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调整、未来走势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走势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未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8)10-0005-07
200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0.4%，经济并未出现大幅下滑。IMF（2008年7月）最新调整的预测数据也表明，中国2008、200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7%和9.8%，比年初（2008年4月）的预测分别调高了0.4与0.3个百分点。可见，对于中国经济，国际上的判断也是比较乐观的。不过，面对未来形势，市场上仍然弥漫着悲观情绪：一方面担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担心增长大滑坡，如“拐点论”、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过去30年的高增长行将结束之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很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都能找到支撑。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态势呢？本文试图从长周期的视角，结合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与中国发展轨迹来回应这个问题。
一、宏观研究的长周期视角：文献综述
周期波动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但对于长周期（也称长波）的探讨，并没有成为主流。这和一段时期以来周期与增长研究的割裂有关。从狭义角度，周期关注的是短期波动，增长关注的是长期趋势。二者的割裂，也造成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的分野。但随着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以增长为主线、将增长与周期的互动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以及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周期就是趋势”(Cycle is the trend)的名言，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待周期问题。
真正关注长周期研究的是经济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979)认为，资本主义从13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4个长周期，存在着长达百年的“结构周期”，而对长周期结构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态等等。
在长周期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所谓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周期。这是由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他利用主要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为5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并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长周期产生的原因(Kondratieff,1935)。
曼德尔(Mandel,1980)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长波，强调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在长周期中的作用，提出了利润率变动长波论。董聪聪(2006)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世界经济长波，将1857年以来的全球增长划分为3个长波，长度各为50年，即1857/1858年到1907/1908年为第一波段，1907/1908年到1957/1958年为第二波段，1957/1958年到2007/2008年为第三波段；并进一步指出，由于2007年是长波周期端点年份，预计世界经济会发生短暂危机(2007-2008)，为期一年。
现在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Mensch(1975)和Van Duijn(1983)等为代表的、从技术创新角度来阐释经济长波的理论。
罗斯托(Rostow,1978)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形成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
Goldstein(1988)对长周期理论进行了总结，从周期动因角度将长周期理论划分为四大流派：即战争学派、资本主义危机学派、创新学派和资本投资学派，并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对长周期进行了验证。
总结长周期理论的各派学说，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最引人注目。因为从长达百年的数据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又一次出现的新变化。这是否预示着全球经济将面临周期性调整呢？
二、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与全球增长的周期性调整
（一）大宗商品价格的百年走势
目前引起世人瞩目的全球初级品价格①的上升势头其实只是从2001年左右才开始出现。而在过去1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初级品相对于制造业商品的价格总体趋势都是下降的；尤其是过去30年，包括食品、非食品类的农产品以及金属矿产（不包括黄金等贵金属）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降幅高达40%～50%。
图1显示，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无论是用美国的GDP平减指数还是美国的CPI进行调整）在19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震荡回落的态势，其中30年代大萧条时期跌幅最深。而1970年代初，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到一个高点，在高位持续几年以后一路回落，直到2001年，又有一个急剧的上升。从大宗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价格指数来调整）来看，1970年代以前处于震荡趋稳的态势，19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长达30年左右的回落，也是在2001年左右有一个急速回升。
图2给出了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态势比大宗商品的总体价格要复杂一点，但一个世纪以来基本上呈回落态势，且1980年代以来出现大幅回落，直到2001年左右才有回升，在这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大宗商品并没有包括石油。比较起来，油价总体处于上升态势（见图3）。但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除了一战时期的油价大幅攀升及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大幅回落，这种上升还相当平缓。而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加上两伊战争，才真正导致油价达到历史高点。不过此后直到2000年左右，油价才开始回升。如果我们只看1970年代以后的发展态势，油价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趋势也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在新世纪才出现一个急剧上升的势头。
为什么初级品价格由过去长时期的下降态势转为当前的不断上涨呢？
图1 大宗商品实际价格指数（1900-2006年）
注：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分别用制造产品出口价格指数、美国GDP平减指数及CPI调整所得。其中1900年的指数设定为100。
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Grilli and Yang(1988); IMF; Pfaffenzeller,Newbold and Rayner(2007)。
图2 各类大宗商品实际价格指数（1900-2006年）
注：所有大宗商品价格均以美国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来调整。其中1900年的指数设定为100。
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Grilli and Yang (1988); IMF; Pfaffenzeller et al(2007)。
关于初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最重要的解释是所谓“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1950; Singer,1950)。该假说有两块基石：(1)中心—外围关系假定。中心即发达国家，外围即发展中国家，前者主要提供制造业产品，后者主要提供初级产品。但定价权在中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会带来利润的提高；而在外围国家的技术进步只会带来成本下降从而价格的下降。于是出现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或所谓的“不平等交换”。(2)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的假定。根据这一假定，随着一国收入的增长，总收入中分配给初级产品部门的份额将降低，分配给制成品生产部门的份额会上升，这样会抑制初级品价格的上升。
