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隋唐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度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方面的论文约90篇，数量多于去年，主要集中于城市、手工业、区域经济和经济思想等。总的印象是：一般性论述较多，深入探讨的文章嫌少；关于六朝和唐代的研究成绩明显一些，其他阶段的研究相对逊色；具体研究收获较多，宏观把握是薄弱环节。
土地制度 阶级关系 赋役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单薄，文章数量远少于往年。武建国《略论东晋南朝的土地国有制》（思想战线4），认为当时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虽迅速发展，然而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仍居于重要地位。国有土地包括山林川泽、公田、禄田、“假与”或“赋给”贫民的官荒地、屯田等。封建国家在土地所有制中的地位，随着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才逐渐被削弱。在《东吴领兵、复客、奉邑三制关系之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一文中，刘汉东认为，东吴领兵制是一种将领对领兵户综合负责的组织管理形式，而非依附民的私家分割，为了保证领兵将领的个人经济利益，辅之以复客制。并以奉邑制解决军费的来源。这种制度黄武年间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著名的北魏太和年间的改革以太和八年的班禄为发端，由此带动赋税制度与户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并间接影响到均田制立法的颁布。杨际平《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厦门大学学报1）一文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以班禄为契机，理顺财政体制；有助于责成官吏忠于职责；有助于澄清吏治；促进了拓跋政权的封建化。余世明论述了南朝部曲的性质：南朝私家部曲虽然仍具有为兵的性质，但不再像孙吴的私兵部曲那样具有明显的世袭的特点。南朝部曲既有国兵、私家之分，他们的身份、法律地位及所承担的义务亦不尽相同。虽然南朝各政权幻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达到私兵部曲完全国兵化的目的，但因内外条件之牵制，不得不允许私家部曲的继续存在和承认私家地主对劳动力占有的既成事实（南朝时期“部曲”性质及相关问题试说／贵州大学学报2）。王永兴《读敦煌吐鲁番文书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对斯一一三号文书关于“兵户”“吏户”的记载进行了考辨；第二部分论述了西魏大统十三载（斯六一三背）反映苏绰的政治经济思想。指出大统计帐中不课户纳税租的规定，对于了解西魏北周课户等级和身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唐代给禄，以官品高低为差，然唐制有职事官，有散官，官员给禄究竟以什么品级为依据，史籍无明确记载。李燕捷通过旁证别引指出，唐代京官俸料钱，乾封元年八月以前依本品给，以后依职事品给；和俸料钱一样，禄也有一个由依本品给转而为依职事品给的变化过程（唐代给禄的依据／历史教学8）。
“夫役”是众多役名中的一种，唐宋官府曾对它作过法定解释。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4）提出“六朝唐宋时的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由丁男承担的力役”的独到见解。六朝至唐，官府往往将未成年男子规定为“次丁”、“半丁”、“半夫”、“中男”等称谓，主要和役事密切相关。他们所服力役较丁役为轻。唐以前，夫役并无法定涵义，北魏以15岁为丁，“半夫”乃是11-14岁的少年。唐代法定夫役包括役丁在内，但役有轻重，轻役主要由中男及残疾人承担。杨际平／通过对中唐杂徭的法定役期，丁男的充夫折正役，唐前期杂徭的征发原则，正役、杂徭与色役的关系，色役名实的变化等几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尽管有唐一代“色役”一词的含义不确定，但“色役”始终不是与正役、杂徭（杂役）平行的另一种役（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历史研究3）。在《天宝时关中农民上交丁粮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一文中，陈国生指出唐代关中地区土地集中居全国之首，并计算出关中一个普通的丁民开元天宝时每年要向国家交纳5.7石的粟米，其中丁租2石，地税6斗，，调折变粟米3.1石。牛来颖《〈唐六典〉户部卷与〈开元十道图〉》（首都师大学报5）通过对《十道图》、《通志·地理略》、《唐六典》户部卷等有关材料的深入考察，确定《唐六典》户部卷所载的十道诸州山河贡赋是对原十道图的大量补充，但并没有摆脱原因。
农业 畜牧业 水利 农业方面的论述比较少。胡守为《曹魏屯田释议》（学术研究4）就曹魏屯田的沿革、屯田民的身份、屯田民逃亡判乱的原因、曹魏屯田的破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六朝经济的主要形态是庄园经济，它具有自足性、封闭性、兼备经济性与文化性的特征。吴功正《六朝庄园经济与美学结构之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认为六朝的经济形态和结构建构了特殊的美学结构形态，孕生了特有的审美意识。这在我国美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关于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赵云旗强调它的最大特点是始终包含着两重性，即公田和私田的对立以及官田和民田的对立。这一矛盾的发展导致均田制度本身的破坏以至彻底崩溃（论均田制的两重性及其发展与作用／古今农业1），他还研究了《隋代均田令的发展变化》（晋阳学刊2），指出北魏均田令是为了让农民占田垦荒，尽快解决土地严重荒芜的状况；隋代均田令则在于抑止兼并，满足官僚集团，兼顾农民及下层阶级，以此缓和矛盾，安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何汝泉的文章着重强调，在唐代的田令上，有关于“宽乡”与“狭乡”的明确界说。唐朝授田区别宽狭乡的政策，是一项通过优奖办法来吸引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具有进步意义的土地政策（唐代的“宽乡”与“狭乡”）／西南师大学报1）。余抚危、唐俊玲《从洛阳含嘉仓的发现看我国隋唐时代的粮食储备》（文史知识3）以为这时粮窖的制作极为科学，窖的形状均为口大底小的缸形；粮窖防潮已有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方法；粮仓管理严密，各种性质的粮仓有各自的管理体系。
