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军华[1]2004年在《论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其中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内就进行了四次大的机构改革。这四次改革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推进，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都相对落后于经济体制的转变，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由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弊端，导致了改革的不全面、不彻底，改革的成果没有良好保持下来，每次改革都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又要解决社会中新浮现的问题，以保障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快速运行，但每次改革完之后，老问题又会卷土重来。总的来说，以前的机构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其科学的一面和历史进步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都没有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 从历史上分析，我国的政府机构的设置源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经过了多次的变革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它所对应的是传统计划体制中所具有的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政府机构设置科学性不高的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形势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减少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的任务是要搞好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一个公平的裁判，维持正常经济秩序，保持社会安定和增进社会福利，只是在市场失灵和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政府才能适时运用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减少经济的起伏，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问题，就业问题，叁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等等新的矛盾接踵而来。新老问题交织一起，中国越来越呼唤一个开明、廉洁、高效、科学的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而目前的政府已经像一个蹒跚的老人，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两会的召开中提出了机构改革的科学目标和原则，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机构改革拉开了帷幕。因此，本文的写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应迭入硕士学位论文 随萝夕MAsTER’5 TH:、，s 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命题，本文的宗旨是通过提炼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政府机构设置，通过对政府职能的思考重点探讨了政府组织结构的科学设置并试图用它来解决几个实践问题。作为这样一种思路，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界定了政府的概念、特征及政府科学化的含义，提出了科学化的叁个标准，即指导思想的科学化、政府目标设定的科学化及政府机构设置原则的科学化。在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回顾，总结出了我国政府在机构设置科学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为我国以后的机构改革科学化道路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通过对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现状的观察和分析，指出了我国现存机构设置存在的弊端。第叁部分则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用科学的理论从七个方面研究了我国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前面叁大部分都是对理论的探讨，论文最后一部分试图在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的应用方面探索出一条面向实践的可供借鉴的答案，为中国正在开展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关键词: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
徐丰[2]2016年在《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广州市花都区政府机构设置研究》文中认为“郡县治,天下安”,我国组织架构和职能配置相对完整的基层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其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其治国理政的优劣,与县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小康社会建设,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息息相关,县级政府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政府职能实施的载体就是组织架构,架构搭建的好坏决定了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和政府职能实施的优劣。政府机构的合理设置是消除政府机构庞杂、职能交叉、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重要前提,尤其是作为政府机构设置较为完整的县级政府,其职能的充分发挥与机构设置的合理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然而,当前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机构设置的随意性、机构职责的交叉性、机构数量的庞杂性、人员编制的无序增长等现象较为突出,如何利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指导县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就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鸿沟。本人作为机构编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规范合理设置县级政府机构,既有利于推动县级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又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行政效能,同时还可以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县级政府职能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本人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情况,在研究国内外有关县级政府机构设置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本人所工作的广州市花都区,这个经济实力较强、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的市辖区为例子,深入分析了广州市花都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情况,剖析了广州市花都区政府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结合广州市花都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服务社会”的原则,结合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提出了广州市花都区类型县级政府机构设置的改革措施,旨在举一反叁,为我国建设服务型的“小政府”作出一些探讨和研究。
