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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332(2007)04-0025-05
一、积极心理学
1.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积极心理学是在上世纪末，由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马丁·塞里格曼先生(Martin K.P.Seligman)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的心理学运动。用塞里格曼先生的话说，是心理学家献给新世纪的厚礼。[1] 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门新兴的学派，它是将心理学的视点转移到关注人性、社会和生活的积极面，它推动心理学家采用更加开放和欣赏的观点重新认识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2] 塞里格曼认为，二战前心理学有三个特殊的使命：治愈心理疾病；使所有人的生活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完善；鉴别和培养天才。早期心理学关注天才的培养、婚姻的幸福和探索生命的意义。而在二战后心理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治愈心理疾病。渐渐地忘记了后两个使命，心理学研究重点转移到评估和治疗个体的痛苦，心理失调和环境压力中的负性情感，如离婚、丧亲、性侵害。治疗师的工作模式大多是修复损伤，而修复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和解决心理问题。[3] 积极心理学是以科学的方法探索什么是人类适应复杂社会的最好行为，关注系统地建设人类的性格力量和美德。人类自身的性格优势和美德是人类向往未来，不断追求充实美好的生活，战胜弱点，治愈疾病的力量。[4]
2.积极心理学的使命
积极心理学有三个明确的研究领域。[4] 一是研究人的积极特征，包括爱和工作的能力、勇气、交往技巧、美感、坚持不懈、宽容、创新、理想、灵性、天赋和智慧等。近年来，积极心理学更加强调研究人类的性格力量和美德。二是研究积极的团体和社会制度。如何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体系、有效健全的家庭功能和自由探索的环境及积极和谐的社会团体，为个体积极特征的培养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资源，为促进人们的幸福感，使人类实现完美充实的生活创造条件。包括如何培养个体承担社会责任，培养更好的公民特征，如责任感、教养、利他、礼貌、和谐、宽容和工作道德。积极心理学既包含了个体的培养目标，也兼顾了群体和社会的培养目标。三是研究积极的情绪和情感。幸福感和主观良好状态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目标。[5] 幸福和良好状态是相关的，指积极的情感和积极的状态，而流畅感正是积极状态的一个关键指标。
3.流畅感与主观幸福感
什么是幸福感呢？从哲学传统上看，有关幸福的概念与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快乐论(hedonic)和实现论(eudaimonic)。快乐论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实现论则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快乐，更是个人潜能的实现。[6] 积极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主观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是与一个人的社会环境、教育、工作、成就、健康和目标实现及社会关系相关的；而心理幸福感则是指一个人充分地实现了心理潜能而产生的积极的和有意义的情感体验，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乐观、流畅和弹性心理。积极情感是主观幸福感的来源，而积极和乐观状态是心理幸福感的本质。[5] 塞里格曼认为幸福的真谛有三个核心成分：愉快生活、全身心投入和生活有意义。[7] 而流畅感正是幸福生活中产生的美好体验。
人们在阅读、运动、艺术和音乐创作、工作、玩耍中常常会体验到流畅感。流畅感是指当人们从事一项任务难度与技能相当的活动时，对活动入迷、全身心投入，注意力高度集中，活动顺畅、高效，得心应手，达到一种活动与意识融合、时间感消失和忘我的境界时的心理体验。处在这种状态中，个体感觉到认知高效、动机激发、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如果流畅感从一个人的生活中消失，“生存的意义就几乎不存在了”[8]。流畅感强烈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且有助于愉快情绪、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的出现。流畅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发展潜力的活动中体验到流畅感会增强个体的心理幸福感。[9]
