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新恐怖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恐怖主义的特征
首先应该指出，新恐怖主义是相对于传统恐怖主义而言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两者之间没有截然的界线，而1990年代以来的恐怖主义又的确与传统恐怖主义有明显的 不同。
笔者认为，新恐怖主义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攻击目标的泛化。有无政治目的是界 定恐怖主义的首要条件。以往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如激进的左翼组织 日本的赤军、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以及民族主义恐怖组织阿布尼达尔组织 、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的埃塔组织，它们不仅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且有明确而具体 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政府和军事设施，但新恐怖主义与此不同，它们的目标出现了泛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政治目的的泛化和攻击目标范围的扩大。
传统恐怖组织或是企图推翻现政权，或是提出某种领土要求，或是要求从母国中分离 出来，或是通过暴力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其政治目标是明确具体的，但新恐怖主义却 不是这样，它的政治目的比较抽象，或是把某种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作为打击目标 ，或是以反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思潮为宗旨，这就大大泛化了政治目的这一范畴。在某些 情况下，新恐怖主义纯粹是一种以“复仇”、“处罚”或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和破坏为 动机、以产生最大社会影响为目的的暴力宣泄，从而出现了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趋势。 换句话说，对新恐怖主义而言，进行恐怖袭击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反恐 怖主义专家沃尔特·拉克尔认为新型恐怖主义“其目标不是明确的政治要求，而是毁灭 社会、清除大量人口。最为极端的新型恐怖主义要清除所有‘邪恶力量’(可能是某国 甚至是人类的大部分人口)，从而为培养另一个更为优秀的人种扫清道路。最疯狂的薪 型恐怖主义甚至可能要毁掉地球的所有生灵，作为对人类所犯罪行的最终惩罚。”[1] 恐怖活动与政治目的的相关性在降低，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没有明确的要求，没有 向美国开列自己的条件，就是一个证明。
新恐怖主义分子在追求其目标时，具体的攻击目标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表现出随意性 和无选择性的特点。过去，外交设施与外交官、政府设施与官员等政治代表性强的目标 是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恐怖主义注重的是对某一具体目标的打击。但新恐怖主义越来越 转向商业目标和其他平民目标，以产生最大效应的打击效果。另外，新恐怖分子根本不 考虑人道主义和人性，这更使平民的伤亡增大。据统计，1980～1989年间，平均每年针 对商业目标的恐怖事件数为183件，平均每年针对政府、外交、军事目标的恐怖事件数 为242件，而在1990～1997年间，二者的数字则为263件和76件[2]。这一打击目标的变 化趋势在逐步加强。在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目标中，商业目标已占到74.77%，这 充分说明恐怖主义的攻击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9.11事件中及其之后发生的多 起恐怖主义事件，如在巴厘岛对游客的大规模袭击等，说明袭击的目标已经是纯民事的 ，不具有任何政治、军事色彩，而且不受任何限制。随着这种变化的出现，恐怖主义滥 杀无辜的残忍性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和突出，带来更严重的恐怖效应，防范起来也更加困 难。
第二，追求大规模杀伤。1990年代，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恐怖事件总数在下降，但死亡 人数与恐怖事件数的比率大幅度上升[3]，说明恐怖主义的致命性明显提高了。
1980年代末是恐怖袭击发生的高峰期。从1985～1988年，恐怖袭击平均每年超过600起 ，1988年以后(1991年除外)，平均每年不到450起，尤其是1996～1998年，平均每年大 约有300起，1998年以后有所回升，但1998～2000年每年发生的国际恐怖活动数都低于 冷战期间的平均数，2001年发生的国际恐怖活动为346起，比2000年又减少了80起。由 此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恐怖事件的频率在降低，但造成的伤亡人 数呈上升趋势，其危害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1990～1997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共15018人，其中死亡1561人，每起平均伤亡人数约5人(4.73)，每起 平均死亡人数不足1人(0.49)。与1980年代相比，年均伤亡人数的增幅达14%，而平均每 起伤亡人数增加了80%[4]。据最新资料统计，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共造成3547人死亡， 平均每起死亡人数约10名。无论是从死亡总人数，还是从平均每起死亡人数看，都大大 超过了以前。9.11事件、巴厘岛事件、别斯兰事件等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一特征既与各国加强防范、使传统目标难以攻击有关，也与上文所述的第一个特征 相联系。
