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体例论文,体裁论文,几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3-0078-06
发凡起例，选体裁，定体例，历来是编书之第一要义。体裁与体例当否，从一定意义上说，将决定编书之成败。编纂清史乃国家之大事，当代盛世之文化标志，关系匪轻。故定体例，当慎之又慎，必经精密思考，反复论证，然后精心设计。为此，笔者也提出个人的几点意见，算不上是方案，姑且称为几点设想。
一
首先，应为编纂清史正名，或称之为定位，名正言顺。确定编纂清史的性质，深刻认识未来的《清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将居于何种地位，惟具如此，才能方向明，指导思想正确，是成功的编纂清史的基本保证。迄今，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尚存异议，认为我们编纂清史不是修“正史”，所以不要把它说成是“正史”，也不要强调与24史（实则应为26史）“对接”，《清史》仅是一部史书而已。此说不尽合理。众所周知，历代官修史书，毫无疑问，此系官方行为亦即国家行为。这就与个人即私家修史严格区分开来。官方修史，代表国家，故谓之正史。私家之史不能代表国家，不可进入正史之列。当今修清史，是党中央决策，由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具体实施，调动国内清史专家学者修史。显而易见，此次修清史，既不是国家资助性质的规划项目，也不是国家某个部门组织的项目，更不是学者们自行组织的课题，明确地说，它是中央决定、由政府直接组织实施的国家文化建设项目，无疑是国家行为，或称为官方行为。这与历代皇帝下诏修史没有什么不同，同属国家或官方行为，把我们正在编纂的清史能接续24史之后，被当世及后世公认为第25史，实在是所有参与修清史的学者们的莫大荣幸！
一些学者讳言我们修清史为正史，讳言接续24史之后，究其原因，是认识上陷入了误区。他们以为，我们与封建史家完全不同，我们的国家与历代封建专制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故耻于言正史，耻于与24史接续。须知，文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传承过程。无论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直至当代文化，都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优秀文化必然要继承下来，那些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同样会被摒弃。今天，我们继承历代官修史书的传统，由国家决策修清史，即称官书、称正史，又有何妨！一些学者还习惯过去的思维定式，总习惯于阶级分析，力图把我们同历代封建史家及其封建国家划清界限。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是继承历代官修史书的传统，并非是继承封建主义的史学思想与观点，恰恰相反，我们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编纂清史，给予完全不同于封建史家与资产阶级史家的全新解释，表明我们当代学者的“清史观”。
因此，我们应实事求是，没有必要避嫌避讳，所谓官修正史，本属国家行为，古今同义。我们正着手编纂的清史，就是官书、正史，名正言顺。我们重修清史，编纂一部代替《清史稿》，或与之同列的“新清史”，如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新旧《元史》等。《清史稿》被列为第26史，而我们新修的这部“新清史”，自然应列在《清史稿》之后，成为第27史。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从司马迁著《史记》，直至最后一代王朝史《清史稿》，已成二十六史的大系，勾勒出中国五千年最为详尽而完备的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史上确乎绝无仅有。历代为修史而创立的多种体裁体例，如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等，也是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至近代，又引进西方的章节体，已成为当代修史著书的主要体例。历代创造了多种修史的体裁体例，为我们重修清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么，哪一种体例更适合我们的需要？或者是几种体例“混合”使用呢？
我个人以为，还是采用纪传体好，同时辅以其它体例，集历代修史体例之大成。