二、流畅感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1.马斯洛与高峰体验
流畅感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马斯洛将艺术家完全发自内心地融入文艺活动之中所获得的顺畅与喜悦感受称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马斯洛将高峰体验与他的另外两大理论体系：需要层次理论以及自我实现理论相联系，将高峰体验定义为自我实现的瞬间，这一刻满足了个体最高层次的需要，即发挥自身潜力。[10]
2.Csikszentimihalyi与流畅感理论
马斯洛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高峰体验”的观点。系统对流畅感进行研究并建构了完整的流畅感理论的学者，还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重要倡导人之一——美国心理学家西克斯詹提米哈莱(Csikszentimihalyi)。流畅感最初源于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攻读博士学位时，对艺术家为何热衷于理想的观察心得。在经过大量、全面的访谈研究后，他在1975年首次提出流畅理论，指出个体的活动技能是否与活动挑战性相符合是引发流畅状态的关键，即只有技能和挑战性呈现平衡状态时，个体才可能完全融入活动中获得流畅体验。[11] 然而，马斯米尼(Massimini)和卡利(Carli,1988)却发现，低技能与低挑战性所呈现的平衡状态不仅无法让个体获得流畅体验，反而使个体产生无兴趣体验，所以Csikszentimihalyi将原始理论修正为“流畅状态仅发生于‘高’技能与挑战性二者呈现和谐状态之时”。而流畅状态并不取决于挑战的客观本质，也不决定于个体技能的客观水平，它完全决定于个体知觉到的挑战和技能的水平。[5](见图1)Csikszentimihalyi和亨特(Hunter 2003)通过统计分析青年人在不同活动上花费的时间，研究了许多相关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包括流畅状态。他将年轻人花费在高于平均挑战水平和技能水平活动上的时间，定义为其处于流畅状态的时间；花费在低于平均挑战水平、高于平均技能水平的活动上的时间，定义为处于放松状态的时间；高挑战水平和低技能水平活动上的时间，定义为焦虑状态时间；低挑战水平和低技能水平活动上的时间，定义为冷漠状态时间。建立了包含这四个状态相关的因素和年龄、性别因素对幸福感的回归模型，整个模型可以解释幸福感指标上12.4％的差异，并且在流畅状态上花费的时间对幸福感具有非常强的预测力(P＜0.0001)。[9]
但是流畅状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历程与感受，仅仅采用以上简单且机械化的操作定义判断个体是否处于流畅状态，将流畅状态的研究仅限定于高挑战性的活动中，难以解释人们在进行低挑战性任务的活动中，如从事娱乐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也能获得流畅体验。
3.流畅感的特征
Csikszentimihalyi对流畅状态的定义是：当人们参与一项自己有能力解决但是又相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或者说需要投入很多已具有资源和技能，并且由内部动机驱使的任务时，所进入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具有以下六个特征：[12]
(1)活动与意识的融合(行动—意识融合)。即个体心无旁骛地融入活动之中，而且整个活动的参与过程几乎在一种顺乎自然的状态下完成；
(2)注意力集中。即个体在流畅状态比非流畅状态更专注于活动当中，而且当个体将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在活动参与中时，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失败与挫折将暂时抛在脑后；
(3)自我的暂时性消失(自我意识丧失)。由于个体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活动上，从而使得所有活动以外的意识，包括对自我的意识也将暂时消失，将自我与活动融为一体；
(4)对活动驾轻就熟的掌握，充满控制感(高度控制感)。即个体感觉到每一个动作均非常熟练，能不费吹灰之力掌握；
(5)感受到活动的精确反馈(精确的回馈)。即在活动进行中的每一个环节均可以轻易地觉察到活动的回馈，为完成下一轮动作做好准备工作；
(6)发自内心地参与活动(自带目的性)。即定义中所说的在内部动机的驱使下，不计较是否能获得外在物质性的奖励，活动本身成为促进活动完成的最大奖励。
在Csikszentimihalyi提出的流畅状态六项特征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杰克逊(Jackson)采用Csikszentimihalyi的研究模式对优秀运动员的流畅心理状态进行了研究，在原有流畅状态的特征上又增加了三项。[13]
(1)挑战—技能平衡。当活动的挑战性与活动所需要的技巧基本接近1∶1。高挑战水平和高技能水平的活动将把人们引入流畅状态，而低挑战水平和低技能水平的活动会使人感到缺乏兴趣，高水平挑战性、低水平技能的活动可能使人感到焦虑，低挑战性水平、高技能水平的活动则是乏味的(见图1)；
