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协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区域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P967
1 导言
物质世界的改造只能通过对物质本身的开发和利用来实现。作为地球物种的一个种群，物质的供应和保障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1]。尽管目前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信息时代，但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基础的这种依赖程度依然如故[2]。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以无生命的数码及字符所组成的信息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主宰人类未来的生活和命运。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样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即信息及其技术从制造、传播到使用均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维持人类今日的生活，一年不仅要消耗掉上百亿吨的能源矿产、数十亿吨的其它矿产和生物资源，而且还要占用数亿平方公里的耕地和数万亿立方米的水资源[3-5]。综观今日世界，无论发达程度与否，自然资源占有水平和开发程度依然是决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6]。换言之，各国和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建筑在资源环境基础这样一个物质平台之上。实际上，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基础的协调状态已经成为各国和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在此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2003年北美、欧洲的大面积电力供应中断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不仅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资本和技术来源，而且同样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自然资源基础。事实上，发生在“九五计划”时期的黄河断流、长江和嫩江流域洪水、以及“十五计划”期间北方大范围的沙尘暴表明，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基础两者间不协调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这些事件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已经开始从局部走向了整体[7]。发生在近年来的粮食产量连续大幅下降，以及2003年末的能源“三荒（煤荒、电荒和油荒）”的事实同样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来自资源供应保障方面的巨大挑战[8]。有鉴于此，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缓解乃至遏制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趋势，应是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换言之，中国区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基础之上，
考虑庞大的人口数量、旺盛的社会消费需求和巨大的区域差异，在进行中国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协调问题探讨时，我们将所涉及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依存程度最高和使用程度最为普遍的5大“公用性资源”（要素），即耕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能源和林业资源，以此建立评价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基础协调的基本平台。在所评价的5大“公用性资源”中，耕地、水、能源和林业4大资源是国家和地区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所在，而矿产资源则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前提。于此同时，问题的研究在以7大区为单位的基础上展开。所不同者，考虑到自然环境和数据资料的相对完整性，本研究对7大区的划分在传统基础上做了适度调整（见图1）。分析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区域人地关系总体现状评价，把握区域人为活动与资源环境协调特征和演进趋势。
图1 中国7大区划分示意图
Fig.1 The sketch map of China's seven region
2 概念与公式
2.1 基本概念
国家人地关系的资源环境基础概念古已有之。其基本内涵是：一个国家管辖范围内现有人口生存及后代繁衍生息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障状态和开发状态与潜力。从全球人地关系长期的发展过程看，从古至今国家资源环境基础的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不同者，古代时期的概念更注重资源环境数量的多寡及扩大开发的可能，现代时期的概念则更强调资源环境基础内部的系统平衡状态与外部的协调可能。
一般而言，古代国家资源环境保障基础的要素组成相对单一，其基本模式可以表达为：
古代国家资源环境保障基础的要素组成＝土地＋水源
从这一要素组成模式出发，包括湖泊在内的河流流域土地资源开发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起源及其延续的最佳场所。人类古代和现代文明大都发生和发育在江河流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国家资源环境保障程度的基本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新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变革和发展却引发了资源环境要素组成结构的重大变革。
首先，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推动了社会资源消费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展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系统，从而打破了传统安全概念的要素组成结构。据此，现代国家资源环境保障程度概念的要素组成模式可以表达为：
现代国家资源环境要素组成模式＝土地＋水＋矿产＋生态环境
图2 区域资源环境基础与演进过程
Fig,2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base and its evolution in national economy
2.2 评价公式
区域评价公式的基本目标在于，确定地区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大小。因此，与传统思维不同，区域资源环境要素评价的主要表征指标首先考虑的是把握“地－地”的对应关系状态，然后再进一步明确“人-地”协调的基本状态。因此，对象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的安全保障评价基本公式第一步便是确定本地区的“地－地”现实对应关系状态，其公式可以表达为：
在这里，RF为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指标；
为资源环境要素表征值（i=1,2,3,4…，但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t为地区陆域国土面积。
进行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安全评价的第二步是，要确定全国资源环境的“地－地”对应关系状态，其基本公式为：
NF为国家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指标；
