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变革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00）05—0058—07
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反思。而对哲学的这一根本性质，以往的旧哲学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更不要说给以科学的解答。旧哲学只把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抽象出来，赋予绝对的性质，并把其转化为彼岸世界的终极存在，从而使哲学走入了寻求外在力量并用这一力量来说明现实世界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人的现实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的本质第一次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P237）。 这种伟大的变革使哲学由天国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成为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由此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在当代，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主体的坐标体系，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旧哲学的误区——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
哲学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从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探讨的是“始基”的问题，即变中的不变者，杂多中的“一”，或者可以说是世界的本原、本质和根本原因，并且，古希腊的先哲们总是把本原归结为一种或几种自然物。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神学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们对世界原因的解释，以上帝创世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哲学也主要是对世界本原的理解方式，只不过是把本原换成了人格化的神。近代以后，历史进入了“以头立地”的时期，理性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由此开创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的哲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本体的探讨离不开对认识过程的说明，而对认识过程的说明其目的还是为了诠释自我意识何以能够成为世界的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到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创造哲学，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哲学始终围绕着主体对客体的统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问题而展开。可见，近代哲学的本质精神就是理性统治世界的精神，理性代替自然和上帝，成为世界的新的本原。
纵观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欧洲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主线，即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始终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以超验的具有绝对意义的终极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以，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本体论，欧洲哲学的发展就体现着这一传统，差别只存在于，在不同的时期对于本体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旧哲学的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却是错误的。因为：
第一，寻求终极本体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哲学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其根据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性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双重统一。从人的无限本性来说，自由是对人本质的终极界定，它意味着人积极地进行着创造活动，超越当前条件的束缚，按着“真我”去规范自身、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理想。这种无限的本性决定了人的活动方式的本质就是创造和超越，表现在思维上，就是不满足个别的经验现象，总是力图超越现象去把握现象背后的本体，以图一劳永逸地认识世界，达到完善完满。这正是哲学寻求统一性和终极存在的由来。但如此一来，人就变成了神，人的历史就被当作了神的历史来设计。所以，旧哲学的传统就是人造神的传统，是人赋予某种存在以绝对的意义，并使其来统治世界和人本身的传统。但是，人不仅具有无限的本性，而且还具有有限本性的一面，人是有限生命的具体存在物，被感性世界的原则所支配，总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达到完善完满，人永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的思维又是非至上性的，“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1]（P212）。所以， 企图一劳永逸地认识世界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第二，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化，使其脱离人，成为统治世界的神。哲学总是同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身的认识关联在一起的，哲学的本质体现是人对世界的关系，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对以往哲学的发展和不同本体的更迭做出合理的解释。
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形态。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人的活动方式具有双重依赖关系的特征，即对自然的依赖和对群体的依赖，古希腊的自然本体论和中世纪的上帝创世说，正是这两大依附关系的体现。人最初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而且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只能高度依赖自然而生存。正是人的这种活动状态，使早期的哲学只能从自然中去寻求世界的根据，把“始基”一概归于自然物。
在人类以后的发展中，对自然的依赖逐渐转变为对群体的依赖，人的命运要由群体或群体人格化的统治者来支配，由此形成了农业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主仆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人的这种生存状态中，类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就以类本质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上帝创世说的由来。在近代，机器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而商品经济则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个体的束缚，促使了个体和类的分化，使人在对社会的关系上也成为主体。这样，个体自由和技术理性就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工业文明虽然使弘扬主体能动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处在抽象的理智中。由于人的活动是在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人们把主体性就归结为理性，人被消解在理性中，成为理性的存在物。由此，历史变成了认识史，理性成为世界的根据和原因。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哲学的内容同人对自身的理解是一致的，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生存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失误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2]（P1）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 惟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从而显示出哲学作为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真实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变革——现实人理论的生成
旧哲学的终结，使哲学向现实人的回归成为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顺应了这种历史必然性，实现了哲学的划时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实践哲学，是关于现实人的生存、发展以及获得自身解放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建立首先得益于马克思哲学视角的转换，使对人和哲学的理解有了正确的出发点，从而为哲学的变革和现实人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变革旧哲学的前提，就是使哲学由天国返回到尘世，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去揭示哲学的秘密和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2]（P2）。这即是说，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是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P9），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 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2]（P9）。 在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中已包含着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倾向。按着这种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P25）所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18）
