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里斯日记中记载的礼仪之争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斯论文,之争论文,礼仪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16年7月6日
早在1815年，广州商务监督就声称他们的商务活动因受到来自当地地方政府的压制而困难越来越大，以此诱导董事会考虑采取措施，遣使中国，并向陛下的大臣们说明了他们关于遣使问题的观点。
在掌握了必要的信息，以及在他们商务监督再次劝告的激励之下，1815年7月28日，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陛下的大臣们，对于提出的建议，和由摄政王任命几位高级别人士作为赴中华帝国的使臣之事给予帮助。
董事会建议使团由3人组成。第一位，一位贵族，由摄政王任命；其他两位，一是埃尔芬斯通先生（Mr.Elphinstone），广州商馆大班；二是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选委会成员之一，才能出众，尤其因为他精通汉语，使之成为特别合适的人选。使团的所有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为了它的利益，并且是它提出的请求，费用理应由它来承担。
摄政王任命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为特命全权大使，我被任命为使团秘书，并携有隐秘的全权大臣证书，此证书只在万一大使去世或失踪的情况下使用。
我的名字也写进了全权的文件中。这可以理解为在埃尔芬斯通先生或乔治·斯当东爵士不在的情况下，我将填补使团中的空缺。②
了解了1805年俄国使团从中国领土上被遣返的情况后，就不可能忽略在中国朝廷觐见的特殊礼仪这一问题上，我们这一次也会发生同样争执的可能性。因为尽管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这一先例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援用成例的权利，我们可以要求照先例办，但是有理由担忧，帝国的惯例会被要求更普遍地遵循，事实上，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只是一个例外。
关于包括9次叩头的礼仪，虽说在欧洲并非没有先例，③ 而就个人感受来说，那肯定是令人厌恶的，也是与现代欧洲宫廷的实际情况不相容的。但与此同时，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即这种礼仪就是属于东方蛮夷的一种惯例，在那样的场合，拒绝这种礼仪，去维护设定的尊严而牺牲使团更为重要的目的，那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由于这个问题最特别需要依据当时的情况，以及中国朝廷在其他方面的安排而定，因此陛下的大臣们就将此问题留给大使自己去决定，并由埃尔芬斯通先生和乔治·斯当东爵士来协助他作出判断。
确定的原则是“和解”和“道贺”。的确，达到使团最终目的的唯一机会有赖于在中国皇上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我们自己应有的尊严感允许的范围内，再结合政策的考虑，去遵循这个朝廷和这个国家的特殊惯例才行。要使得通常的商业交往继续下去，既不依赖于使团的举动是否有教养，也不依赖于使团采取的策略如何。因此，大使的手脚是不受捆绑的；同时，不确定的威胁可能向他们挑衅，而他们肯定是不会被吓倒的。要求遵循礼仪，就拿荷兰使团的例子来说，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我们降至像来自朝鲜和琉球群岛的贡使一样的地位，这应该拒绝。因为这样做不仅把我们降了级，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见不见使团依据的是一种模式，即除了马戛尔尼勋爵之外，所有以前欧洲使团被允许觐见的那种模式，那么，我毫不迟疑地放弃坚持以这一单一的例外作为先例，因为相信现在和将来的广东总督肯定会遣返使团，不给予面见皇上的机会，唯一能制止他们的强求和不公正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7月25日
顺利进入了北直隶湾，48小时内将可抵达大沽，考虑到有必要派遣“天琴座”号（Lyra）先行前去宣布使团的到达，并且最后就这样决定了。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为避免不必要的延误；二为引起中国当局适当的注意。给总督写了一封信，说明我们的到达，并向他递交使团名单、礼物图录，并申请提供与提供给以前的使团同样多的船只，其中10条船供阿美士德勋爵和随行人员住宿，20条船装载礼物、行李，还有侍者。这次使团人员的总数只有75人，比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少20人，所要求提供的船只应该只多不少。
马礼逊先生（Mr.Morrison）和库克先生（Mr.Cooke）今晨回来了。④ 他们见到了被责成负责我们使团的3位清朝官员。与以前的情况一样，一位鞑靼人，姓广，⑤ 负责全面，他戴的只是水晶顶的帽子，但他是钦差，地位在其他人之上。张，蓝顶子，另一位姓寅，是武官，红顶子，系一省提督。马礼逊他们坐马车到庙宇，清朝官员在那里接见了他们。他们有礼貌，态度友好，马礼逊先生依照通常中国人的傲慢态度来衡量，对自己受到的接待感到满意。会见过程中没有提出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主要的问题是有关人数的，他们对卫队和总的人数提出反对意见。⑥ 他们说皇上限定至多50人。马礼逊先生针对这一反对意见说，对于如此伟大的一个帝王来说，多二三十人不是什么事。在场的一位高级别的武官立即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马礼逊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偶然得知，中国皇上打算接见大使，并打算在去热河之前接见使团。安排是这样的：张和寅第二天去拜访大使，并给船上送去补给品。此外，中国人还说了在岸上接待大使的打算。
接待两位陪伴使团的清朝官员张和寅……马礼逊先生陪同他们去阿美士德勋爵的舱室，在那里大使阁下和两位副使接见了他们。一番通常的问候之后，他们问道，需要他们为使团、礼物、行李准备多少条船。已递送给北直隶总督的各种清单现在交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想核查一下总数，54个人，这一数字他们没注意到就通过了。他们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使团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说，摄政王的意图是要表明他对中国皇上的敬重，并加强他们杰出的父辈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他们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打算，我们告诉他们，摄政王的信中阐明了使团的目的，这封信要递交给董中堂，⑦ 我们已得到通知，他在天津接见我们。摄政王的信会翻译成中文，信的译件将交给董中堂，原件要呈送中国皇上。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表示满意。然后，他们谈到叩头礼的事，并说预先演习是必要的，以保证在皇上面前正确施礼。对此的回答是，这一次的使团，像前一次使团一样，对中国皇上表示完全的敬重。在一起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看来他们好像真的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终止过早讨论这个问题是明智的，因此告诉他们，我们会按照正确的去做。然后，我们提出我们是否会被允许陪伴皇上去热河的问题。回答说，皇上说过，有关使团的事情在他离京之前要全部结束。我们说，很明显，我们在皇上身边的时间越长，我们越高兴，我们希望呆的天数与前一使团一样多。对此，没有直接的回答。又问我们想怎么回去，走陆路还是走水路，清朝官员说以前有些使团走水路。我们回答说，我们考虑过走陆路到广州。我们综合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暗示的内容，他们的目的是尽快打发我们，在船舰不得不离开天津海岸之前，或无论如何在离开舟山之前，保证我们回到天津，看来他们无疑想缩短我们在陆上的行程。
阿美士德勋爵询问过乔治·斯当东爵士关于遵循中国叩头礼仪一事的看法，乔治爵士把一封信放到他手里，信中用独特的措辞声明他的观点，认为遵循这种礼仪，将很可能对公司在广州的利益产生有害的影响，他逐字逐句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说这是与个人的和国家的地位以及尊严不相容的。乔治爵士倾向于认为仅仅为了让使团被接受而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不过，他也谈到由我们提出条件的可能性，依照我们的条件来办，那么可以清除障碍；而要中国人依从我们的条件，在他看来，又是绝对不可能的。
8月12日
我们离开塘沽之后，没有人与我们的向导接触过。我忘了提一提钦差在谈话过程中曾说，他有准备，要监督检查可能由欧洲人不熟悉的中国话引起的任何不正确的表述；他还对马礼逊先生说过，他知道朝贡的说法是不被我们接受的。⑧
昨天傍晚我给了阿美士德勋爵一份有关礼仪问题的信函，让他和乔治爵士仔细阅读。发表这些言论，我最大的目的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样来看待问题，即遵循还是拒绝不过是权宜之计，撇开一切个人感受的问题，这种感受可能导致我们陷入与国内当局的意见不十分协调的境地。但是，我完全信赖乔治·斯当东爵士的判断和他在当地的经验，以至于我毫不迟疑地在每一有关中国惯例和感受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而这些问题依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8月13日
9点45分，我们离船上岸，乘轿子前往接见我们的礼堂。卫队和乐队与库克中尉、萨默塞特（Somerset）中尉走在大使的轿子之前，马礼逊先生和大使的儿子跟随其后，接下来是两位副使，再后面是其他人员，这一次序保持得很好，我们顺利地到达礼堂，这是一座长长的由轻材质木柱支撑的建筑。在房间里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在一块帘子前，有一张桌子，桌前系着的一块黄绸子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一场辩论在等着我们的征兆。清朝官员都身着礼服，主要是各级文官。
在说了一些希望我们到哪里都顺顺当当的客气话之后，广大人开始谈礼仪问题，他一开始这样说，款待我们的日期，已明令下达，并且，的确是皇上下的令；因此，希望我们与他们行同样的礼，好像我们就在皇上面前一样。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准备用对他自己的国王表达敬意的同样方式来觐见中国皇上。然后，他们特别提到叩头作为礼仪是必不可少的。阿美士德勋爵声明，他打算处处依照马戛尔尼勋爵定下的程序办。
钦差们争辩道，事实上，我们的前大使在礼仪方面处处遵循对他的要求，特别是无论在皇上面前还是在其他场合都行了叩头礼。苏大人说，⑨ 他记得马戛尔尼勋爵在广州时就行了叩头礼。然后，他们请求乔治·斯当东爵士为他们说的话作证，因为那时他在场。
对于这一谎言，本来很容易给予扼要而明确的答复，但极为明显的是，问题并非在于要乔治爵士来佐证事情的真实与否，而是显然想达到使之成为一个个人问题这一目的，这样的做法只能导致相互的恼怒和冒犯。阿美士德勋爵和我都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乔治爵士应该回避他们决意要把他拖进去的这场争辩。他可以这样说，大使所得到的有关前大使那一次来都发生了什么的信息是来自于权威档案，这些档案是马戛尔尼勋爵回国后呈送给我们国王的，我们现在所奉的指示也是基于这些档案之上的。至于要他（乔治爵士）谈看法或作证，因为事情发生在23年前，那时他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因此是相当不合适的，提出来也是很可笑的，再说，即便作证，对于决定一个已由更高的权威作出结论的问题又有什么分量呢？
清朝官员用一种傲慢的语调说，以他们的推测，大使的目的是要取悦中国皇上，那么礼仪决不可免，大使拒绝了他们这次来应该遵循的礼仪，这是不合适的。阿美士德勋爵立即表示，他非常想对中国皇上表示最高的尊敬，使皇上对一切都感到满意，这是与他对自己的国王的尊敬相一致的。从他的感受来讲，他的想法是，他在英王陛下面前如何表达尊敬，在中国皇上面前也如何表达。这就是马戛尔尼勋爵曾经所做的，也是英王对这次使团的命令。说到这，清朝官员说了些什么，意思是那样的话使团不会被接见。阿美士德勋爵这时又说，他必须谢绝将要给予他的款待，尽管这么说使他心情压抑。而他将作好准备，在到达北京时，书面向中国皇上说明他为何拒绝的理由。什么！拒绝皇上的恩惠？清朝官员说。爵爷再一次重复他的遗憾和他上面的建议，这一建议被他们明确地反对。
