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小品文体意识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文体论文,小品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但晚唐的诗歌，却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晚唐的诗歌失去了辉煌，但晚唐的小品却第一次显示出足以自立于文体之林的光芒。
何为其然？
（一）
“小品”最早的涵意，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他将较详的译本（二十七卷本）称作《大品般若》，较略的译本（十卷本）称作《小品般若》。另外《释氏辨空经》亦言：“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唐宋。到了明代，小品名称的内涵已脱离了佛经，用以专指篇幅短小的作品。如明代朱国桢的《涌潼小品》、陆元龙的《皇明十六家小品》、陈眉公的《晚香堂小品》等，实际上已囊括了笔记、诗、词、序、传等各种文体，及至清代陈天定所编的《古今小品》，把赋、乐府、诏制等短小者统统放入集中。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曾掀起过一股创作小品文的热潮。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小品文概念的处延及内涵进行了探讨。
我们以为：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小品文在体制本质特点应该说是：一曰短小，二曰简略，三曰随意。短小是相对于那些“体大而思精”的正统长文而言，它不讲究体制宏伟、思致严密，论理深透，而是将一隅之见、一孔之窥，斥之于笔端，发而为文章。简略是相对于结构庞大、引证丰富、辞藻华赡的文章而言，它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篇章结构，亦无意于起承转合，照应埋伏，语言亦简洁显豁，无某些长文的奥涩和隐晦。随意则是作家与小品短小而又简约的文体之间所形成的最佳契合点，作者们不必冥思苦想，亦不必无病呻吟，将偶发之奇想，或目之所遇，耳之所闻，心之所思，随意写下，便成就了小品文。这种“短小、简略、随意”的体制在创作手法上明确地要求作者不用去反复铺陈、层层推理，也不用广征博引，分述总论。它只要求作家务必直抒胸臆，不假矫饰，意到笔随，简捷明快。
对于小品文的兴盛，鲁迅先生早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小品文生存、挣扎、战斗的几个阶段：魏晋、唐末、明末。（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动乱时期。那么，为什么“小品”文体得以在这几个历史时期获得特别的生存资源呢？周作人认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小品文则是在个人的文字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注：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确，小品文生存的外部环境、唐末作家的主体精神、散文在唐末自身演变的规律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小品文的体裁意识在唐末的实现。
（二）
唐末社会已到大唐帝国的晚年，昔日强大的唐王朝已在无法平息的混乱与危机中苟延残喘。各种弊端、矛盾在这已开始腐烂的肌体表露无遗。任何灵药妙方已都不能使这腐朽不堪的唐王朝起死回生。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描述过这段历史：“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蕃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抒轴空竭于里闾。”确实是整个唐王朝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暴动、起义、灾害、战争摇撼着唐朝大厦的基石；而党派互残，南北司争斗，忠良被贬，奸佞当道等种种痼疾，又使这座大厦从内部腐烂。仅咸通到乾符年间，仅农民起义就有浙江裘甫起义、徐泗庞勋起义、王仙芝、王巢起义，另外还有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晚唐时代确实是一个孕育了种种危机和矛盾的时代。现实社会中无法排解的内忧外患成了杂文小品最合适的催化剂。动乱和颠簸已不允许一般文人去精心结构那些宏篇巨制，而大量的抨击弊政、揭露黑暗、抒发苦闷灵魂小品文出现就成为必然。
