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科举中的跨区域冒籍问题探析
张晓波
摘 要： 科举考试是朝鲜王朝的“国试”。作为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冒籍问题的存在和日趋严重，影响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朝鲜国王和大臣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考前册录考籍、出榜后考籍、规范“入籍”条件、严惩冒籍士子、追究失职考官责任等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举冒籍问题，但冒籍始终是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痼疾。
关键词：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冒赴；冒籍；科场明籍法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历史中，科举冒籍由来已久。金滢坤先生认为，科举考试的各种冒籍行为在唐代基本上均已出现[1]；刘海峰先生认为，北宋时期的“冒贯寄应”等冒籍现象十分普遍[2]；刘希伟、刘海峰先生认为，在中国清代，由于科举录取率以及考生科场竞争力存在区域差异等，在人口流动越发普遍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地区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冒籍应试问题[3]。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科举制度中冒籍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与之相比，关于朝鲜王朝科举制度中的冒籍问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主要探析朝鲜王朝科举冒籍的含义、类型，跨区域冒籍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论及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措施，以期对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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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冒籍、冒赴与科举冒籍
所谓“冒籍”，即“假冒籍贯”。朝鲜王朝时期的冒籍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为攀附大族而冒籍，即“妄托门望，至冒籍投牒”[4]。第二种是冒籍逃避兵役，朝鲜王朝《经国大典》规定：“年七十以上一子、九十以上诸子免役（子亡者孙一人、无亲孙则外孙免役）。”[5]因此，很多朝鲜人钻政策空子，“或亲年未满，而以年满称之；或多子，而以独子称之，冒籍免役者多”[6]。第三种即具体到科举制度中的冒籍问题，主要是“冒籍应举”，即不在户籍所在地应考，而到其他地区参加科举考试的一种做法。
二战结束后，科恩前往纽约大学深造，并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研究方向是抗体。后来，他前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与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共事，并成功描述了一组名为“乳糖操纵子”的大肠杆菌基因。这组基因负责为分解糖分（尤其是乳糖）的蛋白质编码。他们还共同探讨了基因如何开启和关闭，莫诺更是凭借此项工作，荣获1965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所谓“冒赴”，即冒充资格参加某项活动。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中，“冒赴”即士子不具备考试资格而假冒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主要有以下几种：庶孽子孙未得许通冒赴科举[7]，士子隐瞒家属新丧冒赴科举，生员、进士未满食堂圆点冒赴科举，普通士子冒赴参加宗亲科，普通士子冒充忠良子孙参加科举，罪人子侄冒赴科举，内侍冒赴科举等种类。关于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冒赴问题，另有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就朝鲜王朝科举制度而言，科举“冒籍”属于科举“冒赴”的一种。本文主要探析朝鲜王朝科举制度中的冒籍问题，重点关注单纯的跨区域冒籍问题。