以纪传体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独特的传统，也是中国史学特色之一。自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一直沿用而不衰不废，即使后来又有了编年体、记事本末体，仍无法取代纪传体，其生命力之强可知。事实表明，纪传体是官修史书必用的体例。这并非说历代修史偏爱纪传体，而是此种体例最适合修一代王朝史。其一，此种体例能最大限度地包容一代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分门别类，可以将每一门类的历史，实际是专题专史，或者说，将每一个领域皆可独立成篇，互不相扰（人物之间有交叉，属例外），如人物列传、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天文志等等，各成系统，这就使每个部分的历史内容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叙述；其二，纪传体的优势，或者说，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准确地记述史实，实际是保存一代王朝的历史资料，如同保存历史档案，虽然它不是档案的原件，却是档案的浓缩。一般来说它不直接求证，也不考辨，更不要论述，而是忠实地记录各个方面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与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没有观点，没有是非，在行文中皆可看到修史者的政治与思想的倾向。如本纪、列传，文末或以“论曰”、或“赞曰”等形式，表述修史者是非观点。在其它志中，其是非得失，皆在行文中表述。纪传体的优势，是从横的方面叙述历史最完备，如列传，可以最大限度地收录人物，每个人依据其业绩、行状，记述详略有别。总之，纪传体能够最完整而系统地记述一代王朝史，保存了它的最基本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一代王朝的历史原貌。
章节体的优势，就在于从纵的方面，综合记述一代王朝盛衰兴亡的过程，体现出阶段性，即可分性，划分为若干时期，因而将一代王朝史的进程叙述得较为清楚。这正是纪传体的缺欠，因为它是分门别类，分成“块块”，互不交叉（人物传例外），单一地叙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历史内容，无法将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从整体上分阶段地写出王朝史的演变过程。章节体的严重缺欠是，从横的方面无法包含王朝史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如人物传，只能在相关的内容，涉及到某个人物，也只是点到为止，不能将一个人物的一生全部反映出来，更不可能如纪传体之人物列传，将一代王朝的所有重要人物的一生全部揭示出来。比较之下，纪传体的优点。仍然远远超过其它各类体例体裁。
我们重修清史，是党中央决策的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学术的最高水平，这与历代修史没有什么不同。从继承优秀传统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纪传体。
但也有学者主张用章节体，称“章节体的出现，是一个进步。”这没有疑议，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纪传体代表落后。纪传体在我国已经使用了2000多年，已形成一个传统，不能一概而论，凡传统皆落后，属于优良传统，理应要继承，发扬光大。有些传统确已落后，就要加以改造。纪传体并不落后，至今仍适用，已如上述。但要用章节体，就不太适用于新修清史。它的缺欠，正是纪传体的优点，即从横的方面，无法完备地记叙历史。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应当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相得益彰，所选体裁体例必为当世乃至后世所公认，否则，难以行远。一些学者忽视甚至无视传统，力主“创新”，另搞一套。在个别人的观念中，总以为纪传体是为封建史学所用，突出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而我们不宜使用。这种认识，不能说正确。就内容而言，体例体裁不过是外在的形式，同一形式，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纪传体既然能“装”封建帝王将相的内容，同样可以“装进”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内容。况且同是清史，同属纪传体，就看那家“装”得好了！传统与创新两者关系处理不当，势必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联系，丢掉传统，实则是丢掉了中国史学的品格，也就失去了中国史学的特色。
