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工商业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管理思想研究
《管子》工商业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管仲工商业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子》工商业思想，既体现开放发展，又注重务实管理，是当时较为全面的经济思想。今天深入探讨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齐国向来就有重商惠工的传统。姜太公封于齐，根据齐人口稀少，土地瘠薄，滨海擅鱼盐之利，海上交通发达，盛产丝麻，而因地制宜，采取了通商惠工等发展经济的建国方针。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言：“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条建国方针的实施，手工业和商业首先在齐国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齐国富强的基础。春秋中期，管仲继承了太公通“商工之业”的经济发展方针，致使齐国国力大增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史记·管晏列传》言：“管仲既任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平准书》言管仲“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以朝诸侯，以区区之齐显成霸名。”管仲的工商发展思想又为《管子》作者继承和发扬。下面，我们仅从内涵丰富的《管子》工商思想资料中，选取几方面的内容加以阐发。
一、关于工商业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突破了“工商食官”的布局，工商业出现了私人经营。《管子·乘马》篇明确指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官工”“官商”以外，还有“不为官贾”的“贾”和“不为官工”的“工”，并且对于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有所论述。曰：“贾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不与分焉。”由此可见，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代的齐国已成为崛起于经济领域的一支独立力量，同时也表明《管子》对封建社会新出现的私人工商业的肯定与支持。最为著称的是管仲、《管子》的“四民”分业说。他们把手工业者和商人列为社会四种政治、经济力量的两种基本力量。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齐语》、《小匡》）石民，系指国家的柱石之民，尹知章注：“四者（即士农工商）国之本，犹柱之石也。”“四民分业”说是继农业与手工业分工之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出现商人活动的反映。正如巫宝三先生所说：“齐国地处海滨，人民有经商传统，管仲敏锐地观察到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而主要从社会经济活动来论述四民分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最早提出的农工商经济分工论，以后一直为《管子》作者所遵引。”（见《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为了充分发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管仲及《管子》都主张采取“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为了使工匠相互学习，提高技艺，生产更多的合乎规格的手工业品，让他们居住在官府附近，而且住处相对集中。为使商人便于从商，让他们固定住处“处商就市井”（《小匡》）。这样便于他们了解主市场行情，便于掌握并交流商业信息，促进商品流通。正如《小匡》所言：“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度，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这段文字是对商人经营活动及其职能的生动描述和具体阐发。正是由于他们的作用，齐国市场不乏外国商品，“是以羽旌不求而生，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小匡》）《盐铁论·本议》篇说：“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之不备也”，这一评论与管子思想有相符的。
二、关于市场的功能及设置
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商品交换便开始出现，市场也随之形成，集市便是在出现商人之后形成的最早市场形态。作为反映这种经济现实的市场理论也应运而生。管仲学派关于市场功能及市场设置的思想，是我国最早的市场理论。
（一）市场是提供促进商品交易的场所，通过交易，以满足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问篇》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尹注：“求天下之财，不登出入海，于市求而得之，故曰天下之财聚。”又注：“和谓交易，万人因市场交易而得益。”得益者，不仅只是商品的生产者，生产、生活必须品的购买者，而且包括完成商品交换的商人。可见，当时人们卷入商品交换的范围很广，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大，许多生产、生活用品都需从市场获得。因此说“无市，则民乏矣”（《乘马》）。
（二）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从而提供治国的依据。
《乘马》曰：“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事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通过市场可知物资的多寡，物价的涨落情况；同时，市场又是反映国家治乱的晴雨表，市场管理反映着国家治理的状况，这既是强调国家执政者必须关注市场商品供求关系，控制物价，稳定社会秩序，把市场管理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同时，又强调交换不同于生产，交换不能使少量的商品变多，而只是知市场商品多寡，为治乱提供依据。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管子》对于市场根本性质所作的非常精辟的论述，是十分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见解。
（三）市场有激励生产的重要功能。
《侈靡》篇曰：“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劝”即鼓励，促进。市场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促进，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将自己的生产剩余品，通过市场交换，或者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或者获得自己本身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或者获得生产必需品；这对于他们维持、改善生活，保证生产、扩大生产都是有益处的。可见《管子》作者已经初步看到市场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这是先秦时代很杰出的见解。