朝鲜明宗六年（1551）四月，司宪府为应对士子冒籍参加科举考试，主张命有司统计士子四祖信息，并在科举时进行考籍：
为了增加考中的几率，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冒籍问题比较普遍。丁时翰（1625-1707）记录了17世纪中晚期朝鲜王朝科举冒籍现象，“为人奔竞，敢犯王章，冒籍他乡，惟利是求”，并将其作为科举弊端的重要表现[10]。朝鲜肃宗二十四年（1698）十一月，司谏院以“京中及他道儒生，冒籍于江原、黄海、忠清道，而赴举者甚多”，启请重处，肃宗从之[11]。柳重教（1832-1893）在读朱熹《小学》外篇《善行第六》时，看到中国宋代李君行劝戒自己的弟子不得冒籍应考，再对比当时朝鲜王朝的科举冒籍问题时，不禁感慨：“今日出入科场者，其欺君岂特冒籍一事而已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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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高宗十九年（1882），士子赵俊燮参加科举，占乡解两场。之前有人“劝其冒籍加年，以求捷径”。赵俊燮答曰：“欺君而取科，吾不忍为之也。”正因为如此，赵俊燮拒绝冒籍赴举，才成为美谈，其行为被写入墓志铭中[13]。这恰恰说明当时士子冒籍参加科举是普遍现象。
朝鲜高宗二十八年（1891）五月，行京畿道武举试射，特下教旨，命有司对举子“一一考籍”，俾使“无或有冒赴之弊”[15]。
朝鲜显宗六年（1665）四月，朝鲜国王以巡幸温阳行宫，特设温阳庭试，“只许本道（忠清道）人赴试”，不许陪从官及随驾武士赴科，并特意强调“京中人冒赴参榜者，当拔去申饬严禁”[32]。四月二十八日拆榜后，发现榜中没有温阳郡当地人。朝鲜显宗“以本郡人无参榜者，非设科本意”，特命从落第的士子中取考试成绩为“次上”的五人添入榜目，并均赐第。大臣等以“格外赐第至于五人太过”，启请优中选优。国王从之，命取赵尔炳、宣若奉、林濡三人赐第，赵鸣汉、申汉宣二人，令有司除职。五月十一日放榜，录取甲科1人、乙科1人、丙科7人，温阳人赵尔炳、宣若奉、林濡三人居丙科最后三位[33]。
文科初试，朝鲜全国录取240人，其中成均馆馆试50人，汉城试40人，乡试录取150人。在乡试中，朝鲜八道的名额分配如下：京畿道20人，忠清道、全罗道各25人，庆尚道30人，江原道、平原道各15人，黄海、永安道各10人。
武科初试，朝鲜全国录取190人，其中训练院院试70人，乡试120人。在乡试中，朝鲜八道的名额分配如下：庆尚道30人，忠清道、全罗道各25人，江原道、平原道、黄海、永安道各10人。[5]
小李暗笑了几声，丁主任接住话：我的确有，而且营业部所有人里，就我和张大爷才有这仓库和大门的钥匙，所以我和张大爷好像给大家添麻烦了。
当年八月，朝鲜明宗批准司宪府所启请申明宾贡之法，命“赴举之人，皆令考籍许赴”，具体言之：
二、朝鲜王朝科举冒籍的类别及影响
（一）科举冒籍的类别
尹愭(1741-1826)言：“乡试、公都会等科，皆以筑室入籍者许赴。而今则不居不籍者，苟有关节于试官，则率皆滥竽，是无居籍赴科之法也。”[16]丁若镛认为“科无乡举之法，故猥杂者，皆入科场”，并具体分析了当时朝鲜王朝士子冒籍的做法：“左道之人，籍于右道，京城之人，籍于外道，以广关节之路。一间之屋，不在境内，而猥列于编户。”[14]
因此，就科举种类而言，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冒籍赴举，既涉及式年试中的生员试、进士试、文科、武科，也涉及地方别科、升补、公都会等特别试。就地域而言，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冒籍赴举，主要是京畿道士子冒籍他道士子参加科举，文教兴盛地区的士子冒充文教落后地区户籍参加科举。
京儒冒籍乡儒参加科举，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京而有乡籍”[18]，即在朝鲜汉城居住但是有乡籍之人；二是“在乡而有京第者”，即有乡籍同时在汉城有住宅者；三是“在乡而虽无京第、时官人之子”，即虽然有乡籍且在汉城没有住宅，但为现任官员弟子弟者[17]。
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二月，命会乡儒于泮宫，行课试，取九人，居首三人宋寅明、柳汝霖、李重寅，并赐直赴殿试。经查，宋寅明为故参判光渊之孙，李重寅为济州牧使翊汉之从孙，“俱以在京知名之士，冒乡籍得参”。右议政赵相愚启请“宋寅明、李重寅，并收赐第之命，其余冒籍参榜、直赴会试者，请一体拔去”，肃宗从之[11]。朝鲜英祖十二年（1736）四月，在泮宫设后庭试，取洪启万等十人。英祖命有司“考其居住以闻”，通过复核居住地及籍，发现洪启万、金兑俭“无乡籍”，上命拔榜[18]。朝鲜英祖二十五年（1749），左议政赵显命请“严科场明籍法”，禁止“京儒贯乡籍冒赴乡试”。英祖从之[18]。