这时，他们又向阿美士德勋爵提出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感受的问题，他们问他是否太缺少慈爱，以至于要让儿子被剥夺觐见中国皇上的荣誉。差不多同样的这些说法在双方之间来来回回地重复，清朝官员反复强调皇上肯定要不高兴和马戛尔尼勋爵肯定是叩了头的。对于马戛尔尼勋爵叩头的说法，阿美士德勋爵全力加以否认，他为英王的命令辩护，坚持以英王的命令作为拒绝叩头的理由。
清朝官员发现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有让步之意。他们说，要是同意大使的建议，他们自己将承担极大的个人责任，他们绝对不敢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皇上。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相信皇上会满意以对他卓越的父亲乾隆表示尊敬的方式来对他表示尊敬，这种方式是被乾隆所接受的。然而他们声称，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亲王和贵族们也认为这太特殊了，他们要下跪，而英国人倒站着。爵爷回答说，⑩ 他想用一种结合起来的适当的方式，就是既以对自己的国王的那种尊敬来对中国皇上表示尊敬，同时又不违背他所接到的关于在此特定时刻的明确命令；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施礼，他心中所感受到的对中国皇上的尊敬不会因此而多一点。清朝官员说，行动是心中感受的最好表达，阿美士德勋爵的拒绝说明他缺少应有的尊敬感。
不料这时苏大人打断了谈话，以其亲身经历明确断言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和广州都行了叩头礼，至此他完全加入到问题的争辩中来。他说，皇上不高兴的话，我们在广州的贸易可能要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他还说什么中国皇上可能对英国国王发怒。对于后面这番话，马礼逊先生很恰当地拒绝给予翻译。最后他们说，这次他们不坚持要我们行叩头礼，但是，他们把这一结果的责任推到阿美士德勋爵身上，并且说，使团或礼物是否被接受就是个问题了，这可不是他们的借口；又补充说，考虑考虑吧，有好处，有的国家就此被打发而名誉扫地，这也可能落到我们国家头上。阿美士德勋爵声明，他知道遵守他的国王的命令将使他能够排除一切困难，他提议的做法，就是在桌子前鞠一躬，像英国枢密院成员（他是其中之一）在英王的宝座前鞠躬那样，不应对他指望更多。
这一关键问题最后他们不再坚持了，阿美士德勋爵对此表示满意，同时说，为表明他诚心诚意地倾向于调和，他将这样做，尽管习惯上在他自己的国王宝座前只鞠躬一次，现在毫不犹豫地鞠躬次数要与他们叩头的次数一样。本质上无教养的中国人，努力借阿美士德勋爵主动提出增加鞠躬次数的机会，要求他单腿下跪。这一要求当然被拒绝。辩论看来又要开始了，这时他们站起身来，我们进入了宴会厅。前面的会议是在宴会厅的里间进行的，出席的有阿美士德勋爵、他的儿子、两位副使和马礼逊先生。在进入宴会厅时，广大人用友好的态度恳求我们考虑考虑可能导致的后果。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必要再考虑或再商量，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
进入了宴会厅，我们站到一张桌子前，桌子前面覆盖着黄绸帘，桌上摆着香炉，点着香。我们鞠躬9次，与清朝官员叩头的次数一致。(11) 苏大人、广大人和其他6位官员行了跪叩礼。宴会厅的上手部位起了一个台阶，在这一部位里就坐的是两位主要的清朝官员、阿美士德勋爵、他的儿子，以及副使。两位清朝官员坐在左边，其他中国人坐在同一边，在他们的身后，使团成员则坐在他们的对面。然后享用了丰盛的中式大餐，并伴有演出。但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吃过饭后，我们回到里间，坐下后，广大人说，这样不好，并说恐怕皇上要不高兴。阿美士德勋爵又一次重复说，他相信，他以在自己的国王宝座前同样的施礼方式来表达敬意，中国皇上不可能对他不满意。接着，清朝官员提出了在皇上面前施礼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这时强调说明，他的想法是在那种情况下单腿下跪，即行屈膝礼。又补充说，在英国宫廷，实际上是要吻国王的手的。说到这后面的情况时，就像预料之中的那样，他们直摇头，并多少有点企图重新进行全面讨论。不过我们的决心也已经下定，就是要断了他们的念头，而他们只是假装不明白阿美士德勋爵所说的礼仪。阿美士德勋爵又说了一遍，结果还是无效。然后他们提出来，要阿美士德勋爵就地演示一下。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只在皇上面前这样施礼，而不对任何其他人。他们说，他们的意思不是要他向任何其他人这样施礼，而是要看看实际上是怎么施礼的，这样他们可以向皇上报告得更正确。乔治·斯当东爵士这时很兴奋地建议道，阿美士德勋爵的儿子应该可以在他的父亲面前演示这一礼仪。中国的礼仪习俗完全与儿子对父亲表达敬意的现象相一致，这样一来，阿美士德勋爵的演示就没有任何困难或障碍了。这一建议立即被采纳。演示过后，中国人没有表示不满意，只是说吻手那是不允许的。阿美士德勋爵当然不反对免去吻手。然后讨论次数问题，阿美士德勋爵说，英国宫廷的惯例是一次，他之所以在桌前鞠躬9次，是因为他鞠完躬后站着，而他们仍然在跪叩，这看起来不好；不过他认为他所表达的敬意不因为反复鞠躬而增加。但是，如果他们或他们国家的其他高官一起参加皇上的接见，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反复行屈膝礼，他们跪叩几次，他就屈膝鞠躬几次。清朝官员说，没有别人，就爵爷和现在在场的这些先生，你们在觐见时施礼，反复9次是一定要的。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为了显示他对皇上的敬意，他准备同意这一请求，不过他要再一次说明，这样施礼所表达的敬意，他感到并不会有些许增多。中国人又提出来，要杰弗里（Jeffery）在他们面前演示9次，(12) 阿美士德勋爵考虑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可以随意胡来，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施礼的正确做法再一次详细说明之后，讨论就结束了。阿美士德勋爵然后抓住机会表达了他对讨论结果的满意，以及他个人对他们对他的善意和关心表示感谢。他们回答说，他们只是服从皇上的命令。
有一个官员，他显然是负责文书房的，在会议中也起到主要的作用，这时他提到摄政王的信，并又要求给他们一份抄本。阿美士德勋爵根据事先的决定，把装有抄本并封了口的信件交给中国使臣。看到封着口，他们感到很吃惊，直到告诉他们信封上是英文，写的是钦差大臣收。他们当时没有想要看一看，这很幸运，不然的话，就要做一番不必要的解释了。
两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晚饭前获得这样直接的结果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很满意我们成功地拒绝了跪叩礼的要求，这主要归功于俄国大使的失败，和他从边界线上的返回。不管在有关觐见皇上时遵循中国惯例是否得计这个问题上持什么观点，或主张以相当的形式，或连相当的形式也不主张，而今天所建议的礼仪则是从来没有过的；遵循惯例的唯一先例是上一次的荷兰使团；这个使团从头至尾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在中国人设计的最使人自感卑微的环境里和最不重要的场合，无数遍地重复那一习惯礼仪，对于这一切，必须充分确立起拒绝为得计的观点。观点既已确立，阿美士德勋爵和与他一起行动的同事就下定决心，冒险作出决定，接受使团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并且以他们严肃的面部表情和镇定态度传达了他们不可更改的决心，毫无疑问，这对清朝官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人是很好的观相家，因此不管他们是谁，在与他们办事时，不给他们好脸是更可取的。第二次会议中，由于清朝官员误解了阿美士德勋爵陈述的先前讨论的总体目标，因而我们获得了确定无疑的利益，他们认为前面所看到的，以及用鞠躬替代跪叩，就是觐见皇上时的礼仪，由于他们自己不加区别，很自然地导致了这一误解。因此他们一听到真实打算之后，都高兴得惊讶。阿美士德勋爵说，他向中国皇上表达敬意所采用的方式，是不会用来在任何欧洲君主面前展示的，对他们来说，这样施礼分量过重了。总的来说，他们是满意的，尽管他们没有表示出任何皇上会接受这种礼仪的希望，也没有收回对阿美士德勋爵拒绝的后果的担心。他们的态度证实了对这一结果的满意。的确，他们重新要求摄政王的信的抄本是一个重要的情况，因为这表明他们相信事情的进展没有受到今天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他们要求乔治·斯当东爵士为他们所说的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和广州行跪叩礼之事作证，尽管他们肯定清楚地知道情况刚好相反，这一件事情，是他们厚颜无耻地撒谎的例子。清朝官员的可能的动机已经说过了，也许他们急切地想从乔治爵士那里得到直接否认的回答，然后好把我们的拒绝归咎于乔治爵士的建议。的确这一倾向的一些苗头是有的，但是总之，他们特别满意乔治爵士，对他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感谢，因为大使作出了这样的让步。
8月14日
这一天，出席昨天会议的清朝官员来拜访马礼逊先生，他们提出的问题看来是针对使团人数的，他们对于没有提到乔治爵士的教名是托马斯（Thomas，在上一次的使团中他用的是这个名字）感到很惊讶。马礼逊先生向他们解释说“托马斯”是他的小名，另一个名字是他现在的名字。因为这与中国人使用小名、大名的习惯相吻合，所以对于解释感到满意。他们提到广州来的一份报告，说乔治爵士不是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是另一位副使排在大使之后。马礼逊先生当然告诉他们广州来的报告中的说法是错误的。
晚上，苏大人和广大人来会见阿美士德勋爵、乔治爵士和我，会见是分别进行的。昨天讨论中有关礼仪的要点，清朝官员与阿美士德勋爵以更为肯定的态度重新过了一遍，而对于皇上是否会满意，他们表示出非常的疑虑，并说了皇上有许多对于使团宽厚仁慈的打算之类的话；他们提到指派苏大人就是一个明证，说明皇上在安排接待阿美士德勋爵一事上，比对前一使团的接待考虑得更周详。阿美士德勋爵重复说明了先前强调过的几点，并补充说，同样的场合，即在俄国皇帝或欧洲任何一个君主前，他行屈膝礼，只鞠躬一次，因此，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如何行礼只是限于对中国皇上的。这一番说法他们觉得有些分量。然而，话中提到俄国，这给了他们机会，他们说，上一次俄国使团未得觐见而返，就是大使在关键时刻拒绝行跪叩礼的结果。他们又提出要看一看装着摄政王的信的盒子，这一回，阿美士德勋爵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他们看到精美绝伦的小盒子时，尽管掩饰不住满脸的孩童般的满足，但嘴上却不说一句赞美的话。然后的谈话气氛友好得很，清朝官员与爵爷之间在一般问题上相互作了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不失时机地表示了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说，皇上赞成阿美士德勋爵的提议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清朝官员归还了摄政王的信的译文，他们说，像信上现在这样写的称谓：“先生，我的兄弟”，他们可不敢念，所以我们冒险要做的就是根据他们的建议把这一切都删除，其他建议要改动的字句都不重要。
乔治·斯当东爵士与清朝官员会见过程中，也提到了礼仪问题，他们问乔治·斯当东爵士，要是皇上召见他，要他证实马戛尔尼勋爵行跪叩礼的事情的话，他会怎么回答。乔治爵士非常审慎地说，那时他只是个孩子，他的回忆不会有什么价值。他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个人的观点上来。他说，英国国王的命令绝对明确，阿美士德勋爵决不可能行跪叩礼，坚持要行跪叩礼肯定是无效的，他也详述了已经作出的让步，并表示了希望皇上能够满意。清朝官员，在他们与乔治爵士的交谈中，提到皇上赞成的可能性要大于他们与阿美士德勋爵所谈的，并对他在前一天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他们把大使作出的不管什么让步都归因于他的帮助。他们与我的会见时间很短，只是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删除摄政王的信上的称谓，在我看来没什么要紧，不是要删除原文中的，只是删除译文中的；因为提不出表达稍歉恭敬之意的词语来替代，我们国王的尊严看来没有受到任何一点侵犯。