如果说，实践理论的提出确立了研究现实人的前提，即，从人的活动出发去考察人的本质的方向，从而为现实人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的对人本质的探讨则构成了现实人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密切关联在一起，从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就是马克思思想深化的过程，是马克思思想行程的内在线索。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既然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那么，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动的本性。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自觉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P46）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是人以任何物种的尺度对待物；二是人以内在的尺度对待物，即在物中实现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活，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P47）。这即是说，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之点在于，动物只是以生物遗传的特定器官去按照特定物种的尺度作用于物，这种专门的活动方式决定了动物的活动只能是顺应自然尺度的活动。而人则不同，人可以说没有本能，但恰恰这一点决定了人的活动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作用于物，从而把物作为类，按照对类本性的认识再造物。所以，人的活动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而作为改造的活动就是扬弃自然物的给定性和既成性的过程，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把人的要求、价值和理想融进再造的活动中，按照内在尺度对待物，使物向人生成，从而实现人本身。
马克思两个尺度的学说，说明了人活动的本性就是创造和超越，能动性是人不同于其他自然物的根本特点。从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创立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可见，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对人本质认识的第一个成果，这一成果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角度得出的，揭示的是人活动的内在能动本性，由此构成了批判现实的理论根据。
然而，人不仅具有内在的能动方面，而且具有外在的现实方面；人不仅同动物有根本区别，而且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也是不同的。而后者则是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能动本性所无法解释的，所以，当马克思把私有制归于异化劳动之后，却没有再解释人的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因为，这已不是劳动的内在本性问题，而是现实的历史机制问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走向了人本质的外在方面，即从社会历史条件去考察人活动的历史变化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不仅具有内在能动性，而且具有外在现实性，这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P29～30）正因为人的活动是在一定既成条件下的活动，而不是主观的任意的活动，所以，人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P43）这即是说，人怎样具体地活动，怎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自身，他就是怎样的一个人。从这个角度说，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8）。这样，马克思就从理想的人过渡到了现实的人， 并由此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把人的发展同社会历史运动统一起来，得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17）的结论。
从自由自觉的活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着马克思对人本质认识的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断裂，更不能说是前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其实，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是连贯统一的，马克思早期揭示的是人本质的内在方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释人活动的一般特点；而后期揭示的则是人本质的外在方面，是从动态的角度说明人的内在本性是怎样在具体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以及人性的历史变化过程。显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人的活动必然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换言之，创造性和超越性是人活动的固有本性，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改变的，这正是今天世界日益人化的根据之所在。但是，人的创造活动又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这也说明了人的创造活动为什么会产生异化，以及人的创造物为什么会反过来统治人。马克思对人本质揭示的这两个方面，正说明了人活动的两方面特点，说明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为什么必然是创造和异化并行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没有抛弃前期的人的本质和异化的理论，而是把其逻辑地包含在以后思想的发展中。不错，唯物史观确实说明的是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但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唯物史观贯穿的中心线索是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并且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受经济必然性支配的历史只是人类的史前史，是人的异化的表现，人类的真正历史正是在结束了盲目必然性对人的支配时才开始的。可见，马克思始终是用人的本质的两个方面去说明历史和理论的。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的本质的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人的理论。
现实人理论的建立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哲学的性质方面看，以往的哲学主要是抽象本体论的哲学，寻求终极的存在，幻想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完满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1]（P213），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人的生活世界， 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过去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时，通常注重的只是内容方面，其实，性质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方面，它是对旧哲学研究方向的彻底否定。这种否定的必要性在于，旧哲学的失误不只是理论观点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对哲学本身理解的错误，把哲学这种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弄成非人的、虚幻的外在力量对人统治的理论，从而使哲学走入了乌托邦幻想的误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实人的理论的性质，揭示了哲学的真实内涵，第一次展示了哲学走向科学形态的可能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从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看，由于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像的方式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旧哲学总是力图从臆想的本体出发，构造一幅世界的终极图画，给出一个终极的解答，把历史的原因由外面输入历史。而现实人理论的建立，则使哲学的研究回归到人本身，以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并以此说明世界。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开创了“人学本体论”的先河，使哲学研究的内容围绕着现实的历史生活而展开。由于人的发展永无止境，因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只能是对同时代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深层审视和反思。
第三，从哲学的社会作用上看，由于旧哲学总是力图一劳永逸地说明世界，从而把自己装扮成“科学的科学”，企图给人们提供一般规律的知识和根本的认识方法。但现实人理论的建立使哲学返回人的生活世界，变成为历史服务的科学，成为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的意识。“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2]（P17）这样，哲学的作用就由对世界的外在原因的说明，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和革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19）这种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变革，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以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为内容的新思维。这不仅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而且使哲学成为革命的武器，体现出哲学对世界的深切人文关怀。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它的伟大变革的意义之所在。