朝鲜王朝举行统一的科举考试，且考试内容和时间限定一致，这样对于经济、文化水平较差的平安道、咸镜道、济州等地的士子而言，比较不公平。为此，朝鲜王朝采取特别措施优先照顾上述地区的士子。这样，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力图实现实质上的相对平等。为照顾文教较落后的边远地区，朝鲜王朝设立外方别科，在科举录取上享受优惠政策。其中，“平安、咸镜道道科，西北文教未畅，故设科；江华、乔桐、济州以遐远海岛，故设科”[19]。
据此，济州等举子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按要求在规定位置填写本道道号及“济州”等字样，便于优先照顾济州等边远地区举子。但是，据济州进士金炳胤等上疏，非济州的举子见有机可乘，常常冒书“济州”，侵占了本应由济州举子享受的特殊待遇，“幸窃大科及初试，不翅（啻）为数十名”。济州举子每每落榜，违背了政策的初衷。济州举子上疏请求国王命礼曹单独刻印“济州”，令济州儒生踏于券首，这样则伪冒自现。高宗二十三年（1886）三月，国王从之，著为恒式，并命有司严格核查举子身份：“日后如有冒称，即令严刑，押送本牧，限己身充军。”[15]
（二）科举冒籍的影响
“我国用人，惟在科举一路。”[20]“我国公道，惟在科举”[21]。“科举者，国家公道所在而人材之所由出也。”[22]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公平竞争、公正选才是科举制度的内在本质与永恒追求，但冒籍问题的存在严重违背了公平考试原则，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如朝鲜肃宗二十四年（1698）十月，江原道监试初试时，“他道儒生冒籍来赴，试官不为禁断，以致场屋杂乱”。江原道当地儒生等“齐愤试官之用情、举子之冒赴”，“自停其科”，并由江原道儒生李垕陈疏。司宪府启请“冒赴举子，行査后自当处置；而试官不可不为先科罪，请罢职”。肃宗从之[12]。
作为“国试”，科举制度为朝鲜王朝培养了大批的可用人才，也为朝鲜王朝时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在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冒籍问题不仅影响了科举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朝鲜王朝中宗二十六年（1531）正月，弘文馆副提学黄士佑、直提学许洽等论曰：“至公至正，惟科举而已，一为苟且，公道灭矣。 ……使万世至公至正之科举，为一朝苟且之归。大抵科举不公，乃衰世之事”。[6]
③治理工程透水性。治理工程实施后河道径流和地下水之间应顺利完成交换，使地下水能够在丰水期得到补充，并在枯水期对河道径流予以逆向补给。
如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八月，江原道监试初试终场时，本道儒生40余人在黄灏、黄世命的带领下，以“他道儒生有冒赴者”，举行罢场。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司谏院启请将监司尹星骏从重推考，又以“录名官周遮掩护，不即摘发其冒赴者，以致士子激怒”，一并请拿问定罪。肃宗从之[12]。
三、应对科举冒籍的措施
如上文所述，早在15世纪中期颁行的《经国大典》便对冒籍参加乡试的行为进行了限制。朝鲜明宗十二年（1557）刊行的《详定科举规式》，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生员、进士、文科乡试举子，各其试卷皮封名下，详录所居乡，凭考出榜。其不录所居乡及非本道原居，而托称奴婢农土所在冒受陈省者，或应避不当入者，虽所制中格，勿取，推考停二举。”[23]朝鲜显宗六年（1665），“儒生，必入籍然后许赴”。[24]朝鲜英祖二十五年（1749）七月，左议政赵显命请严科场明籍法，“禁京儒贯乡籍冒赴乡试”，英祖从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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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鲜王朝对科举冒籍问题十分重视，并多次修订典章制度，力图解决冒籍问题，但是朝鲜王朝的冒籍问题仍日趋严重。