关于礼仪问题的讨论那么多，并且无法回避，对此我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我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每获得一点胜利，就意味着使团在实质性目的上获胜的机会就少一点。关于这些问题协商的结果是否会被接受，肯定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时间都用来为接见使团的仪式进行力争，情绪被一定要成功的坚定信念所左右，也就不去思量如何迎合皇上或他的大臣们的心情，如何使他们乐意倾听他们从中看不到任何互惠利益的建议。
在考虑礼仪问题时，我必须要更加考虑到，将在实际场合行跪叩礼和在想象中的场合行跪叩礼彻底分开，上一次荷兰使团所经历的情况，使团在最无关紧要的场合反复跪叩，即后者这种情况是必需争辩反对的；但是我心中远远不感到满意，要是使团的命运由拒绝前者来决定呢？……
8月15日
我们在杨村吃的早饭。杨村这个地名，前使团提到过。这里距离天津有91里。张和寅给阿美士德勋爵送来信息说，他们在11点时要来拜访他，但是他们没有来，直到将近下午2点时才来，于是关于礼仪的谈话又开始了。这一次，他们承认了马戛尔尼勋爵第一次觐见时是按照欧洲方式行礼的，但是声称在皇上生日那一天，他是磕了头的。阿美士德勋爵否定了他们所说的后一部分，并说，他想在第一次觐见时，他要像马戛尔尼勋爵在皇上生日那天一样地行礼，又说，事实上，两种礼仪差别很小，所以他不奇怪会搞错，误认为马戛尔尼勋爵行了鞑靼礼。不久，广大人和苏大人到了，使团的副使也来与阿美士德勋爵一起参加会谈。清朝官员要求将房间整理一下，并做了一番俗套的动作，然后告诉我们，皇上这天下达了谕旨，谕旨中有皇上的亲笔朱批，不批准乐队，所以乐队必须遣返，还补充说事实上乐队来没有什么必要。随员中的一部分遭到拒绝，让人不可理解，真叫我们惊讶不已，而中国人对以前使团中的乐队是很满意的。我们不能不想到，在一些琐事上，使团将遭受一系列反对，而这只是第一桩。因此，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感到惊讶，这种拒绝现在只能说是针对个人的，而他们的职业是完全清白无罪的，以及他本人对他们的良好品行是负有责任的；前一个使团也有乐队陪伴，并且，的确，乐队是构成这种庄严场合的重要一部分。然后，广大人说，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导致了他从一开始就受到牵连；皇上早就限定陪伴使团的人数为55人，但他自己允许了75人上岸；要是大使在礼仪方面能更加合作，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让皇上原谅他这样的越权办事；现在不知道皇上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担心他的皇上被我们的拒绝所冒犯，他不能不对他个人的前途感到很不安。阿美士德勋爵说，如果因为钦差的友好态度而给钦差本人带来任何不便的话，他表示遗憾。但是声明，他不可能同意放弃品行良好的人，让他们在这次旅程的这一阶段遭受与同胞隔离的耻辱和不愉快，要是在上岸之前就拒绝，那么服从就不会有这些困难了。
清朝官员然后叫人取来谕旨，从谕旨上看，有专门反对乐队的意见，而没有对于人数的反对……对于接待的方式，允许觐见的人数也说明了。只有4个人：大使、两位副使和杰弗里被允许觐见，另外允许其他12人出席宴会。朱批写的是：“乐队可省，送他们回船等候大使”。(13) 谕旨宣读过后，广大人说，皇上的命令是专门下达的，必须服从照办。又补充说，如果大使坚持自己的国王的命令，他同样坚持自己皇上的命令，那么，他对于拒绝行跪叩礼将不再负任何责任。阿美士德勋爵无法想象，如果情况公正地传达给中国皇上，怎么还会坚持反对。双方又来来回回说了前面说过的那些理由后，清朝官员说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了，就站起来离开了。
……
晚上，阿美士德勋爵又召集我们与清朝官员开会。他们一开始询问阿美士德勋爵，那些船舰现在怎么样了，并说给船舰上送东西去，可是据最近的消息说，从岸上好像看不见了。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如果说不知道船舰是否离开海岸了，那是瞎话。实际上，船长已接到本国政府的特别命令，他当然要服从这一命令。然后，他们问阿美士德勋爵，他是否给了船长什么命令。大使说，他没有，所以要向他们打听消息。他们回答，那些船舰肯定是阴历20日离开的。还说大使肯定知道那些船离去的目的，大使不向他们通报是很不合适的。阿美士德勋爵说，自从他上岸以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一问题。在船上时，的确，官员代表曾经问过他从北京回去时打算怎么走，他的回答是，当然皇上指示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但是他心里想走与前大使同样的路。从那次询问后，这个问题再没有提起过。广专使声称，皇上因为那些船舰没有他的允准而离去极为震怒，他们因此对这事要负责任。阿美士德勋爵告诉他们，大帆船船长接到的他本国政府的命令是，大使一上岸，船就返回广州。所以船长可能已乘风而返了。清朝官员又说我们隐瞒这个信息太不合适了，尽管他们曾经常常提到停在锚地的那些船舰，而我们从没给他们什么说法，好让他们从相反方面想。阿美士德勋爵声明，他从来没有听到他们提起过，如果他听到过的话，他没有隐瞒不说的想法，他会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勋爵又问他们，要是事情这么重要，起先为什么不专门问一下这件事。就在这时，广专使发火了，冲着马礼逊先生说，不是要责备大使，这是你的错，你没有忠实地把我们的话翻译过去。马礼逊先生很恰当地回答说，如果广大人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必须拒绝再充当翻译。阿美士德勋爵要求乔治爵士向两位清朝官员说明，他感到这样责备马礼逊先生不公平，并且告诉他们，他认为这样的说法也是对他个人的冒犯。一听这话，广没有怎么迟疑，就向马礼逊先生道歉，然后以更加友好的态度继续讨论。
苏大人有准备地针对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话说，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揪心，因为它使皇上不高兴了，尽管事情的本身不能说有多重要。当又告诉他们，运送上一次使团的那些船在马戛尔尼勋爵上岸后的第二天就返航了，都知道那个锚地对于大船太不安全，甚至我们还在船上时所经历的天气，就让船长领会到必须尽快离开海岸。这时，广说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一些理由，他们好报告给皇上。最后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就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以印证他们的报告。写书面材料的事立即答应了，会议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皇上反对乐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这标志着皇上性格懦弱，缺乏定见，他采取的措施，或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或可能的确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清朝官员对于我们船舰的离去那么不满意，我们不感到惊讶，更不惊讶他们对于我们不说这事而表示的不满意。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抵达锚地不久，就得知皇上要缩短我们在此的时间以及要我们按原路返回的信息。鉴于这种情况，并考虑到船舰的安全，就计划船舰立即返回，这样就不给中国人机会，他们企图要这些船舰滞留几天以运送我们回去。这一步棋，我们赢了。广对于他自己缺乏预见很恼火，也很警觉这件事将给他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随后态度缓和下来，缘于他相信以借口向我们施压无用，因为他肯定感受到，皇上对这一结果无论怎样不满意，也只能把由我们选定的路线作为原本所指定的路线，尽管这样对皇上不公平。因此，我们准备承担部分责难，为他开脱，以减轻他的责任。在他来说，接待使团之事过后，期盼回到好的职位上，这很在理。
那天晚上，交给清朝官员一分备忘录，说明船舰离去的某些理由，主要从锚地不安全的角度来说，也说到以前使团的做法。尽管张曾经提醒阿美士德勋爵关于摄政王的信的译文需要改动一事，但是新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以至于不认为有什么必要立即关注这一点。
8月16日
天亮后不久，我们就被叫到阿美士德勋爵的船上去会见苏和广，说是他们两位昨天晚上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但是，他们两位没有来，而是派张和寅来船上。他们一来就提到刚接到的谕旨，他们说，皇上在谕旨里对天津发生的事情表示强烈的不满，严厉指责苏和广允许我们继续前往，最后，皇上决定，大使不行跪叩礼就不得觐见。张和寅被上司派来要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据此答复，他们的上司再来会见大使。阿美士德勋爵在回答中，努力地要给他们一个印象，就是他不想屈从，他想避免给出他们想要的明确的答复，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太重大了，不是一句“是”或“不是”就可以打发的，有关这一事情的讨论至今为止都是与苏和广进行的，所以最好还是由苏和广来谈。同时，他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不把他的答复给他们两位，不是因为对他们来有什么遗憾或对他们不尊重。张说，不把答复给他们使他们成了无用之人，寅则说，得不到答复他不能回去。然而，发现阿美士德勋爵坚持不给答复后，他们也就离去了，不一会，苏和广就到了。
他们的面部表情显得异常不安，一开始，他们就说，对于我们无意取悦皇上，他们感到太遗憾了。阿美士德勋爵考虑到从官方渠道获知谕旨的内容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没有在意他们说什么，而是正式请求传达皇上谕旨。广回答说，他们让大使离开天津继续前往的做法遭到了严厉的指责，谕旨说马戛尔尼勋爵行了叩头礼，并叫乔治·斯当东爵士作证；最后，下令退回礼物，以及皇上不能接见，除非大使行跪叩礼。在他们来说，他们只要求一个简单的答复，“行”或“不行”。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的目的是要把对中国皇上的尊敬和对自己国王的命令的服从结合起来，以及他自以为他的意愿，通过他所建议要行的礼与中国礼仪的要求那么相近已经表明了，皇上也是会满意的；他建议的礼与跪叩礼之间的差别几乎觉察不出，这是根据他不敢违背而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提出来的。广说，无疑，大使必须听从他的皇帝的命令，而他们也必须听从他们的皇帝的命令。广专使对双方的君主都用了“皇帝”这一称呼。
然后，又讨论了一些一般问题，在这过程中，清朝官员提到对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要求行叩头礼，暹罗和日本就是例子。对此说法，我们的回答是，无论从文明程度还是从国力来讲，这些国家都不能与英国归为一类。清朝官员欣然承认这一点，他们说，这些国家的使臣绝对不可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然后他们进一步举例说，他们皇上已作出安排，大使要住在北京，要好好接待。阿美士德勋爵当然只能表示遗憾，因为有关情况使他不便接受皇上的善意。然后他们又问阿美士德勋爵的儿子来中国是否有摄政王的命令。阿美士德勋爵说，他儿子来这里，摄政王是知道的，而他带儿子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能够监督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接着就说，允许他儿子觐见是皇上赐予的特殊恩惠，因为看来他儿子并不具有官方身份。阿美士德勋爵说，不能把他看得完全不具有官方身份，他是他的侍从中的一员，侍从中有一个角色总是由年轻贵族来充当，并且通常是隶属于大使一职的。然后清朝官员说，允许他儿子的老师出席宴会也必须认为是他们皇上开恩的明证。
阿美士德勋爵通过提醒清朝官员关注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要事情来转移他们的话题。他说，现在想要皇上免去叩头礼，他有一个建议，他相信这个建议完全可以表明他急切地要带给讨论一个友好的结果。他的国王的命令十分明确，以至于如果没有任何互惠的让步的话，决不允许他有任何违背，因此他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位爵位与他相当的清朝官员与他自己一起在摄政王的画像之前行叩头礼。清朝官员说，这个建议决不能接受，这样做，清朝官员是在一个影子面前叩头；假如这个建议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提出来，那是不同的，但在眼前的实际情况下，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尽管强调相似这一点，他们还是不承认阿美士德勋爵的建议与在天津发生的事情有任何相似之处。大使然后说，他的建议与马戛尔尼勋爵的做法是一致的，马戛尔尼勋爵曾向皇上父亲的大臣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可以作为马戛尔尼勋爵真心愿意表达他所有的敬重的证明，因为马戛尔尼勋爵因此而最终被同意以欧洲礼仪觐见。
