内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我们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它本身是客观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各个社会形态的兴起、衰亡、更替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本身也不具有利害和褒贬的意义。
经典作家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予以评价时，曾作过如下一些论述：“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①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②
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的入侵，承担着“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那末，不管英国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③
在这里，经典作家所使用的“巨大的进步”、“非常革命的作用”、“双重使命”、“社会革命”、“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等概念或用语，都是从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视角，在规律性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历史尺度对之作出的评价。
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往往把这些看作是经典作家带有褒意的赞赏性的概念或用语，把它们曲解为经典作家的价值研究，进而错把历史尺度当作价值尺度，硬套到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去，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困惑。
造成这种曲解的原因有二：
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的劳动实践自我创造的过程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历史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而历史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仅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过程，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欲望和意志。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这种满足的程度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因而主体必然要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根据自身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对客体予以评价。尤其人类是分为阶级、民族、国家的，因而人们在评价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时，必然要从自己特定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的视角，用自己特定的价值尺度进行评价，当这些事件和人物对自己阶级、民族、国家不利时，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尺度错当成价值尺度，以证明自己评价的“科学性”。
二、混淆了唯物史观与客观主义的界限，进而用客观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列宁在批判以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为代表的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时，十分明确地划分了唯物史观和客观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唯物主义则是揭露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对抗形式的阶级。”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典范之作。马克思针对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中，与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的纯粹主观主义相反的客观主义，深刻地指出：蒲鲁东力图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似乎想证明，波拿巴主义现象是法国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和不可抗拒的产物，结果，他的著作对这次政变所做的历史说明，在客观上提供了对政变主人公的一种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学家所犯的错误。”⑤
由上可见，客观主义本质在于“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它仅仅依据所谓现存的事实来确立自己的立场，而不能深入到产生这种事实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中，来评判事件的合理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现实”是指具有必然性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客观事物。
正因为如此，列宁针对那种错把历史尺度当作价值尺度而美化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入侵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小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种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主义雇佣奴隶的工具。”⑥
二、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在对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的研究中，同时存在着把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的理论倾向。有这样一种一度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把人道主义价值尺度作为评价历史和现实中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标尺；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又用历史尺度否定了价值尺度。他在19世纪50年代评价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入侵时所写的一组评论文章，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化是东方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到了马克思晚年，当他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时，又用人道主义价值尺度否定了历史尺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上面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每到人类社会历史处于转折关头，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往往处于抵牾和矛盾的二律背反之中，历史尺度加以肯定的东西，道德尺度却予以批判。这种矛盾和二律背反也确实反映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和现实中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段论述－－一方面，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印度所造成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认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比萨尔赛达神庙里面貌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局限在狭隘的道德情感上，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来代替对历史的客观分析，在他看来：“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⑦
对此，人们总是以社会历史的进步必须以一定的道德牺牲来解释这种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背离、矛盾和对立，解释在理解马克思上述著名论述中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背离所出现的困惑。
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中两种尺度二律背反对立的表象后面，是本质上的对立统一。在这里，关键是要弄清楚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辩证关系的实质。
首先，两者的根据性质不同。历史尺度以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为根据，是规律性的判断；价值尺度以人的劳动实践自我创造过程以及“现实的人发展过程”中历史主体对客体的意志和欲望为根据，是一种道德性判断。其次，两者的领域不同，历史尺度以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总体为对象，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价值判断则主要以人类行为和关系是善还是恶这一侧面为对象。再次，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历史尺度是一种总体性的客观尺度，既包括人类社会的静态横向结构，又包括动态的纵向发展，还包括这两者的辩证运动；价值尺度是一种局部性和微观性尺度，主要关注人们行为的善恶意义以及人们自身行为的完善与否。第四，两者的性质不同，历史尺度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性；价值尺度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第五，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历史尺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尺度，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出发，依据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指出其在历史发展最一般意义上是进步还是后退，无褒贬之意；价值尺度是一种具体性尺度，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某一具体事物出发，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指出其善恶，有褒贬之意。
唯物辩证法是重点论，不是均衡论。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中，历史尺度处于主要矛盾的地位，价值尺度必须服从历史尺度。
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总是把价值尺度作为评价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尺度，这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其必然地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它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表层：第一，在理论上，不变的人性怎么才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么其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借助于人性而用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解释历史，其结果只能是把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陷入理论上的困境。恩格斯指出：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⑧第二，在实践上，任何价值尺度都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资产阶级价值尺度所谓不变的人性以及体现这种人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虽然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他被压迫阶级，但一旦资产阶级登上了统治的宝座，它背后所隐藏的阶级私利和阶级对立就立即暴露出来了。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⑨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及其体现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现实的人性、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总是由一切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并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一切人性、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只能由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来说明。因此，只有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作为最根本的尺度，才能把价值尺度放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因为作为衡量历史的根本尺度，必须具有客观物质性、贯彻始终的进步性和发展变化性三个基本特征，因为人类社会本身是一种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这一运动过程又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运动的发展过程。只有历史尺度具备了上述特征，而价值尺度却不具备。所以，从根本上讲，只有符合历史尺度的，才是符合价值尺度的。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侵略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方位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对这些保持着古老生产方式国家的冲击，虽然伴随着大量罪恶，但“感情不能取代理智”，因为这一冲击承担了“破坏性使命”（消灭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和“建设性的使命”（为西方式社会奠定基础），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因为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视角来看，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未来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在当时，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是它的唯一的历史选择，也是它唯一的价值选择。