罗依平[3]2006年在《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决策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政府决策的优劣与否是决定政府行政管理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复杂,政府决策的范围和难度愈益扩大,政府决策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由此也对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本文研究的主题是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政府决策机制,以及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逐步建立起一个权威精干、反应灵敏、监控有力、功能齐全、整体优化、运作高效的现代政府决策机制。这一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主要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政治分析与生态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植根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架构、生成背景、运作效能、发展模式和完善方略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析和探究,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路、见解和观点。本文共包括6大部分内容。第一章导论部分简要阐析了本文研究的主题和出发点,界定和论析了“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涵义和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意旨、主要方法和篇章结构。第二章从评述当代西方国家及我国所形成的政府决策理论模型出发,对政府决策机制的一般原理进行了探讨,对其主要内涵、构成要素与功能作用等进行了初步界定,并对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决策机制的发展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对其价值目标、构成要素与借鉴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第叁章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探讨了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基本特征与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存在弊端与形成原因展开了理性反思。认为我国现有的政府决策机制是在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其政府决策理念的不成熟、政府决策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决策程序的不完善、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决策辅助、监督与评估机制的滞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因此本文主张将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看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认真地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以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改善方略。文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与发展必须凸显服务行政的内在需要。第四章从生态环境变迁与价值取向定位两个层面对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展开了分析。首先探讨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对政府决策机制变革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以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府决策机制,必须以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
刘波[4]2013年在《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育评估机构的健康高效运行,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然而,政府集"管办评"于一身的教育管理模式,引发了一些教育评估领域的不良现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开启民间组织参与教育评估的政策闸门,彰显出国家实施"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改革新思路。然而,处于初生和萌芽状态的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在实践中暴露出种种弊病,乃至爆出"交钱买名次"的负面新闻,表明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不畅。构建相对独立的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对于推进我国教育评估的科学化和专业化,促进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探究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要素的作用规律,从人为机制视角提出完善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研究目的,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如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剖析民间组织参与教育评估活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次,从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要素中抽象出核心要素,从理论层面解读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内涵,从实践层面剖析我国当前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实然状况;再次,分析核心要素的作用规律,明确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的动因和目标;最后,从机构设置、评估过程、评估制度、运行环境等四个方面,探讨完善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建议,并以开创我国"民间表彰政府教育绩效"先河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连续举办叁届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为案例,借鉴研究结论给出完善运行机制的建议。整个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新公共服务理论、民间组织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的概念体系、运用范畴迥异,但均强调多元、共享、协商、共赢,将其运用于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研究具备理论适切性。根据马克斯·韦伯和巴纳德的经典组织理论观点,从权力、主体和环境等叁个要素分析组织运行机制是可行的。组织机构的运行机制分为自发机制(应然层面)和人为机制(实然层面)。就应然层面而言,权力、主体和环境等叁个要素在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中的作用机理是:获取权力资源是民间教育评估机构权力执行的前提,无形权力资源是核心资源;主体要素是机构运行的核心要素,机构主体把质量作为评估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多元化的评估模式和方法、与教育评估对象协商构建评估指标,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评估对象的评估需求;环境要素对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约束作用,包括政府对民间组织认识上的偏差,采取以预防制登记原则等六条原则为主的控制型管理,教育评估法律的缺位,制约了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发展。就实然层面而言,通过对我国当前33个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具有较强的官学背景,存在"分布不平衡、信息不公开"的特征,其发展情况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有着密切关联,而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着联系。上海市的民间教育评估机构与学校、政府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评估方法相对灵活,政府购买评估产品为其运行提供了经费保障等,是运行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外部制度抑制和内部制度缺位、政府垄断教育评估市场、学校难以摆脱"俯视型"评估关系等不利因素。通过实然层面与应然层面之间的对比,反映出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从权力、主体和环境等叁个要素作用规律进行分析,明确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从哪里来"(动因)、"到哪里去"(目标),可以明晰设计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方向。