清朝官员仍然拒绝认为这一建议可行，阿美士德勋爵说，这件事情太重大了，不能这样匆匆了事。关于这一问题，他要准备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请他们转交给皇上。他们说，他们不敢转呈包含有这一问题的任何书面材料。
然后，阿美士德勋爵要求他们给予最认真的关注，他说，他还有另一个建议，他相信这一建议是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就是他拒绝行叩头礼，理由是担心那样做会有损自己国王的尊严，所以他有必要获得一份文件来避免发生这样的影响，他不得不要求：他行叩头礼，作为回应，中国皇上要下一道谕旨，声明从今以后，任何一位进入英国宫廷的中国大使，都要在英王陛下面前行跪叩礼。两位清朝官员都大叫起来，不可能！这一建议比其他的建议更遭反对。然后，阿美士德勋爵说，他要把两个建议都写下来，请他们转交给皇上，对此，他们坚决回绝了。阿美士德勋爵又建议说，由他们自己以他们认为最适合的方式转达他的两个建议。这一建议也遭到他们的反对。阿美士德勋爵告诉他们，既然所有的觐见皇上的通道都被这样堵死了，那么他只好声明他准备起程回国了。清朝官员表示了他们的遗憾，并说，在他们看来，服从或返回，别无选择；但是他们会把发生的情况报告给皇上。与此同时，他们说船将顺流而下，到一个不远的更为方便的地方。对于事情的逆转，他们显然很苦恼，随口说出，可能会派其他人来与我们再谈。苏大人把这一切归结为天意，重复说了好几遍“天意！天意！”我必须承认，我最担心写出的这段史实会引起争论，因为这种拒绝足以证明在谈判中有任何企图都是无望的，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不再谈判的最好理由。
我们的船像清朝官员说的那样朝下游走了将近1英里，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靠近一个小村子……北京离这里只有80英里，然而我们最终可能在两天后就要面朝南方了。这个村子叫蔡村。不管结果怎样，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在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幸运的，他们的脾气都很好。广这个人心胸宽大，跪叩礼不能免除，谈判决裂，都要归咎于皇上的个人性格，他是任性的、懦弱的、胆怯的，这些方面结合起来的结果造成了他的执拗、顽固。很可能不久前不仅威胁到皇位，而且威胁到皇上生命安全的国内动乱，使得他不愿意免除跪叩礼，因为这种礼仪再直接不过地有益于他在自己的臣民面前维护他的尊严。
8月17日
一大早，出席天津会议的一个官员由张和寅陪同来访。来访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上司仔细考虑之后的结果。他们说，大使提出的两个建议，哪个都不能转达给皇上，因为他们可以肯定，哪个都比拒绝跪叩礼更冒犯皇上。所以，苏和广想来想去，认为最合适的还是向皇上这样来报告：首先，在大使本身方面，他接到自己国王的明确命令，必须严格遵循马戛尔尼勋爵的先例行事，尽管他有意向皇上表示尊敬，但他不敢违背他自己国王的命令，所以他诚挚地请求皇上允许他行欧洲觐见之礼9次。其次，在乔治·斯当东爵士方面，他说他参加上一次使团时，年纪实在太小，关于礼仪方面发生的事情他的记忆不完整，但是他听说过马戛尔尼勋爵没有叩头。清朝官员说，这样有可能使皇上免去严格遵循中国礼仪的要求，而考虑采纳这一请求。这些内容之前有长长的空洞的序言，这份意见书由这位笔帖式写给乔治·斯当东爵士，笔帖式在其中还述及皇上对于乔治·斯当东爵士感到失望，因为他理应回报上一次使团来华时乾隆帝给予他的仁慈的关怀，在影响现在的大使遵循礼仪方面发挥作用。乔治爵士抓住这一机会，指出，把他与阿美士德勋爵和其他副使对立起来是不适当的，他们的行动和观点事实上是完全一致的。阿美士德勋爵补充道，为了避免重复同样的争辩，不管他在总体上照顾到乔治的看法有多少，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是遵照他的国王的命令。因为清朝官员的这份陈述显然是为他们自己脱身找借口，对于打算报告给北京的这些内容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因此，阿美士德勋爵表示同意。
接下来又讨论了行所建议的这种礼的特殊方式。阿美士德勋爵声明他愿意安排得尽可能合皇上之意，维护始终是这一方式的明显性质。最后的决定是，屈膝和鞠躬的次数与叩头的次数一致，就是说，一屈膝三鞠躬，重复三次。这位笔帖式说，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皇上面前为官员们说话了（他以为这些是全新的内容，其实在天津时就同意了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如果最终北京不太反对所提议的办法，那么，我们可以指望这一讨厌的讨论有一个有利的结果了，否则只能证明，我们还需要苏和广帮助转递我们的看法，必须认为他们还是有点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样考虑是有利的。
1点钟时，我们被召集起来与隶属于苏和广的笔帖式们开会，他们由张陪同而来。那位早晨与我们在一起的笔帖式首先开说，告诉我们最新接到的谕旨的内容。皇上在谕旨中要大使到通州去，在那里见两位比苏和广级别更高的官员，他们是和（世泰）和穆（克登额），(14) 前者是一位公爷，或说公爵，与皇上有姻亲关系。另一位是礼部尚书。大使被要求当着这两位高官的面，演习跪叩礼，如果大使在觐见时也这样行礼，那么他就会获得觐见的殊荣；或者，第二种情况，大使在苏和广的面前演习，皇上也同样会感到满意。这位笔帖式继续说，广和苏知道大使关于叩头礼问题上的决定，很担心能否把下面的话写进折子，就是大使准备演习他所建议的所行之礼，或者在这里，在广和苏面前，或者在通州。阿美士德勋爵考虑要求预演，可能缘于通过观看，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他要怎么行礼，因此起先有意赞成私下在苏和广面前演示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比起在陌生人面前演示，他自然更愿意在认识的人面前。但是，有必要了解这一要求的真正要旨，因此向清朝官员提出了几个有关的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首先看来是要求大使通过演习这种形式作出保证。为了迎合这一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庄严声明，他将认真地、不折不扣地遵循所做的安排。从一开始我就警觉到，这里含有比单纯的誓言更多一些的东西，有可能打算再出现黄绸子的一幕，增加行礼的场合；或者，从任何角度来说，演习甚至比行叩头礼更丢脸。要求演习，是出于一种深信不疑，即，如果依从了，那么大使在觐见时就不会有犹豫的危险。我的推测证明是对的，再进一步询问，看来演习是要在龙的图画，即皇上的象征前进行。阿美士德勋爵得知后面这一情况后，声明，听到这样的解释之后，他必须拒绝他所同意的一切，如果演习意味着一种保证，那么它是无效的，因为不能肯定此后他会怎么做，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在天津时就拒绝了的，要他在通州做是不可能的；广和苏完全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管派哪位官员到通州，他们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已庄严承诺严格遵循他所建议的礼仪，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此承诺写成书面声明。清朝官员抓住他最后的说法，对他要写书面声明表示非常满意，并赞美阿美士德勋爵办事机敏：
那位在讨论中说得最多的清朝官员抓起乔治爵士的手，说：“所以，要是20个清朝官员到通州去的话，大使做的也不会比在苏和广面前承诺的更多。”乔治爵士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后他认真地说：“这很重要，这是关键。”清朝官员由此所表达的满意当然与使团的利益无关，计划中在通州的谈判是成是败将只对苏和广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要是其他官员使阿美士德勋爵在争执点上屈服了，那么前面所发生的那些困难无疑说明苏和广的无能；如果事情相反，大使仍坚持他的决定，现在得到的书面声明就是大使可以作出的最后让步，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为此已做到极限。为了顺从清朝官员的意愿，书面声明中精确描述了所建议的礼仪。
我还忘了说，在早晨的会议中，清朝官员在描述有关礼仪时用了手势，这使我们想象会有某位清朝官员用手触碰阿美士德勋爵，以示屈膝礼开始。这样一想，阿美士德勋爵就告诉他，触碰一个人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是严重的冒犯，于是有关手势被撤掉，代之以口令。对于用口令没有提出反对，尽管可能会喊“三跪九叩”。但是，最终是否不采纳以动作发出指令这一点还是不很清楚。还在会议开始之前，已下令船只前行，这样我们又继续朝北京进发了。
8月19日
苏和广两位官员与尚书或说礼部并无联系，他们被任命为钦差，直接向皇上汇报。在这个政府里，责任之重大到这个程度，以至于苏和广无疑要对阿美士德勋爵拒绝行叩头礼负责任，并且他们的失败可能使他们受到严惩。从另外渠道得到的消息劝说马礼逊先生相信要停止使团觐见的说法，的确，终止与我们的交往不是不可能的。
8月20日
这两天里见到远处的山脉郁郁葱葱，层层叠叠，最高的山峰直插云霄。下午1点半，高耸的通州塔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此前，通州塔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是我们在拉纤号声中最激动人心的话题。拉纤人的活到此为止，我们的行程也可能到此为止；如果说拉纤人干的是逆白河而上的苦活，那么，我们就是逆着偏见和不公平的意图而上；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是毫无疑问的休息地，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把由战胜而赢来的停止争论叫做休息的话，我们倒也期盼享受一下。5点种时，船停下了。从停在锚地的船的高处可以看到城墙，锚地里有不少船，但比起天津来要少多了。士兵在沿岸拉开了距离列队迎接我们，礼炮响起来，同时伴随着令人厌恶的他们的乐器声响。
马礼逊先生立即上岸去看为阿美士德勋爵准备的下榻处。据他描述，下榻处是在一幢楼里，这幢楼显然是一般官员的宿舍。里面的家具还可以，看来是临时为此准备的。对于整个使团来说，这些房子是不太够的，但是马礼逊先生认为，如果阿美士德勋爵不在这里下榻，中国人会不高兴，因为他们把所作的准备看成是皇上赐予我们的恩惠。下榻处距离船约有100码。
晚饭后，苏和广来拜访阿美士德勋爵，就在说了说在岸上为他准备的下榻处，以及阿美士德勋爵明天可以上岸去住之后，他们又转到礼仪的话题上，说一切都很顺利，就是礼仪一事不顺，皇上的安排是最可取的，如果这样还不能使得双方都相互满意，那就太遗憾了，看来他们就得被撤职了。他们说到这里，阿美士德勋爵有了回答的机会，首先对于他们继续作为与自己的联络人表示可贺。然后说，马戛尔尼勋爵觐见的情况双方都是认可的，他请求允许他向他们重复他先前的陈述，即他的国王命令他严格地遵循先例，但是，出于非常想满足中国皇上的意愿，他准备遵循中国礼仪，条件是在两者取其一的情况之下，或是一个中国皇上的大臣在摄政王的画像前行同样的跪叩礼，或是皇上作出正式声明，即从今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使臣出现在英国宫廷，应该，如果要求的话，要在我们的国王面前行叩头礼。阿美士德勋爵补充说，这些条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把建议的礼仪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王的效忠行为。(15)