时代环境固然是小品文大量产生的催化剂，然作者们的主体精神也是使小品文的体裁意识具有战斗性、现实性的重要原因。
唐末小品文的创作群体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这些作家大多为沉沦下僚，无法进入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皮日休出身寒微，年青时曾力耕于农田，自称“皮子少且贱，至于食，自某粢粝而已”（注：皮日休《食箴序）。后以榜末及第，然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直到咸通十年，崔璞以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他才得到一个州军事判官的职务。到了乾符年间，他竟参加了黄巢农民起义军，黄巢入长安建号称帝时，他亦被任为翰林学士，公开与朝廷作对。陆龟蒙虽为书香门第，亦是蹉跎终生，时为贫病所逼。早年居洛阳，后从湖州刺史张搏游，晚年隐居甫里、震泽等地，终身为布衣。另外，杜荀鹤在科场苦斗三十年，尝遍其中咸酸苦辣，自称为“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注：杜荀鹤《郊居即事投李给事》）罗隐十上不中第，直至五十五岁才回乡投靠镇海节度使钱缪，稍得任用。聂夷中亦是“奋身草泽，备尝辛楚。”（注：见《唐才子传》）社会底层的生活使这些作家广泛地接触现实，坎坷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能以更深的感受剖析生活的黑暗。小品文体意识中的尖锐和辛辣，在他们手中得到了磨炼。
二是这些作家均有“兼济天下”的宏愿和希望理想被破灭的悲哀。对于唐王朝的腐败衰弱。小品文的作者们都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但对唐王朝不可避免地毁灭，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曾幻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个行将崩溃的帝国。陆龟蒙最初的思想几乎是凭籍着家庭及所受教育的惯性，沿着儒家的轨道滑动着，故他对自己之修身，有“仰咏尧舜言，俯遵周孔辙。”之言；对于国家，他又愿：“为线补君衮，为弦系君桐。左右修阙职，宫商还古风。”（注：陆龟蒙《素丝》）皮日休自幼便胸怀儒家达而兼济天下之大志，想干一番功业。他在《秋夜有怀》这首诗中曰：“骨肉煎我心，不是谋生急。如何欲佐主，功名未成立？”直接剖白了自己的心迹。杜荀鹤亦自小立下了“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注：杜荀鹤《秋宿山馆》）的宏愿，他在《自叙诗》中强调：“诗旨未能忘救物。”然如果说盛、中唐社会还能为积极仕进的知识分子提供种种机遇的话，那么唐末的社会则只能使知识分子的幼稚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理想破灭过程中所造成的愤懑和绝望，使他们迫切寻找一种更易于渲泄心中块垒的文学体裁，这就是小品文。
大量即情言志小品文的出现，与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有密切联系。
首先，唐末小品文是中唐古文运动和儒家功利说文学观在唐末的一种反响。从中唐到晚唐，文艺思潮和创作实践都完成了一个非封闭性的大回环——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永贞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创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理论；韩柳古文运动更是打起“文以明道”的旗帜，把对文学的功利要求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到白居易晚年，他所寄于厚望的“革新”失败，尽管仕途平稳，却仍然走上“独善”的道路，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讽谕诗”，元稹则更是同宦官苟合，韩愈的弟子们，也逐渐违背了老师的初衷，步入了形式主义泥谭，文学中的政治锋芒及反映现实的功能顿见衰弱。到了晚唐，功利主义之说再也无法统治文坛，与之相对立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再度泛起，从而完成了一次否定的过程。这段时期，在散文领域，四六文重新得到了统治者与文人们的垂青，李商隐等人则公然反对“文以明道”的宗旨。这种情形到唐末却又再度发生变化。