为资源环境要素表征值（i=1,2,3,4…，但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T为全国陆域国土面积。
根据公式1和公式2，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的安全状态综合评价公式为：
即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资源环境各要素指标与全国相应要素平均指标的比值之和。
考虑到主导“人－地”关系协调状态演进过程的“人”是由人口和经济活动两大基本社会要素所组成，因此，研究区域“人－地”协调状态，其基本评价可以表达为：
在这里，ML为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系数；P为地区人口密度与全国人口密度的比值；E为地区经济活动密度与全国经济活动密度比值，经济活动通常以GDP年产出形式表示。
3 评价结果
根据区域评价基本公式，区域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评价结果可以划分为资源本底和人地关系两大部分。
3.1资源本底（要素综合）评价
资源本底评价的结果表明，全国7大区的资源环境基础本底特征十分明显。从“要素综合”评价的结果看，全国7大区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包括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华南5个区，为资源环境本底相对良好地区。其中东北、华中和华南3大区的地－地对应系数分别高出全国均值45%～50%以上（见图3）。通常，决定这类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状态的主要取决于2～3个资源要素。例如，东北区的能源、森林和耕地资源；华中区的耕地和水资源、以及华南区的水和森林资源等；
第二类包括西北和西南2大区，为资源环境本地相对脆弱地区。其中西北区的地－地对应系数仅为全国均值的55%。决定这类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的状态同样取决于2～3个资源要素。例如，西北区单位国土面积的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仅为全国均值的1/5和1/3。
实际上，正是由于区域间存在如此明显的资源环境差异，才决定了国家人类活动空间的基本格局。在以往数前年的资源环境开发过程中，拥有良好资源环境基础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始终是中华民族生息和活动的最主要场所。相比之下，由于脆弱的本底状态，西北和西南两大区的资源环境开发进程则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也正是决定著名胡焕庸人口分布线（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大体走向的资源环境基础所在。
图3 中国区域资源环境基础差异分析
Fig.3 The divergence of region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3.2 人地协调状态评价
3.2.1 总体评价
中国是世界上大规模资源环境开发最早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由于国土疆域广阔，基础庞大，直到20世纪初以前，以水土资源为主的资源环境开发并未引发重大国家人地关系协调问题[9]。此后，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土地为主的单一资源开发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长期内战和外敌入侵不断的情况下，中国人地关系协调状态日趋脆弱。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人地关系协调状态已经达到了相当紧张的局面。到1949年时，全国森林覆盖率不足9%，不足全球均值水平的1/3。与此同时，全国人为直接土地占用达到了38.7%（注：在这里，人为活动的土地资源直接占用包括农用耕地、园地、牧业草场、城镇居民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5种类型。），高出世界均值水平近4个多百分点。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为国家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长期的实践表明，快速增长的矿产资源投入对缓解以往人地关系紧张状态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未能及早实施人口规模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受国内社会生产和国家发展环境的影响，中国不得不长期以自身廉价的资源环境投入来实现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10]。受此影响，中国人地协调状态开始进入全面紧张状态。与1952年工业化之初相比，2000年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所承载的人类活动提高了77倍（见图4），成为世界上人地关系演进状态最为紧张的国家之一（见表1）。直到21世纪初，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长期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引进，国家人地关系协调的紧张状态才开始出现局部缓解。
3.2.2 区域分析
与资源环境基础状态相比，尽管全国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状态同样可以分为两大类，但类别之间的差异却要明显的多。
第一类属于人为活动压力相对高的地区。这类地区包括了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4个大区，其中以华东区的表现最为突出。2000年，华东区人地关系压力系数高达6.6，高出西北区550倍。尚若考虑到大量外来务工人口，当地实际人地关系压力系数接近6.8（见图5）。
表1 中国资源环境要素表征指标的人均拥有水平国际比较（1998年）
Tab.1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ndex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世界资源研究所等，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中国环境出版社。
图4 中国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变化（1952～2000年）
Fig.4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1952～2000
图5 中国人地关系状态（2000年）
Fig.5 The General Patter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2000
从资源环境的基础看，这类地区大都具有水土两大资源结合较好和区位优越的开发条件。在以水土资源开发为主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上述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状态始终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基本命运。所不同者，随着气候的变化，自宋代以来（1230年）华东及华南两大区逐渐取代了华中和华北两大区的传统农业生产地位。
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国防和区域平衡发展等政策的影响，上述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基本保持相当稳定局面。例如，1952～1980年期间，华北区人地关系压力系数仅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而华南区甚至下降了8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大的对外开放和大规模资本与技术的引进极大地加速了当地人地关系的演进速率，其中以华南和华东两大区的增速最为明显。1981～2000年期间，华南区和华东区人地关系压力系数分别增加了66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见图6）。
第二类是人为活动压力相对弱的地区。这类地区包括了东北、西南和西北。