听了这话，广立即回答说，马戛尔尼勋爵没有遵循中国惯例的事情绝对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并且，英王陛下是独立的亲王的说法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由他们这样级别的官员来陪伴大使上朝廷就是证明。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本来是不会提出马戛尔尼勋爵的先例的，只是有关情况不能不叫人怀疑，尽管对于他们的任命感到满意，但是他不能不期望皇上处理问题给予更多的仁慈。好吧，他们说，使团的目的是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仅仅这一情况肯定不应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障碍。阿美士德勋爵强调说，他极尽一切努力，依照他的国王的命令，来实现这一期望的目的。他们然后对于劝说大使服从皇上的意愿没有什么希望感到遗憾，并且通知在大沽的官员不必再跟随离开的船舰了。苏大人补充说，这也将是我们的命运。大使表达了他的希望，即他们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他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不成功，其他人同样不会成功；事实上，那天晚上，已新派了别人，只是他不打算在交谈中如此坦率地说出来罢了。
在会议过程中，清朝官员很公平地说，双方协商的困难来自各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并暗示阿美士德勋爵，如果他在这里服从了中国的要求，回英国后，他愿意怎么报告就怎么报告。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即使他卑鄙到伪造记录，与他一起来的74人也会说出真相。在中国人办理公务的行为观念中，这个建议还不算是太出格的例子。10点钟是定好的阿美士德勋爵上岸的时间，清朝官员说很快再来拜访他。马礼逊先生询问，阿美士德勋爵下榻处的附近搭建了一些帐篷是干什么用的，寅很唐突地告诉说，有个宴会，像天津的那个一样，在帐篷里为大使举行。清朝官员中的主官事先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一安排。德庇时（Davis）先生从某个下级人士口中得知，(16) 前已说过的和世泰与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已被指派与大使商谈。
我还要提一提两种说法，此刻这两种说法还不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因为这是马礼逊先生说的，值得关注。第一种说法是，如果英王自己来到中国的话，他会认为服从中国皇上的意愿是他的责任；第二种说法是，大使必须感觉自己是中国皇上的臣子，因此必须要服从他的命令。这两种假设，在那些把服从的结果看得极为重要的人看来，正是对于中国礼仪必不可少这一主张的解说。
8月21日
阿美士德勋爵和两位副使前往中国人为他们准备的下榻处，主要是因为苏和广先前提出要去拜会他们，但是我们方面关于安置的事情要到明天才能作最后决定，而岸上的晚宴已经准备好了。2点钟时，笔帖式洪（Hung的音译）和张来见我们，宣布中国使臣和公爷或称公爵，与礼部尚书穆大人要与我们讨论礼仪之事。他们没有明确说明，是阿美士德勋爵先去拜访还是清朝官员先来拜访。洪说，公爷是个言语不多的年青人，以态度严肃、性格坚毅著称。礼部尚书已上了年纪，很有经验。明天是定好的会谈日子，与大使会谈的议题是中国礼仪。阿美士德勋爵简单地表示了他准备会见公爵。这次来人见面就结束了，没有留给我们对于未来的什么好盼头。提到公爷的性格，如果说是意味着协迫，那太冒犯了，如果说打算来警告，又太可笑了。
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就接到通报，钦差等着见人。于是立即据此作出安排。但很快又得到张的通知，说只是公爷派遣的几个官员要来。很快，官员们来了，一共6位，像往常一样，副使先一步前往迎接施礼，我在前面，我对他们的致敬没有得到回礼，几乎是被“罢了、罢了”的手势打发了。清朝官员傲慢地走进接待厅，在我们礼让之后在上座就坐。就像预料之中的，谈话时间很短。他们正式通知说，公爷和穆大人已奉命要来指导大使行鞑靼礼。阿美士德勋爵在回答中，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以非常尊严的和温和（推测他们会跳起来）的态度说，他已准备好了与公爷见面时来讨论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来人中排位第二的突然说，他们被派来是要知道他在现在说的这个事情上的意见。阿美士德勋爵回答他的话说，他应该对公爷和穆大人说他的意见。还是那个人说，有关天国礼仪的事情极为重大。第一个说话的人补充道，最重要的是已经定好了明天12点钟。然后他以无比傲慢的态度离开了房间，与他同来的人也跟着离开了，完全无视阿美士德勋爵和其他他们来拜访的人。
这样的行为无须评论，而将礼仪搞成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政策值得怀疑，但是我们已经扔出了骰子，我们必须经受险情。无论如何，篡改，这个胆怯的不聪明的建议，不能被当作有利的手段来加以考虑。前所经历的，对于我有重大的理所当然的影响；对于随后要面对的，我的公共责任感，我的本性使然，使我反对最不妥协的、坚持到底的对抗。智慧要多体现在政策中，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害怕是一种易动情的因而也是一个危险的顾问。
晚上很晚的时候，在与张和寅的会见中，他们的态度与前面所描述的那些人的态度完全不同，表现得非常亲切、友好和谦卑，他们是来劝说阿美士德勋爵那天晚上上岸就寝的，说他们已经把上岸就寝的事情上奏皇上了，如果事情有变，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又说，这里离北京只有40里了，皇上的耳朵长着呢。在交谈了上岸问题上完全不同的想法之后，阿美士德勋爵答应他们，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他明天就上岸就寝，但是他拒绝作出明确保证。就这样，他们也感到满意了。因此转移了我们对此前官员的粗鲁行为普遍不满的感受；无视我的施礼一事被特别提到，不过他们问谈话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他们。张说，他们对他本人也绝没有好态度，不把他当回事，拒绝他陪同他们前来。又说：“不像寅，他在这个省里40年了，我才20年，而他们一直在朝廷里。”
8月22日
交换了各种信息之后，我们于12点钟离开下榻处，去见和公爷和穆大人，为了免去阿美士德勋爵和公爷之间应讲究的礼仪问题，一所公共建筑被指定为见面地点。一封写给皇上的信准备好了，内容包括简述主要的争论话题，有关礼仪问题上我们所采政策的正确性，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皇上的崇高敬意。万一与尚书们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就把信递过去。阿美士德勋爵把信带在身边。我们的下榻处与那所公共建筑之间，总的距离大约是2英里，半道上有城墙，但是路显得挺长，因为天气太坏，道路又太差，我们走的简直是泥浆路。经过一番商量后，为大使和副使提供了轿子，其他人则乘马车。
会见我们的是和公爷、穆大人、苏和广，昨天晚上访问我们的那些人与其他人一起站在右边。没有什么让座，马礼逊先生说，爵爷落座后就开谈。公爷回答说，他打算站着，大使也必须站着。对此，阿美士德勋爵并不反对。公爷然后告诉大使，他和穆大人奉命来视察大使行鞑靼礼。阿美士德勋爵没有对此立即作出回答，公爷问他是怎么想的。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他受英王之命来觐见中国皇上，目的在于证明对于中国皇上的尊重和敬意，并且他奉命以皇上杰出的父亲乾隆帝所接受的礼仪来觐见皇上。公爷回答说：“那是乾隆五十八年发生的事，现在是这个使团的事，天朝的惯例必须遵循，没有选择的余地。”阿美士德勋爵说，他满怀希望，乾隆帝接受过的事，不会被皇上所拒绝。公爷情绪十分激烈地说：“只有一个天子，只有一个大皇帝，他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所有的人必须服从。”阿美士德勋爵极力克制着自己，宽容这种荒谬可笑的说法，说明他自己对皇上怀着极崇高的敬意，把他看成是最强有力的统治者，准备在觐见皇上时，遵循从不在其他君王面前展示的礼仪。他已经上呈了一份正式节略，确切描述了这一他所建议施行的特殊礼仪。他最后说，这一节略已经上呈皇上，相信节略内容会使皇上满意。阿美士德勋爵看着广惠，广惠说他没敢上呈那份节略。
公爷继续说道，鞑靼之礼必须遵循，距离上一次使团来中国已经好些年了，所以他们奉命来看大使行礼是否正确，皇上对我们国家的尊重充分体现在他派遣苏和广这样级别的官员来陪伴大使上朝廷；还说，因为我们读过中国书，我们肯定知道皇上的伟大，皇上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当然值得效忠。他自己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可能大使还不完全明白，由张和寅来向他解释接下来做什么，和遵循礼仪的必要性。说到这里，看起来公爷要结束会议了，所以阿美士德勋爵就问，他是否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公爷回答说，他从不拜访谁，现在的讨论就像在皇上面前举行的一样；又补充道，大使要么遵循鞑靼礼，要么被遣返回国。这一刻，公爷的嘴唇因为盛怒而猛颤。阿美士德勋爵然后问，他是否可以理解为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讨论了，并在看来情况果真是这样后，阿美士德勋爵把写给皇上的信拿出来交到他的手里，要求转递给皇上，就撤退了。公爷把信交给了穆大人。阿美士德勋爵的做法在这一时刻肯定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公爷看起来挺吃惊，一脸冷漠的样子。他允诺着随爵爷朝门口走了几步，这样表现得比我们进来时多少客气了一些。据说，和公爷在皇上跟前很受宠。在上一次平定叛乱中他表现突出，《京报》上常赞扬他。
8月23日
早晨，张来找马礼逊先生，带来一封半官方信件，是一位主要官员写的。写给皇上的信被他们打开了，他们想把信退回来。张私底下告诉马礼逊先生，因为信上没有大使的名字，这给了他们拒绝上呈很合法的借口，中国法律规定，皇上不受理匿名信。(17) 张看来也承认这样拒绝很大程度上是个借口，在不能肯定皇上是否认可他们的做法前，他们也不敢贸然退回那封信。张被派来了解大使关于礼仪问题的最终意见。马礼逊先生说，大使盼望着信上呈皇上之后得到一些正式的消息，得不到正式消息，他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说法。这样说过后，张就走了。马礼逊先生还了解到，他们认为信本身表述得非常恰当。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让张做联络人，因为马礼逊先生是清朝官员提议的收信人，他们写信就写给他。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们没有反对意见，相反，这样一来挺合意的。
阿美士德勋爵与两位副使在张带来消息后不久就进行了长谈，议题是，这样的安排对于未来进程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了利用这个额外的官方联络人的帮助，弄清万一遵循礼仪的话，实现使团日后目标的可能性。问题的这一方面，以前偶尔也考虑过，但只是作为思考的事情，而不是作为行动的事情。我心中的方向依然如故，未受地方经验的影响。对于接见还是遣返一个使团竟然完全取决于礼仪问题感到遗憾，我怀着最急切的心情要求再考虑这一问题，尽管知道我们的讨论已经转向，极难给予中国人我们会服从的希望，即使在互惠的保证之下。大部分原因在于确立了迄今为止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屈不挠为得计的政策，而计划被抛弃了。我们详细讨论了提出相关建议，然后结束我们与这个政府的交往的正当性问题。这些建议是：在广州留一位事务主管；公开宣称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提出这些建议的真实目的是要部分实现我们所奉训令中的伟大目标之一。预期这样做的正当性得到了肯定。
大约1点钟时，张从公爷那里回来，带来了那封写给皇上的信和清朝官员的口信，他奉命说明要稍微改动一下，他们就愿意转呈皇上。首先重写了信封，加上了大使的名字，写好了交给他们；这一次的信没有封口，由他们转交。其中一处修改是用“乾隆一直善待英王”代替“英王一直力求与乾隆建立和睦关系”；其他修改涉及对打算行的礼的描述，和清朝官员要求我们考虑服从的必要性；但是关于这方面的修改并不是张强求的。另一处清朝官员提出的修改，我们也同意了。这封信明天就能出现在皇上面前。
之后，我的心被我所参与的这种修改折磨得难受。一开始就对叩头本身、对服从的结果抱有不同的观点，并认为与接待使团相关的其他情况并非令人不满，拒绝这一点决不是维护我国尊严的关键，我对于继续拒绝服从中国人的意愿而造成使团不被接见的结果，本能地感到深深的遗憾，然而同时，我丝毫不为我放弃自己的观点服从了乔治·斯当东爵士的经验而责备自己。我准备好了，一旦号召行动，就放弃最初的想法，服从经验之谈；但是考虑到这是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我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尽管我们的决定在船舰上已作出，我还是冒险提出了考虑一个相反的观点，以前对这一观点还没有过什么讨论。我要说的就是，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应该得以觐见，这种分歧就不重要了；但我感到，如果没有觐见而被迫返回，那么就要提出疑问，不考虑屈双膝九叩首和屈单膝九鞠躬之间的区别，以获得一个相反的结果，这样做，是否代价太高了？甚至即便觐见了，但是不允许商谈使团的最终目的，那么，觐见有什么意义呢？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在某种程度上，由持久的争论引起的愤怒使他们不愿意去考虑。