朱利民、张宪民认为《唐代马政》（唐都学刊2），的内涵比前代更为丰富。这时马已被视为物化了的神灵，它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坐骑、唐人生活娱乐的的工具，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甚至充当着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使者。徐嫩堂探讨了《唐代前期马牧业发达的原因》（人文杂志6），认为从主观上看，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看，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
除伟明从渔业生产专业化、捕鱼的方法与技术、淡水养鱼业的兴盛三个方面论述了《唐宋时代的渔业生产》；倪根金《唐代禁鲤年代小考》认为唐代禁鲤始于开元十九年，废于开元二十六年或天宝四年，前后不过十年。以上两文均载《农业考古》第3期。关于水利研究的成果，代表作主要有3篇。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在确定了资料利用范围和统计标准后，重新对唐代水利工程进行了较为全面、仔细的统计：见于唐宋正史及各类史志的工程计325项，载于清代省志及部分宋、元、明地方志，而为唐宋史志所遗漏的工程有82项，唐代总计有水利工程407项。贾俊霞、阚耀平运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系统探讨了隋唐长安城城外引水渠道及城内水利的布局，基中包括渠道入城后的流向布局、漕渠的流向布局、宫廷用水、居民用水、东西两市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等，并阐述了其布局的合理性（隋唐长安城的水利布局／唐都学刊）。在《略论隋唐长安城发现的井》（考古与文物6）一文中，赵强认为隋唐长发城自初创阶段，就非常重视城市的供水问题，其中解决生活用水的途径之一就是凿井取水。作者概述了隋唐长安城发现井的分布和位置，水井的功用及其在建筑中所处的位置，渗井的功用等。
与农业有关的，还有李继华《齐民要术中的商品生产和商贾经》（农业考古3）一文。
城市 户籍人口 卢海鸣对以前很少有人研究的六朝建康里坊制度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认为其特色是：流经城区的秦淮河南、河北皆有闾里存在；里坊有专职官吏管理；市场混一，了无章法；各里坊内涵不一，面积各异；分布范围广，布局自由散漫（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南京社会科学6）。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的主要观点是：六朝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外贸市场的变迁，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并且奠定了基础，六朝时期国际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使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路线直航广州。这使广州港继西汉后再次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程序洁利用近代考古学资料及大量唐人墓志铭，对清代著名学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书中东都洛阳部分存在遗漏和考误的一些里坊进行了补正，（《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补正／中国史研究3）。史念海在《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一文中，系统论述、考证了唐代长安外郭城的轮廓、纵横于诸里坊间的街道、里坊的分布、里坊的规模及其坊墙和坊门、里坊内的横街和十字街、里坊内的曲巷、里坊内的寺观等等。另外，籍大阳《唐代所谓万户人家的州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一文角度新颖，也值得一读。
张尚谦、张萍《郭煌古代户籍残卷研究》（云南教育学院学报6）通过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西凉户籍残卷展开了探讨，研究分析了西凉户籍的编制内容和形式等。宇文融括田括户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李志生《论宇文括田括户对开元之治的影响》（河北学刊5）强调：历时4年之久的宇文融括田括户，共括得客户80余万，得客户税钱百万缗。逃亡的农民因而得到了一些好处，重新编入户籍的逃户的生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保障，大地主隐瞒户口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地主兼并土地的势头也多少受到影响。这样直到天宝时，封建国家还可以掌握800万户小自耕农，这是唐玄宗文治武功的基础。翁俊雄论述了《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了3）。指出安史乱后出现的民户大规模流徙，使国家编户大幅度减少，浮寄客户大量增多，土地所有权的剧烈转换，从事工商者日众，最后导致两税法的实行。两税法实行后不久，出现了又一次民户大迁徙。在《唐代人口死亡原因统计与分析》（河北师院学报3）一文中，李燕捷通过对样本人口2944人的平均死亡年龄进行了计算，得出了实岁为57.55岁的结论。从5种死亡原因的年龄结构看，除了属于中老年性疾病的脑血管病外，其它4种死亡原因的平均死亡年龄均低于样本人口的总平均死亡年龄，其中因患传染病死亡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1.09岁，人为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4.14岁。由于这几种死亡原因在死亡人口总数中占有较大比重，势必限制了唐代人口的平均寿命水平。