大中、咸通以后，政治环境极端恶化迫使文人走向两极：一极或是巴结权贵，或是浪迹青楼，在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硬是要做一场醉乡梦；但作为另外一极，也是这个时期文学思潮的主流，却能面对乱世，拿起犀利的笔去讽刺现实，暴露黑暗。他们在精神上、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实质，他们再次高举儒家功利学说的旗帜。罗隐讲：“然仆之所学，不陡竟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所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注：罗隐《答贺兰友书》）皮日休讲：“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注：皮日休《正乐府诗序》）又说文学可以“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注：皮日休《文薮序》）陆龟蒙在《村夜》这首诗中曾自述：“诗从骚雅得，字向铅椠正。遇敌舞蛇矛，逢谈捉犀柄。无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守道希昔贤，为文通古圣。”明确地表白了自己诗文所吸取养料的来源，以及为文作诗目的在于“扶荀孟”“守道”“通古圣”的初衷。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也只不过承韩柳、元白余绪而已，但实际上，他们已部分冲破了“为君”“明道”的迂腐框架，欲以诗文褒贬社会，以诗文救生民于涂炭，想法固然幼稚可笑，但文学的战斗性却因之加强，同时也实现了对晚唐前期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再否定，完成了从古文运动至唐末小品文体的儒家功利学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其次，唐末小品文体的质朴、通俗、精练的语体特征，既是韩柳古文运动文从字顺这一面的复归，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后所形成平易流畅散文语体风格的潮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唐末小品文是连接中唐和北宋散文之间的一座桥梁。韩柳古文运动，上接先秦两汉质朴优美之散文，对魏晋以来形成的，至初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发起猛烈地攻击，他们以自己杰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造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唐古文大潮。在语体上，韩愈奇崛雄放，力去陈言，从雄论宏辩到游戏笔墨，时而文从字顺，时而趋奇走怪，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独创性。然他的文字，雄奇而不失质朴，奇崛尚不至于奥涩，统一在质实雅练的总前提之下；柳宗元的语体，向来以“峻洁”著称，文字准确而简洁有力，又兼有含蓄、自然之长。韩柳共同完成了对骈文的反动，把骈文在典故、声韵、对偶、辞藻等方面的种种束缚统统冲破，创造出一种易于抒情、叙事、说理的优雅文体。使古文的语体在中唐畅行其道。
然韩柳的这一文学成就却在他们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手中失传。尤其是韩门子弟，过分地发挥了老师主张戛戛独造的一面，把文章逐渐导入险涩、艰深、古奥的绝境。李翱把老师的“务去陈言”推到极致，而皇甫湜公开提倡“怪、奇”，而樊宗师却写出了违反语言常规的“涩体文”，此风一开，在当时竟发生不小的影响，以后的来无择、孙樵等人也是继承这一衣钵。这种语体必然影响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重重困难，古文运动的衰弱也就必不可免了。
至唐末，伴随着文学功利主义思潮的再度出现，一大批较有成就的作家如刘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吴融、黄滔等人都大量创作贴近现实生活的，流畅而又生动的散体文，他们所使用的语体，一般都显现出质朴、通俗、简洁、明快的特征，一扫中晚唐以来骈俪雕琢、崇奇尚怪、破碎经文的形式主义阴霾。这些作家虽未如中唐形成波烂状阔的局面，然必竟使古文运动的语体精神和特征在唐末显示了再度辉煌，并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后所建立的流畅婉转，平易自然的稳定散文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小品文这种文体在唐末大量出现是一种必然，那么，这种文体意识在唐末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内容上，由于唐末的作家们痛切地感到社会不可药救，他们又普遍采取了与当权者们对立的态度，所以一味地沉浸在自己愤激的情绪之中，他们或是借古讽今，或是托物寄概，或是直言痛骂，或是微言大义，从各个角度坦露了这段“王纲解纽”特殊时代的真实面目。