第三，与宗教联系密切。当今，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组织是最为普遍、危害 最为严重的恐怖组织。据统计，1980年世界范围内有64个恐怖主义组织，其中只有两个 是宗教性质的，但到1992年，在实施恐怖活动的48个组织中，有11个具有宗教性质，也 就是说，宗教性质的恐怖主义组织在12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倍。1994年，在被确定的4 9个恐怖主义组织中有16个从特征或动机来看可被判定为宗教性的；1995年，56个恐怖 主义组织中有26个是宗教性的，占46%。宗教性的恐怖主义比世俗的恐怖主义更加致命 。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其政治和道德标准是宗教教义，而信仰宗教的恐怖主义者把宗教 教义作为其恐怖行为的依据，如他们把恐怖活动称为神圣的职责与义务，把自杀式爆炸 看成一种杀身成仁的英雄行为，致使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时所受的社会规范约束与心 理约束减弱。不可否认，那种倡导自我牺牲的狂热很容易转而毁灭他人。不少情况下， 恐怖主义已经与宗教交织在一起，宗教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并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恐怖分子追求目标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恐怖组织为他们的行为 所提出的理由包含了更多的宗教因素；二是恐怖组织借助宗教发展势力。目前，宗教集 团在教唆“平民恐怖分子”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恐怖主义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在清真 寺、宗教学校、伊斯兰大学利用有关教规的出版物布道并宣传圣战和自杀式恐怖主义[5 ]。
必须指出的是，多数宗教的基本教义都要求教徒宽容、仁慈，反对滥施暴力，反对伤 害无辜，但许多恐怖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背离了宗教的基本教义。宗教性的恐怖主义 往往把自己宗教以外的意识形态作为反对目标，这无疑泛化了恐怖打击的对象。由于意 识形态的载体是人，这就使许多无辜平民遭到攻击。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是异己的，就 可能成为打击对象，但什么是异己，不同的恐怖分子有不同的理解，有很大的随意性， 完全抛弃了宗教教义及其精神而自定标准。这种极端性和随意性实际上已经把宗教本身 当作了攻击目标。9.11事件以来，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出现了多起清真寺爆 炸事件，作为穆斯林圣洁之地的清真寺受到袭击正是这一情况的具体证明。这也从一个 方面反映出，新恐怖主义已经把打击范围从不同宗教之间扩展到同一宗教之内，教派之 间的任何差别都有可能引发非理性的狂热行为。应该承认，极端化的宗教情感已经成为 支持恐怖活动的特殊精神力量，它易于使恐怖组织的成员产生狂热意识。“恐怖主义的 宗教命令是今天恐怖主义活动最重要的特征”[6]。更令人担忧的是，宗教是人类历史 长期发展的产物，已经形成一种精神或价值体系，它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 ，对教徒来说更具神圣性，恐怖主义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势必为恐怖主义的长期存在和 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从现实来看，不同宗教教义与不同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在一个 国家合法的宗教或宗教行为在另一个国家很可能就遭到禁止；另外，对宗教异化各国也 没有一致的认识，这使各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增加。
第四，国际化日趋明显。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类恐怖主义组织 数以千计，分布在欧洲、中东、北美、拉美、非洲、亚洲等地。从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 内发生的数百起恐怖事件来看，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正在加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 出来：
1.某些恐怖组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不再局限于本地区或本国范围 内。恐怖主义从过去的等级制结构逐渐向信息时代的网络结构转变，“伟人”领导将让 位于分散的非中心化的体制[7]，把更多的工作投入到建立由跨国互联网联系起来的组 织，而不是各自独立的组织。如活跃在中东的许多恐怖组织大都采用了非中心的、灵活 的网络结构。基地组织、哈马斯、埃及伊斯兰组织等不同程度地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 ——相对少的等级、没有中心、获得决策机构授权，其分支组织及成员很分散，之间的 联系也很松散。据巴勒斯坦安全消息，有十个或更多的哈马斯派别没有统一的行动领导 。据美国国务院报告，埃及伊斯兰组织是非中心化的组织，其行动没有稳定的领导人，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以没有中心权威而闻名[8]。
2.众多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国联系日益密切。传统恐怖主义的地域特征比较明显的，其 活动往往不超过某一范围，其政治目的也带有地域利益。新恐怖组织都是复杂网络的一 部分，大多不受国界、地域上的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国际恐怖主义互联网。如本·拉登 支持和指导了一个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多国联盟，但本·拉登 显然不进行直接指挥和控制，这种松散的网络结构的形成有利于恐怖组织根据环境的变 化和需要，迅速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重新部署活动，大大增强了人员的流动性和 成员远距离行动的机动性。明显的例子是阿富汗阿拉伯人(指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由 阿拉伯国家去阿富汗参加圣战的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抗苏 战争之后，迅速向中东、中亚、南亚等地区渗透，并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 尼亚大使馆和美国最新型的驱逐舰“科尔号”。这些事实清楚无误地表明了恐怖主义的 地区化和国际化。
