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兼评国内高校文论教材的编写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丰富性论文,文论论文,复杂性论文,批评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4)06-0028-05 “新批评”，译自“The New Criticism”，指的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流派。它在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并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面得到长足发展，50年代之后“新批评”盛极而衰。“新批评”诞生伊始，中外学者便对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时至今日，“新批评”业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成为各种各样文论史教材、文学批评类中的“主要角色”。 20世纪西方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界定明确的“新批评”流派。那些所谓“新批评家”的文学观、批评观各不相同甚至充满矛盾，他们无意形成一个共同流派，甚至不认同“新批评”这一称谓。学界之所以把这些批评家归为同类，是因为他们一致反对此前批评传统的四大趋向即印象主义批评、人文主义批评、自然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因此，“新批评”不是一个单质的实体，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是其本来就有的品格。 国内高校文论教材(包括“西方文论史”教材和“文学批评教程”类教材)，一般在对“新批评”的大同小异的介绍中，[1]喜欢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诸如“形式主义文论派别”、“极端的文本中心主义”[2]92，124、“一种重视形式的批评”、“极度蔑视历史、文化、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3]431、“特别注意对文本的细读”[4]13。这些概括和认定，虽有助于学生认识“新批评”的特性，但或多或少存在着简单化之嫌，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著名比较文学家、文学史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本质主义的“新批评”，到底“哪些人物我们应该视之为新批评派”都需要认真探讨，以便“形成一个共识”。[5]259由此可见“新批评”的复杂性。 为使“新批评”传播和研究不至于太过单质化与标签化，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首先，应区分并深入了解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 “新批评”是个简称，其完整称谓是“英美新批评”。美国新批评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与英国新批评家艾略特等人虽然“有一种同源血亲关系”[6]21，但毕竟融入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传统，不可把二者完全画等号。 先说英国新批评。艾略特(T.S.Eliot)作为“新批评”的理论先驱，其《传统与个人才能》着力强调“诚实的批评与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7]28的同时，还强调文学的“外部权威论”，将文学作品置于整个人类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中来考察；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主要提倡语义分析方法，他认为语词的意义固然与语词本身相关，同时与作者要表述的思想相连，还包含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于‘意义’的各种意义的分析，需要从研究思想、词和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开始。这些关系存在于掺杂着情感，充满外交辞令或其他干扰因素的思维性话语中”[8]8；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通过对诗歌、散文和戏剧的不同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将词语的意义分为含混程度渐次提高的七种类型，[9]他所谓的第六、第七种语义“含混”，均涉及社会历史背景和读者心理分析等；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在文学批评中延续了艾略特的整体意识和传统观念，同时也特别强调作品的道德价值，其《伟大的传统》主要从传统和道德角度对小说文本作了分析，而他创办的《细察》杂志，虽专注于文本本身，同时也“坚韧不拔地专注于英国文学研究的道德重要性以及英国文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至今还无人企及”[10]30。 美国新批评是在英国新批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继承了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瑞恰兹的文本细读方法和语义分析方法等，但由于他们过分专注于文本分析，从而大大缩小了“新批评”的理论幅度，更加注重文本的自足性。美国批评家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作为“新批评”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其《诗歌：本体论札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口号，而在其《文学批评公司》一文中，更是明确将道德、历史、作品内容的归纳和解释以及读者感受式的几种批评方法舍弃。之后新批评家的理论观点大都强调这一点：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精致的瓮》中，对诗歌文本结构进行了细致分析，而他面对其他学者对“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指责时，断然主张“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11]486，488。在他看来，研究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意图，只是在描述创作的过程，而非对作品本身的结构研究，而“详细描述阅读某一作品时的情感活动远远不等于为热心的读者剖析作品的本质与结构”[11]490。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Jr.)和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的两篇文章《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更是从理论上将文本中心论绝对化了。 