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与美日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亚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由东盟地区论坛推动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正给亚太安全形势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但是，若要东盟地区论坛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一个主要机制，亚太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互相理解，消除疑虑，一起抵制主要来自美、日方面的消极因素。本文主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亚太安全合作的新型模式
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政治和安全对话的一个地区组织，是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东盟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大而形成的。自1994年7月举行第一次会议以来，它的运作很顺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该组织明确提出在安全对话、交换对话活动信息和国防政策报告、加强高层次国防接触、培训军事人员、交流军事演习信息、维和行动以及赈灾、救援等方面开展合作。今年7月召开了第四届会议，商讨了柬埔寨问题、东南亚无核区、核不扩散、裁军、缉毒和朝鲜半岛问题。这表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范围已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在过去的几届会议上，与会各国按照一些非正式性的议程，各抒己见，论而不争，求同存异，不形成任何决议，最后仅以主席声明的形式阐明一下会议的主要观点。至于对会议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如何付诸实施，则由与会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自行决定。
东盟地区论坛这种独特的运作过程和议事方式，使它有可能成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一个可以较长期地起作用的形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亚洲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伤和气，不伤感情，潜移默化，日久见功”，“因为安全问题是难以用时间表来限制的”。[①]
东盟地区论坛之所以能够顺利运作，原因有四：1.遵循了各国独立自主的原则。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地区安全的需要。但是，究竟应如何进行，则要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强求。2.考虑到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亚太安全问题涉及面广，成因复杂，各国只有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打开某些僵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3.在尚未建立信任措施的前提下，论坛可以给各国各抒己见、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机会。4.避免了无谓的争吵和大国的控制。
对于这种没有约束力的自由论坛的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只要建立适当的信任措施，亚太各国就会在信任措施的范围内就自己的国情所许，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有可能对某些具体安全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由于东盟地区论坛不是机制，对它要求过高也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东盟地区论坛推动的这种新型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早在冷战期间，就有一些国家为在亚太建立多边安全合作忙碌过，但都未成功。因为在两极体制下根本没有条件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有发言权。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美苏已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亚太地区出现了色彩纷呈的多元化格局。东盟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发起了东盟地区论坛，把亚太的安全问题掌握在亚太国家手中。东盟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的亚洲文化，由它们来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模式。因此，从它诞生伊始，就受到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和支持。这种新型模式，在处理复杂的安全合作问题时，强调对话和协商，不以势压人，不强加于人，而是等待时机成熟，促成问题的圆满解决。当然，这样做可能会使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拉长，然而，广大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模式，富有独创性地开辟亚太安全合作的新天地。
美国的消极影响
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21个成员中，大多以积极的态度，自觉自愿地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但应当指出，在国际上也有少数国家根本不重视东盟地区论坛。它们另搞一套，甚至企图凌驾于东盟地区论坛之上。
首先是美国，它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给东盟地区论坛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企图把强化了的美日同盟作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主导力量。美国把加强双边同盟关系视为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新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同时参与多边安全合作。[②]为此，美国与日本于1996年4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了“再定义”，从而提高和扩大了日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活动范围，企图左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在美国看来，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只是对其同盟领导作用的补充，而不能代替同盟领导。[③]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虽然表面上也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但并不尊重东盟，而是企图控制和主导论坛的发展方向。
2.继续在东亚陈兵10万，显示威慑力量。美国通过一再宣扬亚太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冲突，为它在东亚驻军寻找借口。甚至扬言，即使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以后，美国军队仍将继续留在亚洲不走。美国的意图很清楚，就是通过炫耀武力，竭力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在美国看来，亚太的安全如果单单依靠一个多边机制来运作，就意味着美国在军事上退出了亚太地区，美国认为，这样的机制不足以提供一个安全的框架。[④]这表明，美国无视东盟地区论坛在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3.通过干涉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对东盟施加压力，企图使东盟内部出现分歧和不和，从而阻止东盟迅速扩大。这种粗暴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东盟的坚决抵制。
