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马克思主义的好学风
学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根据吴宝康学术生涯的具体实践，本文从求实态度、批评精神、民主作风与群众观点四个方面，来记述他在马克思主义学风修养领域内的精神面貌。
（一）求实态度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要求。本文在第三部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中已对吴宝康的治学生涯作了回顾，这里就从简了。
1984年他在《关于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几点意见》中说：“必须知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还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学风。随着近些年来档案学研究活动的普遍展开，我觉得提倡树立一个良好的文明的学风问题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它是档案学及其科学研究工作健康发展的保证。”
（二）批评精神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更是求得学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动因。
1.批“左”同时要防右
1983年，他在《我的祝贺》中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继续解放思想，科学地总结我国档案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清理在档案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影响，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坚决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一个良好的、文明的学风。”
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时，指出解放思想不是随意乱想，批评了当时的六种表现。接着他说：“上述情况中的有些方面，其实在五十年代初期，包括我在内，也犯过这样的毛病。那时学习苏联，也曾随便否定过去，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历史遗产。初生牛犊不怕虎，盲目幼稚，一切简单化，这也批判，那也否定，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应该吸取的。”
2.批评与帮助相结合
1990年初，我国正值着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吴宝康写了一篇《评〈回顾与展望——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考察〉》的文章。批评是严肃的，在他的文集中专门批评一篇文章的，仅此一篇，但批评限制在学术评论范围内。评论有高度，有深度，但批评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作者。吴宝康写道：“由于对中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不全，调查研究也不够，因此文章，特别是关于新中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的阐述部分，是有较大缺陷的，这就是对新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总体评价失当。它在客观上将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出现的贬低和否定新中国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倾向‘理论化’了。”在文章最后一段他写道：“我写此文，无意完全否定回文（即《回顾与展望——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一文——编者注）对档案学的探索所作的努力。我写此文，目的只是在于对青年人严格要求，与人为善，热情帮助。希望作者能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自我教育与学习，自我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我仍然坚信作者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和文字能力的，探索精神也是很可贵的。”
1990年4月27 日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中青年档案学者要有个恰当的估计和评价。不能因为发表了几篇有问题的文章，就认为这些同志不行，对一些同志还是要始终保持爱护和扶植的态度，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的治学精神，决不能搞大批判。”
3.勇于自我批评
1988年，在《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说：“我认为档案的起源与产生应该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它有一个从起源到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从萌芽、不成熟状态到成熟产生以至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一起前进的。不是象我们过去那样（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明确把这问题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而是简单地认为档案产生于什么时候，起源于什么时候，或者起源与产生混淆不分，有的只讲起源，也有的只讲产生，没有把起源与产生作为一个过程联系起来阐述。我自己在《初探》中标题虽写明起源与产生，但实际上并没有阐述清楚。”
1990年7月17 日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从事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四十多年，做了一些科研工作，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但我自己感到我对档案学还只摸到了一些边，远不是全部。我的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的，不够系统，水平不高。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对哲学、史学、文学等有较好研究基础的人，那么也许档案学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
4.欢迎批评
1989年，他在谈到档案学发展的主流后，提到“也有同志对档案学的发展感到不能满意，在反思中意见纷纭。有同志认为档案学理论内容陈旧，几十年一贯制，水平不高，发展迟缓，没有 突破，方法死板单调，学术空气沉闷，面临危机，等等。”接着吴宝康说：“为什么档案学在繁荣发展中又会出现这样一种不满的情况呢？我想这并不奇怪。……许多同志出于良好的愿望，对档案学的发展表示不满，抱怨，发表敦促批评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欢迎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和见解是有启迪作用的、中肯的。我们还应该把各种不满意见和敦促批评视为当前档案学界充满希望的应予重视的新动向，把同志们的‘危机’感，变成推动档案学更快更好地繁荣发展的新动力。”
（三）民主作风
这里讲的是学术民主。发扬民主作风是发展与繁荣档案学的重要途径。
1.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
1982年，他在一篇学术讨论文章的专题评述中说：“论文的写作表明作者们都能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无所顾虑，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甚至对某些问题大胆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评性的意见，互相争论，共同探讨。这也是这批论文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是我们繁荣发展档案学所必须的重要条件，必须提倡和发扬。”
在同一篇评述中，在提到两篇关于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的文章后说：“其论题是重要的，目的是一致的，但认识和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学术见解不同，应该是容许的。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各抒己见、互相交流，总是有益于档案学研究的提高和发展的。害怕争鸣、限制交流，是不可取的。”
1986年，在《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学术理论研究中有不同意见，互相争鸣，是正常的，是好现象，它表明我国当今档案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兴旺。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提倡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寻求共同认识和真理，建设科学的档案学。”
2.学术讨论中的商榷态度
1984年，在谈到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问题时说：“由于这是一个新课题，科学理论的形成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还需要大家继续商榷、探讨，你们来信中所述以及提出的问题，无疑对于深化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1984年谈到贯彻“双百”方针时说：“从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应提倡民主作风，培养民主生活的习惯和风度，正确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互相商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学术讨论中，一定要提倡用商榷的态度、商榷的方式、商榷的语言、商榷的口气来探索和探讨真理。要允许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要平心静气地说理，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风与态度。”
1989年他的《坚持和发展国家档案全宗概念》一文，谈到他对档案、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解释时说，“有人对上述我的看法觉得‘也不尽然’。有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当然可以共同探讨。”