3.对职业恐怖分子进行跨国培训。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世界范围内共有数百家专门从 事恐怖训练的学校、机构或营地。有反恐怖专家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5年之间 ，在阿富汗本·拉登训练营接受过训练的人就有3万之众。根据美国的资料，从1996年 起，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大约2万人曾在本·拉登的恐怖分子训练营接受了恐怖主义训练[ 9]。在这种培训中，一些人员是由某些组织派出的，而相当多的成员则是个人慕名而去 的，他们在培训过程中加入了恐怖组织，或在培训结束时被派进某些恐怖组织。这种跨 国培训强化了恐怖组织间的跨国合作和跨国行动。
第五，攻击工具和载体明显变化。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恐怖组织对其攻击方式作了 调整，使用的工具和实施攻击的载体出现了新的变化。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使用民用 工具(民航飞机)袭击民用目标，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思维，证明恐怖分子获得了致命行动 的新能力。在恐怖分子接受使用民用工具的训练(如飞行训练)时，很难判定他是否在为 恐怖袭击做准备，只是到了攻击的最后一刻，其目的才表现出来。这种袭击是非常难于 防范的。
实施攻击的载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恐怖活动多由职业恐怖分子所为，但现在 恐怖组织更多地使用业余恐怖分子，且越来越多地利用自杀式攻击。对业余恐怖分子而 言，不存在中央权威，从而在行动和攻击目标上所受的限制更少[10]。在业余恐怖分子 中，恐怖组织又较多地利用妇女和儿童完成任务。本来，妇女和儿童是最易受到攻击、 最应受到保护的，传统恐怖主义在采取行动时，多尽量减少对妇女、儿童的伤害，但在 新恐怖分子那里，妇女和儿童成为攻击的载体。这主要是由于女性和儿童易于逃避安全 人员的检查与警惕以及新恐怖主义缺乏人道原则。传统恐怖主义为了赢得人们的支持， 往往尽可能低限度地使用暴力，并有意识地限制造成伤亡的人数，但新恐怖分子从不会 顾及这些。因此，当代的许多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 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 年少[11]。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新恐怖主义主要“新”在：一是从思想方面看，宗教成为新恐怖 分子的重要精神指导，恐怖主义的宗教命令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依据，宗教极端主 义比政治利益更多地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二是从目标来看，新恐怖分子的政治目 的和攻击目标泛化，政治色彩淡化，少有公开表达的可为其行为提供解释的明确主张； 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人种、国籍等差异都可以成为新恐怖主义分子实 施打击的原因，他们越来越多地针对商业目标和其他民用目标以及平民发起进攻，以追 求大规模杀伤；三是从手段上讲，新恐怖分子已经开始借助民事工具、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甚至妇女和儿童来完成袭击；四是新恐怖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联系松散 、组织分散的网络状结构。这些特点的出现，说明旧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被打破了。一 般地说，传统的恐怖主义会对自己的行为或行动公开承认，或事先通知，或在事后承认 ，并说明他们进行攻击的原因是什么，多少表现出一点中世纪的骑士风度，而新恐怖主 义的行动大都秘而不宣，难以预测，多不会以攻击的结果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如 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以后，没有组织声明对这一攻击负责；2004年6 月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也没有一个组织宣布对此负责。恐怖主义出现 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除了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外，主要在于以下因素的作用。
二、新恐怖主义出现的基本原因
第一，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的失败，被宗教界看作为自身的胜利，苏东巨变所产生的 意识形态真空为宗教复兴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而西方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又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了人们的宗教热情，以前受到抑制的宗教组 织和宗教活动迅速发展。在大范围多人口的宗教复兴中，派生出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极端 主义，它们对于新恐怖主义活动的滋生、蔓延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常的宗教思想和活动并没有为新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条件，但不同宗教中的极端主 义，却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一种极端的思维。宗教极端主义已超出了人们所理解的宗教的 一般意义，它是异化了的宗教，在本质上是非宗教的，但又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宗教复兴的浪潮中，一些宗教派别中出现了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脱离了宗教的基 本教义，向政治化的方向发展，向极端主义发展，对宗教教义和行为规范进行惟己的篡 改，一些人和组织的异化过程与恐怖主义的发展是同期发生的，二者相辅相成，最终合 为一体。对正常的宗教来说，人们是否信仰它是自由的、自愿的，而在宗教政治化或宗 教异化为宗教极端主义之后，它就成为某一组织约束其支持者和追随者的强制性手段， 它既能强化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又能保证势力集团或组织从精神到人身对其成员实施有 形无形的控制。这样，宗教极端主义一方面成为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是恐 怖主义的组织手段。