纵观英美新批评家核心成员的有关著述，我们发现，就文学批评的幅度而言，英国新批评家除强调对文学作品进行语义分析和结构分析外，也极为注重文本与社会历史、作者心理的关系，其理论幅度更广更宽。后来的美国新批评实践家，在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树时，虽无意斩断文学与社会历史、作者心理以及读者阅读的关联，但更为注重文本的语义和结构分析；到了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那里，则以“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把美国“新批评”的理论极端化了，从而“更彻底地把作品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及归宿”。[12]167由此可知，在讨论“新批评”及其历史发展时，首先要仔细分辨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 其次，“新批评”并不是铁板一块，“新批评”内部不同成员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论观点各有差异；即便同一个“新批评家”，其不同时期的理论观念也未必一致。 如前文所说，与英国新批评相比，美国新批评更加注重对文本本身结构、语义的分析研究。但这句话不可做绝对化理解，因为艾伏尔·温特斯(Yvor Winters)就是一个反例。艾伏尔·温特斯与其他美国新批评家不同，除关注文本本身外，更加重视作品中的道德伦理价值。他认为：“伦理的兴趣是诗歌惟一的兴趣，道理就在于所有的诗歌处理的是这种或那种性质的人类经历，与诗歌评价那种经历时的公正相比起来是珍贵的。”[5]422温特斯除了将诗歌的趣味置于道德伦理趣味之下，还强调对诗歌逻辑结构的分析。为此，兰色姆既批评他“沉溺于这种道德主义，因而有失分寸”[13]130，又以讥讽似的语气称其为“逻辑学批评家”。美国新批评内部之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美国新批评内部的复杂性，还可以从兰色姆与其三个学生克林斯·布鲁克斯、艾伦·退特(Allen Tate)、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的复杂关系中看出。师生四人形成的所谓“南方集团”固然合作紧密，但分歧也显而易见。例如，对于文本结构的分析，传统观点是将内容与形式进行二元划分。兰色姆在《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1941)一文中反对这一观点，并提出了“构架-肌质”说。他认为，一首诗有“一个中心逻辑构架，但是同时它也有丰富的个别细节，这些细节，有的时候和整个的构架有机地配合，或者说为构架服务，又有的时候，只是在构架里安然自适地讨生活”。所谓“丰富的个别细节”即“肌质”。“在逻辑上，这些东西(肌质)是和构架无关的”，诗歌的本体在于肌质。[14]97不难看出，兰色姆是想突破传统文论中“内容-形式”二分法，然而，“构架”、“肌质”二元分立说却击碎了这一美梦：因为，如果真用“构架-肌质”说取代“内容-形式”说，岂不“在艺术作品的内部……构成了一种新的分裂的危险。”[15]341师承兰色姆的布鲁克斯就不赞同兰色姆二元论观点，着力强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诗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各种因素在这整体中起作用”，“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11]486其代表作《精致的瓮》正是立足于“有机整体观”来研究诗歌结构，该书最后一章“释意异说”中，布鲁克斯还专门讨论了“有机整体观”的问题。另外，在布鲁克斯与罗伯特·潘·沃伦合著的《小说鉴赏》中，也一再阐发“有机整体观”的思想：“一篇小说要写得成功，必须是一个整体。”“我们能否把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和主题这些部分截然区分出来呢?不，它们都是同一个重要事件的各个侧面，是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6]9，17同样，从艾伦·退特的“张力论”可以看出，他也不同意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称，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称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17]116退特认为，如果只专注于诗歌的某部分(外延或者内涵)，那么，将造成对诗歌的误读。 进而言之，美国新批评内部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仅包括影响深远的批评理论，还有大量的批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新批评”的批评理论是包含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而具体的批评实践并非完全按照批评理论进行实践；其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既有关联，又会有所疏离甚或相悖。拉曼·塞尔登就认为，美国新批评除了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两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之外，“其大部分理论都包含在其较为具体的实践性文章中”[6]23。随着批评实践在不同文体的延伸和扩展，美国新批评也在不断丰富、修正和发展其批评理论。[18]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再次，各位新批评家的“文本细读法”并无统一步骤和程序。 布鲁克斯曾说：“除了重视作品本身甚于重视作家意图和读者反应以外，还有没有所谓新批评们共有的其他方面?要说有，那也许就是‘细读法’(close reading)了。”[19]549文本细读虽然是新批评家共同的追求，然而它们互有差异。 上世纪20年代，瑞恰兹在剑桥大学讲授诗歌时，曾做过一个实验(该实验达9年之久)：分发去掉作者姓名的诗歌文本(当然是学生没有见过的)给听讲人(大部分为“攻读英语系的大学生”，少数人是研究生)，要求写出评论后交回。一个星期后，交回的评论出人意料：一些名家之作被说得一塌糊涂，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作品却备受称赞。瑞恰兹分析认为，人们平常读诗、评诗，往往受制于“与诗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无关的”外在因素(诸如作者声誉、时代风尚、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的压力。为此，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一书中，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更有效地提高分辨能力”[20]364的新的读诗法，即采用详细阅读诗歌，进而在具体语境中对诗歌进行语义分析的阅读方法，他称之为“文本细读”。瑞恰兹的“文本细读”，以其对作者心理的追溯和读者阅读心理的重视，与后来美国新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所倡导的那种斩断文本与作者、斩断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本主义”式的细读法大相径庭。