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着力夯实乡村善治之基
□ 中共建德市委书记 童定干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并将其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之一。近年来，建德市始终把强化基层治理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助推“两个高水平”建设的重要环节，坚持系统思维，既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又从基层自治入手，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逐步走出了一条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善治之路。
一、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是建德发展的现实所需
建德地处杭州西部、钱塘江中上游，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流经全域，行政区域面积2321平方公里，下辖16个乡镇（街道）、256个村（社区），户籍人口51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全国首个气候宜居城市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18年12月被列入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名单，成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
近年来，建德市委、市政府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千万工程”，通过实施“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系列组合拳，美丽乡村展现新面貌。但是，在乡村面貌美丽的背后，我们也感到乡村社会治理的短板已经严重影响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大包干、群众边上看”问题突出。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是在推动各项工作时，难以有效发动群众是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群众的参与度不高，征地拆迁成为棘手问题，让乡镇政府望而生畏，造成乱搭乱建、违规建房、青山白化等问题难以长效解决。改水、改厕、改路等村庄基础建设变成政府的“分内事”，村民投工投劳的做法难觅踪迹，甚至有村民还会理所当然认为庭院整治也是政府的事，“我整了自家的庭院，政府也应该补给我钱”。
8.人文素质：主要指人文社科知识及修养，主要包括选修人文修养课的情况及成绩、参加人文及相关教育活动的情况、社会工作的次数和能力、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情况）。
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观。从经济学角度来对年轻人不正确的消费心理进行认识，不仅能更好地了解消费心理的内涵，也可以为年轻人正确判断自身消费行为提供相关依据。当然，消费心理作为衡量人们消费习惯的标准，集中展现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个人心理行为的具体表现，人们的消费观念会根据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及社会风气等发生变化。所以在研究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时，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比如：要从当前社会氛围、对购买活动的态度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就目前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现象看，存在很多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产业振兴乏力，村级债务包袱沉重。截至2018年底，杭州地区城镇化率已达到77.4%，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精英和青年进城，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不少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匮乏、人才资金优势缺乏的农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更加严峻，村集体经济缺少持续稳定收入来源。再加上交通、水利和环境整治等公共项目的推进，往往要求村集体拿出配套资金，导致很多村庄村级债务居高不下。
加强大学生礼仪修养，培养学生的礼仪展现能力以及良好的文明素养，让文明之花在校园绽放。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大家都有理由自觉地把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职责，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建德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必须直面问题，着力构建符合发展需要的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