客观地讲，东北区是全国资源环境基础最佳地区之一。而且在进入工业化阶段后，东北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辉煌。但是，一方面由于大规模水土资源的开发历史较短，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落后的管理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当地资源环境开发潜力的有效发挥。因此，目前东北区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尚无法与人为活动压力较强的其他地区相比。
与此同时，由于资源基础薄弱和区位偏远等不利条件的影响，长期以来西南区和西北区资源环境开发规模受到严重制约。尽管此种情况在国家工业化初期有所改善，但是与东部的各区相比，人为活动强度要弱了许多。例如，2000年西北人地关系压力系数只有0.012（表观），仅为全国均值水平的6%（见图5）。
图6 中国区域人地关系演进趋势变化（1952～2000年）
Fig.6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1952～2000
4 因素分析
在区域人地关系演进的过程中，人为活动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4.1 人口增长因素
长期的实践表明，在水土两大资源开发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因素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500～1890年的上千年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地关系压力增长了14.5倍，其中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75%。
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资源环境投入结构的改变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产出能力。在1952～2000年国家人地关系演进过程中，人口增长因素的作用力已经快速下降到了5.3%。
从区域的角度看，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增长的作用力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拥有华北、华东和华南3大区的人口低增长区，其人口增长的作用力大体在3.5%～4.5%之间；第二类为包括东北、西北、西南和华中4大区的人口高增长区，其人口增长的作用力基本保持在7%～8%（见图7）。
4.2 经济增长因素
尽管大规模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完全确立了在人地关系演进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这种作用在各大区的表现却不尽相同。
与人口增长因素相同，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作用力同样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经济增长作用上升地区。这类地区包括了华北、华南和华东3大区，过去50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作用力增加了15%～40%，其中以华东区的增长最为明显；
第二类地区为经济增长作用下降地区。这类地区包括了东北、西北、西南和华中4大区，其经济增长作用力过去50年工业化过程中下降了11%～34%，其中以华西南区的下降最为突出（见图8）。
图7 中国区域人地关系演进因素分析（1952～2000年）
Fig.7 The Factor Analysis in Reional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China(1952～2000)
5 结论
由于国土疆域广大，中国区域资源环境基础的差异十分明显。在全国7大区中，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华南5个区条件相对较优，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状态相对较差。正是这种明显的区域资源环境差异，长期以来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华南5个大区始终是人为活动的主要场所。然而，长期的开发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使目前中国区域发展与其资源环境基础的协调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紧张的状态。近年来各地频发的旱涝灾害和燃料及原材料供应紧张局面均是很好例证。
图8 中国区域GDP比重变化趋势（1952～2000年）
Fig.8 The regional GDP change of China,1952～2000
人地关系对应分析表明，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4个大区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突出，其中华东区的情况最甚，目前当地实际人地关系压力系数接近6.8，高出全国均值水平33倍。尽管西北和西南的人地关系压力状态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是由于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脆弱性，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开发同样面临严重挑战。作为全国资源环境基础最佳的地区，由于大规模开发历史较短，目前东北区的人地关系依然保有较大演进空间，这也是全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最后希望所在。
有鉴于此，未来区域发展的首要目标：第一，争取尽早实现人地关系紧张状态的缓解；第二，最终实现与资源环境基础的协调。为此，建议：
第一，继续严格地控制人口。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达地区的人口发展正在经历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不仅成为了地区财富的快速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成为了地区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基本前提。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践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从实际国情出发，中国应当实行一种较其他国家更为明确、更为自觉、更为严格和更为耐心的人口控制政策和法规。任何松怠都将会贻误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为此，严格的计划生育不仅应在城市区域得到巩固，而且还应适时地和有步骤地向农村地区逐步推进。这是实现中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必由之路和惟一选择；
第二，最大限度地实施能源资源的国际化。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社会需求会明显增强。由于中国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相对脆弱，未来区域发展对国际燃料与矿产品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更体现在质量上。其中，以石油、天然气、黑色、有色及木材等资源最为关键。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了有色和石油及其制品的进口。目前，作为世界上国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大量资源及产品的进口至关重要。显然，为了确保地区现代化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目标的实现，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推进能源资源的国际化进程。这是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改善的必由之路和惟一选择。
收稿日期：2004-10；修订日期：2004-11.
标签：人地关系论文; 环境评价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 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