手工业 本年度手工业研究成果比较明显，不论文章的数量还是研究拓宽，都令人注目。杨爱国《东晋南朝墓室建筑装饰略论》（东南文化1）一文，通过对装饰布局、墓主身份、装饰特点的考察，指出东晋南朝墓室建筑装饰反映了当时玄学佛学更相迭起的历史事实，它将中国古代画像砖艺术推向最高水平，系独具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的墓室建筑装饰艺术。郑学檬、卢华语撰文指出，精美绝伦的唐代丝绸图案，作为中华民族历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而著称。主要表现在：图案的对称与曲线美，图案蕴藏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图案反映重农崇本的传统意识（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社会科学战线1）。卢华语《浅谈唐代绢和绵的地方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认为，唐代的丝绸生产，在前代的基础上已进一步形成区域专业化趋势，绢、绫、锦等几种主要丝织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明显。绢的生产相对集中于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二道和长江流域的剑南、山南、江南及淮南道的部分地区；唐代织锦的分布区域已较过去更加广泛，织造工艺也更趋成熟，益、蜀、绵、扬4州贡锦最为著名，其中前3州生产的是蜀锦，扬州生产的是江南锦。郑炳林、高伟充分利用敦煌文书资料，对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在酿酒业的管理、官营及私营酒业的发展状况、敦煌饮酒风气、寺院对酒的管理以及酒的生产种类等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由此窥见归义军政权控制下的敦煌整个手工业发展水平（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西北史地1）。张平指出：《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3）酿造程序比前或更为复杂，制作更为精细；露酒逐渐走出单纯以治病、防病为目的的药酒系统，趋向于风味化、多样化。酿酒用药在唐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齐东方、张静在《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2）通过反复比较后，可将一部分唐代金银皿归为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廷有关的3个系统。但三者不可截然分开，而往往是多种文化的集合。冉万里则概括了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特征：其兴起年代大约在安史之乱前后；器物以四至六曲为主，多置宽大喇叭形圈足；图案主要是阔叶折枝“一”字形扁团花等与对鸟组成（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及特征／西北大学学报4）。唐镜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等环境的制约，它的分期根植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唐镜纹饰是一种装饰艺术，它与其它媒体的纹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3）一文的主要精神。通过将唐代陕西黄堡白瓷与河南白瓷进行比较后，王小蒙指出，黄堡白瓷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既有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外部窑场的作用，其中后者尤以河南府白瓷窑的作用尤为突出（试论唐代黄堡白瓷的发展／考古与文物4）。任荣兴《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及生产》（史林3）根据国内外陶瓷考古的发现及有关史籍记载，将唐五代时期制瓷业的成就、瓷器外销的背景、钙瓷外销的背景、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国外出土瓷器以及瓷器外销的路线等，作了详细探讨。冉万里在《唐代蜡烛小考》（人文杂志1）中，通过对蜡烛的名称、形状及色彩，唐代蜡烛的构成材料二产地及使用情况的考证，使我们对唐代蜡烛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另外，还有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等文。
交通 有关交通的文章不多，但观点新颖，有一定的突破。刘希为《六朝江南交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指出：六朝运用政权的力量，大量地增辟长江流域以南新的交通线路，逐步形成了以建邺为中心向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地区辐射的交通网络。刘希为、王荣生《三至九世纪江南交通发展考论》（徐州师院学报2）在上文的基础上，对隋唐江南交通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史念海《隋唐时代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对此进行了深入考证和论述，指出运河有不同的渠道，渠道相互连辍，可以通到许多地方；长江亦多支流，支流之大者船舶亦皆畅通无阻。水上交通既已发达，其沿岸也就相应出现了一些都会。这些都会亦各自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条其它的道路，共同助长其繁荣。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传”和“递”与“馆”、“驿”的关系如何？黄正建的文章勾勒出“传”在唐代消亡、“递”在唐代发展的脉络。在“传”的3种用法中，“传舍”逐渐为“馆”替代，“传符”逐渐为“纸券”所替代，传送马驴的职责逐渐合并到驿马中，到玄宗以后“传”实际上已不存在了。从刘晏设置独立于驿的“递”之后，“递”首先在度支系统普及，后来中央朝廷遂利用这一系统传递公文，直到“递铺”的出现（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4）。杨希义、唐莉芸《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敦煌研究4）一文，综合考察了近40所驿站，将史籍及诗文中有关丝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驿馆及其经行路线辑集成文，这对研究唐代丝绸之路及馆驿制度颇有裨益。郭声波《“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之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论证出唐初所谓“河曲十六州”，在今川、甘、青3省交界的“黄河第一曲”──若尔盖沼泽草原地区，在探讨该地区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会经济与人口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交通格局，进一步确定了“河曲十六州”各州的具体地望。王学太《〈忆秦娥〉》与唐代长安交通》（文史知识12）以词证史，对唐代长安交通作了论述。