现在看来，这两个说法都需要修正：(1)中心—外围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多所谓的外围国家比如伊朗、委内瑞拉在逐步摆脱中心国家的限制，政策向左转，他们拥有对初级产品的定价权。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大国更是如此。在这一情况下，初级产品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的态势就有可能发生扭转。(2)尽管初级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这一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所面对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50年代及此后的一段时间，进入现代化及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并不是很多，从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也没有上升很快。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进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猛增，显然不能套用半个世纪以前的理论了。
需求因素加上全球新格局（主要是中心—外围关系出现的变化），使得初级品价格摆脱过去长期以来的跌势而处于高位。尽管随着初级品价格的上升，其产能也会相应有所增加，但短期内，不能指望供给面（这包括技术创新，如新的绿色革命以及能源替代等等）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初级品的相对价格处在高位绝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可能要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二）全球强劲增长的周期性调整
图3 实际原油价格（1900-2006年）
注：实际油价是经过美国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调整而获得。其中1900年的指数设定为100。
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图4 世界经济增长（1951-2007年）
资料来源：1951-1979年数据来自麦迪逊(2001)，并根据估算的世界GDP规模计算出世界GDP的增长率；1980-2007年数据来自IMF:World Economic Database,April 2008。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可能是全球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的一个信号。那么，2001年以来全球初级品价格的上升态势，是不是对于过去较长时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从而需求膨胀的一种反应呢？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见图4）。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前，全球经济（以西方国家为主）经历了增长的“黄金时代”。根据麦迪逊关于世界各国GDP的统计数据，在1950-1973年接近1/4世纪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4.91%。而接下来1/4世纪（1973-1998年），全球年均增长率只有3.01%。但从1999-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又突破4%，达到4.02%；特别是过去的5年（2003-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4.59%。这是仅次于黄金时代的高增长。
考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历程，我们会发现，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必然引起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而长时间的增长放缓必然会引起初级产品价格的回落。需求增长过快引起物价上涨，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只是这里引起的不是一般商品的价格上涨，而主要是初级品。原因在于：全球市场化的推进一方面使得制造业商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商品处于充裕状态。有数据表明，在中国、印度及独联体国家加入全球经济之前，全球劳动力大约为14.6亿；而随着这些国家加入全球经济之后，全球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达到29.3亿(Freeman,2006)。因此，制造业产品以及劳动力都没有成为经济的“短边”而在全球需求膨胀时出现价格上涨，恰恰是相对稀缺的初级产品特别是资源能源及粮食价格出现大幅上升。
尽管有人认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负面的供给冲击关系更密切一些，但需求面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如果没有“黄金时代”的经济高增长所导致的总需求上升，也不会出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1972年）；同样，OPEC国家的提高油价与石油禁运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另有分析指出：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初级产品价格经历了两个超级周期(super cycle)：一个由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崛起所形成；另一个由1945-1975年欧洲重建及日本战后崛起所形成；最近一个超级周期将由中国进入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所形成(Heap,2005)。这里同样强调了需求因素。不过，我们认为，最近一个超级周期并非仅由中国快速发展所致，而是新世纪以来，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美国能源部《2008年国际能源展望报告》也指出，从2005-2030年，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将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非OECD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总量将增长85%，而发达国家(OECD)的能源使用量仅增长19%。这显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有关。
可是，为什么二战后持续了近1/4世纪的高增长才出现初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而本轮的强劲增长还持续不到10年（如果从1999年算起的话），就出现了初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呢？原因有两条：一方面，战后黄金时代的增长主要是发达国家为主，而本轮的强劲增长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比较而言，后者在资源能源的平均消耗方面要更多一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总体规模在发生变化，即便是同样的增长速度，在今天的含义与过去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以4%的年均增长速度来计的话，2007年的全球经济规模将达到1950年的2.64倍。据IMF的统计，2007年全球GDP规模达到6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全球经济体正在触及以前从未触及的界限，特别是资源、能源、粮食、环境方面的界限。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魔咒又回来了。
由此我们认为，当前的初级产品价格高涨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出现调整的信号。但考虑到这一轮的全球增长，无论在经济增速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无法与黄金时代相比，这样一种调整将远不如1970年代那样剧烈、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世界经济有望经过两三年的调整，重整旗鼓，并恢复较快增长。
三、中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与未来走势
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周期性调整的明显标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周期性调整，将会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长率是本轮通胀的主因，抑制通胀必然要求降低经济增长
过去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0.8%，2007年更是接近12%，大大超过了我们估算的9.39%的潜在增长率（张晓晶，2008）。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关系，GDP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通胀。尽管对于本轮通胀的动因，强调“输入性”的居多，但从本质看，总需求是第一原因，其次是成本推动，第三才是外部冲击。并且，成本推动与外部冲击也都与总需求膨胀有关：成本推动方面，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会带动要素价格包括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价格上涨；外部冲击方面，特别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有较大关系，而不完全是外部输入。认识到总需求是通胀的主因，那么，抑制通胀必然要求适度降低经济增长。这是当前经济调整的一个直接需要。