鲁迅先生的名言：“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而看他们的《皮子文薮》和《苙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成了文学史上的定评。确实，唐末作家在反映现实这方面是与韩柳古文息息相通的，然使小品文成为“投枪”“匕首”，因而获得极强的战斗性这一方面又明显地带上了本身的特色。
首先，他们彻底摆脱了儒家迂腐的君臣之道，也冲破了陈陈相因的只骂贪官污吏，不骂皇帝的戒律，而是经常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显示了唐末小品文与古文运动的不同之处。
皮日休在《读司马法》中尖锐地指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公开咒骂害国殃民的皇帝。在《六箴序》中更愤激地质问：“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国家乎？”罗隐在《英雄之言》中，发挥了《庄子·胠箧》中“窃钓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骂尽了那些所谓的开国之君和创业之主。陆龟蒙则在《祀灶解》这篇小品文中，借天帝言人帝，借灶鬼比官吏，曰：“帝至尊严，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为天帝乎！”纵观晚唐诸期，大多宠任奸佞：文宗朝，奸人李训、郑注擅权误国；武宗号为英主，却是在丹药、方士面前不能自拔；懿宗一任佞臣路严、韦保衡等在朝中结党营私，挟恩弄权；僖宗朝，田令孜得宠，而皇帝政事皆废。故陆龟蒙在自己的小品文中几乎是放声怒喊：“俾生灵之众，死乎盗，死乎饥，吾不知要用驭者为！”（注：陆龟蒙《禽暴》）这里的“驭者”就是皇帝。
唐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如何看待这一场场摧毁力甚强的农民战争，也是唐末小品文所面临的问题。而探讨形成农民起义的原因恰成了唐末小品文在内容上不同于其它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
我们且不论封建时代极为罕见的，以著名文人身份参加黄巢起义军的皮日休。就看陆龟蒙这类在江南一隅隐居的文士，也在小品文中探讨“官逼民反”的道理。他在《记稻鼠》这篇小品文中，先是把重赋和暴君比作啮食人民的二鼠，然后说：“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硕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况乎上捃其财，下啗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哉？！”这里，陆龟蒙明确把起义者聚而为盗的原因归结为二鼠的肆虐，他在动乱和破坏中，悟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不说是识度颇高的。另外如罗隐在《龙之灵》中反对统治者“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的残酷剥削；刘蜕在《嬴秦论》中遣责秦朝因残暴而自取灭亡，在《山书》的一此篇章中遣责统治者劳民伤财，诛求无度等，实际上均表现出处在时代风云变幻之际的唐末小品文的作者们，都试图对国运的衰弱，农民的造反作出自己的剖析。与中唐散文这方面的内容明显不同的是：若说中唐文章中的指责还寄希望引起统治者的警觉，那么唐末小品文中的咒骂却纯粹是为了发泄，除了愤激和抗争之外，也有一种末世的悲哀。
唐末小品文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是广阔而又深刻的，当时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都在小品文中有所反映。罗隐曾公开宣称：“可以谗者则谗之”（注：罗隐《谗书序》），因而把他的小品集命名为《谗书》；陆龟蒙亦采取“简散诞放，无所讳避”（注：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的写作态度，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皮日休早就把小品文作为剥非补失的工具，多角度地反映这个病态的社会。故在唐末小品文中，有助纣为虐大小官吏的嘴脸，有洁名钓誉假隐士的腔调，有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阴险毒辣官僚士大夫的品行。在另一面，充满了对饱受痛苦煎熬劳苦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深切同情，也有对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痛苦心情具体描写和毫无掩饰的坦露。