商贸 货币 商贸方面的论文，多民族商贸而少一般商贸，而两者均多集中于有唐一代。和籴是唐代财政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袁一堂就流行的平籴既和籴的观点作了考辨。唐代的常平系统是州、道管理，户部监控，每年将本、利帐申牒，常平署的权力范围仅限于辇毂之下。义仓、常平仓属于积粮备荒，是官府主持兴办的救荒机构，属于民间粮食消费系统。自中唐以后，平籴愈来愈多地用以专指借“军国之需”的粮食市籴，成为官府粮食市籴的两大系统（论中唐以后官府粮食的市籴／中国史研究2）。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粮食市籴到中唐以后，演变成了平籴系统与和籴系统，而和籴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募兵制，转输困难是和籴盛行的重要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和籴准备了物质条件（唐宋时期和籴制度兴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人文杂志1）。在唐代商人阶层中，胡商队伍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薛平拴从整体上论述了“胡商”。认为唐代为胡商提供良好经商环境，其原因是：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水陆交通空前发达；政府执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重视同周边各族及外国的通商互市。胡商在唐代的空前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论唐代的胡商／唐都学刊3）。王尚达《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贡赐贸易管窥》（社科纵横2）也指出，唐代强大的政治统一和军事保障，友善的民族政策，以及对西北交通的直接管理，大大促进了丝路的繁荣，贡赐贸易也更加活跃。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贡赐贸易具有来往频繁，规模大，以奢侈品为主，政治色彩浓厚，交换不等价等特点。贡赐贸易的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粟特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在东西方经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强调经商活动构成了入华粟特人的经济基础。这种活动在唐代中期达到鼎盛，8世纪中期的政治事变使之发生转折。为了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商业利益，粟特人不断寻求政治势力的保护，许多人成为唐王朝的臣民。利用敦煌文书对民族商贸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有2篇。李德龙《敦煌遗书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中央民族大学3），在考订文书的制作年代、性质的基础上，考察出了文书所反映的回鹘与唐朝贡贸易中的细节，其中包括贡物者的身份、贡品内容及回赐物、贡物与回赐的比价等等。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研究4）的基本论点是：敦煌文书《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一道判牒是请粮文书，虽仅寥寥数行，却清楚地记录了思结族人频被欺凌，生活无靠，慕义归唐，并被河西官府进行安置赈济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唐朝的开明民族政策及对周边部族实行安抚的史实。
薛平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从4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货币流通的特点：新旧货币并行流通，甚至专用古钱；行用时间短，缺乏生命力；流通范围缩小；货币流通严重萎缩。这一时期在货币发行与流通方面均存在着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李家寿强调，从现有材料来看，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实物资料，均不能证明唐代飞钱曾进入过流通，在商品交换中起过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唐代的飞钱仅是一种汇兑方式，中国真正的最早纸币是宋代的交子（关于唐代“飞钱”的性质问题／财经研究3）。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中国经济史研究4）深入探讨了钞引制产生基础的折博制。折博是以政府手中的专卖品博取百姓手中的钱物，它并非完全平等的交易而往往是寓税于博。折博在唐代已经存在了，但唐朝的折博未必已与异地兑换的飞钱相结合。尽管在实物货币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折博方式往往还带有易货贸易的痕迹与特色，但它的出现毕竟反映了商品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于封建货币与税收政策的渗透。折博在五代以后不仅已有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明确的内容前提，且作为专卖制中一种官商交易的新形式被逐渐确立下来，为宋代钞引制的最后实行奠定了基础。