如朝鲜英祖十五年（1739）三月，行御春塘台试，赴试儒生为16000人，而据大臣进言，“京乡冒赴，岁益增，收券或至于万七八千矣”，可见当时冒籍问题已十分严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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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冒籍问题的日益严重引发了朝鲜王朝士人的讨论。权正忱（1710-1767）主张“严冒籍之禁”[25]。李象靖（1711-1781）将“伪籍”与“虚文”“贿吏”“窃券”等并称为朝鲜王朝科举的弊端[26]。丁若镛（1762-1836）主张将“诈为科籍者”与“增年者、减年者、冒称幼学者、伪戴官爵者、假称鳏夫者”等并为查禁[16]。柳健休（1768-1834）认为“冒籍应举，便是欺君”，不能“求所以事君而先欺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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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冒籍问题也引起了朝鲜国王的注意。朝鲜世宗二十八年（1446）十月，朝鲜国王在与群臣讨论朝鲜风俗时，提到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今之举子，亦不于本郡赴试，而冒籍于他郡者有之。”[28]世宗认为，举子冒籍应举，与“我国人心，大抵以奸巧相尚”的风俗有关。为重塑科举考试的“国试”形象、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巩固自身统治，朝鲜王朝采取以下措施应对科举冒籍问题。
1.在物业服务合同的存续期间，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利益应当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在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对方当事人就可以行使抗辩权；如果一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只是存在小的瑕疵，对平衡状态不构成威胁，对方就不能行使抗辩权，应当继续本着全面履行的原则履行自己的义务。
（一）考前册录、考籍
朝鲜宪宗十年（1844）十二月十一日，有司以庭试初试上《京外试取节目》，规定“出榜后考籍，如有冒籍冒赴之类，一一拔去，举子依律勘绳”。宪宗从之[34]。
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冒籍”是指“明清时，外地人假冒本地籍贯应科举考试”[8]。与中国的科举冒籍相类似，朝鲜王朝的科举“冒籍”，即“冒籍以应举”，所谓“冒”即“欺冒也”[9]。
凡中外儒生，赴试于京中者，皆令属于成均馆下斋及四学，籍其四祖，一件则置于礼曹，一件则属于其司。凡有科举，皆考其籍而许赴。如有冒赴者，削名停举，则儒生自有统领，四馆得以纠检矣。且外方则一件送于礼曹，一件置于监司，别试及会试，并令相考。[29]
户籍制度是朝鲜王朝控制人口、加强统治的重要举措。丁若镛（1762-1836）言：“户籍者，国之大政，至严至精，乃正民赋。”[14]朝鲜高宗十二年（1875）六月初十日，下教旨重申：“籍法所重，实系国政之大。”[15]《经国大典》载，“非居本道者、朝士见在职者，勿许赴乡试（若承差、受假者，不在此限，并武科同）”。[5]一般来说，士子必须在籍贯所在地（原籍）参加科举。但是为了获得本不具备的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尤其是为了减少竞争、增加考中的几率，许多士子便百般钻营，想方设法到文教水平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边远地区冒籍参加科举。
外方之人……其父祖以上世世入籍，土著元居者，娶妻移居，而妻父祖以上世世元居者，请令许赴。而京外儒生，自乙卯年式年，考其帐籍而许赴，永为恒式。[29]
光海君四年（1612）八月，司宪府呈文，“近来科举之法，日渐不严。外方设场，非但无乡籍者冒录滥入，而至于守令子弟，公然应赴，少无忌惮”，以致“法网之解弛、士习之不正，莫此为甚”。特此启请，“下书于八道监司，使之各别申明。如有违法者，许录守令及录名官，并为罢职；滥入举子，停举治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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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防止科举冒籍，每到式年科举，地方便“推乡中耆望，检厘籍政”，“尽汰冒籍者”[31]。