4.围绕朝鲜半岛形势，不断散布紧张空气，企图对北朝鲜施加压力，逼其就范。同时紧紧控制住南朝鲜，把它作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中的马前卒。美国不时制造紧张空气，毒化东北亚的安全空气，其目的之一是想搞一个以美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安全机制，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来处理亚太安全事务。
5.或明或暗地支撑台湾当局，壮大台湾军事力量，扩大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促使台独势力逐渐控制台湾政治走向。这不仅直接干涉着中国内政，而且直接危害亚太安全形势的健康发展。
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需要，将会长期坚持这些做法，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继续强化其亚太安全政策。
日本的消极影响
日本的主要消极影响是与美国一起，强化了日美同盟。在这方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一方面声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可以作为一种亚太的“共同财富”发挥作用，一方面宣扬美国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存在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显然，在日本政府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才是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力量，而东盟地区论坛只不过是个清淡俱乐部而已。
其实，日本的真正意图是依仗日美同盟，悄悄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成为“政治大国”创造条件。但这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日美同盟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悬在亚太各国的头上，也搁在日本的肩上。美国既可用它来威慑亚太国家，也可用它来制约日本。日本不但未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招致亚太各国的反感，使日本在亚洲的形象大大受损。
多年来，日本一再表示要“重返亚洲”，但却一直追随美国，站在西方国家一边。本来，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当亚太各国真正起来一起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时，日本完全可以顺应潮流，逐步淡化日美同盟，一心一意投入亚洲。然而，日本却走了相反的道路，与美国拴得更紧。我们从日本国内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就可以看出，正是日美同盟助长了日本的恶势力，不断掀起事端，加剧了亚太地区的不安定。所以说，日美同盟不是亚太安全的保障，而是亚太安全合作的障碍。日本只有作出根本的转变，才能返回亚洲，与亚太各国和平相处。
大力营造相互信任的环境
在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健康、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在亚太地区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环境，不断克服和抵制各种消极影响，尤其是美日的不利影响。要做到这一点，亚太各国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求达到明确的共识：
1.亚太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及其趋势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形势的主旋律更趋增强，亚太地区亦然。目前，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抓住这个珍贵的历史机遇，促进稳定，促进发展。这是基本特点之一。特点之二是亚太地区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问题与亚太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相比，则是次要的，可以通过对话与协商逐步解决。因此，亚太地区的安全总形势是良好的。
然而，有一些人对亚太安全形势作出灰暗的判断。他们往往只看问题的消极面，片面地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冲突。他们甚至将不同于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视为潜在威胁或敌人，想方设法予以遏制。冷战思维在这些人身上根深蒂固，强化美日同盟正是这种思维的直接结果。
2.亚太各国关系的多极化格局将决定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独特性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趋势发展迅速。这里，除了通常提到的中美日俄几个大国以外，东盟国家、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都在亚太地区逐渐显示其力量和影响。这种趋势突出地反映了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它们正朝气蓬勃地努力掌握亚太地区的命运。这是亚太历史的新曙光。实际上，多极化是一场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将更加民主化。霸权主义也将会不断受到冲击，结果则是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集团走上国际舞台，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东盟地区论坛正是反映了亚太多极化的客观要求。
3.亚太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了解
无庸讳言，亚太各国之间依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疑虑、猜忌和不信任，摩擦或冲突也偶有发生。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接触、交流和沟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了解。就解决安全问题而言，既可以有官方渠道，也可以有民间渠道；既可双边，也可多边。在多边关系中，作为第二渠道的亚太安全合作会议是一个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机构，需要大力促进。同时，在亚太地区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些次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组织，包括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这些次地区组织需要把握住两点，一是遵循自愿的原则，二是与东盟地区论坛紧密协作。这样可以相互促进，一起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的发展。
4.提倡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用实际成果来增进相互信任
在这方面，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创立的安全新模式已作出了表率。这五国分别于去年4月和今年4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项文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即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最大限度地减少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⑤]这是一种摆脱了冷战思维的安全观。应该说上述五国的这一行动，是对在亚太地区营造信任环境作出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秦永椿《东亚安全形势》，《和平与发展》季刊1997年第1期，总第五十九期
② ③ ④约瑟夫·奈《关于深入接触》，美《外交》1995年7／8月
⑤《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睦邻友好的新安全模式》，《人民日报》1997.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