后来，燕卜逊继承了其老师瑞恰兹的语义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中词语在各种情况下的复义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出了复义的七种类型，这种对文本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美国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关于文本结构的细读法最为著名。布鲁克斯所谓“结构”，“当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不是我们所说的‘包裹’‘内容’的外壳”，而是“指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是指一种统一性原则，似乎可以平衡和协调诗的内涵、态度和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将相似和不同的元素统一起来”。[21]183在他看来，结构是名诗佳作的精髓所在，结构无处不在。对于文本结构的细读，布鲁克斯涉及了诗歌文本和小说文本。《精致的瓮》旨在对诗歌结构做文章，“反讽”和“悖论”是其寻找到的统一性原则。在他看来，“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22]314他采用细读法对华兹华斯的《西敏寺桥上作》和邓恩的《圣谥》作了细致分析，成为“新批评”实践的范本。《小说鉴赏》旨在对小说结构做文章。布鲁克斯和沃伦认为，细读小说，必须重视其结构的有机整体性，不能忽略小说的创作意图、情节结构、人物性格以及主题等各个方面。 师出同门的退特，其文本细读主要研究诗歌中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存在所形成的张力，即他所谓“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内涵”指的是诗歌的“暗示意义”或者“附属于文词上的情感色彩”，“外延”则指词语的字面意义或词典意义。退特的“张力论”源自于瑞恰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所提出的“包容诗”的观点，即“综感”的协调和平衡。在退特这里，富有张力的诗歌，“是由至少两种不兼容的元素构成的新统一体，各方不仅不消除对立关系，而且在对立状态中相互冲击、映衬和抗衡”。[23]139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新批评家如R.P.布拉克默尔对美国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诗歌的评论、R.P.沃伦的“非纯诗”的解读，无一不是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但由于各自的聚焦点不同，呈现出来的文本细读法也各显差异。 综上所述，对于“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去理解。其实，“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还可以从更多方面得到说明，比如，“新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新批评”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新批评”理论方法对当代批评理论的影响等等，均可显示出其作为“复数”存在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的区别，并非国内文论教材均无涉及。事实上，大多主流文论教材虽多有涉及，一般情况下也只是点到为止、少有深入。比如，它们注意到“新批评于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发端，30年代在美国形成，并于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取得主导地位”[24]134或“新批评派作为一个形式主义文论派别于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30年代至50年代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2]92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批评”在英美两国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发展，但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英美两国“新批评”间的区别，有意无意把二者看作某种单质化的或本质主义的“学派”。至于上述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绝大部分主流教材，也基本上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以偏概全、去语境化及单质化和语焉不详的概括，随处可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展开。 比较而言，英美文论教材在介绍和梳理“新批评”时，不是那种千人一面的条块分割。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拉曼·塞尔登在“新批评、道德形式主义与利维斯”一章中，开宗明义，首先申明了“新批评”的“复数”性质：“显而易见，20世纪中期(大致从20年代到70年代)英美批评传统主流的起源是复杂的，而且往往是充满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在它的理论、实践和批评定位中。”[6]17 不同教材的编写者，往往在相关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能做到对叙述对象的“同情之理解”，那些优秀教材均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接近叙述对象，不遗余力呈现“新批评”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比如，特雷·伊格尔顿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将“新批评”置于“英国文学的兴起”的伟大传统中；拉曼·塞尔登等在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把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分节叙述；杰弗逊和罗比等在其《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中通过比较“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异同指出其“是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25]84的特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英美文论教材中的这些作法，远比那种简单化的标签要深刻得多，到位得多。 我们认为，英美文论教材的叙述范式和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国内文论教材的编写，有必要在借鉴英美文论教材类型、立场、思路和风格的基础上，一改那种单质化与标签化的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