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的动因是: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对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鼓励,为机构介入教育评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主体要素对机构的动力,主要源于机构成员的尊重需求,注重作为专业化的组织和"知识人"特征;作为环境要素,国家宏观政策也为民间组织参与教育评估活动预留了政策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在国内开始萌芽,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这种外在环境的刺激,对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发展壮大起到推动作用。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的目标是:就权力要素而言,通过法律赋予的形式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同时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而机构的章程等制度对权力结构、权力范围作出安排,以确保组织运行目标得以实现。通过与政府、学校等签订契约,是保障权力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就主体要素而言,按照由浅至深、由低到高可分叁层内涵,即激发成员积极性→形成制度化管理制度→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从而把组织成员的自律意识转化为自主发展的动力,促进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主体自律。就环境要素而言,政府尊重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独立地位,通过扩大购买民间教育评估机构产品的层次和范围等方式,与其建立互信关系;民间教育评估机构与社会建立互动关系,重点从发挥以监督为主的社会保障作用、维护良好信誉两方面入手;通过增强学校对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信任度、提升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评估水平,构建学校与民间教育评估机构之间的互助关系,可为组织运行提供良好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的建议:鉴于我国民间教育评估机构在萌芽期,缺乏雄厚的资金和人力资本,现阶段宜采用职能制的组织结构,从而充分运用机构有限的资源。通过成立机构的监事会和机构系统内部的监事会,促进机构自律;教育评估的专业性并不因机构的属性而发生根本改变,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评估程序遵循教育评估活动的一般规律,分为明确评估目的和依据、组建评估专家组、找准评估的重点、制定科学评估指标等八个步骤,也可根据具体评估项目进行灵活调整;在制度方面,通过提高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法律地位,构建专业化价值取向的内部规章制度,完善民间教育评估行业内部自律制度,为机构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在环境方面,通过构建与政府良性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政府秉持引导服务的治理手段,积极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从而优化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的环境。借鉴以上结论,深入考察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连续开展叁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发现专业化的价值取向、广泛的社会信誉、多元化的合作渠道、良好的社会口碑等,为该机构运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树立了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典范,但也存在参评案例总体偏少、获奖案例未能得到推广、与政府建立关系不密切等问题。通过提高机构的自律意识、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机构的组织架构等,以加强机构自身建设;通过政府积极培育、营造社会支持氛围,以改善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外部环境。
朱明仕[5]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是各国政府的中心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开始进行政府改革，探索新的政府管理模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行政开始转向了全球性的行政发展，行政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行政改革的标准范本，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行政管理模式。一般来说，行政发展是指在特定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下，政府通过对官僚制组织的变革和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创新，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高效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行政发展包括价值、制度和行为叁个维度：行政发展的价值维度是公共利益；行政发展的制度维度包括官僚制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官僚制是行政发展的组织基础，制度结构表现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的宏观制度结构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微观制度结构，行政发展是一个双重制度均衡过程；行政发展的行为维度主要是指官僚行为的改善，以符合政府的公共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也进入转型期。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我国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发展取得了显着进步。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制度弊端，政府行政管理能力亟待提高。在社会转型期，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仍然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成为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主流范式，其基本逻辑是将私营部门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改革传统的官僚体制。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遇到了实践困境，学界和实践领域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修正。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等公共价值问题成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关注的重要议题，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等理论引起了广泛重视。在实践领域，治理、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行政发展的主要趋势。针对我国行政发展存在的问题，顺应当代行政发展的趋势，立足我国行政发展的实际和借鉴西方行政发展的经验，本文提出了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具体来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公共行政本土化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政治原则；重塑公共利益价值是我国行政发展的价值基础；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完善行政发展的宏观结构；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治理机制是行政发展的制度形态；加强社会文化和行政文化建设，为行政发展提供精神资源；鼓励政府创新是行政发展的推进策略。
