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方法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概述了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提出要有效地提高汉藏语言调查研究的水平，首先要继续加强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多收集长篇语料。在加强语音、语法、词汇整体研究的同时，特别要重视词汇和语义的研究。文章认为研究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史有重要启发作用。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语言学家很重视汉藏语系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著作，并且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门研究汉藏语言的学会。1968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汉藏语构拟会议”，1974年该会第7届会议更名为今名“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这个会议名称的确定，意味着“汉藏语言学已开始被广泛承认为是一门学科”。美国研究汉藏语的著名学者白保罗、马提索夫，瑞典著名学者易家乐等都是会议的发起人。
该会每年召开一次。1979年该会第12届会议在巴黎举行，我国大陆首次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朱德熙、李荣、王力（因病未去）、傅懋勋、王辅世、胡坦、马学良出席这次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有关汉藏语研究的论文。此后每届会议都有我国学者参加。1982年第15届会议在北京举行，吕叔湘先生任此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席，与会者176人，国内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至今已开过28届。
李方桂先生193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年鉴第一次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全面分类，提出中国汉藏语系的语言包含汉语、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50年代，罗常培、傅懋勋关于汉藏语系分类基本肯定了李方桂的分类意见，并对汉藏语系下属的四个语族所属的语支、语言及其特点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汉藏语系的分类系统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有很多著作、文章。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著文，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汉藏语系之外，认为它们与印尼语、孟高棉语、越南语有共同词根的亲属关系，其后又于1972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的《汉藏语概论》（马提索夫注释补充）和《奥斯特罗—泰，语言与文化》中，进一步确认了他上述观点，并得到西方学者的赞同。我国学者较早的对该系分类持怀疑态度的，据我所知，50年代，闻宥先生就认为侗泰不属汉藏语系。曾写过文章，油印发给少数学者。以后，他仍持此说，因而受到过不公平的批判。此后，法国沙加尔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的关系。可见汉藏语系的分类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有科学论证。因而，李方桂先生和张琨先生认为关于汉藏语系语言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现在还谈不到汉藏语系的建立”（1984年我在美国时与张琨的谈话，载拙著《民族语言教学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据李先生在《藏汉系语言研究法》中说“这一系的比较研究在19世纪初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这一百多年的成绩跟印欧语言同时期的成绩比较一下，那真是相差太远了。印欧比较语言学不但在本身上立了一个极坚固的基础，并且在普通语言学上立了不少原则，其中尤以语音演变律（Phonetic law）更为重要。反过来我们再看藏汉语的研究，这些语言的分类还依旧靠着些泛泛的普通观察所及的。”（《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月刊社编，1977年出版）这是李先生在1939年12月29日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的讲演。我当时是该所的研究生，曾亲自听到这个讲演。他分析了迟缓的原因，认为真正对这一系作语言上研究的是西洋人，中国学者一向对这门学问不感兴趣，也没有这种准备。欧洲学者研究汉藏语不能与他们研究印欧语比，主要是传教士做的，科学不高，贡献不大，材料也不可靠，主要是为了传教。有些有名的学者如劳佛尔、伯希和，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在文化传播上头，他们的精力不能专用在语言上。还有一个迟缓的重要原因是，专门作语言研究的人，他们的志愿太广，在未把一支系语言系统研究清楚之前，就要作一番大的比较工作。他们的研究建筑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用他们的结果不能不小心，不然会引入岐途。另外，该系语言大多无文字记载，必须实地调查，很费时间，人才训练、材料整理都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这已是50多年前对汉藏语系研究的评估了，的确那时对该系语言研究的中国学者是寥若晨星。
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为避战乱，许多大学师生迁到大后方云南昆明。云南是有20多个民族使用20多种汉藏语言的省份，是调查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广阔天地。有些语言学家和青年学子，听了李先生这个讲演后，不怕攀高山涉恶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汉藏语言研究还是起步阶段，基本上着重于语言的发现和资料的积累，只涉及具体语言，未能进行深入的比较和系统的研究，限于人力和物力，研究语言的数量有限。直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才进入了新阶段，党和政府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立学校，设置机构，培育人才，调查语言，组织研究，发表著作，大力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特别是1956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组织了700余人的7个语言调查队，进行语言普查。其中有5个调查队调查汉藏语言，足迹遍全国，调查语言和方言土语近千种，藏、彝、苗、瑶等语言和方言土语的调查都在一百种以上。