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发展：关于“浙江模式”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浙江模式”的演变过程
考察“浙江模式”的演变过程，可以通过两个彼此相关的重要的角度：一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情况；二是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情况。首先从专业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浙江模式”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步孕育成了浙江经济中享有盛名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这个时期的专业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场所。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开始，浙江原有专业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扩张和发展，形成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的专业化产销基地。
其次，从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情况来看，“浙江模式”也相应地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专业市场的发展，区域内的家庭工业以及中小制造业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时候专业市场一方面开始发挥其作为一种“共享式”的销售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发挥着“中间品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市场配给力量的带动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化产业区开始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的加强，随着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机制的形成，企业开始逐步减少对区域内实行“中间品交易”的专业市场的外部性依赖，并在生产经营中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协调机制，由此产生了浙江模式演变过程中的另一个特色现象即区域内产业集群。浙江民营企业在这种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终使集群化的民营企业与专业市场一起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由此，浙江区域经济也便从工业化初期推进到工业化中期，而且分布在浙江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二级模式之间也逐步融合和趋同。
二、“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我们所谓的“浙江模式”，既是指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又是指一种“以需求诱致为主兼有政府引导”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创新模式。对“浙江模式”作这样一个定位，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分析：
1.“浙江模式”是由市场化推动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两方面变化：一方面，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表现为工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表现为城市化的过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资源被控制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中，农民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更谈不到城镇化。而当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后，资源的优化配置便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一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从相对分散的区域向一些具有相对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从而形成规模和优势，由此带来了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集中，形成了若干个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比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
2.“浙江模式”是“以需求诱致为主兼有政府引导”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创新模式
所谓“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是微观经济主体在面对潜在的经济收益时，通过一个自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完善的组织过程，并引发次级行动主体的效仿，从而逐步形成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形式，不同于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也就是说，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活动是自愿安排而非强制完成的。“浙江模式”尤其是早期的“温州模式”所推动的制度创新就属于一种自愿的安排，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安排，是一种充分体现“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的体制外的制度创新活动；通过这种安排和创新，浙江经济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并最终建立起了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明晰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从而已在全国率先基本建立起了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产权明晰的微观制度基础。这正是浙江省二十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
在培育浙江专业市场和专业产业区的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也发挥了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凭借其表达制度创新需求和满足制度创新愿望的有利条件，通过修改和重新设置规则系统而积极参与了制度创新，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制度传递和积累机制，其制度安排对民营经济活动生产了巨大的激励效应，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诸如“挂户”、“带红帽”、“借壳上市”、“披外衣”等等制度变通形式，正是浙江地方政府取消了对私有产权的某些限制后所实施的灵活政策。全国第一个私营地方行政法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经济地方行政法规都出自浙江。事实上，浙江区域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动态弹性的优化演进态势，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这种灵活的制度框架密不可分。事实上，浙江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在民间诱致和政府引导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实现的。正是政府行为从开始较为盲目的“干涉”发展到自觉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力地保障了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以及向正式制度创新转化的合法性。
3.“浙江模式”的阶段性特征
“浙江模式”本身具有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在：政府行为不断向理性化升级；局部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从差异走向融合。事实上，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彼此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比如，浙江东北地区的集体经济较强，社队企业的基础较好，其发展模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比较接近于苏南；而相比之下，浙江东南地区则以农村家庭工业、私企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为基础，利用在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大力推进了经济的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并形成了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为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体制外增量改革得以进一步深化，由此引发了浙江东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二级模式之间的融合和趋同：一方面，浙江作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其专业市场起步早、数量多、规模大、辐射半径远、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专业市场已经越来越成为富于特色的“浙江模式”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在一种良好的竞争环境中不断与时俱进，从“洗脚上岸”的小打小闹开始，发展到“前摊后厂”，并进而“买全国、卖全国”，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经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三、“浙江模式”的发展趋势
目前浙江正经历着第二次体制转变，即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这就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的要求，浙江区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大规模制度创新需求包括：
1.重点是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实现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众多股份合作企业和企业集团中的家庭化、家族化色彩仍旧没有完全褪净。有的企业虽然从名称乃至形态上颇具现代气息，但其内在的运行管理机制仍旧依赖地缘和亲缘的纽带和凝聚作用。因此，从微观基础角度看，这些企业仍需以产权制度变革、管理革命等为主要内容，对自身实行彻底的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对传统经营方式的超越。
2.需要重点加强要素市场建设，扭转要素市场的创新相对滞后的局面，同时改变传统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交易方式，进一步向现代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交易方式转变。浙江模式应通过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推进产权制度的变迁，来支撑民营企业的进一步成长。
3.新阶段浙江经济需要进一步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这其中尤其要促使粗放型和高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对水、电、煤、油等基础性资源的大量消耗。近年来浙江曾短期陷入资源的短缺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已经让浙江企业和政府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要从根子上扭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支持推广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同时，浙江企业也不应该满足于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应该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完善自身的技术创新机制，确保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主体。
总之，浙江模式如果能够在这么几个方向上维持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就一定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生机和活力，并为浙江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建构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浙江模式”的借鉴意义
二十多年来，浙江省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备受世人瞩目。浙江模式体现了某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具有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浙江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
1、“浙江模式”作为一种“以需求诱致为主兼有政府引导”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创新模式具有“微观主体创新积极性高”、“创新风险与成本分散”、“创新成果扩散迅速”等优点，引发了一系列跟随现象，使制度创新在市场中得到迅速扩散，激发了经济领域内政府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2、“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耦合联动机制”被认为是浙江模式的一大创新。浙江在建构专业市场时能够利用特色产业、民营经济、区位优势、商业文化、开明政策等内生有利条件以及由“抢先一步”所带来的“制度落差”；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一个自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的组织过程。因此，专业市场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其生成发育的客观规律，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避免“人为造市”的强制性和盲目性。
3、浙江区域特色经济较为有效地协调了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得生产活动和市场要素在一定空间内集聚以便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浙江的这一成功经验，对于各地切实解决好农村与城市经济的协调问题，无疑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