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宋元论文,平原论文,洞庭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对象的界定
“聚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汉书·沟洫志》：“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义指乡村居民点。近代以来，多个学科展开了有关聚落的研究，聚落的定义因此有多种表述。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聚落是人类所有居住地的通称，包括乡村和城镇两大基本类型。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政治、经济、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关注的环境，系指通常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包括人的叠加因素。
江汉—洞庭平原地域范围的界定，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依据地貌类型来确定，大致以平原外围50m等高线为界，西起枝江，东至武汉，北达钟祥、安陆，南迄长沙，面积约6万km[2]。
有关传统聚落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历史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为数不多，仅有《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1]、《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2]、《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3] 和《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4] 等若干文章，研究还相当不足。本文试图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宏观把握宋元江汉—洞庭平原的地理环境特点，分析聚落的基本类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向，探讨聚落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了本区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2 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2.1 平原中腹出现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以江汉平原中部腹地沌水两岸为例，见于南宋陆游记载的基层聚落自东向西依次有新潭、下郡、八叠洑口、归子保、纲步、毕家池、紫媚、东场、鸡鸣、湛江[5]。它们插花式分布在平原中腹，规模不大，但比较稳定并逐渐发展。如下郡“有二十余家”，归子保“有十余家”[5]，纲步最初仅是“孤灯一点”[6]，数年后发展为“有二十余家”[5]。个别腹地聚落的规模较大，汉阳鹦鹉洲至沌口之间的金鸡洑即“如小县”[5]。
2.2 新增若干县级治所聚落
唐末五代江汉—洞庭平原共有27个县级治所，北宋时新增了6县1监：宝泉监(今武汉市境内)、玉沙(今湖北洪湖、监利之间)、建宁(今湖北石首市境内)、潜江(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临湘(今湖南岳阳市东北)、桃源(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区)和善化县(今湖南长沙市境内)。南宋以后，除建宁县降为镇外，其余没有变动，至整个元代，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参图1)。
附图
图1 宋元江—洞庭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Fig.1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of Jianghan-Dongting Plain in Song-Yuan Period
2.3 大型聚落鄂州取代江陵，占据首位
鄂州与江陵是江汉—洞庭平原发育较早的两个聚落，但直到隋唐，江陵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宋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鄂州城不断发展，江陵城则变得停滞。两宋之交，江陵遭受了严重的战乱，人口锐减。与之相反，鄂州城在南宋获得了前所来有的发展，“市邑雄富，列肆繁错”[5]，加上州城附近延绵数里的南草市，构成“沿江数万家”[7] 的“一大都会”[5]，成为“六道财计之所总，七萃营屯之所聚”[8] 的中心聚落。入元代以后，鄂州持续发展，政治地位日趋而上，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置荆湖行省，治所定在武昌路，即宋时鄂州，自此以后，武昌便一直保持了江汉—洞庭平原区最高行政中心的地位。整个明代，武昌是湖广布政司的治所。清朝分湖广布政司为湖北、湖南两省，长沙作为湖南省会与湖北省会武昌南北分治，但本区的首位中心聚落仍是武昌，统辖两省的湖广总督便以武昌为驻所。至于江陵，仅是武昌治下的一个中层聚落，规模、地位、影响皆不能与武昌相提并论。[1] 直至今天，这种格局仍大体如是。
2.4 活动型船居是一种较重要的居住形式
在江汉—洞庭平原广阔的水域，点缀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聚落——以船居为标志的活动型聚落，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如汉阳军“有船居四百只”[9]；华容百姓“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10] 南宋赵蕃《渔父诗》“泛宅浮家一叶间”[11]，描写的就是这种游居式水上聚落。
河湖边还有一种居住形式即居民随水域的季节性变化或聚或散，搭建临时性住宅，开展生产生活。这种形式虽无固定性建筑，时间上也不连贯，但其居民构成、活动方式较稳定，且保持在基本固定的区域范围内，也可视为聚落。岳州船场步即是其一，每逢冬春水落，人们便来到这里，“结荻屋沙上”以为市，“鱼樵毕集”[12]，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类居民点。
2.5 部分聚落迁移或消亡
还有一些聚落从旧址迁移甚至消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江傍湖地区。公安城，据南宋陆游所见，因“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5] 岳阳县，北宋范致虚称：“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阛阓也，濒江沙碛地尚有税绢甚重。云：祖来宅税，今不曾除改。”[10] 岳州境内有北津、枫桥堡、安流寨、船场步等，宋时见于文献记载[10，13～14]，但其具体地址皆不可考，有的连南宋时人就已弄不清楚，有的则在南宋地志中被视为往昔的“景物”，可见这些聚落在当时兴衰不定或已湮废不存。
与宋代相比，元代的资料较少，尤其是县治以下基层聚落资料更少，但元代前期，本地区长江沿线的多个分流水口被堵塞，俗称的“九穴十三口”仅剩下荆北郝穴和荆南虎渡口，过去的河港湖汊被改造成农田。据此可知，元代本区聚落有较普遍的发展。
3 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
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类对居住空间的选择首先是对环境的选择，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要素在塑造聚落的地域特征和空间差异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变迁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
3.1 地形地貌