唐蓉[6]2011年在《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文中指出政府规模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现代世界的一个持续性增长的产业似乎是国家机关产业”①。对此,历史和现实都有印证。政府起源于公共需求,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需求的增长决定了政府规模增长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模不受限制的膨胀,公共需求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存在的适度性,即政府规模的适度性,政府规模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超越了社会需求,脱离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即行政环境,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破坏力量,就会破坏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间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阻碍行政系统的优化和发展,最终必然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事实亦真的如此：持续无序增长的政府规模,已为当代各国带来了诸如财政赤字和官僚主义、政府职能分散和混乱、政府权力的寻租行为及对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阻滞等负面效应,并严重影响了政府功效的发挥。为探寻最合理、最适度的政府规模模式,各国政府纷纷进行行政改革,同时,各国学者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者也对政府规模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遗憾的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能建立适度政府规模的可行性方案,世界各国的政府在控制政府规模非理性扩张方面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析其原因应该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相关的理论认识可能有误、未及本质,抑或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触及根本,或是未能得到彻底执行。就我国而言,通过历次改革,中央政府规模无序膨胀的势头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自上而下的多次行政改革,在地方政府层面并未取得显着效果,地方各级政府规模仍然呈现无序膨胀的势头,如何抑制地方政府规模非理性膨胀,构建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应有新的尝试和突破。为了更好地阐释地方政府规模,完善地方政府规模的适度化路径,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并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与研究政府规模之间高度的契合性,且已有的研究中甚少有人涉及的现实,本文尝试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工具,以行政系统外环境因素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它们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的方式和特点,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筛选与地方政府规模密切相关的主要行政生态要素,揭示地方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界定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概念,建立衡量地方政府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为评析、构建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提供科学依据,使地方政府规模适度化成为可能。在上述理论构建的基础上,选择中部崛起的重点特大城市武汉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对转型中的武汉市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规模的制约与影响,互动中的政府回应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武汉市政府规模对当前行政生态发展的回应的取向与措施,以期能对当前武汉市政府改革提供可资参考的、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和制度安排建议,也为行政生态学理论具体运用于行政实践,紧密联系实际、服务实际,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全文分为六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导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界定研究主题涉及的核心概念,提出基本假设,整理、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着重分析行政生态学理论与地方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性与适用性。第二章：行政生态学理论与地方政府规模的理论阐释。本章从理论层面对文中作为研究工具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政府规模及其二者间关系进行了阐释。首先归纳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观点,分析其理论价值及其适用性,并重点阐释行政生态学理论对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尔后,运用行政生态学理论工具,揭示地方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剖析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提出的生态动因,并从行政生态学视域界定了适度地方政府规模的概念、衡量标准及构建路径。第叁章：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演进历程。本章首先构建武汉市政府规模测度体系,确立分析的指标体系；然后进一步选取2008年及之前相关数据,根据测度指标纵向上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政府规模的发展轨迹、演变趋势,为后期探究武汉市政府规模与其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武汉市行政环境变迁历程。据地方政府规模自身特点,结合武汉市实际,为能在众多行政系统外部环境因素中突出决定、制约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核心要素,本章主要从武汉市经济市场化状况、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状况、社会和谐发展状况叁个方面,客观呈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行政生态环境的变迁历程。从此叁方面解析武汉市政府规模变迁规律,其实意在凸显市场、民主、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决定、制约当前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核心要素,同时意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章：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及成因解析。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关系总体上是趋好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即武汉市政府规模还未能完全回应外部行政环境的需求。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尚需不断完善的行政系统外部环境；二是政府组织自身建设的滞后。第六章：构建武汉市政府适度规模的对策措施。适度的政府规模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生态环境的结果。基于第五章对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的成因解析,构建武汉市适度政府规模应做到内外兼修,即在营造良好外部行政环境的基础上,完善行政系统内部政府自身建设。最后一部分：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论文的主要结论,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屠莉娅[7]2009年在《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的课程变革引发了政府和国家对课程改革的广泛参与和投入,各国政府纷纷从国家层面提出相应的课程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改革的研究报告、课程改革方案、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然而,受到课程研究历史发展和学科规范的双重制约,课程政策研究一直是课程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虽然各国课程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人们对于课程改革政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政策过程运作遵循何种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哪些因素影响政策过程的建构、如何理解政策过程的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等一系列居于改革实践核心的政策问题却鲜有深入地探讨,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基础性研究极度匮乏。