经济思想 有关人物经济思想的论文比较多，涉及面广。齐振翚《曹操后勤思想浅析》（辽宁大学学报2）认为曹操的“强兵足食”、“因实求备”的后勤保障思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了统一事业的进程。刘春香、涂白诚《诸葛亮经济思想探微》（许昌师专学报4）强调诸葛亮的经济思想：一是在农业方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重视水利建设；二是在工商业方面提出盐铁官营、蜀锦为主的思想；三是提倡轻徭薄赋，提倡节流和积蓄，反对奢侈浪费。因此，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在经济思想方面也颇有建树。沈端民撰文集中对诸葛亮“闭关”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与上文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采取的各种措施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他调整了经济政策，即“闭境劝农”、“闭关息民”。诸葛亮的闭关政策不但没有解脱蜀汉的危机，反而加速了它的沉没（略论诸葛亮的“闭关”经济思想／财经理论与实践3）。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是一位颇具才干的女政治家，她在平城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基础。杨丽珍、武变珍《略论冯太后平城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山西师大学报1）指出冯太后改革的主要思路和实践是：严惩污吏，实行均田制，推行三长制，改革户调制。刘晏是唐代中期有名的经济、财政改革家，对唐代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本年度有数篇文章就刘晏的经济思想和改革措施作了论述。王棣《论刘晏的财政改革》（晋阳学刊1）强调，刘晏为解决财政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是利用国家的政权力量，强制性地增加劳动人民的直接赋税负担，而是采取利用国家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参与商业活动的方式，积极运用一切有利于商业经营的原则来经营国家商业，以获得利润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样，秦永州的文章也重申了刘晏财政经济改革中尊重经济规律的思想。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使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尊重经济规律，讲求经济效益，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以及合理的用人政策，是刘晏财政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山东师大学报4）。整顿盐政是刘晏经济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刘荣春、谢茂林《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江西师大学报2）主张，刘晏针对当时盐政管理的种种弊端，继承和发扬了《管子》、桑弘羊等国家统制盐业管理思想的精华，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在中唐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完全由国家直接控制盐业会带来不少弊病，应借助商品经济的手段控制盐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另外还有唐任伍《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河南师大学报5）等文。中唐的另一位宰相陆贽的主要理财思想是：国本于人，财为人心；财为邦本，官给人足；义利并举，任贤立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并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和愿望，充分显示了陆贽的开明、远见卓识及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个人特色。这就是孔祥振《陆贽理财思想初探》（现代财经3）一文的主要内容。唐代理财家杜佑撰写的《通典》一书，在“食货”典中保存了大量的唐代经济史料，同时内中也反映了作者的经济思想。徐大英撰有《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西南师大学报3）一文。除此之外，刘季富《唐太宗经济思想初探》（殷都学刊4）一文，也值得一读。
区域经济及其他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本年度研究成果不少，尤其对六朝经济的研究令人瞩目。张承宗在《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2）一文中，通过对西晋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手工业及其商业发展的论述，得出了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对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为东晋、南朝的立足江南奠定了基础的结论。简修炜强调，汉唐间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与更新，把地主封建制引向发展，为隋唐的社会繁荣作了准备。在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事实证明，没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灾难是没有历史进步来补偿的。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遭受的历史灾难，而以长江、珠江等流域为纽带的南方地区则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补偿，由此出现了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六朝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效应，政策调整的作用和社会相对稳定所带来的机遇（汉唐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六朝经济的发展／学术研究1）。许辉也探讨了六朝经济发展的原因和轨迹。