如前已说明，纪传体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中国史学区别任何国家史学的一大特色。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个性”，亦即中华民族性，因而才能在世界史林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因此我认为，优秀传统不能丢，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但是，又必须创新，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史学的新发展。我所主张的创新，是在继承忧秀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创新就是对优秀传统的发展，若舍弃传统，就是舍弃了根本，所谓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就不成其为创新了。
具体说，是在纪传本的框架内，进行适当改造。这符合历代修史的传统，又体现当代史学的新发展。其实历代修史也是在不断创新，有发展，有变化，个别的还有倒退。如《史记》推崇农民起义领袖陈涉，把他与诸侯将相同列为“世家”。其后修史，凡农民起义领袖都被打入盗、贼、匪之列。如《明史》增“流贼”传，专叙李自成、张献忠事。比起司马迁，清人的观点显然是倒退。时代不同，人们的认识也在变化。所以，每代修史，所设篇目及定位都有所不同。如《清史稿》所设“交通”、“邦交”、“海军”等志，皆为前代所无有，却是清史的独特内容之一，也包含了创新之意。
我们修史，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是完全崭新的唯物主义史观，这与历代修史有着本质的差别。指导思想与理论之不同，是最根本的创新。即以修清史而言，我们的“清史观”，肯定与《清史稿》也有原则区别，表述我们对清史的崭新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如此，而且具体篇目之废立、增删，或改变，比照《清史稿》，其变化必然很大。这同样反映了创新。还有，吸收其它体例，以补其纪传体之不足，与历代修史的单一的纪传体相比，也体现了创新的意义。
根据以上想法，我的意见是，应当坚持纪传体的体裁，以其为基本框架，或称为“主体体例”，再适当引进古人修史的其它相关体例。我相信，这是可行的最佳选择。
三
清史编纂体例体裁问题，戴逸先生已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设想，并多次作了说明。根据戴先生的思路，我也尝试设计清史的编纂体例，这就是以纪传体为“主体”体例，是为主件，再辅以其它各件，便构成清史编纂的整体体例。具体设计，分列如下。
（一）清史概说
历代官修正史，没有“概说”一朝之史的内容，只在部分纪传中做简略说明，对某一方面的历史的简单概括，表述史家的观点，缺乏从整体上对一朝之史的评述。时至当代，我们应当弥补这一缺失。“概说”要求对有清一代作出全面的、完整的评述。内容包括：清史的内涵、清史的分期、各时期的基本内容、清朝的历史贡献与失误、与相关的朝代之比较、清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清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我国史学界研究清史的历程与成就，以及学术界的分歧、展望未来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对清史作出总的正确评价。理论分析贯彻始终，理论分析是此部分内容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要求。
此件之所以成为必要，目的是对读者进行“导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清史，帮助他们解读各部分内容。无论对一般读者、大学以上学历的学生，还是专业研究人员。这部分对于他们都将是重要的。
（二）清朝通史
此部分是为广大群众写的一部清史通俗本。与“概说”不同的是，它不分问题，也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而是按时间顺序，系统地叙述清朝全史，从兴起、强盛，到衰亡，给以完整地描述。
“通史”的体例，我主张不用章节，为与纪传部分协调一致，一律分卷，即卷一、卷二……此其一；其二，采用纪事本末体阐明清朝全史。自肖一山开创章节体撰写清朝通史以来，迄今已有8部章节体清朝通史问世。体例一致，容量有详略之别，清史观点除肖一山持资产阶级史学（也含某些封建史学）观，其后各部清史大同小异，仅在个别问题上分歧明显。如再沿用此体例，一则缺乏新意，一则内容含量恐不及肖氏的400余万字的规模，在观点上，也不一定有多大的突破。我们再照此写清朝通史，不能创新，不过是“重复劳动”。实际上，已往刻板地叙述清史，已使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