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汉藏语言的研究在积累资料和培育人才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来，中国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方面深化语言的历史研究，在描写研究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探讨一个语族或一种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拟共同语形式，提出科学的谱系分类；一方面加强语言理论的研究，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谱系分类的原则和方法，语音、语法、词汇的特征，语言关系特别是双语问题，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收集了丰富的语言和人文材料，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及其与其它学科如民族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关系的研究，进行探讨和理论概括。去年12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南开大学共同召开了“汉藏语系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研讨会”，这个专题研讨会对汉藏语系今后新阶段的研究是很及时和必要的。
我上面所说的对汉藏语研究的得失，主要是从这次研讨会上听来的和我个人没来得及发言的一些老生常谈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1.要更好地提高汉藏语言调查研究的水平，首要的还是要继续加强语音的基本训练。作为语言学家必须熟练掌握一套记音的工具。现在国际通用的是国际音标，这是国际语音学会在1888年公布的，因为它原是根据欧洲语言设计的，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补充，特别是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首先把它引进中国，结合中国的语言实际，增补几倍于原国际音标表上的音标，赵先生还设计了适合东方有声调语言的声调符号。前辈语言学家特别注重语音的训练，大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就专设语音学必修课，先学好音标再讲授语音理论及应用音标记录语言的方法。40年代李方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时，除了参加田野语言调查外，平常从所外请发音人来所内记录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让全语言组的研究人员共同做记音练习，每记一段，大家就以自己所记的音与李先生所记录的对照改正。我记得当时参加记音的研究员有丁声树、董同和、杨时逢诸先生，青年助理研究员有张琨、周法高和我。如此练习记音，不但可以得到大师和师兄们的指导，而且经常有“曝光”的机会，这样就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能滥竽充数，可以练出真实的记音技能。我还记得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罗常培先生出任第一任所长时，首先从培养语言学人才做起，设立培训班，加强语音训练，由研究员带到田野指导实地调查。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初建时，师承老一辈语言学家培养语言专业人才的优良传统，也是先加强语音训练，专设语音学专业课，掌握国际音标，学好记音。1956年大部分民族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分别参加到全国民族语言大普查的7个工作队中，做实地调查。这次普查不但收集了大量民族语言资料，解决了很多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而且在各工作队中吸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自己的语文人才，现在大部分成为各学校、研究机构、政府机关有关语言教学研究领域的中坚人物，有些成为著名的语言学专家、教授。
我们知道研究一种语言，首先要有正确的语言材料，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各自文字和文献的居少数，大部分语言要靠调查记录，这就必须有熟练精确的记音技能，记音不正确，真是沙漠上建的楼阁，不牢固。用这种材料做研究，特别做历史比较研究，一音之差，往往影响一系列语音的比较规律，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了。近年来，有些大学语言专业不重视语音的训练，有的只在《语言学概论》课中讲一点语音知识，既无练习也无实习，更有甚者，有些学生向我反映，，有的老师讲语言学概论课，就连仅有的一章语音部分也略去不讲。试想如此教学，如何能培养出合格的语言人才呢？我认为这是语言科学研究和促进民族语言发展的一个“危机”，是语言教学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2.语音、语法、词汇是语言整体的三部分，这三部分是相互依存的，缺一就不成为语言。为了便于研究，为了加深某一部分的研究才做这样分类，正如人身各部位器官都是互相关联，互相沟通的，常说一脉相连，为了加深医理及实践操作，分内科、外科、耳鼻喉科……，高明的医生懂得各科都是人身整体的一部分，研究分科，治疗时就要联系整体考查。四十多年来，我们对民族语言侧重语音、语法的研究，词汇词义的研究较少，这不利于语言整体的研究，尤其进行历史比较。比较方法最基本的就是找出同源词，研究同源词就离不开语义学。张琨先生很早就提出研究词汇的重要性，他说“研究词汇的分布有很多重要的结果，就可以看到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还有就是研究地区的语言的现象，在某一地区里头有一种特别的语言的现象，这种特别的现象不限于一个语言，不限于一支语言，也不限于一族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的着重点，就是研究声韵演变的共同性，看哪些声韵演变是特别普遍的，不但是这个语言里有这种变化，而且在那个语言里也有这种变化。其次就要研究这些语言的变化为什么这么普遍，也许这些音韵的演变是比较自然的。”（《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载《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月刊社编，1977年出版）张先生很早就提出研究词汇比语言分类问题、构拟问题、比较亲属远近的问题更为重要。研究词汇自然离不开词义，更离不开语言连贯意义，这就需要长篇记录材料。我们过去调查语言一般是先拟好单词、单句调查表，缺少长篇语言材料，因而语言论文或报告中很少有附录长篇语言材料供读者参考，供研究者取用。
