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
——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的分析
◆ 郭新玲 王树春
摘要： 在市场化、城镇化、老龄化的社会经济转型趋势下，我国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以自我养老为主，高龄和失能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然而农村老人逐渐陷入自我养老保障功能减弱、家庭养老持续弱化、社会养老依然不足的困境，农村的养老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应该提高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鼓励家庭养老，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养老模式的保障能力，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经济转型；农村养老模式；可持续性
2007年，全国老龄办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计21世纪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一石激起千层浪，老龄化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中央、国务院意识到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发展与养老体系建设。随后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09）、《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2011）、《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基本保险制度的意见》（2014）、《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通知》（2017）、《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2019）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
不少人对这两句诗的评价是：反对天神，即反对萨满最高神。从行文语气上看，不少著述大有否定这一人物为正面形象的意思。前文已经讲了，这两句诗中所说“天神”究竟当属哪个宗教范畴尚是较为复杂、难以一刀切的问题。其次，这两句诗除表现出一定的宗教思想之外，难道就不蕴含着其他的人文思想吗？诗文中何尝不是体现出蒙古民族勇敢、尚武、不畏强暴、不怕艰险的精神和性格，怎么能说其中不蕴含着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呢？“紧紧”抓住这两句诗文是不错的，但“仅仅”看到其中所反映出的宗教意识就失之偏颇了。
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城乡倒置的特点，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另一方面，我国农村老人普遍贫困，积蓄较少，社会保障不足。此外由于社会经济持续转型，我国农村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逐渐弱化，农村老人陷入“老无所养”的困境，农村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三大趋势
农村养老模式的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农业社会，家庭养老是依存于小农经济且能够促进小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使养老模式发生变迁。建国以来我国从农业社会逐步进入工业社会，社会经济不断转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总体来说对农村养老模式变迁较为关键的有三大经济转型趋势：市场化、城镇化、老龄化。
我国的市场化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价格机制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机制。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商品货币关系被限制，过分追求公平而失去了经济效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生产力得到释放，经济迅速发展，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几年，市场化的广度与深度仍在不断加深。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加快要素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目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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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是指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主要来源于社会，对农村大部分老人来说社会养老主要起到补充辅助的作用。1992年以前，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主要表现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承担着无法定赡养人的农村老人养老的功能[10]，其经济来源从主要是村集体。对于有子女赡养的农村老人来说，社会养老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1992年，为了保障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民政部制定《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老农保”）。
二、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
养老模式是指人们进入老年阶段后怎样进行晚年生活的制度安排与机制保障[5]，它具有稳定性、系统性、典型性的特点。大多学者认同养老涉及经济物质的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根据穆光宗提出的以“养老支持力”作为划分标准，在理论上可以将养老模式分为三种：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可以理解为主要靠自我供养，家庭养老可以理解为主要靠子女及亲属供养，社会养老是指主要靠养老社会保障供养的养老模式[6]。
(1) 第一层时间服务：系统通过串口或网络将标准时间发送给FEP A和FEP B，FEP A和FEP B通过从时钟系统获取标准时间，来同步本机操作系统时间。
农村老人从后代获取资源的能力减弱，自我养老逐渐取代家庭养老由次要地位转变为主要地位，具有劳动能力低龄和健康农村老人被迫进行自我养老，即经济自给，生活自理及情感自抚。据调查，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主要依靠经济自给的比重占到50.4%，老人自身照料支持力达到52.9%，精神自抚也占到了47.5%[7]，可见农村低龄健康老人在子女支持力度减弱的情况下会进行自我养老。此外农村空巢老人多数进行自我养老。据统计，空巢老人（老年夫妇户、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为51.3%，其中农村为51.7%[8]。目前自我养老已成为低龄和健康农村老人主要的养老方式。
随着农村老人由低龄进入高龄，生活自理转向不同程度的失能，其劳动能力逐渐减弱。如果对于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来说基本生活需求仅限于一日三餐，高龄老人与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与精神慰藉需求会显著上升。农村的社会养老服务业不发达且养老服务费用昂贵，大部分农村家庭经济基础薄弱无力购买社会养老服务，农村老人一旦进入高龄或者失能状态，自我养老失去存在的条件，家庭养老就要承担起农村老人的养老职责，流向城市的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返回农村或农村老人移居城镇。农村高龄老人与失能老人依旧以家庭养老为主。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户口的老年人中有64.2%认为子女是照料的主要承担者，且随着老人年龄增大，子女照顾的比例逐渐上升。对于重度失能的老人来说，94%的农村老年人认为主要照料者是家庭成员[9]。
市场化与城镇化会导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国家经济发展使社会福利水平发生改变，社会养老保障对子女赡养功能的替代作用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相对上升。但是市场化与城镇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极为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完成这个历程。城镇化与市场化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但制度因素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急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提前，速度变快。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882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到2017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58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4%，提高了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此后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已平均每年620万人的速度递增，到2051年达到峰值4.37亿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25%-30%，即一亿左右的高龄人口。我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加严峻。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78亿人，其中60%是农村老年人[3]。2014年农村老年人口的总数已达到1.05亿，是城市的1.69倍；农村老龄化水平达到18.3%，是城市老龄化水平的2-3倍[4]。