这不仅反映了课程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缺,也显示出了政策实践的随意性和经验主义,更进一步加剧了政策过程的非公开性和不明晰的黑箱状态,极大地制约着课程改革政策实践进程。研究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深入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内部流程和机制,从整合性的视角(连贯综合地看待课程改革政策从问题概念化、到政策审议、实施和评价的一系列过程)拓展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一般认识,考察课程改革政策在现象形态(行动准则和指南)、本体特质(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政治博弈过程)和实践特征(实践中的变更性和发展性)等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以颠覆传统的课程改革政策观,将改革政策过程看作是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的跨文化比较确立了关于政策过程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并运用这一阶段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文化背景、政治传统和制度条件下课程改革政策运作的一般流程和运作形态。为了实质性地探究我国课程改革的政策过程,研究深入各个关键的政策过程阶段,依照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的叁条线索对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机构流程、组织形态(工作方式、权力关系等)、文化特征、潜在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意在深刻挖掘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意义内涵。最后,为了回归对于改革政策过程的整体性认识,研究对改革政策过程的综合性特征进行再抽象,将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理解为一个再情境化的过程、一个赋权增能的过程和一个话语斗争的过程。总而言之,研究依托改革政策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本土课程改革政策过程进行了重新的经验分析和意义建构,深入解析政策过程在我国特殊政策场境下的运作特征和问题。研究不仅为课程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中国经验和知识,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实践的可能设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赵丛[8]2011年在《中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文旨在对中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进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及原因所在,并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进一步推进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提出对策和建议。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选题的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分别进行了论述。对我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问题的提出进行了基本铺垫。第二部分,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背景、兴起过程、内容和方法论特征进行梳理,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对进一步进行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的特殊意义。第叁部分,则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大致描述,对改革的成果和存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对进一步提出改革意见提供基础。第四部分,针对第叁部分提出的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本部分,从转变观念,明确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叁个方面提出了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的具体建议,认为政府组织机构改革首先在横向上撤并和整合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这样不仅可以提供行政效率,同时能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开支。同时,从纵向上,减少政府层级,建立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叁层的管理机制,并引进竞争机制,改革行政程序。
王厚全[9]2016年在《智库演化论》文中研究说明是什么支撑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称霸全球近百年,综合实力稳居世界第一?又是什么协助美国政府可以有条不紊地应对国内外事务及危机挑战,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智库,在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政府、社会和公众提供了协调公共关系、处理公共事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对策方案、舆论引导和决策支撑。智库,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标志,它的建设发展水平、研究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直接关系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和长期战略部署。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期,面对日趋复杂的新形势、新问题及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多,政府急需各类智库协助,补缺在信息、时间和专业知识思想等方面的短板,进行创新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研究。近年来,我国出现智库热,但需冷静思考智库是什么、从何而来、起源于何时,避免走入智库认识误区和无序的建设状态,需要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智库的起源及历史变迁。智库产生于特定社会环境和人类对特定知识思想的需求。智库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历程,从蒙昧的史前时期到高度文明的当代社会。史前时期,为保持聚落群体稳定,化解矛盾冲突,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尊者、智者和能者走上智库历史的舞台,进行认知型知识思想生产和社会事务处理,为智库的演变提供了知识思想基因。文明起始至封建经院时期,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环境日趋复杂,东西方智库形态(门客、幕僚、教会、神学院等)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提供探索型知识生产和社会事务处理等功能,满足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统治,成为统治者思想掌控的利器,演化构成现代智库的细胞。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时期,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涌现,在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同时,智库组织形态(知识思想供给及事务商议机构)和功能(应用型知识的生产)得到进一步拓展,构建了现代智库的思想灵魂。社会公民知识水平、识字率和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打破了知识的权贵化垄断,民主政治的兴起和知识思想网络的拓展,为近现代智库的形成演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思想环境,也为智库提出了新任务,如创新型知识思想的生产再生产、掌控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和预判性前瞻性研究等,成为国家运行及权力平衡的重要工具。智库是专业从事知识、思想和技术等研发生产,并面向政府、社会及个人提供专业决策咨询服务,具有独特影响渠道的专业知识思想生产机构、决策咨询机构和政策服务机构,也是政府社会决策的辅助机构和参考“军师”。智库的本质是专业知识生产和问题定向解决的过程,是一种思维转变方式,还是武力权力向知识权力让渡的过程。智库的产生与发展需要特定的社会需求基础、知识思想基础、政治环境基础和学术基础。