(2)明确的活动目标。即清楚自己为什么目的而做；
(3)时间知觉扭曲。在活动结束之后才发现已历经多时，或者感觉短短的数分钟像数小时一样长。
目前有关流畅状态的研究，大部分仍围绕流畅状态及其九种特征展开。
4.影响流畅感的因素
流畅状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点：情绪改善、愉悦体验和自我肯定。流畅状态对这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预测性。杰克逊(1996)的研究证实了流畅状态与比赛成绩有高相关。凯米艾希克(Kimiecik)和斯坦(Stein 992)研究，认为流畅体验不是单独某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始终是活动结构和个体能力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他们在Csikszentmialyi(1975，1990)提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情境流畅模型”。[13] 在该模型中有关流畅状态的个人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质变量，如目标定向、特质焦虑等；个体状态性变量如目标、状态注意和自我效能等。情景因素包括活动的性质(如个人对集体、开放技能对封闭技能)，活动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变量(如社会动机气氛，以及他人的行为等)。相对于个人特制因素，如特质自信、注意方式、特质焦虑来说，个人状态因素如自我效能、状态注意、焦虑水平可能与流畅状态关系更加密切。这一理论模型所提出的因素涉及认知、情绪、人格等多个心理学相关领域，它的提出，基本上概括了之前和其后大部分研究涉及的流畅状态影响因素。不论是Csikszentimihalyi(1988)讨论的文化、家庭类型、活动类型因素，还是之后黛安娜(Diana 2000)对体育运动中流畅状态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雪利(Sherry 2004)对流畅状态与大众传媒愉悦体验的关系的研究，都没有脱离这一理论模型的范畴(见图2)。
5.流畅感的研究方法和测量
流畅感研究的方法也大多延续了心理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法和由Csikszentimihalyi于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经历取样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简称ESM)。
目前流畅状态问卷主要有Csikszentimihalyi研发的《流畅状态问卷》，[14] 该问卷首先引用一段经历过流畅状态的人对这种状态的描述，比如“我的想法不再徘徊。我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我完全投入正在做的事情。我的身体感觉很好。我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整个世界都与我切断了联系。我渐渐丧失了对我自己和我面临的问题的意识。”接下来要求被试简要说明他们是否有这些类似的经历，如果有，那么发生的频率如何，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有这样的经历的等一系列问题。最后被试要通过8点量表来评价他们经历流畅时的一些心理状态，例如：“我变得投入、我感觉自己很自律、我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流畅状态量表》[15](Flow State Scale,FSS)是澳大利亚学者杰克逊和马什(Marsh)于1996年针对运动员的流畅心理状态研究所开发的，2002年修订。该量表共有36个题目，分为9个分量表，对应运动员出现流畅状态时的9个心理特征，即挑战—技能平衡，行动—意识融合，清晰的目标，精确的反馈，注意集中于当前任务，高度控制感，自我意识丧失，时间知觉变更和包含自带目的的体验。《流畅状态量表》近年来被广泛用于测量在特定领域中，如运动竞赛、艺术创作、社会活动、审美体验、考试过程和心理咨询实践中的流畅状态。在国内，孙延林和胡咏梅等对这一量表进行了修订，多次运用于测评运动员竞赛活动中的流畅感状态。
经历取样方法[13] 属于自我报告法的一种，它要求被试随身携带一个电子传呼机或者带闹铃的手表，每天电子传呼机或者手表会以随机的时间间隔发出8次响声，听到声音后，被试就要马上填写一份有关流畅状态的自陈量表。这份量表包含的信息可以对流畅状态的各个方面加以定量评估，包括被试当时的情感(幸福、愉快、友善)，信息接受状态(明确的、坦率的、接纳的)，唤醒水平(警惕的、非常积极的、兴奋的)，认知功效(集中度的当前状况、集中度的增减趋势、自我意识的丧失)，动机(是否希望完成所做的工作，对行为的控制程度、投入程度)以及自我概念(自我感觉良好、达到自己的预期、通过目前的行为得到了生理心理上的满足)等等。这种方法可以及时地跟踪研究个体经历的瞬间体验及一天中流畅状态的变化，获得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也常用于积极情感和乐观心理状态的研究。
三、流畅感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及价值