市场化改革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伴随着第二、三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致使新城镇的出现或现有城镇规模扩大的历史过程[1]。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走过了许多国家100多年的城镇化路程。美国学者诺瑟母认为，城市化率在达到30%以前，是城市化的初期和缓慢发展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时，是城市化的中期和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就进入城市化的稳定发展阶段。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30.48%，已经进入城镇化的中期。1996年以后，我国城镇人口以平均每年1.34%的高速递增，到2017年底，城镇人口达到81347万人，占总人口的58.52%。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依然较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一般都70%以上。此外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城镇化水平也高于我国。
目前，大多数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尚未建立完善的全科医生培训课程。传统的医生培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虽有严谨、完整、系统的有点，但缺乏专业间的有机结合，并且对全科医学培养导向定位不清。重点培养解决社区常见健康问题能力，社区诊所的培训学习，与患者保持持续的健康照护关系等培训方案有利于强化全科医生的全科意识。全科医学科的设立，有利于摆脱转岗转科式的培训模式，制定专为全科医生培养所拟定的课程方案[9]。
（一）农村自我养老的保障功能逐渐下降。自我养老模式是现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养老模式，这是在家庭养老弱化，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被迫”作出的选择。根据全国农村老人生活状况调查发现，现有85%的农村老人主动承担土地耕种，特别是农村男性老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农村生产的主力，农村老人参加农业生产的比例达到95%以上[12]，农业劳动收入成为农村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自我养老模式的存在基于两个条件：农业生产收益适当和农村老人具有劳动能力。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上升，我国农村的自我养老模式将逐渐陷入困境。一方面，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农产品多为同质产品，在市场中无竞争优势，产品价格较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挤占农业生产用地，家庭平均种植面积普遍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农民收益降低，农业生产保障能力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增多，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由于生活水平与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平均寿命延长，农村高龄老龄化特征突出，高龄老人无法参与农业生产劳动，自我养老能力减弱。
三、农村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分析
当前农村的养老模式虽然有其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市场化、城镇化与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导致社会经济持续转型。在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以自我养老为主，高龄和失能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自我养老处于次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极低，大量的青壮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代际关系较为亲密。我国农村养老具有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共存的特点，具有生产能力的农村老人会保留自我供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养老。一旦农村老人失去自我供养能力，家庭养老会迅速补充，子女及亲属为老人提供经济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的供养，这种自由的转换依存于代际间农业生产活动的较近距离。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与城镇化迅速发展。市场化激发了我国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升，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时由于户籍制度的相对宽松，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进城务工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大量农村居民市民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由于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农村老龄化加重。向城镇转移的青壮年以城镇作为长期居住地点，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的生产活动分离，在居住地点上产生了两地分隔的局面，导致家庭养老中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职能的丧失，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弱化。
老农保以自我缴费为主，国家没有经济补贴，本质上为农民的自愿储蓄，没有起到社会保障作用。1999年老农保制度被取消。此后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一直空缺。进入21世纪，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为解决全体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2009年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截止到2012年，我国新农保参保人数达到4.6亿人，基本实现农村居民全覆盖[11]。此后国家陆续发布一系列指导措施，致力于满足城乡基本生活保障，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对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大力支持使社会养老有力的补充了我国农村的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
（三）农村社会养老依然不足。社会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社会养老公益服务等。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主要指新农保，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报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月发放金额的中位数仅为60元，还不足人均月支出的1/4，不能作为农村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从户口状况来看，城市户口的老年人群依靠自己养老金的比例为82.1%,远高于农村户口老年人的14.6%，农村老年人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的资助。2017年，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我国财政收入的12%，与发达国家的30%—40%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村高龄老人与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是需要特殊照顾的老年群体，而针对这一部分农村老年人缺乏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日本颁布介护保险制度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了照料服务，而我国制度化的照料服务十分缺乏。其次，养老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缺口较大。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目前我国老年人市场年需求消费能力已经达到或超过6000亿元，而每年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尚不足1000亿元[13]。养老服务产业目前还没有较成熟的运营机制，国家需要大力扶持以提高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的普及率。此外，公益组织在弱势群体的帮助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养老公益组织作为社会公益服务可以调动社会养老资源，促进资源整合，补充养老死角，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公益组织具有数量少、地域分配不合理、公益服务质量差的特点，可提供的养老公益服务不足。