在诸多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成员中，都有宗教极端分子，有的是身居两职，塔利班的 头目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就是典型的例子。宗教极端主义使信徒行为狂热、追求极 端的政治目的。宗教极端思想表面上是对宗教教义片面、绝对化理解的结果，但其根源 并非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政治行为，核 心是宗教的政治化。它的显著特征是排斥一切异质文化和一切异教信仰，进而拒绝、打 杀、毁灭一切异质文化和一切异教信仰的载体或象征物；甚至那些与它同质的文化和信 仰，由于与自身极端的思想观念具有一定差距或区别，同样会受到排斥、打击。为了实 现其极端的主张和要求，宗教极端主义已与恐怖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愈来愈多的事实 表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最终会走向恐怖主义。
虽然不能说新恐怖主义分子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但宗教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宗教仪式或行为成为他们活动的经常性内容，这与传统恐怖主义是不同的。在新恐怖主 义分子的思想中，其目的往往与宗教联系密切，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兰德·圣 安德鲁斯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称，1990年代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中有一半是各种宗教组 织策划的，在数量上比1990年代初上升了两倍[12]。与此相比，传统恐怖主义的宗教色 彩要淡得多，多数传统恐怖主义组织没有宗教背景。事实上，宗教狂热性与恐怖主义相 结合，乃是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活动不断泛化、危害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宗 教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惟一的可以接受的正当辩护。”[13]
今天，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把他们的破坏和自杀行为视为神圣的，这与他们的信仰和 思想中所存在的宗教因素是分不开的，对于狂热信仰某一理念的恐怖分子而言，杀害平 民只是一种必要手段，为他们的事业这样做是正当的和必需的。可以说，宗教极端主义 为恐怖组织利用宗教招募新的恐怖分子以及制造恐怖活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第二，现代社会的易受攻击性。现代社会以高度民主化和技术—信息化为基本特征， 个人和社会结构单元(政党、组织、企业、学校等)的行为有高度的自律性，个人与社会 之间高度协调，法律作为行为准则有足够的权威，个人、社会群体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政府、安全机构不干预个人和群体的正常活动，这样的社会给恐怖主义者提供了很大 的活动空间。他们利用自律准则，也就是较少的社会监督存在这一条件，进行各种非法 活动。
现代社会的信息化使社会系统变得非常庞大，社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社会 的易攻击性在增加。2003年8月14日，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面积停电 事故，其原因微不足道，但却使两个国家陷入混乱，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现代社会的易 受破坏和基础设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结构越复杂越相互依赖，对于入侵者来 说，就越容易实施攻击；现代恐怖主义在城市、工业化和非传统的环境中，最容易滋长 与发展。现代社会严重依赖的基础设施——水、电、运输、通讯、信息等，恐怖分子使 用一枚炸弹或计算机病毒就可以导致难以补救的危害，按一个键就会使世界不安。由于 这些基础设施对恐怖分子来说特别容易攻击，从而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式和空 前的破坏机会。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化的突出表现就是，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在广泛应用，现代社会的 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日益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的运作，这使新型的计算机恐怖主义成为 现实。恐怖分子可能会更多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达到双重目的：一是通过对计算机系 统和互联网的使用，传达指令、控制及协调活动，事实表明，许多恐怖组织都有自己的 网站以传播信息，他们还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来协调成员的行动；二是利用互联网的脆 弱性，利用病毒对其进行袭击，不仅会阻碍计算机的运行，甚至可以摧毁数据库，如20 00年2月美国雅虎、eBay等网站被黑客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十几亿美元；而攻击 控制电力、空中交通管制等关键系统的计算机则会造成更为直接的经济损失，甚至伤及 生命。美国国会有议员声称：“无论是导弹扩散还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都比不上 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14]“如果这种新恐怖主义致力于信息战，那么它的破坏力将 远远超过它过去运用的任何手段的破坏力——甚至比生物和化学武器还厉害。”[15]应 该承认，当代社会的发展为新恐怖主义提供了方便的外部环境和新的攻击目标。