声称皇上是普天之下的统治者，公爷对此深信不疑，这一声称也许为拒绝遵循礼仪带来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拒绝这种下效忠上的表达形式和意图。以我的独立判断来看，这种荒谬的主张和天下霸主的夸张声称，太可笑了，无须直接关注；并且这些说法肯定要影响政府的行为。
反对遵循礼仪的最好理由来自于是否有利的考虑。也许会说，我们作出了牺牲而得不到特殊回报，并且从当朝皇上的性格和他的朝廷办事来看，没有给予我们今后会得到什么让步的希望。除非这次接见使团的仪式与以前接见欧洲使团的仪式相比，值得称道之处这次不比以前少，否则这些辩词就是结论性的，被认为是足以有助于证明做法为正当的一种情况。但是，由一般原则来说服，要人们去意识到在特殊场合得出的印象的确切意义是很难的，那种印象可能是由他们不熟悉的环境，或对于这种环境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而造成的，因此唯一安全的路径，在这样的场合，就是遵循地方经验。
我还要提一提一份宫中档案的摘录，其中包含声明马戛尔尼勋爵行了鞑靼礼，这份摘录由张交给阿美士德勋爵，同时附有一份言辞凿凿的材料，是皇上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亲自回忆。这样一份皇上的断言放在我们面前，不管是虚假的还是错误的，万一重新开始讨论，想紧抱马戛尔尼勋爵这一前例也就困难了。
8月24日
马礼逊先生收到来自张的信息，张是受托把信交给皇上的人，他声称不能转交此信，除非信上补充保证遵循鞑靼礼的内容。张说，这封信私下交给了皇上，皇上把信退回来了，没有对信特别说什么；但说过这样的话，大使公开声称怀着崇高的敬意，然而却要改变他的朝廷的惯例，拒绝遵循他即皇上本人亲眼所见的前英国使臣向他父亲乾隆所行之礼。张本人已接到命令前往天津，设法留住船舰，因为北京得到的有关这些船舰的报告矛盾百出。(18)
马礼逊先生与张在有关礼仪的问题上进行了交谈，作过这样的比方，说现在的情况好比一个朋友派他的仆人给另一个朋友送赞美信，这两个朋友可能各有各的家规，那么，那个接信的人不会坚持要送信人的仆人服从他们家的特别规定。张说，他知道我们的拒绝缘于相信叩头就是承认政治上的从属地位，而这是我们的误解；假如他遇见一个级别比他高的朋友，他就以下跪向他施礼，然而，他既不认为自己是奴仆，也不设想他的朋友是他的主人，叩头只是朝廷的一种礼仪，皇上认为大使拒绝遵循太无礼了。张自己还进一步叫马礼逊先生说说看怎么向皇上回话。马礼逊先生说，皇上也许出于慈善之心会允准大使所建议的，或者也许即使坚持反对，仍然会派遣一位使臣与大使协商他所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以维持友好关系。张没有再说什么。
对于上面这条来自中国高级官员的信息，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在信中添加要求的内容绝对不可能。这样一来，事实上，剩下的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马礼逊先生按照这样的指示对张说了。阿美士德勋爵也想到他应该努力通过这同一渠道向中国高官表达，他建议行的礼与叩头礼太相似了，以至于太有可能，皇上也许在马戛尔尼勋爵行礼的事情上把这种礼误认为是那种礼了；更有可能的是，以皇上当时的尊位，他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前面的人可能部分地阻挡了他的视线。张在谈话过程中提到那封信，说，信中所表达的太尊敬了，就相当于遵循了礼仪。
……
有点奇怪的是，我昨天在与阿美士德勋爵谈话中所预料的事，今天真的发生了，中国政府谴责乔治·斯当东爵士隐瞒了马戛尔尼勋爵觐见的事实真相，劝说大使反对皇上的合理的要求。张带着任务来找马礼逊先生，要求与乔治爵士会面，目的是要询问一些问题，问题来自一份两广总督收到的澳门外国官员的报告，这份报告已由两广总督转递到北京。广州来的报告，对使团人员的构成作了说明，声称使团里的人主要是那个城市的商业人士，因此使团的构成是不适当的；还说乔治爵士在广州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住在一所豪宅里，带有养鸟场，他是出钱买下现在的职位的。(19) 从张的叙述中来看，中国当局推断乔治爵士被任命担当现职，当然是因为他曾陪同过前一使团，因此，他有责任说明曾经真正发生的事情，但他却恶意地劝说大使采取一种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且冒犯皇上的路线。张奉命来询问，以便确认广州报告的内容是否属实。
不必仔细考虑，便可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采取的对策。马礼逊先生按照指示告诉张，不能只与乔治爵士一人来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一情况必须告知阿美士德勋爵和两位副使；所提到的一直坚持的办法是根据摄政王的命令采取的，早在阿美士德勋爵见到乔治爵士之前就确定了；如果说这一令人愤怒的消息只是一个遣返使团的借口，那看来就不必了，因为大使已准备好返回，只要什么时候皇上仁慈地表明他的意愿就行了。我们也了解到张还问过马礼逊先生，乔治爵士是否还打算当他的行长，并说，政府对于近些年来贸易进行的方式一点也不满意。
张随后就拜访了我们，他显然很不愿意进入他奉命来谈的议题，他说，要问的一系列问题，是根据两广总督转来的一份报告。他很谨慎地谈到，乔治爵士可能了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的议事录的内容，也可能了解由此而对他所抱的期望，即他会正确地告诉大使关于争论中的这个问题，因为这肯定是任命他的目的。然后他提到使团人员的构成，并且问，我们国家的所有的贸易是否都在国王的掌握之下。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所有从事贸易的英国人都是国王的平等的臣民，因此都受到皇家的保护；又说，他从来没敢问摄政王为什么要任命乔治爵士担任现在这一职务，他也不准备回答任何有关使团人员情况的问题，他只能说，他们都是摄政王所批准的。阿美士德勋爵又补充说，他从来没有针对与他联络的钦差手下的人提出过什么问题，这种情形完全是相同的。如果这些询问的目的在于寻找理由遣返使团，阿美士德勋爵可以向张保证，他只是在等待一个确定的日子，剩下的愿望就是友好地分手。张极力想详细讲述广州来的报告，马礼逊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整个情况已经汇报给阿美士德勋爵。张说：“那么，我必须报告，这些问题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也不愿给予回答。”这一说法得到赞成，他就转移了话题。然后，礼仪问题又提了出来，阿美士德勋爵重复了他先前的许多说法，特别详细说明从表象来看两种礼仪的相似性，以及皇上的视线很可能受阻没有看清楚。张看来准备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政府的执拗归因于鞑靼情感，这种情感决定了礼仪的各个细节；尽管皇上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请求而更换一个总督或一个河伯，但是他不可能免除朝廷的礼仪。他哀叹，一点微不足道的区别对于双方来讲都那么重要；多少暗示了使团就这样返回的话可能给贸易带来坏的结果，并一心希望能想出什么平和的调整方法。他的话从头至尾都那么温和、不刺激人，完全没有了他原本的联络人身份（的确，不论怎么说也不能认为他是联络人），我们分别时的友好和亲切，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推测澳门的葡萄牙法官是给总督的那份报告的作者，此人品行之坏，以及他决心与英国作对，足以说明这一推测错不了。
晚上，张又从高官那里来，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那封允诺写给舰长的信，就是命令他们停在最可能近的地点的那封信，应该立即送出去，公爷说地点不变，或舟山或广州。阿美士德勋爵根据要求给马克斯韦尔（Maxwell）上校写了信，通知他停在这两个地点或其他什么地方，但舟山应该是首选。
两个俄国人，(20) 还有一个为俄国服务的法国人3天来一直在我们下榻处周围逗留。法国人在第一天与阿美士德勋爵乐队里的一个鼓手交谈过，对他说，他们想对阿美士德勋爵表达敬意，但是被中国卫兵阻挡进不去，卫兵不让任何人进，只有戴着官帽的人才能进，他说他自己已经在中国住了9年。阿美士德勋爵决定不鼓励与他们有任何联系，所以没有进一步的交往。他们穿得完全和中国人一样。
8月25日
有人提议给公爷写封信，表明阿美士德勋爵急切地想知道使团返程的确定日子，以及尽管与中国人在一特定点上意见有分歧，但并没有彻底不和，我们准备将摄政王赠送的礼物交给奉皇上之命来接受的官员。这个想法先由马礼逊先生告诉了张，我们想让张来带去这封信。张在回话时，建议我们应该静待，不要有什么动作；还说礼物无疑是会接受的；叫我们不要断定皇上最终会以同样狂妄或说傲慢的官腔来行动。张的这番话虽然没有太大的重要意义，但他的我们应该静待的建议还是挺正确的，因为在目前危机之下，每当反复强调一个争论点，并作出一种让步时（当然这种让步是在所确定的总体原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几乎不可能想出什么或有价值的或无危险的办法。昨天张还说以他的看法，给英王的信已经在准备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皇上肯定已作出决定了。
……
就在晚饭前，张来见马礼逊先生，神态相当紧张，这是由从他在京的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引起的，他问过这个朋友皇上的感觉怎么样。给他报信的朋友说，皇上被大使的拒绝以及船舰的擅离所激怒，根本不可能转达张想提出的请求，就是关于去海边的任务他是怎么打算的。张，描述他自己的心态时，把他的手放到马礼逊先生的手上，他的手确实因惊恐而冰冷。上面的这一席交谈证明，张错误地期望事情会朝好的方面发展。张给马礼逊先生送来广州总督报告中的一段摘录，这段摘录中，完全没有对乔治爵士的恶语诽谤，相反却是大加赞扬。但其中说，任命他担任现职的动机是他熟悉中国的习惯和礼仪（说的是同一个理由）。由这一点，北京的政府官员得出了不公正的推断，认为乔治爵士没有尽到责任，向大使恰当地说明所争议的问题；另外，对于来自广州的所有成员的名字也一一作了说明。看来或是另有一份报告，或是事情被说或这样，是各方面的情况凑到一起造成的，这种猜测有点道理。
晚上很晚的时候，张转交给马礼逊先生一份材料，声称九门提督有令，在我们下榻处周围增加一倍的卫兵，严加监视我们与中国人的联络；在一份告示中还说，外国人在广州住久了懂得中国话，变节的中国人与他们联络，后果就不用说了。这份命令肯定与1814年在广州发布的命令一样，只是程度上有区别，那么是否值得加以严重关注呢，一开始很刺激我们，无疑这是坏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证明，与我们继续呆下去事情发生好转的可能性高度对抗。况且，有三四天了，没有来自高官的严格意义上的正式联系，加上拒绝转呈阿美士德勋爵致皇上的信，这一切情况说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给他们写份照会，口气要尊敬，但必须很坚定，并进一步要求向我们通告皇上关于我们返程日期的决定。马礼逊先生被要求据此准备一份正式照会，明天上午递送出去。
8月26日
张像往常一样来见马礼逊先生，他说，官员显得很急，想从阿美士德勋爵那里得到点信息。有这样的说法，万一不供应食宿了，那就是可能表明他们指责我们不正当地拖延不走，以加大皇上不必要的支出。打算写的照会写好了，派遣海恩先生和德庇时先生去递送，他们虽然没有见到和世泰，但带回来文件已收到的信息。这一天里，我们从和那里得到两个消息，第一个是，他不准备立即回复我们的照会，因为他愿意大使在作出不可更改的决定之前，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考虑；第二个是，提议上午见面谈谈，目的是友好地讨论，并补充说，万一发生争论。和世泰乐意尊重大使。
这一天通过张得出雨点看法，一是我们相信很有可能得以觐见，但是遵循礼仪的问题，使得皇上的接见将有愤怒的和仁慈的不同；二是现在的事情已经成为皇上和英国大使之间谁有面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皇上屈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从高官身上得出的。
