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自身建设论文,社会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2]01－005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而引起的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转型期的社会充满生机，同时也引发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社会稳定凸显为一大难题。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一个主导的力量以维持其统一和基本稳定。在社会稳定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组织力量。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前提和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是党实现自身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动力。只有构建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一、社会稳定与党的自身建设的结构功能分析
社会稳定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子系统构成，全球化是其背景和外部环境；各子系统在运作中包含不同的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总体上说，经济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政治稳定起到保障作用；公民社会的成熟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是实现稳定的重要社会条件；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和稳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和心理支撑。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来说，应促成各子系统的耦合，实现平衡发展。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各子系统都存在诸多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由各子系统的耦合而形成的平衡结构更是相对的、暂时的，甚至差距很大，这正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
在社会稳定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稳定的主导者和组织协调者。“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认识中国社会稳定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逻辑，即党的领导和执政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其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执掌政权是一种历史责任和使命，是落实“三个代表”的需要，党拥有并使用好领导权责无旁贷。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民利益，“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2]“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3]“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4]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要围绕这个最高利益进行。最高利益的维护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来保障。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巩固党的领导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社会稳定就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追求自身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维护社会稳定，明确党的建设的方向。
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容易引发社会动荡；而且“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进程”[6]，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动员会提高人们的期望，期望预期不能满足而产生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7]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党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变得更为重要。
政治发展是社会稳定的政治保障。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实现政治民主，具体表现为在现代政党的推动下建设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国体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党权、政权具有工具性，民权具有目的性”，“应当以民权保障为出发点，建立、发展和改革党政关系”[8]，这种社会本位的现代政治逻辑在转型期日渐彰显，它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诉求。权利诉求不能满足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9]政治发展就是要协调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诉求之间的矛盾，这个政治使命由现代政党来担当。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并因此成为整合社会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组织力量。
公民社会的成熟、社会结构的合理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必然形成。公民社会是指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成熟的公民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调整。“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10]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主体、配置方式和机会获取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引领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健康发展，从而维系政治体系的稳定是政党的基本职能。
文化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需求。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的文化认同是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状态，是社会稳定体系建设的目标追求。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更加重要，维护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文化发展在社会稳定系统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社会稳定是建立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变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系统中某一子系统的发展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则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和障碍，并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薄弱环节。“一旦经济发展被启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会发生相应的结构性变化，甚至人格结构、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社会的转型，实际上是原有社会结构的改变、解体或重组，这本身就是一个与社会稳定相悖的过程。”[11]所以，社会稳定是动态的、相对的，而不是静态的、绝对的。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稳定观，这种科学的稳定观是基于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基础之上的一种结构性平衡，是社会各子系统基于功能性区别而需要相互认同、相互协作、相互约束所带来的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政党主导的国家，社会稳定机制要在政党政治提供的框架内运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执政过程中维护社会稳定，应社会稳定的需要推动自身建设的科学化，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制度空间，不断完善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制度性运作规范，实现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社会稳定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分析
(一)传统社会稳定模式与党的自身建设。
建国初期，面临严峻的政治军事威胁、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极其落后的文教事业、大量丑恶现象的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在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形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国家不仅有了权力集中的社会基础，而且有了所有制的保障。文化建设方面，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总体上是和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的中央集权相适应的。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的社会稳定模式由此形成。更重要的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直接掌控的组织以外，其他各种社会组织都消亡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控的组织就成为中国社会几乎是唯一的有组织的力量，也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力量。由于这一力量的存在，即使发生了大跃进那样的经济灾难和“文革”那样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国家的统一和1949年以后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动摇。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以党组织为核心，聚合了多层面、多类型的组织，形成富有活力的“中心——外围”结构的党的组织网络。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决定了党的组织网络的政令畅通及坚强有力，党政关系、政党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组织网络中去考量。正是凭借这样的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中国社会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柱石。
传统的社会稳定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凝聚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极为明显的：用精神信仰代替物质追求，使政治参与失去动力；意识形态僵化，社会专制盛行；人格魅力型政党权威使党的建设封闭、僵化，党内民主无法有效展开。进而党政不分，权力缺乏监督并酿成灾难。种种弊端削弱了党的领导，损害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注定了这种社会稳定模式的风险、执政成本的高昂和不可持续性。
中国共产党要融入新的全球化进程，必须改革开放，与世界文明接轨，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稳定机制和稳定模式不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自身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稳定与党的自身设建设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渐进、增量式改革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在保持原有的政治权力架构的前提下，通过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而开始的，要求充分利用原有体制的发展空间，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遵循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由经济再到政治的顺序。“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渐进”发展特征相辅相成。“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强调的。所有变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渐进中进行，避免了东欧剧变的不成功经验，维持了国内长久的便于搞经济建设的稳定局势。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政治改革的重点始终在改善政府治理”[12]，这种治理改革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建设服务政府、透明政府，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表现为以其执政能力的提高为重点和突破口，依托其政党性质的先进性以及历史上积累的丰厚的政治资源，审时度势，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带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驶入正确的航向。“驾驭政党变革的全部艺术不仅仅在于批判既有体制、既有机制的弊端，更在于善于利用既有体制，顺利地托出新的体制，善于把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摩擦化解为最小，把二者的统一性利用到最大。”[13]围绕经济发展、政府治理，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政党职能，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规范党政关系，重视制度建党，使党的建设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使党成为保持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
第二、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稳定的不同特点加强自身建设。