从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践哲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人类解放的理论，因而其本质是主体性的哲学。而弘扬人的主体地位，通过主体的创造活动去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人的解放，则是工业文明特有的对世界的诠释方式。因此，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又是工业文明文化精神的体现。中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必然是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根据。
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社会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主体不断跃升自己、不断解放自己的努力。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性质要求我们确立主体的坐标体系，并以此出发来说明当前社会发展的意义。当代中国正处在从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转变的时期。这种现代化的特殊主体定位说明，工业文明的根本历史作用是解除人身依附关系对个性的束缚，从而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而人成为主体其实质意味着个体成为主体，这才是主体哲学的真正含义之所在。可以说，促使个性解放，实现从群体主体向个体主体的嬗变，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才是社会转型的真实内涵和根本道理。
从经济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使劳动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国有制却造成了人人占有生产资料又人人都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二律背反，从而使企业和个人不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缺乏主动的创造精神，消极怠工和低效率成为传统体制的固有顽疾。另外，由于企业和个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对财产的占有关系，因而对公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漠不关心，致使公有资产无人负责，大量流失。缺少积极主动性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正是根源于群体本位的社会格局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否定。在支配和服从的管理形式下，根本谈不到主体的积极创造和对自己行为的负责，所以，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客观地要求建立主体本位的社会格局。而人作为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经济人格，独立经济人格的形成又依赖于对财产的占有关系，人只有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成为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人。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推动独立主体的形成，首先必须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变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重建马克思所主张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4]。尽管这种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还有待探索，但惟有如此才能解决所有权主体的缺位问题，才能将集体和个体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企业和个人真正自主经营而走向竞争的市场。
独立主体的生成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具有相应的政治保证。自然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人的政治异化，人身依附关系虽然从根源上来说是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结果，但其本身却是政治不平等和政治强制的体现。因此，人成为主体其前提必须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在政治上获得一律平等的权利。可以说，走民主政治之路是主体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集权政治对人的强制，使人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但我国的具体国情又决定了现阶段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管理形式，这就造成了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管理的二律背反：人民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人，但在实际上却是被管理者；国家公职人员在名义上是社会的公仆，但却是实际的领导者。这种矛盾潜在地包含压制人民民主和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可能。尤其是我国有着悠久的封建专制历史，家长制式的独断专行、官本位、权大于法等现象还大量存在，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措施，必然妨碍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走向独裁。因此，在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在人民还不能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使权力自觉运行。而权力的自觉运行即意味着用法治来代替人治，使权力在法律的规范下合理运行。可以说，工业文明的社会就是一个权力自觉运行的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主体的民主权利才能得到保证，才能防止独裁专断对人的强制，才能使主体按着自己的意愿去自主地活动。
人成为主体是人的整个生存状态的改变，是人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彻底变革。如果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主体的生成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建构新型的适合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文化精神则是人成为主体的内在条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则意味着主体文明素质的提高，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素质和精神状态，那么任何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性的跃升都有落空的危险。
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因为，当主体从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必然把弘扬人的主体性作为时代的主旋律。这种时代的主体性精神要求提倡人的独立自主意识、积极创造意识以及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以塑造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氛围。弘扬时代的主体性精神在中国目前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社会本位的伦理文化，但传统的社会本位的文化精神却是对人的主体性、个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它所孕育的是人的依赖意识、服从意识和奴性意识。显然，当人还处在这种依赖意识和服从意识的支配之下时，是不可能成为自主主体的。所以，重建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就必须把弘扬人的主体性放在中心位置，这也正是中国当代哲学反复提出实践哲学并必然要走向实践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现代文明的精神又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因为在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跃升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是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的。这就要求人们把科学和理性作为自己的内在素质，以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其实，人的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就是自由自觉，而人的自由自觉又依赖于他的科学文化素质，愚昧无知和狭隘保守只能使人处于浑浑噩噩的自在自发状态，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自觉主体。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题就是提倡科学和理性，以反对愚昧和迷信。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在中国还有大量文盲和半文盲的条件下去实现现代化，提倡科学和理性，把其作为主体的内在素质，其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现代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核心，要以人的发展和主体性的提高为目的，这是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分析现代化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收稿日期：200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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