和世泰提出的见面的建议被接受了，时间定在10点钟。阿美士德勋爵提请副使关注我们现在的处境，特别是要作出判断，从中国政府在通州谈判的后一阶段的做法来看，我们是否没有理由由使团的拒绝而预料发生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在“奥尔塞斯特”号上所决定采取的原则作修改，以及这一修改是否只应修改到获得撤回的体面借口这一程度，还是需要获得来自皇上给予某些特别恩惠的表示以作为遵循礼仪的条件。这里提到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指将矛头指向乔治爵士的人身攻击，这对于公司在广州的利益可能举足轻重，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要影响到决定的。而特别恩惠的表示，可以归结为下一道谕旨，内容或是仁慈地接待使团和使团成员，或同意广州和北京之间的直接联系。一份公开声称皇上亲自回忆了马戛尔尼勋爵遵循鞑靼礼仪的谕旨，可能为撤回拒绝提供了体面的借口。结果讨论了很久，直至早晨乔治爵士提出要给出一个决定性的看法才结束。观察、思索，使团的拒绝作为一个严重的灾难，很可能导致了皇上发怒，表现在针对处理公司事务的个人采取腻烦的人身攻击，因此我强烈地想帮助我们自己抓住与和世泰见面的机会，启开和解之门，如果我们仍然发现皇上不屈服，我们最终就遵循他的意愿；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样我们可以带着某些成功的期望来提出使团的最终目的。
8月27日
乔治爵士将他经深思熟虑后写出的意见大纲交给了阿美士德勋爵，在这份大纲中，在说明他坚持他在“奥尔塞斯特”号上的意见的同时，有关遵循礼仪的后果，他相信，使团拒绝造成的有害结果不会持久下去，还说，出于实现使团最终目的的正当期望，有理由采纳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参考这一问题上的政府训令。随之，对于正当的期望包含些什么引起了一番讨论，看来大家都同意，和世泰要正式保证皇上同意考虑我们的要求就足够了。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前去赴会。
和世泰非常谦和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了一些客套话后，阿美士德勋爵找准机会提到昨天的照会，并要求作答。答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令人满意之处，阿美士德勋爵继续说他拒绝的理由，缘于英王的命令，英王指定了他在觐见时所行的特殊礼仪，勋爵要求公爷为他想出一些理由，说明他为什么要违反这样明确的命令并因此引起最严重的个人责任。公爷详细讲述了从取悦于皇上来考虑，遵循礼仪是恰当的，皇上与国王，就地位之尊贵来说有天壤之别，在其他方面完全可以指望皇上仁慈地恩赐和同意，但礼仪问题上决不行。阿美士德勋爵说，他活了43岁，不可能丢弃43年来的忠诚之心，他必须再一次要求公爷公正地考虑他的处境之困难。和世泰重复了他前面的话，并用低低的声调补充说，你们国王自己可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些话，马礼逊先生以其睿智，不予翻译。阿美士德勋爵又继续说，皇上必须为他向他的国王作证，写一份声明，以他的亲身经历说明马戛尔尼勋爵遵循了鞑靼礼仪，并颁布一份上谕，表达对使团的仁慈之心。公爷同意了这两点要求。阿美士德勋爵接下来谈与广州商馆大班直接联系和在北京设立法庭的问题，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这么繁杂的事务，其安全与否只依赖于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行，这太成问题了，并举出俄国贸易的例子。和世泰回答说，关于皇上是否会采纳他的后一个要求，他不敢妄言，他承认这个要求看来不无道理，最后作结说：“遵循鞑靼礼仪，我就是你在北京的朋友。”阿美士德勋爵表示他打算对此再加以考虑，就此结束了讨论。公爷又提到明天我们都去北京，并说几个小时后，他要再来拜访，希望听到阿美士德勋爵考虑的结果。公爷的态度从头至尾极为谦和，他的表述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有好几个人在场。穆大人、苏、广，都出席了会议，还有6个冒冒失失来访问我们的人在一旁等待，他们被证实是鞑靼人，是宫里的贴身随从，因为这个身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很看重他们。
我们回去后，有关遵循礼仪是否有利的问题又重新讨论开了。阿美士德勋爵给出他的看法，除非乔治爵士仍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遵循礼仪有害于公司利益，他从防止在愤怒的情感之下拒绝可能带来的坏结果这一点出发，以及期待实现使团最终目的的前景，倾向于顺从皇上的意愿，但只在觐见皇上时遵循礼仪。我表示了我的想法与阿美士德勋爵完全一致。乔治爵士急忙表示他的观点，说他很愿意考虑从广州陪同他前来的先生们，因为他非常想以他们的经验来帮助他自己作出判断。对此，阿美士德勋爵表示同意，说他认为所有与遵循礼仪有关的可能使个人或国家的地位下降的问题，都已由马戛尔尼勋爵的做法（甚至提出有条件地遵循）所解决，以及由陛下的大臣们的指示所解决；因此，这样的做法可能对广州产生的影响是他唯一需要的一个答案。乔治爵士与商馆的先生们进行了磋商，发现除了马礼逊先生之外，他们都认为遵循礼仪对公司的利益极其有害，维护商馆在广州的体面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他们的实力，完全依仗中国人对一旦宣布的原则所抱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必然会被在这么有分量的一点上，和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上的让步所颠覆。(21) 乔治爵士补充说，这些在过去，在协商之前，以及在现在仍然是他的意见。阿美士德勋爵和我本人撤回了我们的建议，一份致和世泰的照会准备好了，说这是我们最终的和不可更改的决定。这时候，报告公爷要来访，并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将礼物搬上岸，我们立即采取措施不叫公爷过来，告诉他通报我们决定的一份照会马上就会递交给他。海恩先生和德庇时先生前往递交了这份照会，他们是交给公爷的一个随从的。
他们刚回来，公爷就亲自到了，坐下之后，要求阿美士德勋爵立即作好准备，因为皇上决定，阿美士德勋爵明天起程，星期五第一次觐见，孙大人在海淀的邸宅准备作为他的下榻处。(22) 阿美士德勋爵表示，他尽快地作好必要的准备。和世泰说，礼物已上岸，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切都按要求的准备好了。阿美士德勋爵然后特别要求对他刚发出的照会给一个答复。公爷正正经经地点了点头，说，没有问题，都安排好了，还说他知道大使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说到这他站起来走了，留下广惠继续与我们讨论。阿美士德勋爵不想让自己落一个坚持屈从的虚妄美景这样的罪名，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此表示他希望刚递交的照会能得到充分理解，照会的目的是明确说明他决不能叩头，并表示希望皇上能以所建议的方式接见他。广惠回答说：“双方在讨论中都尽了职，事情现在已谈妥了，我们可以完全放心了；礼仪的事情不会再提了，我们可以相信皇上的仁慈，他的心怀确实是宽宏大量的。”乔治爵士无疑认为关键点已被认可，我们可以完全满意了。即使没有太多的不便，想让我们明天就出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广惠着急得很，理由是皇上有明确的命令，所以，阿美士德勋爵只好答应尽一切努力，尽管他不能、也不愿假装说出一个明确的钟点。
张和寅晚上过来了，一定要阿美士德勋爵明天早上出发。这次来，他们反复地说先前已对马礼逊先生说过的事，就是皇上认为苏和广要承担使团离开天津以后的全部开支，因为他们擅自允许我们离津前往；他们正在公堂上受审；广已被撤掉了盐政的肥缺，继任人已经指定了；最后就是，如果阿美士德勋爵明天到不了的话，他最不幸的结果可能是坐牢。尽管阿美士德勋爵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表示遗憾，但仍然感到，不为觐见的这一天妥当地准备好一切就仓促出发是不对的。所经历过的由中国人不适当的催促造成的不便已给了我们足够的警告，因此他宣布他的决定，与使团公开形象有关的一切东西不运送到北京，就不离开通州。张负责运送，他答应他尽一切努力使我们满意。事实上，中国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将有可能服从皇上的命令。
8月28日
中国人连夜不间断地努力，使得礼物和绝大部分物品在昨晚运走了，到今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将运走。四轮马车准备好了，阿美士德勋爵、两位副使和勋爵的儿子乘这种马车。中国人在转运这么大量的物品时非常地有条有理，真使我们感到震惊，从以前的经验来判断，我们可以相信，一切物品都会安全到达……
我们于（下午）5点钟离开下榻处，沿着我们第一次拜访和世泰时走的路出发，半路上，我们在一个大村子里停下来……
离开村子又走了3英里，进入了广阔的郊区地带，这里通向北京城门。人很多，但是像通常一样，挺有秩序。我注意到，当我们接近首都时，士兵们更果断地显示他们的权威。很多围观者手里提着灯笼，以便在黑夜里也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们抵达了马戛尔尼勋爵在午夜时分进入北京的那个城门，并得到消息说，皇上特别开恩，下令打开城门，这与通常的做法是相反的。而这时，却发现车队沿着城墙走，感到很失望。我们的眼睛急切地寻找下一个城门，但是再一次令我们失望，显然我们被领着绕城墙走向我们的目的地。
8月29日
天亮时，我们到达海淀村，附近有孙大人的邸宅，孙大人是朝廷要员，这所邸宅打算作为我们的下榻处。但是，我们没有在这里停留，而是被直接领到了圆明园，皇上在那里。马车停在几棵树下，前面广场上有一排房子，我们被引进其中的一间小房间，各种顶子的官员在那里等待，其中有几位宗室亲王，从他们帽子上亮亮的红顶子和衣服上圆形的花纹服饰可以辨认出。房间里的肃静和某种特定的气氛，预示着皇上即将驾到。这间小房间，很久没有装修了，我们挤在里面，亲眼目睹了我相信是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场面。还没等阿美士德勋爵坐下来，张带来了和公爷的口信，告诉他皇上马上要见大使、他的儿子和两位副使。我们很自然地表现出极为惊讶，提出先前安排的是初八，就已经过早太不适宜，而眼下更不可能了，勋爵显得那么疲劳、虚弱，并且缺少必要的礼服。张很不情愿这样去回话，但他最终还是同意去了。这期间，房间里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各个级别的围观者，他们无礼地逼近我们以满足他们野蛮的好奇心。这样说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作是与他们同样的人来看待，而是把我们看作野生动物。公爷与阿美士德勋爵之间又交换了一些其他信息，阿美士德勋爵在已说过的理由之外，又补充了他手头没有国书，这不合礼节也不符常规。对于补充的理由，他们给出的答复是，将要进行的觐见，只是皇上想见见大使，不打算谈正事。(23) 阿美士德勋爵坚持不能接受马上觐见的建议，并要求通过公爷转达他对皇上诚挚的敬意，希望皇上能仁慈地欣然等到明天。张和其他的官员最后建议爵爷前往公爷的房子，在那里再考虑如何向皇上回话。阿美士德勋爵前已说过自己身体不适，这是他婉拒觐见的理由之一，他马上明白，假如他去了公爷的房子，这一借口就不能再利用了，而这一借口，一般在中国人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虽然现在他们几乎不认可勋爵身体不适）。于是，爵爷明确地拒绝服从。这样一来，公爷就过来了，他太心事重重和焦虑不安，以至于不顾礼仪，站在阿美士德勋爵身旁，说尽一切理由劝导他服从皇上的命令。在所说的一堆理由中，有一条是以我们自己的礼仪来觐见，他说的是用“你们的礼”。见说什么都无效，他有点粗鲁地，但以友好地动武为借口，双手放到阿美士德勋爵身上，要把他拉出房间。另一个官员也过来帮忙。爵爷以十分坚定的、尊严的态度，用力将他们抖开，声明除非用最极端的暴力，别的什么手段也别想让他离开这个房间去指定给他的下榻处以外的任何地方。又说，他太劳累，身体有病，绝对需要安静。阿美士德勋爵进一步指出，一大群人挤进这里，以及他们的不适当的好奇心，已经使他遭受到粗俗的侮辱，他们把他当一只野生动物来看，而不是一位强有力的国王的代表。不管怎么样，他请求公爷向皇上转达他的敬意，他相信皇上会考虑他有病和劳累，免去他马上觐见。公爷然后一定要阿美士德勋爵去他的房子，说那里凉快些、舒服些，也没有别人打搅。阿美士德勋爵拒绝了，说他完全不适合去别的地方，只想去自己的住处。公爷劝说不成功，抱着不叫皇上高兴的目的离开了房间。
公爷走后，一个老者，从他的穿着和服饰来看是个亲王，在询问我们的人和需求时，表现出特别的好奇心，他首要目的看来是与乔治爵士交谈，因为他曾是前一使团的成员，但是，乔治爵士非常谨慎地避免与他交谈。很难形容由中国人的行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引起的恼人的感觉，由官方行为引起的，我在后面会说到，由个人行为引起的，我只能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讨厌和不合礼节的了。
公爷离开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皇上免除了大使的觐见，并且愿意派遣御医为大使诊治他的病。公爷本人也很快来到，勋爵就上了马车。公爷屈尊亲自在前面拨开人群开道，他的鞭子不加区别地甩向所有的人，什么顶子也保护不了自己。在我们看来，这个级别的这么一个人，这么做怎么说也是不合礼节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了。院子里有庞大的狮子塑像，做工挺不错，是青铜的。