以纪事本末体代替章节体叙述清史，其好处是：按时间为序，一事一题，叙述其本末，有头有尾，内容完整，语言生动些，读者好看好记。表面看，各题独立成篇，而内在联系浑然一体，同样能鲜明地反映清朝盛衰兴亡的历史进程。具体设计是：
卷一 太祖开国
（一）太祖起兵
（二）太祖建国
（三）进军辽东
……
卷二 太宗承前启后
（一）太宗即位
（二）太宗改革
（三）征伐朝鲜（两次并为一个内容）
……
卷三 统一全国（或一统天下）
（一）清军进关
（二）顺治迁都北京
以下，以此类推。根据内容，设卷数不同，并非一帝一卷。上列标题，是为了说明问题，随便写出，切勿当真。
（三）清史编年
以时间为序，逐年地摘大事而编；组成清史大事长编。这就是编年体的具体应用。
（四）列传
需要说明的是，皇帝与诸臣的传记，旧史分“本纪”、“列传”，如何处理？两种办法，一是仍保留旧史体例，一是取消“本纪”，统称为“列传”。我倾向保留“本纪”。皇帝的身份与地位，为最高统治者，保留“本纪”，以与其他臣属、名人相区别。如果我们把诸帝统统降到诸臣之列，没有实际意义，看起来很“革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主观意识。有人说，旧史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应当打破。在过去，这一说法都能接受，但在今天看来，需要校正。这个道理很简单。古往今来，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总是那些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的时代精英，或者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反面人物，留下罪孽或过错的人）。凡帝王，居最高地位，他们的名字或年号是一个时代的名词，自然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的臣属们，凡有大作为、居权要地位者，自然都是一个时代的响亮人物。他们进入史传之中，亦是必然之理。这同26史一样，也只能是很少一部分载入史册。所以，不论是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他们生活时代的著名人物，载入史册是必然的。问题的性质不同，道理是相同的。我们无须拘泥于形式或表面，看问题要实际些，求其实最好。
因此，我主张清朝诸帝传与后妃自成一个传记系列，这样便于阅读，也便于掌握清史。诸王传如何安排？我意，在诸帝本纪下，分别列其后妃与诸子传。如太祖本纪，叙其一生接续后妃传，再列诸子传：（1）长子褚英；（2）次子代善……余类推。
皇帝“奉纪”为人物列传的第一个系列，第二个系列为诸臣传。历代修史将人物分类，是按忠奸的标准加以划分的，同时，也以时间顺序来排列人物，即生活在王朝初期的人排在前，生活在王朝末期的人物自然排列在最后。我们修清史，人物不宜分类，给人物从政治上定性，难以做到准确，亦难免有失公允。旧史又把文化名人分为一类，也不易分得清。因为文化名人者，很多人同时又是朝廷命官，职位又较高，把这些人归入文化名人系列，不尽合理。我的想法是，可否以职务分类？如，中央二级的人物，把有清一代的大学士人物、六部首脑与副职、九卿科道等各为一组，以时间顺序排列。地方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及其各部门首脑人物、府州县及著名人物，也各为一组。这样做的好处，对于同级别的所有人物一目了然，便于比较研究。各类人物，一生中皆有升迁、或被贬、降级降职，如何来认定其职位级别？当以其一生中任职最高为选择标准。如此分类，不具政治含义，也无定性失当之虑。文化名人类，还要保留，要与其职位脱钩，强调其对文化的特别贡献。
末入清朝，或反叛清朝的人物，如南明、准噶尔、吴三桂的周政权、太平天国（含捻军）、辛亥革命等，如何处理？我意，可专列：南明君臣列传、准噶尔诸部列传、吴氏周政权列传、太平天国列传、辛亥革命党人列传。
上述诸政权，不宜附“载记”。《晋书》附《载记》，是修史的一个特例。其意甚明，即尊晋为正统，将不归属晋的北方“五胡”所建诸政权，隐去他们的帝号，直书其名统统归属于晋的名份之下。实际上，也等于承认这些政权是政治实体。这是修《晋书》的史家们对这段历史问题的一个处理方式，明确地站在东晋的立场，来看待南北分裂的事实。清朝则与此不同，第一，清入关一年后，迅速渡江，仅用10余年就统一了南明所有疆土。这是清统一过程中发生的事，非同于东晋时南北政权对峙。准噶尔部叛乱西北长达70年，是在清朝统一的形势下，西北地区准噶尔上层贵族发动叛乱，为害国家“大一统”，破坏安定的局面，无论建何种国家，都不能予以承认。同样，吴三桂在全国刚刚统一后举兵叛乱，建号称帝，完全是为一己之私，毫无进步意义。如果把他们列入《载记》，就等于承认他们分裂国家为合理，其政权为政治实体。因此，从当代中国的“大一统”的要求出发，我们应当承认肯定清朝为“大一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反对分裂，反对动乱，不给南明、准噶尔、吴氏周政权以合法的地位，这与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同上述几个政权不同，反抗或反叛清朝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他们是在清朝统一的情况下发动的一场变革中国的运动。