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走廊论文,汉唐论文,农牧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 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 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 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 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
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 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 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 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 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三
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得都是属于张掖郡。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3〕。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 居延简127·6云〔14〕：
第十三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2.5 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卑鞮侯井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16〕。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17〕居延简513·23，303·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 马生渥洼水中”。注引李斐言：“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0〕。塞卒即是既戍且耕。《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居延新简E.P.T52·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
居延简303·15，513·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卅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卅一顷卅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原件作三□□日，疑有误），共计27143 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按简文所记， 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居延新简E.P.T52·15及E.P.T52·488 分别记〔24〕：
豤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卬（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25〕。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内有一简云〔26〕：
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殷富”，颇为有名。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五郡（四郡外，加金城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
也占一定比重。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卅石粟。”当代字书也明示为谷类〔29〕。《居延新简》第197 页云：“……马食六石”，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为农田。因地制宜，且照应河西长期是民族杂居的传统，农牧兼作便成为汉代以及后世在河西进行农业经营的重大特色。
二
伴随统一汉帝国的瓦解，河西地区或归属中原政权，或由占领当地的统治者独立建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况。
汉魏之际，华北大乱，河西地方豪强“驱略羌胡”追随张掖人张进作乱，酒泉人黄华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人并起钞掠，武威太守向中原告急。曹魏任命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出兵救援，胡人降服，进而围攻张掖，杀了张进，平定河西，社会秩序初步得到安定。
因为“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羌人的粮食。由此看来，河西羌人当时已在从事农作。徐邈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30〕。少雨的河西居然开辟出了少量水田耕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保证百姓日食，供应当地驻军外，有盈余换取钱财，以供通商费用。他进而在境内兴办学校，禁断淫祀，羌胡人犯小过错一律不咎，犯了大罪的，先通报他们的部帅，然后才量刑处理，以此很受羌胡信任，彼此和平相处。
汉末大乱时，敦煌有二三十年没有郡级官，“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仓慈在曹魏时出任太守，面对贫富差异的现实，采取扶贫和抑挫权豪的政策，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以使负担相对合理。又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纾民困。西域胡商常受豪族阻隔与欺负，积怨甚深，他大力推行改革，胡人如果愿去内地洛阳，主动协助办理过所，自内地回西域路经敦煌的，平价收购所带货物，并以当地物品与他们交易，然后派吏民护送他们上路。这些举措很受胡汉人们的拥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注意到当地人的田作技巧不娴熟，引水浸泡土块很烂，然后才进行田作，以致耗水过多。早在西汉时，中原内地已用耧犁播种，敦煌却迟至曹魏时尚不知道，“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上任，推荐以耧犁播种，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省力又省粮种。他还教育人们节约用水，实行衍溉。如此办理，年终一结帐，“其年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31〕。
晋初，段灼表陈时政云：“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曹魏出兵灭蜀，从凉州召募勇敢善战的羌胡，表明汉代关西出将的尚武风习至魏晋时仍在沿袭。
魏晋之际，河西混乱，地方豪族和羌戎的矛盾错综复杂。鲜卑树机能乘机起兵，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先后杀死凉州刺史牵弘和杨欣。在朝廷鼎力支助下，武威太守马隆出兵，削平了叛乱，河西获得了初步安定。西晋中年，国内政局日趋不稳。汉人张轨目睹凉州地位重要，请求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注意安定境内，发展实力。“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派参军杜勋向朝廷献马五百匹， 
布三万匹。及西晋大乱，派步骑与胡骑各二万声援朝廷。“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嘉麦—茎九穗生姑臧”〔32〕。《西河旧事》云：“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33〕张天锡谈到西土所出是，“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妬心”。这一切显示凉州的畜牧与农作并存，畜牧优胜。前凉晚年谷贵，“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剥削很重，也正是凉州田作不旺的曲折反映。
前凉立国七十余年亡于前秦，苻坚盛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以利促进河西农作。不久，前秦丧败，河西地区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分割，大致形势是后凉据姑臧，南凉据乐都，北凉据张掖，西凉据敦煌、酒泉。
氐人吕光受苻坚命出征西域。回归东土时，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其时“谷价湧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此后十余年内，南凉、北凉常来攻伐，“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湧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採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34〕。自汉代以来，姑臧长期是河西的重要城市，十六国荒乱，使它破败若此。