我们由原路回到海淀，在那里发现了使团里的其他人，我们推测，中国人有意将他们与我们隔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事先计划只带领被允许觐见的4人前往圆明园。但是结果，马礼逊、艾贝尔（Abel）、格里菲思（Griffith）、库克、萨默塞特（Somerset）和阿博特（Abbot）等好几位先生刚好与阿美士德勋爵在一起。选作我们下榻处的孙大人的邸宅极为宽敞，环境优美，附近花草丛生，绿树成荫。从外表来看，这里很令人愉快，我们真想能在这里舒舒服服住上几天。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好命，在这里还不到两个小时，有报告说，中国人不让卸车，接着就有官员来宣布，大使拒绝服从皇上的命令，使皇上极为震怒，已下令要我们立即离开。这是一道不可更改的死命令，以使团里每一个人都劳累不堪来抗辩也无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抵制皇上的确定无疑的命令。张甚至说，现在就是行鞑靼礼也没有用了；可是这一天里，他说的话，意思就是所有这些恼人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在争论的问题上太执拗而引起的，并且暗示过，屈服可能还管用；他还大胆地否认皇上曾经表示同意以我们的条件接见我们。
一个政府官员来强烈要求我们立即离开，他是九门提督的信使，看来皇上的命令已交由他来执行。这位官员说到了礼仪问题，使用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荒谬可笑的语言，声称皇上是以其凌驾于一切君王之上的至高地位来主张这种礼仪的；我们执拗地加以拒绝，行为极为不当；最后说，当然，皇上会给英王写一封友好的解释情况的信，那么，英王无疑会对大使很生气。这一番话刚好是冲着我说的，我要求马礼逊先生告诉他，礼仪问题由皇上同意以我们的条件接见我们而解决了；关于我们国王对于我们的行为的看法，我们一点也不惊恐。这位官员强令我们立即离开，我向他保证，他不必担心我们会拖延，因为我们乐意留在中国疆土上的唯一情况是皇上的好意，现在这种好意不存在了。这一天里，我们唯一受到的礼貌款待就是皇上赐与的丰盛美味的早餐，大家吃得很香，因为使团中很多人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下午）4点钟时，阿美士德勋爵上了轿，至此，使团所有公开露面的活动就结束了。
我还要提一提，御医确实来看过阿美士德勋爵，是在他刚到孙大人的邸宅之后。皇上勃然大怒，部分原因可能因为御医报告阿美士德勋爵所说的不舒服不过是一个借口；以我看来，我不能不这样想，在通州时所作的保证，纯粹是一个骗局，真正的目的，或是带我们去觐见，把我们置于一种极为不方便和不合礼节的境地，以至于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关注我们所全面考虑过的什么礼仪了；或通过混乱状态和个人暴力迫使我们行叩头礼；或者还可能是，皇上预料阿美士德勋爵会拒绝立即觐见，就把这作为遣返使团的一个借口。如果后面的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成功了；由于这个计划本身如此地不合情理，实施过程中的态度又是如此地蛮横无礼，以至于无论是国家责任还是个人荣誉，都不允许阿美士德勋爵采取他所采取的行动之外的任何其他行动。在场的英国人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看到国王的代表受到如此野蛮粗鲁的无礼对待时，无不义愤填膺；没有别的，只有一种感觉，一个希望，就是世袭的爵位和国家的尊严再也不要任凭一个被拒绝而触怒的专制君王来反复无常地摆布了。觐见被说成是私下的，据此也可推测，皇上的目的可能是坚持在公开接见使团时，大使要亲自行叩头礼；万一仍然拒绝，那么就立即遣返使团。这样解释肯定更符合他的想法，但是我承认，这种设想的失望几乎不能说明他随后狂怒的原因。
阿美士德勋爵从未明确拒绝觐见皇上，即使在说明了他不舒服、很劳累，皇上还坚持他的命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说明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所作出的反对是冲着个人暴力，和要他去公爷的房间。公爷的房间可能距离皇上所在的房间太近了，使得他们很容易迫使阿美士德勋爵从那里去觐见皇上。我们被置于这种境地，这样设计的觐见怎么会导致好结果呢。并且，尽管在圆明园发生的事情是最不得体和最令人不快的，但是如果觐见时真的动用了暴力，随之而来必然是拒绝，这可能导致更尴尬和更冒犯的侮辱。寅在这吵吵嚷嚷的一天里表现得很殷勤，所以我们对他的评价远高于对他的同僚张的评价。寅假惺惺地说，从来没有打算要我们真正离开，但是，这话叫我们很难相信，因为命令是如此明确和断然。
……
漆黑的夜、满是沟壑的路，以及瓢泼大雨，简直使人无法挪步……尽管苏楞额说过，那晚我们只要走20里，而我们不停地走，到达通州的船上，已是30日凌晨的3点钟了。
8月30日
张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来见阿美士德勋爵，提到皇上有些礼物要赠送给摄政王，钦差已经领受了这些礼物。很快钦差就来了，带来了那些礼物，有一柄很大的如意，或说君主节杖，玛瑙制成，绿白色……还有一串红绿宝石的朝珠，一些珊瑚珠，放在转圈镶嵌珍珠的一个红色盒子里，此外还有几个刺绣荷包。钦差送来这些礼物时，说皇上愿意要一些回礼。他们选了英王和王后的画像，一盒地图和几幅彩色印刷品。(24) 考虑到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友好地分手是合乎需要的，这一建议被欣然接受。
阿美士德勋爵要求他们说明他怎么向英王解释他被遣返的理由，他们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拒绝服从皇上要他立即觐见的命令，而立即觐见被说成是皇上特殊开恩的标志。作为回应，提到了已发生的情况，但讨论的时间不长，清朝官员更急于在我们所抱怨的事情上为自己开脱，而不想弄清楚我们被遣返的原因以及是否正当。交换礼物也许可以作为皇上的狂怒多少有所平息的一个证明，并且肯定地，指望以此对于我们的返回不再感到遗憾。这柄如意的做工，比起乾隆送给国王的那一柄来差多了。
8月31日
我们从翻译阿周那里得知，我们被遣返，是因为我们对待亲王们和其他一些来看望我们的高级人士态度粗鲁，他们向皇上告了我们的状，并可能说我们这样做最坏的动机就是不愿意立即觐见。我想这并非不可能。
……
国王和王后的画像从包装箱中取出，中国人可以看到，画像被放在了适合瞻仰的位置，阿美士德勋爵为表示他对自己的国王的尊敬，坚持当众向画像致敬，致敬的方式与在天津时在黄绸帘前演示的一样，广惠看了很不满，一些人对于他的善意开始有所怀疑……
我听说，亲王们在圆明园接待室里表现出不得体的好奇心是常有的事情，对所有的陌生人他们都这样……宣示我们是进贡使者的旗子从船上拔掉了，没有再插上什么别的旗子。
……
昨天当阿美士德勋爵经过一个乞丐身旁时，乞丐站了起来，清朝官员立即令这个人坐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现在的倾向，在他们看来，不必对英国大使表示尊敬，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当我们离开首都后，除非这些感觉平息下来，否则，我们的旅途不会令人愉快。
叶凤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注释：
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127页：Sir Henry Ellis，“依里斯（伊礼士），英国外交官。1816年随同阿美士德勋爵来华，充使团三席。回国后著《新近出使中国记事》（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两卷，1817，伦敦）一书。”本文即摘译自该书第二、三章。关于著者的译名，常见音译为“埃利斯”。——译者
② 据原书上卷第61页，递交给中国的使团名单中，前5位如下：阿美士德勋爵，特命大使，全权大臣，使团首席；阿美士德先生（即阿美士德勋爵的儿子），大使侍从；乔治·斯当东爵士，使团二席；亨利·依里斯先生，使团三席；亨利·海恩先生，使团代理秘书及大使私人秘书。——译者
③ 即使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年代，跪拜礼仍然是确定无疑的惯例，十字军中的几位独立的亲王实际上都行过跪拜礼。
④ 马礼逊，英国人，传教士，汉学家，时为使团翻译。库克，英国人，海军中尉，时为使团卫队指挥官。——译者
⑤ “广”即广惠，时任长芦盐政，奉命至大沽照料使团；“张”和“寅”系张五纬与寅宾。——译者
⑥ 上一世纪，对陪伴葡萄牙大使梅尼泽（Don Antonio Metello Souza Menezez）的人数也同样提出异议，致使他离开广州北上时确实削减了人数。
⑦ 此处的“董中堂”，原文为“To- chong-tong”。据查，英使团到达天津的这一时段里，直隶总督先为那彦成，后为方受畴。而原著上卷第66页上说，7月31日，4位清朝官员上船拜访了他们，“从交谈中他们得知那彦成已被革职，一位与现在的广东总督同名的官员取代了他。”当时的广东署理总督为董教增，故此处出现了“董中堂”。——译者
⑧ 在已经提到的葡萄牙使团的例子中，当传教士翻译一份公文时，负责使团事务的亲王建议用些什么别的词来代替进贡，并补充说，虽然假设欧洲人向皇上进贡是荒谬的，使得这种表述毫无意义，但是这样的说法很可能引起反感。这事提交给了皇上，皇上决定，这一词汇，作为官方用词，应该保留。
⑨ 即苏楞额，时任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奉命赴天津安排英使团觐见事。——译者
⑩ 爵爷（His Lordship）即阿美士德勋爵。文中还用“阁下（His Excellency）”称呼阿美士德勋爵——译者
(11) 有一个例子，在由广东总督所赐的国宴上，指挥法国快速护卫帆船安菲特雷特（Amphitrite）号的军官罗昆（Le Roque），被免于行跪叩礼。清朝官员叩头时，这位军官只是深鞠躬。这事发生在1669年。
(12) 杰弗里即阿美士德勋爵的儿子。——译者
(13) 此处朱批据英文移译。——译者
(14) 和世泰，时任理藩院尚书；穆克登额，时任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两人奉旨赴通州劝说英使演习礼仪。——译者
(15) 第二个条件实质上与安特莫尼的贝尔（Bell of Antermony）所记载的伊斯梅洛夫（Ismailoff）使团关于礼仪问题上的最后安排没有什么区别，他声称最后的安排是康熙建议的。下面是他的话：“大使应遵循中国朝廷的惯例，当皇上派遣使臣去俄国时，使臣会得到指示，要他处处遵循那里的朝廷使用的礼仪。”如果皇上的这一声明是口头的而非书面的，又是通过大臣传达的，那么，这就毫无价值，只是给了伊斯梅洛夫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撤消他的反对。在《伊迪菲特斯信札》（the Lettres Edifiantes）中，有关对俄国大使的安排有不同的记载，在该书中，康熙帝说，此后清朝官员觐见沙皇时应该下跪，条件是俄国大使遵循中国朝廷的礼仪。阿美士德勋爵的抉择可以说是抓住了这两种说法。
(16) 德庇时，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时为使团翻译。——译者
(17) 信封上写明姓名地址，说明此信是英国大使致中国皇上的，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疑问，因此从根本上免除了转呈匿名信的罪名：事实上，英人姓名用中国字来发音太难了，这样的字也太难找了，以至于清朝官员在任何场合都只称呼阿美士德勋爵的官衔。
(18) 这时候，“奥尔塞斯特”号（Alceste）在秦皇岛，此后基本上在通州与它能联络到的地方。
(19) 对此，乔治·斯当东爵士如此评述：“从他们专门对付他个人的这件事中，要看到他们的特别不愉快，而关注中国人的这些可笑的说法则是多余的：陪同使团前来的广州的6个人，除了与东印度公司的事务管理的关联有减少之外，没有1个人被认为其从商的身份地位有什么变化，而中国政府在它的一道谕旨中明确说过，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与其自己的官员具有同样性质的政府官员地位。”
(20) 俄国人在北京有一个学校，为边境地区培养足够的译员。托波尔斯克（Tobolsk）的议院直接与北京的理藩院联系。
(21) 马礼逊先生在总的原则上也反对遵循礼仪，但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东印度公司的眼前利益，认为采取不同的做法也属正当。
(22) “孙大人”为原文“Sung-ta-jin”的音译。此处的“宋大人”在其他相关著作中为“乔大人”（Chow-ta-jin）。本译文中维持原文的音译。——译者
(23) 这是值得注意的，对伊斯梅洛夫几乎有过同样的说法。
(24) 朝廷的规矩是，礼物不全部收下。葡萄牙大使曾经想让皇上不要遵循这一惯例，但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