江汉—洞庭平原四面皆为山地，东面与鄂东南低山丘陵、湘东平行岭谷交界，南边与湘中丘陵连接，西部为湘鄂西山地，北部与鄂东北的大别山和桐柏山等山脉相邻，整个地势四面高而中间低凹，故又称江汉—洞庭盆地。这种地貌形势容易造成严重的内涝外洪，开发难度较大。
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压力的逐渐加大，在低湿平原，尤其是在平原中部的低洼地带开始有聚落增加，数量和分布比过去扩展，规模与等级也比过去提高。但限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水平，中部低地的聚落相对来说仍分布较稀，规模较小，变动性也较强，且有较多散居的情况。
较大聚落多分布在平原的周缘，平原向丘陵过渡或与丘陵交会的地带。如：区域性中心聚落江陵、鄂州、潭州、鼎州(常德)分别位于江汉—洞庭平原的西缘、东缘、东南和西南缘；州县级聚落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黄冈(治今湖北黄州)、荆门、枝江、松滋、云梦、孝感(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澧州(治今湖南澧县)、桃源、益阳(治今湖南益阳市)等，也都分布在平原周缘，与平原中部洼地聚落既稀且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3.2 水文条件
江汉—洞庭平原河港纵横，湖泊密布，平原内水系发育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北、南两大部分：北部江汉平原以长江、汉水为主干，区内有较大河流十余条，与众多湖泊构成河湖交错的水网；南部的洞庭湖平原，以洞庭湖为中心，容纳湘、资、沅、澧四水，形成向心形水系，湖水与长江在岳阳附近汇合。水资源丰富，航运条件优越，但也较易受到洪涝的威胁，这种水文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聚落的面貌。
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或是数条通航河流交汇之处，如汉阳军、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黄州城位于岐亭河入长江口；或是河流梯级中转点，如沙市，宋代川盐大量沿长江东下，沙市是川盐出三峡后转输各地的重要口岸。
水文条件的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聚落的迁徙乃至湮废，这在傍水聚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为13.6m，其中宋代以来上升了约10m。[15] 前述公安、岳阳等城，宋时的江流曾是昔日的市邑，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荆江洪水位上升，城址安全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搬迁的结果。岳阳城的变迁同时还受洞庭湖水文变化的影响。洞庭湖是中国“湖面盈缩最剧烈的湖泊”[16] 之一，加上西岸围垦的影响，宋元时的洞庭湖湖水东压，东岸侵蚀后退，从而影响岳州的稳定。据范致明所见，北宋中后期岳阳附近洞庭湖岸线已有明显变化，旧岸在“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10]
3.3 自然资源状况
自然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气候、水、土地、森林、草地、生物等等，无一不是人们所赖以生产、生活的资源。[17] 这里仅探讨宋元时期对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发展变迁影响最为明显的两类自然资源：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
水产资源。包括水面资源和水域上繁殖、生长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水面资源丰富，除为数众多的天然河流、湖泊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陂堰、沟渠等人工水利工程，其中多数有灌溉、舟楫或捕捞的功用。各类水生动植物品种多，分布广，其中以食用鱼的利用最为广泛，一些以捕鱼为主的聚落应运而生。仅以陆游的《入蜀记》为例，可以看到鄂州以东的杨罗洑，“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汉阳西南的金鸡洑，“得缩颈鳊鱼，重十斤。洑中…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鮓为业”；沌水边的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至元代，陆游笔下的这片地区属于沔阳府，仍号称“网罟之利甲天下”。[18] 河湖沿岸水域广泛生长的芦苇、菱、芡、荻等水生植物，对本区聚落的演变也有影响。苇子可建屋，菱、芡、荻等可食用，“寻常旱歉之岁，安、复、光、黄之民皆辐凑”于荻林等处，以荻根“充饥”，“旋结茅庵，采取以食，动数千人。”[19]
矿藏资源。主要有铜矿与铁矿。宋代江汉平原有两个重要的专业性聚落——鄂州宝泉监和汉阳铁钱监，分别依托于大冶铜矿、金口铁矿。
4 结语
本文以分解讨论的方式，对宋元时期影响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变迁的自然地理诸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影响着聚落的规模、分布和兴衰变迁。但是必须看到，第一，作为人类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多因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各因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影响，聚落的发展变迁是自然地理诸因素长时期、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影响聚落发展演变的因素是多元的，除了自然地理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如政治军事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移民、家族制度、社会交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人文因素，无不对聚落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空间的影响是一个可变的量[20]，改变其影响强度和方向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活动。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江汉—洞庭平原的人类居住空间也逐渐扩展，由此奠定了明清以降本区聚落发展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今。因此，考察聚落变迁的时候，既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关系，又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甚至改造能力，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对聚落的能动性就越大。
从聚落的发展变迁来看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地关系，其基本特征是人适应地理环境，遵循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对环境因势利导；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但是，正像北宋中期人郑獬在谈到家乡安陆时曾感叹的：“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异时汉溪多鱼矣，不售则反弃诸河；今财充釜而已，是川泽不足以胜网罟。”[21] 郑獬的话虽然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已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