后凉为了对抗北凉攻袭，主动向南凉求援。南凉秃发氏原是河西鲜卑，乌孤在位，“务农桑”，很想据守姑臧，迫于形势，只好迁于乐都，称河西王。为适应形势，强化统治，“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即是让汉人务农，鲜卑人作战。和敌军交战时，“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一次向后秦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口。凉州主簿胡威为此对姚兴说，“若军国须马， 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表明凉州依旧盛产马匹。南凉所部乙弗不听命，秃发傉檀率骑出征，“获牛马羊四十余万”〔35〕。这都很足以说明河西鲜卑及其属部对牧事的依赖。另一方面，大臣孟恺为劝阻出征谈到了国内形势是“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秃发傉檀承认“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面对同一困境，君臣谋求解脱的方式很不相同。联系到南凉指责北凉，“掠我边疆，残我禾稼”。沮渠氏确曾“遣其将运粮于湟河”〔36〕。这一切表明，南凉国内并未彻底废弃田作。
匈奴在东汉衰败后，某些称为“赀虏”的匈奴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些人长期存在。十六国时，沮渠蒙逊的从兄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酒泉）建安”〔37〕，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仍旧逐水草为生，史籍没有证明。我们知道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氏是以张掖为其主要根据地。早在东汉章帝时，居于武威、张掖间的卢水胡曾进行反叛〔38〕。张掖是汉代屯田重点区。魏晋以来，当地农作基本态势未变。久居其地的卢水胡估计已逐渐参与农作。后凉与沮渠氏交争。“烧氐池，张掖谷麦”。南北凉相攻，秃发傉檀率兵“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氐池位于张掖东南，现今民乐县地，赤泉在氐池县北。由此看来，北凉所在张掖附近的田作仍较兴旺。尝因春旱，蒙逊下诏自责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此后，其子兴国为西秦所擒，他派人送谷30万斛求赎〔3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9页收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 年）翟定辞为雇人耕事，凡此种种，约略可见北凉境内的农作是比相邻诸国较盛。
汉人李暠原为敦煌郡守，进称凉公。“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他将前秦时徙自内地的民众，“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40〕。他注意到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使其子李让为郡守，“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斯113 号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籍， 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11户56行残籍，约略可以察知西凉兵户的役事实况。
西凉国留意“敦劝稼穑”，曾经“年谷频登”，但“国狭民稀”。力量甚弱，北凉侵袭，“大芟秋稼而还”。强敌当前，汜称建议“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国主李歆没有采纳。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进攻敦煌，“三面起隄，以水灌城”〔41〕。西凉遂被灭亡。
鲜卑拓跋氏所建代国为前秦所灭。苻坚败亡，拓跋氏复建魏国。北魏太武帝曾在短短八年内（公元431—439年），派李顺出使北凉八次，了解敌情，其后，采纳崔浩、伊馥等人计谋，进攻北凉。太武帝看到河西“姑臧城外，水草丰饶”〔42〕，认定为发展牲畜的好场所。
随着北凉覆灭，吏民三万余户被迁往平城，不少河西文士也受吸引而去。北魏留兵镇守河西。良好的畜牧环境适应了拓跋族人的游牧爱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至孝文帝时，“河西之牧弥滋”〔43〕。总的说来，北魏太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官府在河西的地方行政，不论是设军镇戍，或是置郡县，长期都没有对农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魏孝明帝时，凉州刺史袁翻议论边防军事涉及所在农事云：
河西捍御强敌，惟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缺。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44〕
显而易见，直至北魏后期，凉州、敦煌、酒泉等地，并无一片完土与乐园。河西自西汉中叶以来，田作原已日趋发展，西海即汉代居延地区，屯田成绩卓著，经历五百年后，虽然仍是土沃可耕，面前却是一片荒凉景色。努力且田且戍，方可免予转运，聊供边防军用。北魏统治者对田作的长期不重视，致使河西今不如昔，农作处于艰难低下的水准。
北魏末年，王室衰微，河西扰乱，魏孝武帝西迁，开始了西魏北周的统治。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独立， 西魏实权人物宇文泰派独孤信出兵，活捉宇文仲和，迁凉州民六千户去长安。回首南凉时凉州仅三千户，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居民有了较大增多。平定凉州，史宁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他两任凉州刺史，战败“抄掠河右”的柔然，“前后获数万人”，他听任突厥可汗“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突厥与吐谷浑都是随水草畜牧为生，凉州居民多杂戎夷。周明帝时，吐谷浑入侵凉州，杀刺史是云宝，贺兰祥出征檄文称，吐浑“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45〕。这些事实说明，凉州地区的游牧经济相当突出，和东汉时的经济状况相比较，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居张掖之地为西凉州”。韩褒任刺史六年，“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其时，原州刺史李贤曾随独孤信平凉州，“又抚慰张掖等五郡”〔46〕。张掖曾是汉魏间河西农作发达地区，经历五凉以来的社会大动乱，民族杂居，羌胡日趋汉化，贫富差异增大。
瓜州是敦煌镇的改置，它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首站，在中西交通地位上享有盛名。北朝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瓜州“首望”、“义首”、“豪右”。西魏末年，“三辅著姓”韦瑱出任瓜州刺史，“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任期届满，仍很受吏民恋慕。（《周书》卷三九）
敦煌出土斯613号文书， 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考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计帐文书。 他的意见迅速获得众多学者的广泛赞许和支持。文书残卷是迄今发现北朝均田税役制的唯一出土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文书问世前一年，瓜州（敦煌）城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响应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公开对抗西魏朝廷。晋昌人吕兴又杀郡守郭肆以声援张保。明显看出西魏政府当时并未稳固地统治河西地区。号称“西土冠冕”的敦煌令孤整伪装依附，乘机集众诛杀吕兴，张保也被迫出奔吐浑。西魏使臣申徽参与平叛有功，因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公元546—551年），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47〕。显而易见，瓜州敦煌地区大统十三年的均田税役计帐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制订，并获得了边民广泛支持的。
鉴于残文书所记有关受田、赋役、户等、台资等等内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且与本题关涉不大。毋需赘述。这里，只简单提示尚少讨论的几项特色。
其一，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候老生与少数族户主共天婆罗门等等便是明显的事例。
其二，少数族人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効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叔子，其家成员和亲戚都是少数族人，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说明他们业已脱离游牧，从事田作。
其三，河西地区虽是地广人稀，但所在可耕荒田并不多，加以豪族们的霸占。因而很难按田令依法授足。
其四，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大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里，如果说，西晋灭亡以前，河西地区有魏晋政权控制，乱事影响较小，田作仍在持续进行。此后，五凉分裂统治一百多年间，河西经受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多民族的交叉统治，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破坏，畜牧经济也蒙受了重大创伤。北魏占领河西后，有意让当地发展畜牧业，河西畜牧业由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田作则是萎缩不振。其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农事，田作是稍有复苏，但处境维艰，很难说达到了汉魏时期的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