他主张：六朝经济开发的原动力是永嘉乱后北方流民的大批迁徙南下，六朝时期南方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正是流民大批集结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道路也推动着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就开发程度和地域而言，当时已形成若干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长江上游的巴蜀经济区、长江中游的江汉经济区和长江下游的三吴经济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在六朝均有所突破（六朝经济发展轨迹探索／许昌师专学报2）。关于六朝商业资本形态，郑敬高的观点是：六朝的货币经济与商业活动是在中央控制衰弱下发展起来的，其商业完成了自身的“封建化”，为重建的社会政治体系所整合，商品经济不再是政治体系的疣物，以和买与交易税的发展为特征，商业也成了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商业成了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体系对商品货币经济的整合，意味着对商业行为人的社会融化，这时独立的商人阶级似乎不见了，以商业为业者少有巨富豪强，而小商贩日益增多。以一定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这种资本形态极大地制约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特定的商业资本形态导致了商业资本的社会饱和（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许昌师专学报1）。长期从事瓜沙史地研究的李并成，通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及多次在瓜沙地区实地考察后，发现在今天瓜沙绿洲间还有一块早已消失了的汉唐古绿洲，这就是唐代苦水（今芦草沟）下游绿洲。芦草沟下游绿洲的沙漠化过程始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盛于唐代后期。人为因素乃是这块绿洲沙漠化的主要原因（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3）。五代时期前、后蜀的铸币问题，因受史料和传世品的局限，涉足者甚少。刘敏《五代前期的前后蜀铸币》（四川文物1）根据考古发掘和窖藏出土实物与文献史料结合起来，补遗拾阙，考证了前、后蜀铸币的特征、流通比值等。区域经济方面还有苏宓夫《唐代对陇山森林的破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拜根兴《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旅游简论》（渭南师专学报3）等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精神消费状况及其影响》（求索1）系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的姊妹篇。文中概括了当时地主阶级精神消费的奢侈性特点：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艺术生活；纵情园林，以托性灵；讲究摆设、装饰和夜生活；迷醉狂欢、游戏和赌博。精神消费的内容大都与奢侈性物质消费相交叉，它造成的挥霍与浪费更加无限制，造成商业的某种畸形发展，窒息了某些技术的发展，败坏了社会风气。何锡光《东晋南朝间隐者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文史知识1）主张，这一时期隐者多数因家资世业，有庄田奴仆，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虽在山中，其生活水平并不低于世俗士大夫。另有一部分人家境贫寒，收入微薄，至有自食其力者，遇有岁时荒歉或意外事故，不免冻馁之苦。然这两类人大都能安于平常所得，不汲汲于货殖求取，在取予临财之际，能坚守廉退自足的隐士之道。姚伟钧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急剧变化、动荡而引起的饮食文化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由于各民族间饮食文化与烹饪技艺的交流，出现了许多风味各异的名馔佳肴，加之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这一时期饮食文化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色（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拜根兴通过对唐代献食、烧尾与官吏升迁，政事堂食与中枢之争，廊下食与地方的公厨食的讨论，认为随着官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饮食活动充斥官场的每个环节，成为统治阶级调和、平衡上下关系，维系国家机制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封建社会特定的“食道”与“官道”，饮食与官场政治的水乳交融，同时也是唐王朝走向腐朽、衰败的重要原因。（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黄云鹤《北朝妇女的经济地位初探》（松辽学刊3）说，北朝时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封建礼教衰落，为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契机。上至皇后，下至女奴，都分别参与了社会生产活动，尤其是平民妇女和女奴，由于政府法令的规定，她们以至成为社会生产的一支主力军，对北朝经济贡献巨大。黄正建《唐朝人住房面积小考》（陕西师大学报3）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唐朝人住房面积作了一些考证，勾勒出了可定量的唐人住房面积的轮廓。文章角度新颖，富有启迪。雷巧玲《唐代赐宅述论》（唐都学刊4）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唐代皇帝赐宅的对象、来源、形式、程度及仪式等，总结了唐代赐宅的特征，强调赐宅与皇帝所处时代的国内状况及当时的民族关系密不可分，又与皇帝的升平政术及情趣相关，实际上是皇帝激励臣民的一种有效手段。另外还有张达聪《论比部职掌的演变和唐代的比部审计制度》（江汉论坛7）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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