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初步形成。因地制宜创新方法和途径，不断提升村级自治与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工作的结合力度，更多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全市形成了“乡村振兴，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比如，寿昌镇桂花村探索村落微治理，实施村庄保洁包干自治模式，将400多户人家分成12个片区，各片区选出2名片长，将垃圾问题责任到人、责任到户，实现“人人都是保洁员”。改革后，保洁费用缩减至10.68万元每年，下降35.3%，有效减轻村级负担，实现保洁经费和工作量“双减负”。再如，乾潭镇沛市村坚持支部出思路、群众出智慧，从提振精气神、营造大气场开始，由村两委牵头，先后26次召开美丽乡村建设“诸葛亮”会，最终确定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德文化等三大“美丽主题”，鼓励村民立足家庭条件，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开展各具特色的环境设计。当越来越多“美丽样本”通过工作微信群扩散出去以后，“以群众推动群众”效应逐步显现，美丽乡村建设真正成了各家各户的自家事。村民利用丢弃的报废轮胎，以及随处可得的毛竹、稻草、鹅卵石、酒坛罐等材料加以充分利用，成为打造农耕文化景观的上等材料，仅仅投入7万元，就实现了村庄由“脏乱差”到“洁绿美”的蝶变，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小投入”撬动“大变化”的新路子。
乡村治理碎片化，基层不堪重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乡村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部门的各项任务都下达到每个村庄，党建、公安、民政、卫生、老龄、人社、劳动、信访、残联、房管、统计等部门工作直接下乡进村，每个村庄仅信息上报系统就多达30余个。虽然各类考核评比的对象基本都是乡镇一级，不直接考评行政村，但压力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农村，村党组织、村委会很多时候承担着与其职责、能力、资源不匹配的事项，大量精力用来应付上级任务。
依据资源依赖学派的观点，任何组织都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自给自足，组织必须与其他组织互动才能获取生存及发展所需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必须与其他组织发生互动。组织间的依赖关系也并非是单方面的，更多是互动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资源依赖关系③。社工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正是基于这种资源的相互依赖，即社工组织在对政府资源依赖的同时，政府也对社工组织存在一定的依赖。
第三，好教育要有一支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的校长、教师队伍。《国家教育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高素质、专业化的校长队伍与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是构成好教育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办好教育的第一资源。校长要敢于担当，有教育情怀，有办学思路，懂管理，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为教职工服务。好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历，更要有专业精神和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质量观。
二、建德构建乡村善治体系的探索和实践
当然，对照打造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高定位，一些深层次的治理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如何进一步整合基层力量，解决乡村治理碎片化和治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三治”有效融合，提升乡村自治能力的问题；如何更有效统筹公共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均衡配置和提档升级，以便利宜居的环境吸引人留住人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有更大力度地突破。
聚焦向心力，探索“三治融合”新模式。坚持自治为本、德法结合，创新有效载体，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融合。一是实施“最多反映一次”代办制。为有效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倒逼村干部干事作为，推动基层矛盾化解，提升社会治理实效，2017年5月，试点实施“最多反映一次”工作机制，对群众反映问题实行“专窗登记、专人梳理、专题研究、专责落实、专项反馈”，变“群众跑”为 “干部跑、部门跑”。2018年6月，全市推开并不断深化完善，率先在全省实行“最多反映一次”代办服务，建立起一支“六员”合一（业务员、协调员、监理员、检验员、宣传员、保障员）的全程代办队伍，群众在来访、来电、网络之外，在家就能享受代办员上门服务。今年3月15日，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对该做法做出专门批示，要求继续关注建德好做法，不断总结完善，并适时推广全市。二是弘扬“建功立德”精神，以文化人塑灵魂。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孙韶因屡建功勋被封为建德侯，寓“建功立德”之意，置建德县，此后“建功立德”成为建德人的精神基因。我们以“提炼地域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为目标，启动“德文化”地域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与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推进“德文化”省标准化试点项目，发布全省首个以地方文化为内容编制的标准体系——《德文化系列标准》。“建功立德”成为全市上下砥砺奋进、加快新崛起的精神动力。其中，围绕“家训育人、村规育民、文化育村”思路，讲好村庄故事，凝聚发展合力。比如，60多年前，在梅城镇城西村孕育了“不等不靠、敢想敢干、艰苦创业”的千鹤妇女精神，得到毛主席的长篇批示肯定，毛主席在批示中首次明确提到“中国的妇女是一项伟大的人力资源”，这一重要论述后被选入《毛主席语录》。千鹤妇女的实干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建德人，已成为城西村的红色名片。