3.科学平等，互相帮助
1985年，在《建设秘书学的一些设想和意见》中谈到学科建设问题时说：“我主张，学科领域内没有大哥哥和小弟弟之分，不要称档案学为老大哥，秘书学是小弟弟，它们应该是科学平等、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和帮助的关系。”
（四）群众观点
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必须贯彻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观点。
1.档案工作面向群众，开展群众性研究活动
1957年，《努力发展档案学》一文谈到开展群众性的业务研究工作时说：“我们不要把科学研究工作神秘化。当然，专门研究档案学的人是少数的，但是不能认为研究档案学只是少数人的事。可以说日常的业务研究工作也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研究档案学的科学基地，同时又能在广大的新老档案工作者中展开群众性的研究工作，而且把它们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我相信经过长期的努力，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一定会步步提高。”
1984年，在《档案事业的建设与档案学》一文中说：“我们的国家档案馆是应该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要有个过程，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从根本上讲，如果我们的国家档案馆不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那么就失去了国家档案馆的意义，而把我们的档案馆在实质上降低为‘档案库’。”
1984年，他又说：“今后，我们的学术活动要依靠群众，要有计划地组织，要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更要提倡多开小型的专题讨论会。形式灵活多样，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广泛组织和吸收群众参加，真正体现出学术活动的群众性的特点。”
2.寄希望于年青一代
1986年，在《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文中说：“我国档案学已经从专家研究发展为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我国档案学仍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它有广阔的科学领域和天地，等待着同学们——年青的一代人去开拓和建设。”
1989年，在《档案学建设的历史回顾与今后任务》中说：“进入80年代以来，新人辈出。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档案学实现新的再一次‘飞跃’的时代终将到来。我们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新人，在新一代人们手中实现第二次‘飞跃’。”
1990年，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一直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档案学希望寄托于中青年档案学研究工作者身上。他们有很多长处。他们思想解放，富于进取，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充满朝气和热情。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但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弱点，就是往往比较片面。我想这不要紧，他们在碰到一些问题后会逐渐地成熟起来。”
3.继承与发扬老前辈的学术思想
吴宝康不仅十分重视年青一代，而且也十分尊重档案界的老前辈，他以后辈自居，虚心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向他们学习，并要求档案界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
1990年7月17日， 他的《在中国档案学会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我祝贺尊敬的前辈——曾三同志获此殊荣，我也祝贺裴桐同志获此荣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1990年，在《祝〈曾三档案工作文集〉出版》一文中说：“它的出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历史发展，总结建国以来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历史文献，而且对研究新中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创建和发展，同样提供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思想、观点、理论和系统史料。我们不能只看到曾三同志对新中国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要重视他对新中国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的思想理论上的实际贡献。”
1991年，在《沉痛悼念曾三同志》一文中说：“我毫不夸张地认为，新中国档案事业建设和档案学发展能达到今天的地步，是与曾三同志的实践贡献和创造性思想分不开的。他不愧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建设的创建者、开拓者、领导者。”“悼念曾三同志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学习和研讨曾三文集，继承并发展其档案学思想和理论。”
4.团结协作，老中青结合
1984年，在《关于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讲到加强研究队伍的团结，大力组织协作研究时说：“过去我们档案界是很团结的，因此档案事业欣欣向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希望这种光荣的优良传统要继承并发扬下去。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进一步加强局、馆、系的团结，在国家档案局的领导和组织下，齐心协力，搞好档案学会的工作，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档案学术活动，为我国档案事业建设服务。”
1989年，在谈到档案学的发展时说：“我感到，年青一代是我们寄托和希望的所在。档案学的未来发展还需要依靠新老结合，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切磋，甚至互相碰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共同携手为繁荣和发展档案学而努力。新老结合，老中青结合，将有一段历史过程。在此结合的过程中，终将组建成一支有相当力量和水平的档案学的专门科研队伍，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1990年7月17日，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人， 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档案学必将更加繁荣和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尽管年青人有不成熟的一面，但是其基本素质比起我们来说强多了。我深感现在的年青人进入科研前沿阵地，比我们早得多，快得多。……寄希望于年青一代，依靠年青一代来接班，在老中青的团结协作中，争取新胜利。”
5.向兄弟学科学习
1989年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借鉴兄弟学科的问题。他说：“图书馆学是一门同档案学的关系相当切近的科学。图书馆学比档案学要发展得早些，也成熟些。队伍也比我们强些，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是有优势的，走在我们前面。因此，了解一点图书馆学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可供借鉴，有所启迪。”“从1988年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研讨会得出的‘求实、求新、求发展’的口号，可以看出中青年图书馆学者正成长和成熟起来。他们已经‘摒弃宏大深奥的理论架势，摆脱空泛无谓的理论纠缠，走出象牙之塔，面向社会需要，面向实际，开始新的探索。’这是值得我们档案界的中青年学者思考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新中国档案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吴宝康教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脚踏实地，奋力开拓、耕耘，在新中国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由此也形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
早在1987年2月， 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同志为吴宝康《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一书出版作序时，就评价吴宝康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档案事业建设和档案学的一位学者”。
1997年5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陈兆祦教授为吴宝康《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一书出版所写《编者的话》，称“吴宝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档案学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1997年9月， 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同志在祝贺吴宝康教授八十华诞时，称吴宝康为“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档案学者和档案教育家。”
在80寿辰前夕，中国档案报记者访问了吴宝康。他对记者说：“如果说，中国档案学院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话，我个人现在享受的荣誉已足够了，我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靠国家档案局领导和无数热爱档案事业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文完）
本文所引吴宝康教授语，引自《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