小品文的文体意识也渗透在与内容相配合的诸种形式的特点中，内容与形式的巧妙配合对文学体裁提出了要求，文体又对小品文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有效的制约。尤其是小品文的写作方法，较之其它散文，有其鲜明的特色。
立意新颖、构思精巧是唐末小品文一个很主要的特色。如陆龟蒙的文章，常以出人意表的立论，发前人之未发，起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他的《蚕赋》，历来颂蚕不乏其人，但陆龟蒙一反前人之意，指出正因为“茧厚丝美……龙鸾葩卉”才使“官涎益馋，尽取后已”，因而他发出了“伐桑灭蚕，民不冻死”的呼声。又如《招野龙对》，通过家龙与野龙的对话和结局来说明现实生活中求名利者的悲剧；《后虱赋》又反李商隐《虱赋》之说，歌颂虱的“恒德”来讽刺趋时就利的小人……在陆龟蒙的小品文中，往往是现实，历史、传说、寓言等随意笔于笔端，而往往又是奇思溢出，别开生面，故能出人意表，发人深省。又如皮日休，为文常别出心裁，如在《鹿门隐书》中，常把对社会现象深刻的思考放在对两组现象的描述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如“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具有传统道德的“古”与唐末现实中的黑暗、肮脏两相对照，其深意便不言自明了。这里他仅用寥寥数语，已把内心深处郁积万分的愤怒与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构思不能谓不新。罗隐更是一个想像丰富，运思奇特的作家，他经常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他善于把抽象的说理置入形象的故事中去，如《荆巫》、《越妇言》均是通过虚构的故事，批评那些封建士大夫在穷困未遇之时和飞黄腾达以后截然不同的行为，《屏赋》是用屏风比喻那些蒙蔽君王，排斥贤能的达官贵人，《说天鸡》更形象地用选鸡的故事来指责当权者不懂甄别人才。
构思精巧还表现在小品文在结构上的新奇。仅以陆龟蒙为例：其名篇《野庙碑》，全文以“悲”为主线，从“碑”字上展开。先是极言淫祀之悲，欲擒故纵，在土木之偶象上大作文章。然后又层层设比，步步深入，文势极盛。再由土木偶象移之社会现实中“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之辈，过度极为自然、妥贴。文章最后却归结到土木之偶不足责，一反文章初衷，使文势顿生曲折，造成跌宕之势，从而使主题更加突出、显豁。又如他的《登高文》，文章伊始，先设宾主。第一段中，宾显而主隐，以儿子登高时的劝说为后面的评论作了铺垫。到了“稚子之知，止於是耳”笔锋略一提顿，字句未转而情势先转，这样少驻而后下，使顿挫沉郁之意立现字里行间，随即转入正文，用的是排比法分列各项自己不欲见而偏偏是现实社会的痼疾，后面则用“惨戚在下，吾宁忍欺”八字使分裂各项断中皆续，文气通连。最后以“稚子不乐，惴缩而退”反接开头。整篇文章，运用多种笔法，几经曲折，又呵然一气。尤其在探讨自己郁闷心理时用了逆法，使文势大振。五百余字的短文，能写得如此摇曳多姿，显示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匠心和功力。
多用讽刺手法，是唐末小品文最常用的手法，也是小品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罗隐可谓是讽刺高手。《唐才子传》评他曰：“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罗隐《谗书》中的小品文，大多均以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方式来抒写心中的激愤或批判时俗的弊端。如《英雄之言》是讽刺历代皇帝，对他们谋取帝位，争夺政权的行经大加揭露；《梅先生碑》是借赞扬西汉末的梅福虽不在其位而能以天下为己任，讽刺当今身居要泽的高官显贵只顾保全自己，全不顾国家之安危。罗隐在运用讽刺手法时，看似随意漫谈，然笔笔点住要害，切中时弊。语言含蓄而不失锐利，文风泼辣而不肆野，得到历代论者的激赏。
皮日休的讽刺手法，如前所言，多用对比之法。他的《鹿门隐书》六十篇，往往是要言不烦，两两相对，却能针针见血，刀刀至骨，淋漓痛快，充分显示了小品文体的战斗性。他讥刺那些起“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他抨击那些助纣为虐的大小官吏：“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注：以上三段均见皮日休《鹿门隐书》）观察之深刻，讽刺之辛辣是难能可贵的。