至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背离，主要是由以下二种情况引起的。第一，历史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前后相继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历史自身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的变化；然而，作为对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道德伦理学说，它的变化相对于被反映者总是要慢一些，确实有滞后现实发展的一面，由此引起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背离。第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学说，同时又具有预见、超前的一面，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确立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如果以未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来评价现实，用“应有”要求“现有”，也必然出现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背离的状况。可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背离是一种假象，是违背两者唯物辩证关系所产生的一种错觉。
因此，如果只承认历史尺度而否认价值尺度，就会导致历史宿命论；只承认价值尺度而否认历史尺度，又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解决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时，始终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坚持价值尺度必须服从历史尺度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既坚持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又坚持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以便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是不是会导致如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指责那样，不能客观地研究问题呢？否！这是因为(1)唯物史观是以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这种价值尺度是建立在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规律的客观真理的基础之上的。(2)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而其价值取向是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3)无产阶级价值观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在于前者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坚持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彻底唯物主义原则，面对现实、着眼未来，按历史规律办事；后者从唯心史观出发，把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所谓永恒不变的资产阶级人性、道德原则、道德理想来解释现实问题，从而必然导致错误地为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的结局。不同的价值观提出的问题截然不同，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才能自觉地从“人类解放”出发，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科学地解释评价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两种必然性的正确区分与对历史尺度的科学把握
历史尺度是一种基于规律性的判断。所谓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社会历史规律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因此，对历史尺度的把握科学与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科学与否；而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科学与否，又一定会涉及到对必然性的把握科学与否。
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否则它们就不会发生。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⑩
那么，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都是符合历史尺度应当加以肯定的呢？否！
这里必须正确区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必然性。
第一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例如，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形态在总体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这种必然性使各个私有制社会形态上升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和发挥过突出作用的历史人物（如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法国的拿破仑等）具有特定的历史肯定性和正当性。
第二种，是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例如，各种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的对外侵略掠夺战争，这种必然性使那些即使是处在社会形态上升时期并发挥过突出作用的历史人物，也不具有历史的肯定性和正当性。
如果把这两种历史必然性混为一谈，把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错当作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必然性，就必然导致对历史尺度的曲解，导致为现存的一切辩护。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有不少文章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看作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加以肯定，认为哥伦布的殖民开拓是他对历史的巨大贡献，等等，这种理论上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两种历史必然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过程中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即资本主义产生和上升时期的殖民掠夺，这种历史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它不具有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及生产资料占有者转变为资本家和小生产者转变为雇佣工人历史运动所具有的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的属性。这是因为：
(1)最早进行殖民掠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并非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成熟的国家。这说明离开了海外殖民掠夺，同样能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2)有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在几乎没有殖民掠夺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3)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海外殖民掠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哪些国家以及其怎样成为殖民地，取决于当时“特定的条件和情况”，因而东方社会的落后国家，有些成为殖民地，有些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得不任其保持独立。
(4)殖民掠夺并非是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首创，它在历史上早就存在，如中国成吉思汗的铁骑曾横扫亚欧大陆、西欧日耳曼的征战以及中世纪教会十字军的东征等等。
错把特定“情况和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是对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中的历史尺度的曲解，因而是非科学的。
科学的认识应当是，离开了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殖民掠夺，资本主义也同样要产生和发展成熟。对此，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国情时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11)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只是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因而它只能是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
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科学评价，也必须坚持区分两种必然性。
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是符合区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规律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各个民族相互间联系的增多，彼此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发展也就越来越不再是地域性的民族范围内的问题，而成了世界性的问题。任何民族和地区历史的发展，都和整个世界相联系，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对于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才能加快，才能避免每个民族和地区从头开始的悲剧，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容易丧失，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马克思指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造成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所以，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开创，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必然性的历史肯定性和历史正当性。
其次，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对东方社会犯下的种种罪恶，是特定的“情况和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1)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是通过从保护关税到自由竞争的途径实现的。
(2)资产阶级通过世界贸易，把东方社会一些落后国家卷入世界交往大潮，并推动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日本。
(3)资产阶级通过血腥暴力，把东方社会一些落后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使之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印度。
(4)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赤裸裸的侵略和鸦片毒品，打开东方社会一些落后国家的大门，把它们变成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使之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中国。
至于究竟采取哪一种形式，则取决于当时特定的“情况和条件”，即使离开了对东方落后国家血腥暴力的征服，资本主义同样也是要开创世界历史的，这是由其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廉价商品看作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无坚不摧的重炮。
在评价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研究中，把资产阶级的血腥暴力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加以肯定，其理论上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把特定“情况和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必然性。
所以，两种必然性的正确区分，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理论，正确运用历史尺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注释：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78－1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④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⑥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5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1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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