当前,社会对智库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认为智库就是简单的专家人才集聚地,是知识、思想和案例的采集存储点,未认识到智库是具有一定协助关系和思想文化的共同体。智库的功能体现在它是特定知识思想供需矛盾及平衡的主体,也是社会权力平衡的新工具;探索认知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进行专业知识思想生产;参与各国政策过程,影响政策产出和对策方案提供;教育启迪公众,引导舆论走向,把握社会前沿热点和政策理念;通过特征专业人才的培养、储备和输送,蕴储自身的影响力;搭建政产学研商交流的纽带桥梁,成为知识、权力、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平台;开展社会监控与(风险)应急,担当社会热点的晴雨表和动态预报站。智库变迁是知识思想生产与决策方式转变、适应和对接的外在表现。智库变迁的历史维度是知识思想生产的时间载体;智库变迁的空间维度既是经济权力中心转移变迁的表现,也是智库研究服务对象在空间的拓展和智库产品传播影响范围的变迁;智库变迁的社会维度是智库研究问题领域范围的丰富、智库社会地位和产品影响力变化的表现;智库变迁的学科维度既是人类知识需求从专业型知识向综合型知识需求转变的表现,也是实践型知识向理论实践相结合型知识转变的表现,还是社会思想文化多元的展现。智库变迁是社会需求、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信息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和自身变革等方式展现。社会需求层面从社会身份认同促使智库角色转变、制度框架巩固与创新(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降低)、智力与知识产品需求供给的对接和社会权利中心的转移等方面促使智库变迁;科学技术从组织结构和工作领域、研究工具方法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促使智库变迁;意识形态的显现、演化、冲突和稳定促使智库的研究领域方向、生存空间、发展机遇和价值立场产生变迁;思想文化为智库变迁提供了文化土壤、思想原料和精神动力,并引领变迁的方向;信息从存在基础、产品生产、竞争影响力和工作思维方式方面促使智库产生变迁。作为智库正向变迁的智库发展,主要包括智库人力资源、组织结构、数量规模、研究理论方法、知识思想产品和核心理念等方面的进步提升。智库发展因分析点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类型,如内生型与外生型、渐进型与跨越型、协调与不协调型。智库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相关机制和目标选择。当前,智库发展呈现出研究服务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发展服务方式产业化、本土化向国际化延伸;技术服务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并由此带来了研究手段的便捷化和智能化。中国古代智库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社会需求和知识科技等,其中政治文化动力(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基础)为主体,发挥着主导作用,为中国古代智库萌芽、生存和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土壤和思想文化营养;社会需求则是中国古代智库变迁的基础动力。中国现代智库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社会需求、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等;社会需求发挥着主导作用,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现代智库变迁的方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与应用,推动了现代智库研究方法工具的创新;政治文化则处于基础作用的地位。中国智库发展需要从政府、社会和智库自身叁个层面入手,以环境氛围、能力储备、责任担当和全球意识为主要切入点。政府应构建促进智库健康发展的环境基础,推进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创新智库管理体制;营造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引导公众参与政策过程;丰富智库资金来源渠道。社会应拓展促进智库协调发展的需求基础,认识了解智库是什么,参与智库做什么,评价智库怎么样。智库应夯实自身创新发展的内生能力基础,明确自身定位,增强责任品牌意识;加强专家人才队伍的储备和培养;提升自身研究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甘凌燕[10]2016年在《山东省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及调整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机构编制是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其稀缺性决定了机构编制供求矛盾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大量机构编制管理实践围绕机构设与撤、编制增与减在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与政府工作部门间展开拉锯式交锋。对机构臃肿、人员庞杂、财政支出压力日益增大的共性认识与事业发展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控与增这个机构编制管理不可回避的双重难题。本文以山东省机构编制现状和管理实践为基础,通过对机构编制控制与调整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尝试解释机构编制总量膨胀的原因,提出了机构编制总量的控制与调整应该放到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思考的观点,并试图找出一条缓解机构编制资源供需矛盾的有效路径。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导论,系统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机构编制管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第2章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理论概述,界定了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相关概念,分析了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原因,阐述了进行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必要性,探讨了机构编制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进而提出了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总体目标。第3章是对山东省机构编制总量演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山东省机构编制总量变化的趋势,总结了山东省在机构编制总量调控上的尝试与成效,归纳了山东省在机构编制总量控制中不尽完善之处。第4章立足山东省机构编制管理实践,针对机构编制总量控制过程中凸显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第5章提出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和调整的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 论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化[D]. 余军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广州市花都区政府机构设置研究[D]. 徐丰.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3]. 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研究[D]. 罗依平. 苏州大学. 2006
[4]. 民间教育评估机构运行机制研究[D]. 刘波. 西南大学. 2013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发展研究[D]. 朱明仕.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6].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D]. 唐蓉. 武汉大学. 2011
[7]. 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D]. 屠莉娅.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8]. 中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研究[D]. 赵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9]. 智库演化论[D]. 王厚全.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山东省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及调整机制研究[D]. 甘凌燕.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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