第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恐怖组织实力的增长，恐怖分子 对于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变得更加容易，任何使 用这些武器的恐怖袭击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与传统武器相比，化学和生物武器更致命。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不扩 散研究中心的两位研究员乔纳森·B·塔克和埃米桑兹认为，“传统恐怖组织不使用化 学和生物制剂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不加区别的杀害会失去现在和未来的支持者，害怕 涂炭生灵的袭击会招致受害政府的全面镇压。”[16]但新恐怖分子不会考虑这些因素。 1987年创立的奥姆真理教就研制了化学、生物武器，甚至打算使用核武器，并于1995年 3月20日在东京地铁释放了沙林神经毒气，造成的人员伤亡达5520多人[17]。尽管目前 还没有再发生像东京地铁袭击案那么严重的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化学、生物或辐 射物质有关的事件数量在急剧上升。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资料，美国境内涉嫌使用 生化武器的恐怖案件已逐年增长，1995年不到10起，1996年增加到20多起，1997年多达 40多起[18]。从中可以看出，恐怖分子将可能更多地诉诸生化恐怖手段。9.11事件发生 不久，恐怖分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等地接连制造了系列炭疽热病毒案件，说明恐怖分子 不会放弃利用已掌握的生化武器来制造生化恐怖事件。
就核武器来说，传统恐怖分子对其并不太感兴趣，但新恐怖分子寻求全面摧毁，因而 力图使用这类武器。事实表明，核走私的案件在大量增加，如联邦德国查获的核走私案 件从1990年的4起猛增为1993年的241起，核恐怖活动的危险性随之上升。虽然核武器对 于恐怖分子来说是比较难掌握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放松警惕，特别是已经发生过恐怖 分子攻击核电站等核设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以说，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或核原料的努 力不会停止，他们制造核恐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应该看到，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 说明恐怖分子对研制中的具超常杀伤能力的新武器，如激光武器等，进行窃取或利用， 但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
这些说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及其扩散为恐怖分子采取更致命的攻击方式提供 了新途径。
三、新恐怖主义与全球化新恐怖主义出现的基本原因
上文叙述的新恐怖主义产生的三个条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在全球化 的过程中，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碍，使整个人类 社会的整体性不断加强。从长远看，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从短期来讲，全球化 也使南北差异、区域差异扩大，许多地区更加贫困化、边缘化。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经 济、政治、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差异的扩大，对新恐怖主义是一种更大的刺激。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恐怖主义是一种另类的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遏制与反动。
第一，新恐怖主义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负面效果之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 全球化，它在加速资本、资源、信息、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增加人类财 富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加大了南北差距，进一步使包括新恐怖主义 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更加猖獗。无论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还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进 程中，发达国家和强势团体往往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广大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从中获益较少，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果是，世界范 围内不公正、不平等局面加剧了，一大批人被边缘化，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从而强化 了人们的绝望和仇恨情绪。恐怖主义发生的地区和人群，往往是全球化运动的边缘地带 或是全球化过程中面临边缘化压力最大的群体。“在穷人与富人收入相差40倍的情况下 ，无论怎样使这种现象合理化，也无法避免极端的不满、绝望的挫折感和心灰意懒”， 于是，“一无所有”的人们就可能被说服去改变现状，“无论采用和平手段，还是暴 力手段”[19]。