（二）出榜后考籍
据《经国大典》记载，朝鲜王朝生员、进士初试分别录取700人。其中汉城试200人、乡试500人。而在乡试中，朝鲜八道的名额分配如下：京畿道60人，忠清道、全罗道各90人，庆尚道100人，江原道、平安道各45人，黄海道、永安道各35人。
但五月初五日，温阳生员李文荣等上疏，“言林濡冒籍赴试之罪”。经查，林濡“非（温阳）郡人，冒籍滥赴”，朝鲜显宗命拔去榜目[32]。
五月二十二日，礼曹判书李一相启请，将温阳庭试实行文、武科考籍的经验进行推广并规范化，“温阳文、武科,既有考籍之举，此后科举似不可异同矣”。显宗从之：
此后则考出帐籍。若不入籍, 则虽入格，拔去；不及入籍者，使之追录于科前。虽曾前赴举者，不入籍则无得赴举。严明申饬可也。[32]
朝鲜中宗二十九年（1534）七月，司宪府启奏：往年英陵行幸科举时，只允许当地士子参加考试，但在京城居住的儒生“百端冒籍，而滥赴者颇多”。为应对这一问题，国王命有司将本土入籍之人姓名记录在册，以防冒籍。但有的在京儒生通过预先入籍的方式，冒籍参加科举。考虑到“若只以帐籍许赴，则滥赴如前矣”，司宪府启请“（考生）虽付帐籍，如非众所共知恒居者，一切禁断事，令该曹申明纠举”。中宗允之，并下教旨：“儒生虽名付帐籍，而非众所共知恒居者，使不得赴试。非徒文科，武科亦然。”[6]由此可知，为了防止文科、武科举子冒籍考试，朝鲜王朝通过记录在册、复查等形式严格核查，一旦查出，则取消应试资格。
朝鲜高宗十二年（1875）六月初十日，下教旨：“冒籍也、侈习也、酗酒也，一切严禁。”[15]高宗十二年（1875）七月，左议政李最应以“设科取人，国之大政也，人心之向背在此，世道之污隆在此”，启请“榜出后考帐籍，冒赴者先为拔去，绳以重律”。高宗允之[15]。
（三）规范“入籍”年限
为防止冒籍，朝鲜王朝还对入籍参加科举考试者的年限给予了规定和限制。如朝鲜肃宗四十三年（1717）七月，提调闵镇厚上奏科举冒籍事宜，认为“外方叠籍、冒籍者多”，启请“今番三处别科时，只许三式年连为入籍者赴试。虽入籍不满此限，或身不居其处者，设或得中，宜皆拔去”。[12]
据《经国大典》，朝鲜王朝每三年改户籍，“藏于本曹、汉城府、本道、本邑”。[5]而根据朝鲜科举式年试举行时间为子午卯酉年，之间相隔三年。可知“三式年连为入籍者”即连续九年均为当地户籍者，方许参加科举考试，“虽入籍不满此限”或“身不居其处者”均为冒籍。
朝鲜肃宗四十三年（1717）九月，关西（即平安道）诸多入格的士子因不符合“三式年考籍之令”，被拔去榜目。正言金台寿上疏，以“原居本道之人，则虽未连年入籍，因此尽拔既参之科，恐非设科本意”，启请变通三式年考籍之法。肃宗以“不入三籍者，不当仍存”，驳回金台寿所请，并重申“只许三式年连为入籍者赴试”[12]。
（四）追究冒籍士子、失职试官的责任
朝鲜明宗十二年（1557），《详定科举规式》中即规定若科举士子冒籍参试，被摘发后，除取消士子的成绩和剥夺考试资格外，还将追究负责审核事宜的地方官员和考试官的责任：
其不录所居乡及非本道原居，而托称奴婢农土所在冒受陈省者、或应避不当入者……其本邑守令及许赴都会入门官，罢职，经二年乃叙，试官并推论。……四馆须及本曹、法司未纠举前，一会圆议，纠摘冒赴者，报本曹，推考停二举，其道监司、都事，并推考。京外试场，或有冒滥，而不由四馆摘发，从他处现露，则四馆上官长及公事员，各别罢职，其不用意遵行科举规式者，虽非上官长、公事员，亦推考罢职。[26]
光海君六年（1614）八月，全罗道都事兼春秋馆记注官全湜监生员、进士初试，发现入榜人中一为罗州牧使子朴
、一为灵光郡守子俞格，均属科举冒籍。最终以“二生之冒籍”，命试官罢职、儒生削榜[35]。
朝鲜英祖三年（1727）七月，“命拔济州试入格人李龟济”。李龟济为故承旨李益泰之子，李益泰担任济州牧时，生龟济，李龟济长大后参加济州试后入格。副校理宋真明上疏后，英祖命有司考籍，李龟济确为冒籍，便命拔去[18]。
（4）新形势下，医患矛盾突显，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和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医务工作者的精神压力也很大，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彰显。
朝鲜英祖五年（1729）十月，献纳朴弼正以“徐命年初不入乡籍，而冒赴乡试”，启请将乡试试官罢职。英祖从之[18]。
网络舆情具有传播面广，蔓延迅速的特点。虚拟知识社群能够正确引导网络舆情，使网络舆情在短期内消亡，也能够利用影响力迫使政府改变“不作为”行为。
四、结语
虽然朝鲜王朝国王和大臣重视应对科举冒籍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举冒籍问题。如朝鲜明宗八年（1553）三月，柳仲郢（1515-1573）以敬差官改军籍于全罗道。当时乡校儒生需要定期接受学业考试，“不能者降从军役”，因此多有“昧学冒籍”者。柳仲郢主持考试时，遇到一名考生，便说：“汝是数日前某邑讲某书某人，何为更来此？”其人惊慌失措，承认是代替别人试讲的。消息出来之后，一邑尽惊[36]。