（二）过去30年扭曲要素价格、牺牲资源环境、重速度轻分享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过去30年的增长是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同时，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张晓晶等，2007）。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过去30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因此，本轮的调整不简单是经济增速上的一个回调，而是朝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调整。
（三）从国际比较看，长时期的高增长需要做出调整
就国际比较看（见表1），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9%、持续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只有博茨瓦纳（平均增长率11.5%，持续32年）、台湾地区（平均增长率9.0%，持续33年）和中国（平均增长率9.8%，已持续30年）。前两个经济体规模小，不具有可比性。这样一来，中国的持续高增长就是仅有的奇迹了。正因为这样长期的高增长太少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就难以再维持这样的速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亚洲危机国家也正是在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如泰国持续高增长31年、印尼持续高增长29年、马来西亚持续高增长27年，参见表1）以后出了问题。这恰恰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以后，需要主动积极地调整，而不能以动荡或危机的方式被调整。
（四）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回落
对于未来的增长，大量实证研究都认为会有所下降。王小鲁等(2000)估算出2001-2010年的增长率为6.58%，2011-2020年的增长率为6.21%；而林毅夫等(2004)的估算结果表明：2004-2014年的增长率为8.56%，2014-2024年的增长率为7.08%，总之，和过去30年相比，未来的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究其原因：(1)资本积累方面，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2)尽管劳动力资源还相当丰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3)各类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社保成本的上升，令企业负重前行；(4)改革的边际收益在递减。
从以上方面看，中国下一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将有所回落。但鉴于中国人均GDP仅2000多美元，且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期，这种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幅度不会很大，仍可能达到8%～9%。这样的增长率，而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增速，绝不是什么“低增长”或“停滞”。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一个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周期性调整。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有外因有内因，但还是内因（即宏观调控）占主导。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中国经济会进入低增长周期。不过，鉴于当前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通胀仍处在高位且面临经济下滑风险，要保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到随着经济回落，总需求下降，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成本推动（长期压低的各类要素成本的回升）与外部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在高位及美国为拯救次贷危机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仍会对未来通胀形成巨大压力。因此，要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变，不排除在经济下滑过多的情况下适度微调。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鉴于企业面临各类成本上升情况下负重前行，可采取增值税转型等方式为企业减负；二是促进结构调整，如对落后过剩产能、对“两高一资”行业通过财税政策限制、压缩，而对于“三农”、中小企业等给予税收支持；三是在经济调整阶段，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补贴低收入家庭等方式保障民生。
2.防止周期重叠造成的调整过度。前文分析表明，本轮经济回调是中国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它恰恰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相重叠。一方面，全球的调整会有利于我们完成自身调整任务；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握好自身调整的力度，防止调整过度。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1993-1996年软着陆，原本是朝着调控目标走的，但在下调中突然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后来经济下滑过多。
3.加快推进初级产品的价格改革。初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除了总需求强劲之外，就全球而言，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一个要因。例如发达国家对于粮价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对于油价的保护，就使得一高再高的粮价或油价并不能有效抑制全球需求的增长。因此，要加快推进国内初级品价格的改革，一方面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使之能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提高社会利用资源能源的效率，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另一方面也要适当调整粮价（目前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差距还较大），从中长期而言，这对于提高种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供应非常必要。有人提出全球“不是粮食危机而是粮价危机”，可以说是道出了问题的症结。
4.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摆脱“高增长依赖症”。过去30年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不仅适应了高增长，而且离不了高增长，形成“高增长依赖症”。这除了与“惟GDP”的政绩评价体系有关，也与这样的实际问题有关：即担心增长放缓会带来大量失业及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但事实上，低增长未必是低就业。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经济增速的下降与就业的增长可以并存（Blanchard和Giavazzi,2005）。这里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2007年，中国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8.6%和40.1%，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8%和68%。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是就业创造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摆脱“高增长依赖症”，产业结构调整是前提。低增长也未必是低福利。日本的经济长期陷于低增长或停滞，但百姓的生活质量并未明显下降。这里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转变增长动力，让消费需求（而非投资和出口）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另一方面应做好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这样，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即使在增长放缓的时候也会有保障。
总之，抓住这样一个调整时期，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善价格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转变增长动力，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注释：
①本文对初级产品与大宗商品并未作严格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