改革初期，全国人民深受文革之苦，人心思定。党和政府必须恢复文革造成的全国性混乱。中国共产党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率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4]但是党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连续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是党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的同时，基于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及极左信仰所造成的灾难后果的反思与干预，及时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创造性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核心在于解放生产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热情，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国家政治体制恢复常态，社会和谐安定。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反映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5]这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针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党的十三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畅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强调必须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两个考验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实现制度化更替，执政合法性逐步提高。同时，改革的深化使普通民众的社会风险增大，社会抗拒事件明显增多；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党面临严峻考验。“在经历过政治风波的考验后，党中央对处理党政关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工作思路，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6]。中国共产党更加谨慎地处理改革开放和稳定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稳定问题。
1992年初至本世纪初。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消除了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说的思想混乱。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开辟了广阔前景；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17]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于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自身建设具有深远意义。这一时期，核心领导层团结、凝聚力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民众生活满意度高。与此同时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也在孕育，“片面地追求‘效率优先’，以为经济成果可以自动地减少经济不平等；片面地追求‘先富论’，导致一部分地区和人口优先受益、更多受益的同时，广大工人、农民和弱势人群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与保障，甚至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人群的切身利益。”[18]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减贫速度趋缓，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猖獗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与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总目标，即：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五大提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的历史性课题；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供了明确思路。“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建设”等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而且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方向，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002年至今。200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结构会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处于一个紧要关口。施政得当将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反之，将出现贫富差距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恶化等问题，乃至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这个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近年来，农民的“依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群体行动和社会泄愤事件频发，社会稳定问题更加突出。
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9]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完整表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正式提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加全面地理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尤其是和谐社会理论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以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为主线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稳定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注重全局，更加注重从根源上解决稳定问题，“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念上逐步从注重“有效性”转向更加注重“合法性”，这对于形成动态、和谐的社会稳定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三、以党的自身建设推动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平衡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稳定体系的核心，需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不是同步进行的，这是由世情、国情、党情的需要以及改革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修复社会发展各子系统的结构性矛盾的过程，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要求，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综合能力建设的问题，体现了执政党的逐步成熟。笔者认为，改革开放至此，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出现结构性失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目前，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对改革的交锋日益激烈，市场经济与政府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步履维艰。“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21]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进行的“寻租”、“设租”活动以及由此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阻力，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增强中国共产党防止和消除腐败的能力，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攸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是赢得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同时，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也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以致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是深化改革的主轴和推动社会稳定体系结构平衡的重要动力。但是，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经济与政治的深层次联系，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关系到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一系列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完善的基本动力源泉。
其二，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于政治参与的一定程度的抑制密切相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可以“称之为‘延时效应’，自下而上的政治诉求为权威体制强制地抑制了，这一抑制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而是延缓了矛盾的表面化，而这种延缓却为政府赢得了时间，”[22]稳定是硬任务与发展是硬道理相伴随，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矛盾赢得稳定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的执政策略。但是这种执政策略并非一劳永逸，随着市场体制的根本变革，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十分清楚的是，未来30年中国改革发展的重点，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23]党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强调，为政治体制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依法治国是现阶段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法治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深层次的，法治有利于现代国家的成长，它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政治过程的运行，构建法理型权威基础，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治还有利于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将社会矛盾纳入法制轨道，避免了与社会矛盾的直接冲突；对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政治法律化是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减少执政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的战略和策略。
其三，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协调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纽带，是党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工作成效也体现在基层。没有坚强的基层党组织，难有整个社会政治大局的稳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基层党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渐弱化乃至消失；虽然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组织权力架构仍然是社会最强大的组织力量，而基层组织资源的弱化确是严峻的事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转型期制约基层组织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安排，着眼于基层组织的科学定位、功能转换和自身民主建设，将增强其政治领导能力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使其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动员、组织和凝聚社会的作用，真正成为社会稳定体系的基本组织支撑。
其四，以党的意识形态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稳定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都会以意识形态建设为先导，以党的先进性引领改革开放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上的价值观念的升华，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其实质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权利意识还没有普遍确立，并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应该与时俱进，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党员和公民权利意识，使党执政的合法性实现由政策认同、制度认同，再到文化认同的转变，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其五，提高党融入并驾驭全球化的能力。
全球化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风险。全球化构成了社会稳定体系的大背景，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要承受全球发展带来的风险，国内的问题也可能放大为国际问题而使风险倍增。全球化的影响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共产党依据治国理政的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的科学化，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更好地吸收世界政治文明成果，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推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的深化，形成更加合理的社会稳定结构，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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