为强调国家的“大一统”，无须再作《载记》，这丝毫也不降低他们的革命的意义，也不存在贬斥或否定的意思。在他们的列传里，可以充分反映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业绩。总之，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定要与当代中国“大一统”的需要相联系。有此原则，其它类似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如，义和团人物、戊戌变法人物等，都可以专开一个人物小系列。将这些人物归入一个大事件，这本身就给予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实质也突出了他们的作用。
（五）志
26史中的《志》，相当今时的专史。欲全面展示一代王朝之史，“志”的部分是其主体内容之一，所占比重，甚至超过人物列传。修“志”之质量，当决定修史之成败。
《清史稿》中的“志”，就内容而言，明显不足，它所列的“志”，不足以反映清朝历史的方方面面。《清史稿》各类志，大而化之，没有细分类，也造成修“志”不足；观念陈旧，不能以近现代观念反映清史内涵，列不出更多的新的“志”目。因而，我们的原则，按当代的分类观念，在《清史稿》原有的各志的基础上，调正、增补、删除、改变原“志”的名称，重新分类成各志。
1.经济志：取代通行的《食货志》。这样既能反映清代经济的内容，也符合现代人的术语。具体内容：（1）农业，（2）手工业，（3）商业，（4）矿业，（5）近代工业等。
2.赋税志：此项从《食货志》分离出来，亦不列入经济志，独立成篇，以突出其重要性。内容包括：农业赋税、货币、金融、商业税、盐茶以及其它税收项目，海关亦当包含其中。
3.水利志，包括治黄、淮、海塘、兴修水村工程，漕运等；如有必要，可将漕运单列为志；
4.交通志：驿站，陆路、水路、铁路、轮船等；
5.科技志：农业、手工业、近代工业、矿业冶炼等技术、科学著作、新发明等；
6.气象志：取消《清史稿》之“天文志”，其内容亦当更改为：天象变化、冷暖雨水变化、水旱蝗灾、地震等，载入这些史料，可看出清代200多年的天象变化的规律，为当代气象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7.行省志：取代“地理志”。历代官书设地理志，叙其疆域行政区划，名实未必相符。考虑到清代已实行行省管理制，何如直书“行省志”，名从其实，尤便于掌握清代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8.城镇志：清代城镇发展迅速，特别是边疆地区涌现大批城镇，远胜历代。城镇的增加，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故研究城镇意义重大。修清史，专设城镇志，很有必要。至于哪些城镇入志，哪些不入，当经讨论详加审定，列出城镇级别为宜。
9.职官志：10.刑法志；11.兵志、或改称为军事志；12.教育志，以学校与科举为主要内容。13.文学艺术志；14.学术志；为突出反映清代的文化艺术与学术的成就，当分设此两“志”。15.民族志：历代所设“四夷”传，不宜再沿用，当改称“民族志”。《清史稿》设藩部、土司，没有具体以民族列志目。我们修清史，当以每个民族列志目，部分小民族可与同地区的其他民族同列，或附于本地区重要民族之内。16.宗教志，含秘密会道门、民间宗教。17.舆服礼仪志。18.社会风俗志。19.文物志：清代的宫殿、陵园、寺庙、城建遗址、国宝级文物、档案及其它遗留至今的各类具有重大价值的实物。历代修史皆无此志，本次修清史应予增加。20.外交志。
以上，初设20个志目。志的数目多少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所设志目能否反映清史的基本面貌，列出的各志目是否科学地概括清史的有关内容。有的学者设志达40多个，似嫌多，还是精练、准确为好。究竟多少为宜，亦当再议。
（六）图、表
古人修史，制图甚难，故正史中一律无图。当代科技发达，制图已是简单之事，当用图展示清史，表明当代修史的特点和进步。表，修史必不可少。可斟酌《清史稿》诸表，有所损益。
以上六个部件，组成新修清史的基本内容。总的文字量，以2500万字为宜，留有余地，当其“膨胀”，以达3000万字。如定为3000万字，可能胀到3000万字以上。因此，应予严控。
语言文字，已出现两种主张，一是浅近文言，一是当代典雅书面语。两种语言，各占优势。前者用语精炼，可以“省文”。困难是，当代学者多不习文言，不易操作，而读者亦不习惯阅读，不合现代人的习惯。后者便于阅读，也便于当代修史之学者实际操作。困难是，用此文字必然增加文字，难以做到“省文”。鉴于当代学者多不习文言，只能选择当代典雅书面语。即便如此，凡参与修史的学者的文字水平，皆达到“典雅”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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