再如，三都镇镇头村，以文化礼堂为突破口，挖掘当年知青共建镇头水库的故事，打造“镇头大队”文化品牌，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实现了从无特色、无优势、无产业的“三无”村，到有故事、有文化IP、有产品的“三有”村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三是探索“党建+善治+金融”乡村治理新体系。将涉及基层治理的各项工作要求，整理归纳为“堡垒指数、民主指数、文明指数”等十大指数共计100分，引导村级对标创建抓具体。与建德农商行合作，根据善治得分给予农户5%、10%、15%等不同利率下浮的优惠贷款，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按照最高30万元的贷款额度，每年可节约利息8000元。首先推行该项工作的大洋镇，2018年矛盾纠纷比上年减少323件，原先信访矛盾较集中的麻车村，市长公开电话比上年减少40个，信访率下降85%。
聚焦协同力，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努力探索让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到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去，大力培育发展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一是推动乡贤人才返乡。以首届“建德人大会”为牵引，瞄定“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建好市镇村三级乡贤联谊组织，瞄定“乡村振兴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制定鼓励乡贤经济回归的政策，瞄定“把乡贤人士的‘根’留住”，破解乡贤回乡居住问题，更好发挥乡贤在振兴乡村中的作用。2018年以来，共有500余名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帮助招引项目30余个，捐资助学、助医等折合资金500余万元，帮助调解纠纷1800余件，提出乡村发展意见建议200余条。二是培育乡土人才治乡。实施“万名乡土人才”培育计划，已经挖掘培育调解能手、能工巧匠、文体骨干等“10支队伍”乡土人才8974人，形成乡土人才信息库，引导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计划到2020年全市乡土人才总数达到2万人。与邮储银行建德支行签订协议，成立“建德市乡土人才银行”。建德市红姬草莓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建明获得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三是引导优秀人才下乡。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给予最高20万元项目资助或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2018年以来，青年返乡创业保持在每年1000人以上，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钦堂乡90后女大学生王运获“浙江省十佳农创客标兵”。选派131名建德市管干部担任乡村振兴特派员，累计指导参与村“消薄增收”项目284个，协调解决问题187个，提前2个月完成全年消薄任务，做法和成效受到《人民日报》关注。四是扶持社会组织驻乡。以公益创投、购买服务、项目补助等形式扶持社会组织为农村居民提供精准有效服务，2018年共投入扶持资金500余万元，杭州市5A级社会组织滴水公益入驻。积极培育本地农村社会组织，平均每个村达到9家，服务内容覆盖村民议事、文体活动、助老敬老、法律调解、环境卫生、治安巡逻等多领域，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聚焦引领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组织功能，齐心聚力搞好乡村经济社会建设。一是选优配强队伍。严把 “四过硬”“五不能”“六不宜”资格条件关，村级党组织换届一次选举成功率达94.1%，比上届提高10个百分点，调整村社书记94人，调整幅度36.72%，共有296名30岁左右年轻干部进入村“两委”班子，比上届增加83.85%，30名大学生村官进村党组织班子。加大培训培养力度，认真开展换届“回头看”，调整不合格村干部46人。二是激活组织活力。扎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品牌”建设，建立110人的专业化评审队伍，对全市1800余个党支部逐一进行标准化年审，推动党支部工作循环提升、全面进步。持续开展基层双月例会，通过互学互比，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优秀党组织正从“点上盆景”发展成为“面上风景”。3名村书记被评为首批省级农村社区领军人才，葛塘村书记黄向阳“三年干了三十年想干的事”，得到省委书记车俊点赞，镇头村成为全省 “万家礼堂庆丰收”主会场。三是扎紧制度笼子。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45条、负面清单20条。严格村级工程管理，开列村社干部插手或从事工程建设负面清单，“一项目一档案”全面落地，全面推行村（居）监会履行民主监督工作月报制度和村级“三重一大”事项在村社党员微信群中公开，“清廉乡村”建设有序推进。
三、建德乡村善治体系建设的成效和不足
通过瞄准问题、鼓励探索，有效推动了治理理念由 “大包大揽”向“协商共治”转变，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治理格局由“单打独斗”向“协同推进”转变，乡村善治体系逐步成熟和定型。
自主治理弱化，社会治理成本激增。长期的行政化对村民自治产生冲击，人口的空心化加剧了乡村传统人情关系网络的瓦解，削弱了乡村自我服务和治理能力，导致矛盾纠纷等问题无法通过乡村内部进行自我消解，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体系面临式微和重构。缺失了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基层政府不得不依靠外力来治理，导致成本很高，效果却不见得好。