（二）农村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持续弱化。首先，我国的市场化水平仍在不断上升。市场化一方面激发了我国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导致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城乡发展水平不均衡，农村相对贫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城镇的高收入水平，农村青壮年由农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家庭中的子女实现经济自由，农村老人逐渐失去对家庭的经济控制权。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从农村移居城镇，而老年人依然居住在农村，代际关系疏离。在劳动力市场，市场化导致工人就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增大，青壮年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现阶段对家庭没有经济贡献的老年人，子女的经济物质供养逐渐减少。其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发生在同一时期，对外开放政策使国外大量的文化产品输入国内，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迅速流通。西方利己主义观念的冲击导致我国家庭养老模式所依赖的利他主义的孝道文化基础弱化。家庭中的子女由于追求自由平等而往往忽视家庭责任的承担。此外，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生育率急速下降，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人口增长惯性导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提高，同时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老龄化特证明显。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少子化导致家庭为养老储蓄的资源逐渐减少，老人经济供养与照料资源短缺问题加重。农村老人一旦进入高龄状态或者失能状态，照料需求上升，医疗开支增加，子女发展的愿望与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愿望相背离，一旦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不能顺利衔接，家庭养老无法发挥其作用，农村老人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
农村传统的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自我养老为辅，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相辅相成为农村老人提供生活保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家庭养老弱化。对于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来说，自我养老成为其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农村逐渐进入高龄老龄化，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也将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养老保障制度，基础养老金作为补充加入到养老资源中去。但是国家的经济支持力有限，基础养老金仅能部分缓解农村的养老压力，不能够完全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因此在市场化、城镇化与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村低龄和健康老人以自我养老为主，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四、农村可持续养老的路径选择
自我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作为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经济资源、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具有积极的作用。任何单一的一种养老模式都无法贯穿农村老人整个老年生活，因此应该促进三种养老模式和谐发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要。
多年来，我校对实验报告册及期末考试试卷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存档，而我们的实验室空间有限，需要存放的资料多，以至于查找资料较为繁难、年代久远的资料甚至已经遗失。电子版实验报告方便文档存放，而且还可以归类存放，这样既便于资料查询，又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向无纸化办公模式[12]发展，减少资源浪费。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讲究均衡营养，一些高脂肪食物已在市场销售中遭遇冷淡，而一些“素”、“粗”、“杂”的蔬菜、野果与五谷却日益受到青睐，野菜、野果、人造植物肉、蔬菜制品、高梁、玉米、大豆等已成为人们饮食中必不可缺少的食物。吃粗防病、吃杂亦补，吃素益寿的观念正在流行起来。
（一）提高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农村老人自我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首先，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保障农村居民收入。其次，提高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意识。农村老人健康知识缺乏，存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常年参与繁重的农业劳作使其身体机能不同程度受损。基层政府应该在农村普及健康知识讲座，定期组织健康检查，培养积极的健康观念。此外，定期举办娱乐活动，促进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与子女缺乏联系且农村娱乐活动匮乏，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精神自抚的状况。农村社区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有助于促进老人之间的交流，促进精神健康。
（二）鼓励子女承担家庭养老职责。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为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应鼓励家庭养老。第一，弘扬我国的“孝”文化，大力宣传家庭养老的积极性与必要性，创新家庭养老新形式。第二，对主动承担家庭养老职责的子女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子女主动关心孝顺父母。第三，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新加坡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治国之纲，面对人口老龄化，新加坡政府极力主张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与父母同住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压力上升，社会服务短缺，鼓励子女主动承担养老职责可以减轻社会压力，满足老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需求。
（三）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对农村特殊困难老人的保障能力。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社会公平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农村的新农保虽然已经实现了农村居民全覆盖，但是没有针对具有特殊困难的农村老年人制定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这一部分老人是最需要帮助的社会老年群体。国家应根据不同的的农村老人需要发展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为长期失能老人、短期需要照顾老人、慢性病患者与大病患者等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其经济支付能力，促进获取家庭以外的养老服务。
（四）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人口增多，养老需求不断上升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一，政府应合理规划养老产业布局，完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第二，培养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提高养老服务业的工资待遇；第三，加大对自动化养老用品开发的资金投入，研发相关产品辅助护理失能或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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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春（1960—），男，河北安国人，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研究。 郭新玲（1993—），女，山东济南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转型经济研究。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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