在朝鲜王朝两班体制下，两班只有科举及第才能获得官职，而只有获得官职才能使两班子孙在科举中占据优势，因此朝鲜王朝科举制度实际上被两班执政阶层所操控。[37]由于士子通过冒籍，获得了本不具备的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且确实提高了其中举的几率。因此即使面对日渐严密的科举规定和惩罚措施，还是有士子甘冒风险、趋之若鹜，前赴后继冒籍赴举，甚至“考官举子，潜相和应”[12]。如前所提及的光海君六年（1614）八月，全罗道生员、进士初试，入榜人中一为罗州牧使子朴
、一为灵光郡守子俞格，地方官员直接参与士子科举舞弊，这说明在朝鲜王朝科举冒籍应试中有地方官员等集体参与。因此，朝鲜王朝科举中的冒籍问题长期存在，也反映了朝鲜王朝在国家管控与社会治理上的不力。
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18年，全世界有近200颗顶级蓝宝石被拍卖，其中121颗为克什米尔蓝宝石，拍卖价格高达3.9万—13.5万美元每克拉。在2015年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诞生了一个每克拉蓝宝石的世界拍卖纪录价，一枚独特的铂金克什米尔镶钻蓝宝石戒指拍出了约670万美元，达到每克拉24.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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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朝鲜）郭钟锡．俛宇集(卷70)书·答朴子善（辛丑）[M].韩国文集丛刊第342册.22.
[10] （朝鲜）丁时翰．愚潭集(卷10)附录·龟潭语录[M].韩国文集丛刊第126册.399.
[11]朝鲜肃宗实录卷32、卷51、卷55、卷60、卷 33.
[12] （朝鲜）柳重教．省斋先生文集(卷23)讲说杂稿·小学说[M].韩国文集丛刊第323册.548.
[13] （朝鲜）宋秉璿．渊斋集(卷37)学生赵公在浩墓志铭并序[M].韩国文集丛刊第330册.220.
[14] （朝鲜）丁若镛．牧民心书(卷6)户典六条·户籍[M].韩国文集丛刊第285册.429、428.
[15]朝鲜高宗实录卷12、卷23、卷28.
[16] （朝鲜）尹愭．无名子集·文稿(册12)峡里闲话[M].韩国文集丛刊第256册.508.
[17]朝鲜正祖实录卷31.
[18]朝鲜英祖实录卷41、卷70、卷49、卷12、卷 24.
[19]春官通考(卷69)嘉礼·科制.
[20] （朝鲜）李箕洪．直斋集(卷2)疏·辞掌令疏（庚辰）[M].韩国文集丛刊第149册.329.
[21] （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卷4)官职部·科目.
[22]朝鲜成宗实录卷220.
[23]典录通考卷5.
[24]受教辑录卷3.
[25] （朝鲜）权正忱．平庵集(卷3)疏·拟上疏（庚辰）[M].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79册.367.
[26] （朝鲜）李象靖．大山先生文集(卷42)科举私议（己未）[M].韩国文集丛刊第227册.299.
[27] （朝鲜）柳健休．大埜集(卷4)答黄锡九问目[M].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10册.409.
[28]朝鲜世宗实录卷114.
[29]朝鲜明宗实录卷11、卷12.
[30]光海君日记卷13.
[31] （朝鲜）郭钟锡．俛宇集(卷138)记·李孝子旌闾记（丙午）[M].韩国文集丛刊第343册.547.
[32]朝鲜显宗实录卷13.
[33]国朝榜目(卷12)显宗朝.
[34]朝鲜宪宗实录卷11.
[35] （朝鲜）全湜．沙西集(卷6)杂著·随手箚录[M].韩国文集丛刊第67册.93.
[36] （朝鲜）柳云龙．谦庵先生文集(卷6)先代遗事·先府君行年记[M].韩国文集丛刊第49册.76.
[37] （韩）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7、144.
作者简介： 张晓波，男，山东安丘人，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山东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史、朝鲜王朝科举制度
（责任编辑：王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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