显然，不发达国家和弱势群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他们在如 何维护自身利益的问题上，由于力量的过分悬殊，可选择的余地很小，这种极度的不对 称极易引发思想上的极端情绪，引发绝望感。正是不断增加的不满、仇恨和绝望，使有 些人铤而走险从事恐怖活动，以发泄自己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我们注意到，恐 怖主义没有建设的计划，只有毁灭的目标。
第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使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和 挑战，进而削弱了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民主体制的扩 展。这种情况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全球化提供的更大空间中得以 迅速发展；二是全球化对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发起了挑战。民族主义、宗教意识 被激起，一些弱小民族和团体产生了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仇恨心理。从现实也可以看出，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进行干预成为新 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面对干预，弱小国家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或合法的手段来打击对方，因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 包括恐怖主义活动。近年来，美国成为恐怖分子首要的打击目标，可以说与其在世界范 围内推广民主体制，将利益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推广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更是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的动力之一，但实力不是解决体制选择的 惟一决定性因素。拉登所宣称的“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既证明了这一点，又道出 了他从事恐怖主义的直接原因。一年多来的伊拉克战争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 问题。
第三，从文化的视角分析，全球化对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信仰体系施以革命性的破 坏，使文明、宗教间的冲突加剧。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向全世界推行其 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显示了全球化的西化特征。西化的全球化不 可能达到目的，相反地，由于任何一个民族都担心自己的文化被消灭而引起了一些民族 对文化全球化的抵制与反对，甚至不惜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与此同时，全球化使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之间的接触增多，在这一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发生 了碰撞，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原有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差异凸现出来，那些信奉 传统文化的群体或个人再也无法避开异质文化的侵扰，异质文化在他们中间激起新的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异质文化的防范，这种认同和防范往往带有强烈的排它性和进攻性 。在依靠其他手段抵制文化全球化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恐怖主义行为 就成为一种选择。
总之，在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中的弱者和强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以至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过去施展过巨大威力的游击战、人民战争都效力大减，强 者所掌握的信息化战争已经使常规战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有的作用。在巴以冲突中 ，“人体炸弹”成为巴勒斯坦人打击以色列的常用手段，就是在攻击政府、军人目标日 益困难情况下的一种选择。事实上，恐怖主义手段在国际冲突中更多地被使用也是同样 的情况，在一切选择都不可能的时候，最原始的方式也就成为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承认 ，新恐怖主义作为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客观产物，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争模式，成为全 球化时代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新挑战。目前，新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只有 全球化的治理与打击才能与全球化的恐怖主义进行对抗。
四、近年来反恐斗争的启示
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会完全消除，只能对其加以遏制和控制。考虑到恐怖主义出现的新 变化，国际社会应制定出针对性的措施，以防止新恐怖主义的蔓延，不能再局限于传统 的打击方式。针对新恐怖主义的特征，应该做到：