既然流畅感可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激发工作、学习的动机，提高活动的成效，那么如何创造条件，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呢？一定的文化和家庭类型会更多地促使流畅感产生。Csikszentimihalyi[8](1988)认为一些文化为流畅体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一些家庭为孩子提供发展个性的社会经历，也更容易使孩子有流畅感。所有文化的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需求和符合社会规范。角色、规范和礼仪与国民素质相符合的文化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流畅感体验。政府越稳定、人民更富足，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流畅感产生的频率也更高。可以通过舞蹈、音乐、有节奏的活动或深思来促进人们的流畅感。各行各业可以为人们提供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或任务，让人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提高能力、感受到智慧的增长、自我价值的实现，增加人们体验流畅感的频率。
发挥家庭的功能，在与子女的关系中创造流畅感。研究表明：生活在透明、有中心、选择、反馈、承诺和挑战性等方面都最理想的家庭中的青少年更频繁体验到流畅感。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明确的目标和反馈，尊重孩子的兴趣，让他们选择该如何做和灵活地处理各种选择，鼓励他们对待自己选择的活动要尽力，当孩子们更加成熟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在爱与被爱的分享和互动中体验流畅感。爱情、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常常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和婚姻的积极体验会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惯例或者依赖性成瘾。我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训练，尽心关爱我们的伴侣，与伴侣分享兴趣、希望和梦想，与他们一起运动、探险，抚育孩子，建设家庭；一起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压力、失败，增强流畅感的体验。[5]
四、未来研究的方向
流畅感的理论从Csikszentmihalyi提出到现在已近30年了，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流畅感理论概念、特征及在各领域中的表现，以及如何促进人们在工作、学习、运动、生活中更多地体验流畅感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学者孙延林、胡咏梅等将流畅感理论运用到体育运动员的比赛和训练的干预中，调节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提高比赛成绩；王峥芳、刘翔平等用流畅感理论研究高中生数学考试，尝试编制了《学生考试流畅状态量表》和《学生考试流畅特质量表》，并且将流畅感九个特征因素与高中生数学学习动机、考试焦虑及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动机的学生喜欢挑战，比低动机的学生更多体会到流畅状态，考试流畅状态与学生的考试成绩之间正相关，考试流畅状态与学习的内部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考试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16]
未来的研究会更多地关注形成流畅感的个性品质，有哪些关键因素促进或阻碍了流畅感的发展，如活动中自我激发和调节的目的及有意义的目标是如何产生的，内在动机是形成流畅感的重要变量，什么样的目标会吸引人们关注并投入到活动中，如何培养自发的活动目标。如何测量深处流畅感的变化，追踪在各种活动中流畅的表现、微观上对流畅感的形式进行分类，流畅感的动力学因素及功能，在一定的情境中，是否可以分享、交流一个人最美好、最兴奋时刻的流畅感，培养和促进流畅感的机制是什么等等。
总之，流畅感的研究为积极心理学领域中几个重要的核心主题作出了贡献。一方面它阐明了最佳体验的现象，回答了充实生活的感受是什么，完全投入到活动中的状态是什么，这正是幸福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它引导人们去追寻长期拥有最佳体验的结果是什么，流畅感随时间的汇总会增加人们美好幸福的生活吗，更为重要的是流畅感理论还探索了什么样的条件和因素会阻碍和促进人们的最佳体验，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及社会制度如何为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创造力条件，这些也正是积极心理学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