陆龟蒙的讽刺艺术亦颇有独到之处。若《马当山铭》，先言山险在太行，水险在吕梁，次言二险合一不当马当山之险：“怪石凭怒，跳波发狂。日黯风助，摧牙折樯。血和蛟涎，骨横鱼吭。幸而脱死，神魂飞扬。”其险如此。文至此，笔锋陡转，揭出本篇题意。言二险犹还有行之可能，它们合起来也敌不过“小人方寸之包藏”，小人的祸心使人们“蹈籍必死”这种讽刺手法犹如爬楼，一层高于一层，一层迫进一层，又在进层中构成对比，直到最高一层才见出作者真正的意图，因而取得了极强的讽刺效果。其它如《祀灶解》，以天帝比君王，灶神比官吏，讽之不明不忠；《记锦裾》又在极度夸张地描述三百年前的一条锦裾之后，以“曳其裾者复何人”暗渡陈仓，讽刺了现实中统治者的奢靡。陆龟蒙的这类讽刺，文思极为机智，笔墨又极为形象，点染以嘻笑怒骂，使文章显得更为精辟、有力。
短小精焊，言简意明是唐末小品文体的共同特征。小品文体要求作者不必铺彩摛文，逞辞驰才；也不用长篇大论，宏伟结构。但它却要求作者们做到短而不浮，小而不浅，尺幅千里，细中见大。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唐末小品文作家基本上都是做短文的专家。皮日休的《鹿门隐书》多是三言两语的杂感，却不乏真知灼见。他的其它作品如《书》、《箴》、《杂著》中也大多是言之有物的短篇。当我们看到如“毁人者失其直，誉人者失其实，近于乡原之人哉？”“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惮也。”“勇多于仁谓之暴，才多于德谓之妖。”这类《论语》式的哲言警句，确实感到这些短小的文字中浓缩着巨大的思想容量，做到了语不虚发，句无空言。
罗隐的《谗书》现存六十篇，其中大多是百来字或最多几百字的短文。它们看似随意不拘，实则都有极其严肃的主题，能敏锐地反映晚唐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不管他是在扼腕慨叹，还是拍案怒骂、冷潮热讽，都能紧紧扣住一个中心，不枝不蔓，把问题说透彻。如他的《秋虫赋》“秋虫，蜘蛛也，致身罗网间，实腹亦罗网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这一幅蜘网图，实际上是对社会上强者捕食弱者，却又被更强者毁灭现象的诠释。全文仅数十字，意义明晰，落笔干脆有力。
陆龟蒙也是一个写短文的能手。陆文中最长的《幽居赋》连序带文不过二千一百多字，最短的《砚铭》才二十四个字。大多数文章在五百字以下，一文论一事。针对性强，情感充沛，语言直露而激切。或托之于寓言，冷嘲热讽；或从琐细小事上写来，微言大义；或援古论今，议论侃侃却不陷于冗杂。如《书李贺小传后》，是陆龟蒙读李商隐所写《李贺小传》后的杂感。文章以李贺的癖行为缘起，引出了儿时所闻孟郊隐居时的行径。最后以李贺、李商隐、孟郊均有“天物”之才，竟以穷愁潦倒而死的共同遭遇而愤慨地指责统治者“暴天物”的恶行。全文略在李贺，详在孟郊，又连同李商隐概而论之。其中有回忆、有叙述、有议论，然通篇不过三百多字，却能写得事例分明，议论有力，情感充溢。尤其出现在末尾的叠句：“正坐是哉！正坐是哉！”把愤激情绪推到最高点后戛然而止，不拖沓，不回旋，极为酬畅地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情感。其它如《后虱赋》连序才五十七字，《蚕赋》连序文也才一百二十三字。却都能切中时弊，论点新颖，旗帜鲜明，可谓是善写短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小品文这种文体在唐末大量涌现决非偶然，刘勰曾提出“时运交移，质文化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观点，这就是说，文体的变异受到时代情趣的制约，文体的荣枯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在唐末，时代环境以及文体发展的内部规律都直接呼唤着处于社会下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小品文为武器，刻写这个可悲可叹的年代。而唐末的作家们也锐意创作，直抒胸臆，暴露黑暗，抨击弊端，在内容的开拓和形式的创新上都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以自己杰出的才华，完成了传递时代信息，反映现实生活的重任。在这些文章里，他们熔铸了自己的气质、性格、经验，使小品文的文体意识在他们手中得以实现。可以这么说，晚唐小品文是唐末文坛上的特殊产物，是植根于那个时代土壤中，有众多作家集体浇灌而成长起来的带刺的攻瑰，它们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