第一，新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要求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尽快对恐怖主义以及新恐怖主义进行较为明确的界定。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 新恐怖主义是一种新的极端现象，所构成的威胁是普遍的，是一种国际公害，正如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所言，“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威胁。”因此，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 国际合作中，不能只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考虑来评估具体的恐怖主义及其形 式，而必须从全球安全的角度，对恐怖主义的本质、内涵达成共识。2004年5月9日，车 臣全民公决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卡德罗夫遭恐怖袭击身亡，9月1日，发生了别斯兰人质 事件，国际社会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一致谴责，它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士对恐怖主 义有了新的认识，也许会减少在恐怖主义概念界定上的分歧。
第二，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应注意到，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已逐渐从等级 式转变为网络式，从而在国际层面上必须加强国家间的相互合作，以实现网络对抗网络 。同时不可忽视联合国作用的发挥，争取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尽早建立起打击恐怖主义的 有效国际体系。伊拉克在战争后的局势表明，少数国家的反恐行动，其结果是非常有限 的。
第三，用武力是无法消除恐怖主义的，因为它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安全的获得 不能单纯地依赖纯军事力量。各国在采取各种硬措施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必须从社会 根源、思想根源以及民族、种族、宗教矛盾中寻求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本措施，特别是要 从思想意识上防止恐怖分子那种冷酷、狂热、绝望心理的产生。随着世界对物质文明的 片面追求，传统道德和法律规范对人的约束在减弱，这使恐怖分子完全摆脱了法律、道 德、传统和舆论的约束，具备了反人类的特点。因此，要取得与恐怖主义斗争的最终胜 利，必须重建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作用，制止反社会因素的增长和长久存在。
第四，针对新恐怖主义目标的泛化，即从政治、军事目标转向所有可能的目标，导致 大量民用设施受到损害、许多无辜平民失去生命。各国政府应对人与社会的安全给予更 多的关注，加强对各类民用设施，如能源、供水、公共交通的保护。
第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是防止其落入恐怖组织之手。新恐怖主义 利用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计算机网络等的恐怖活动已露出苗头，并有进一步发展 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承诺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化学 武器公约》的同时，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以证明自己没有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 建立相应的监控机制，阻止恐怖分子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 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2003年1月17日在莫斯科会晤印度国防部长期间，就表达了 核武器落入基地组织手中的忧虑，他说：“发生这种情况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反恐联 盟的成员应该提高合作，加强控制措施来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20]
第六，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异己物与异己力量，与宗教本身是相对立的，它已经把 恐怖主义带进了传统宗教内部，对宗教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破坏了宗教的声誉。对 于这种情况，只能从宗教内部寻求解决办法。宗教领袖、神职人员和广大虔诚的教徒应 该认识到，和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极端势力已经给宗教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 巨大的威胁，排除这一危机的根本力量不是来自宗教之外，而是宗教本身。
第七，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是引发新恐怖主义的结构性原因，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源上予以纠正；同时，也应 该寻求建立一定的机制，减缓或消除已存在的矛盾。为此，西方发达国家应该放弃单边 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缩小南北差距，推进世界 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的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国际秩序最突出的因素，是对传统 反恐怖活动的重大挑战，新恐怖主义产生的背景越来越复杂，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已是 全球性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手段和措施，增强国家应对多元化威胁的能力。在对 付新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各国必须有全球的视角，树立起共同安全的意识，从人类的共 同安全出发，审视和处理社会深层存在的问题，重视对话与协商。各国应该积极寻找利 益的结合点，求同存异，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制定出应对新恐怖主义的综合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