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推动多元人才回归，带动了资本、技术等要素加速向乡村流动，促进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比如，消薄化债工作成效显著。全面完成消薄年度任务，所有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负债村从2016年144个减至103个，债务总额从3.41亿元降至1.45亿元，化解率达57.5%。再如，美丽经济形成串珠连片效应。乾潭镇幸福村在做美环境和完善设施基础上，美丽产业发展风生水起，幸福工坊、幸福部落等项目建成使用，目前村集体参股打造幸福田园综合体，今年起可实现每年100万元以上收入。乾潭镇将幸福、胥江、下包等村连线成片，目前已经吸引浙西唐诗小镇、胥岭国际生态村等一批大项目落户，构筑起一条绵延50公里的胥溪流域大罗线美丽经济产业带。
推动矛盾的有效化解，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把社会矛盾化解的重心压实在基层，以“最多反映一次”为切入口，整合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多方力量，形成综合治理、化解矛盾的大平台，有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2018年，全市共受理信访电网50276件（次），同比上升110.4%，但来市上访人次同比下降11.3%，赴京进省去杭人次同比下降84.0%，充分反映出受理渠道畅通、化解矛盾有效的工作现状。其中，莲花镇成为零上访乡镇，大洋镇等其他13个乡镇成为无非访、无集体访、无闹访乡镇。
为解决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建德市强化党建引领，强化人才支撑，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善治体系。
四、完善乡村善治体系的总体思路
我们将充分认识走乡村善治之路的重要性，把完善乡村善治体系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系统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四有”政府，以更加扎实的成效夯实基层善治之基。
建设“有限”政府，厘清基层治理中政府的权力边界。做好管理上的“顶层设计”，赋权基层政府，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突出问题。尤其是针对梅城、乾潭、寿昌、大同4个中心镇，推进财权、事权、用人权等权力的充分下放，改变“小马拉大车”的状况。建立权力清单，明确村社区的职责和功能定位，为自治留足空间。同时，做好资源整合，避免相互交叉重叠，为社区和一线社工“减负”，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中去。
建设“有效”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集成社会服务治理创新。将属于政府的行政服务职能做深做细，着力在乡村治理集成化、精准化、规范化上下功夫。今年，我们以梅城打造 “浙江美丽城镇样板”为契机，在梅城试点推进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整合，建设“一站式”为民服务中心，对原有“四个平台”提档升级，确立党建引领的“1+3”综合治理模式。即以智慧治理为支撑，建设一个统一高效的综合指挥平台，以推动力量下沉为目标，整合现有梅城站所、分局、中队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梅城镇综合执法中心，梳理入驻和整合的事项，将审批服务、社会治理和综合执法全面集成，实现民情收集“一张网”，为民受理“一窗口”，综合执法“一队伍”，综合指挥“一平台”。
建设“有为”政府，深化“三治融合”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最低治理成本和最优治理效率为导向，鼓励镇村根据本地自治条件、德治基础和法治保障情况，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 “三治融合”模式，提高群众的组织化参与程度，为多元主体合作共建营造充分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建立完善市、镇、村三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从政策、资金、项目、场地、人员等各方面支持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大力提高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拓展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设“有力”政府，提升以城带乡统筹发展能力。确立“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思路，以美丽城镇建设为载体，充分发挥城镇对周边村庄的辐射带动作用。比如，围绕省委书记车俊对梅城做出的“建设新时代美丽城镇，再现千年古府新面貌”的批示要求，我们将在推进梅城城镇功能优化提升的同时，立足产业带动建设农产品线上线下综合体，提升小城镇服务周边小农户功能。构建环三江口大交通体系，推进桐溪大桥、五马洲大桥、临金高速梅城互通连接线等3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实现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联通，打造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推动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便利向村级延伸，在区域内实现均衡配置，同步发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魏来（摘要637）报告了中国3期临床研究，sofosbuvir/velpatasvir（SOF/VEL）治疗基因1～6型患者12周，耐受性好，12周总SVR为96%。不论是否有肝硬化基因1型、2型、6型均获得100%的12周SVR。基因3型12周SVR为83%（其中有16%患者为经治）。基因3b型有肝硬化的患者SVR相对低。一项来自意大利的研究显示SOF/VEL治疗基因3型12周，在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的12周SVR为96.4%，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疗效欠佳。联合使用利巴韦林（RBV）未增加疗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