我们近几年在词汇方面也有了新的建设，如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共收录藏缅语族语言常用词1822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等同志编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这些词汇集不仅对进行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对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可喜的是王辅世先生的新作《古苗语语音构拟》和他与毛宗武同志合著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与李方桂先生的《台语比较手册》同为汉藏语系未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均先生在为《苗瑶语古音构拟》一书的序言中认为“将把我国民族语言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或许可以说，这将是一个里程碑。”
加强词汇词义的研究，首先要拥有语言材料，尤其是长篇语料。李方桂先生的《台语比较手册》就是在占有大量方言基本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每个方言都附有长篇材料和长长的词汇表（约一千字），每个方言写出一本书，如较早出版的《武鸣壮语》、《龙州土语》、《水语研究》、《剥隘方言》，我粗略统计他的几本方言报告，如《武鸣壮语》，全书共379页，其中导论38页，故事及歌占232页，词汇96页，音系13页。故事、词汇占全书86.5%。他的学生邢公畹先生师承李先生，如邢先生1987年出版的名著《红河上游傣雅语》一书，共408页，长篇故事占173页，例解词典168页，故事、词典占全书83.5%。他在台湾的学生调查的高山语报告也是按照李先生的指导做的，如李壬癸先生还单出一本《鲁凯语料》。
由此可知，要准备做比较研究、历史构拟，对没有文献资料的语言，必须先记录长篇口语的自然材料。即使有文献的民族，也需要调查记录口语的材料。因为藏缅语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藏文，藏文文献记载最早也只推到7、8世纪，其次如缅甸最早文献，大概是15世纪，所以我们收集资料主要从人民的口头文学中一代一代相传的歌谣里，可能保存一些生活中不常用的古语，可能发现古代的语言化石。张琨先生跟我的谈话和他的有关文章中也有此主张。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调查积累了大批材料，特别是1956年的普查，出了很多语言调查报告、语言简志等，但重视长篇、词汇不够，写语言简志时曾提出每一种简志都要附长篇、词汇，因限于篇幅未果。后来《民族语文》做了件好事，每期补上一个民族语言的长篇材料，这对研究语言是有益的。我们的民族语文研究工作在前一阶段，调查语言、描写语言，这是很必要的，在此基础上，今后逐渐走向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阶段。我们可参考印欧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但不能搬套，尤其汉藏语系语言与印欧语系语言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自古杂居的多，语言互相影响，借词较多，在比较方法上，不能完全采取印欧语历史比较方法，只从对应关系上去找同源词，去做分类、构拟，并将其作为亲疏远近的唯一标准，还要放眼于我国民族语言的地理分布，特别要重视从古地理分布、历史的演变和语言特点等方面去探讨。除此之外，要特别重视研究词汇的分布和词汇意义的研究。
3.80年代，我在我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的导言中谈到“汉藏语系语言对古汉语研究的启发”一节时曾说过：“研究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启发作用。”近代中外汉学家早已注意到利用汉藏语系语言解释汉语史上某些疑难问题，如李方桂先生在40多年前就说过：“将来大部分汉语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像西藏话、缅甸话及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像彝话来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中国本身语言（按：指汉语—引者）的研究，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美满解释。”他认为“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罗常培先生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多次深入云南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写出中国第一部《贡山俅语初探》，与他的学生邢庆兰合著《莲山摆夷语文初探》，并运用民族语言材料写出《语言与文化》这一开创我国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第一部著作。王力先生50年代在他的巨著《汉语史稿》中强调“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老一辈语言学家都早就指出研究汉藏语系语言有利于汉语古音和汉语史的研究，时过60多年，汉学家结合同系属语言考证古汉语的学者为数不多，反之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民族语学者有古汉语基础的也为数很少。邢公畹先生为这次天津会议提交的《汉藏语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样事实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合理：“只有研究汉语的人才动用汉语古文献和语文学遗产，而他们却并不研究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而研究国内其他民族语言的人也只关心自己研究的那一种语言，并不动用汉语古代文献和语文学遗产，这样怎么能解决汉语以及其它有关语言的发生学问题呢？”这也是汉藏语系发展迟缓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必须检讨我们在制订培养这方面专业人才的计划时没有考虑这种问题，因而也就培养不出这类两全的人才，今后应当妥善考虑这方面的教学问题，至少应多培养些民族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集中地和主要分布区域，也是主要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国家，56个民族中有32个民族使用5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仅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个民族使用2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国外的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毗邻诸国。汉藏语系语言不仅是中华语言宝库的重要语言，也是世界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深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进行科学的历史比较都离不开新理论和新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
注释：
*本文为1995年12月天津“汉藏语系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研讨会”发言稿（范慧娟整理），1996年3月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