既然市场对于发展经济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因此《管子》作者十分重视市场的设置与建设。他们不仅主张城市设市，而且主张乡村也要建市。《揆度》言：“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乘马》言：“方六里名之曰杜，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征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可见，方圆六里的邑也设市。《战国策·齐策五》言：“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上”。可见市的设置已经由城市扩展到乡村。当时齐国市场的商品品种繁多，主要有粮食、食盐、纺织品、铁制工具、木制工具以及农副产品、牲畜等。市场管理的首官为市啬夫，其责管理行政教化、物价平抑、查禁伪劣、合同债务及市场治安等。市啬夫之设，反映了齐国商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商业市场的重视。
以史料和考古资料为证，战国时代的齐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各国的国都中，齐国都临淄是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临淄工商业发达，铁器、铜器、陶器、玉器、骨器、漆器、铸币、纺织等各种官、私手工业作坊林立。考古发现：故城中有冶铁六处，冶铜两处、铸币两处、制骨四处等四种手工业作坊遗址。齐都临淄的建造格局，完全符合《考工记》所言“面朝后市”这一建设规模。杨宽生先生在《战国史》中曰：“临淄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叫做庄，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这条街道附近的市区叫做岳，在北门以内，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所。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齐国人口最密集而且最繁荣的地方。”又根据史料记载，今临淄城北一带，则是颇具规模的编织和蔬菜市场。《轻重甲》云：“北郭者，尽履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
由此观之，《管子》市场理论是齐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客观反映。市场的设置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市场的建设与发展。这一点已被当时的理性论证和事实论据所证明了，是不容置疑的。
三、关于对外贸易及优惠政策
《管子》作者不仅重视国内市场的设置，并且主张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实行对外贸易，这是吸引天下之财，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重大举措。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外贸政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弛关市之征，以徕商贾。
《管子》作者认为，外国游商来齐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们以趋利为目的，不仅促进了齐国的商品流通，而且使君臣获得生活消费品，协调君臣关系；同时，不但使贫困之人获得就业，解决了衣食问题，而且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正如《侈靡》篇所指出的：“移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正是由于此，他们对外国商贾的到来，是持极友好的态度的。
首先他们认识到：“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问篇》）“关”既然对取得外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若闭关自守或者高税盘剥，外财便不能引进。因此对关税的征收有明确规定。
其一，不重税。“明道以重告之”，不要重复收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问篇》）其二，轻税。《大匡》言：“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又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幼官》载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租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其三，免税。在特殊情况下，根据某种需要，实行免税，也是必要的。《五辅》讲：“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小匡》言：“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 ，使关市讥而不征，廛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霸形》言：“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齐国这种优惠的关税征收政策，无疑会得到诸侯国客商的欢迎。
（二）高质服务，引进外资。
齐国一向缺乏皮、干、筋、角一类物资。而这些都是制造兵器的原材料，是增强国家军力的必备物资。如何解决呢？《轻重乙》言：“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种做法，不仅只是为外商建立宾馆，提供食宿之便，而且要提供最佳服务；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多进则提高服务档次的激励方针。规定：拥有四马一车的外商，用餐免费。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外商还要免费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五辆车的外商，还要增配五个服务人员。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外贸之道，因为“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从而齐国紧缺物资得以解决。
《大匡》也有如此的记载，曰：“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凡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以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入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这不仅言明，为了吸引外宾，要修道路，建驿站；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迎送外宾的管理制度。如此，既为外宾提供了便利，又保证了他们钱财无损和人身安全。因之“四邻宾客，入者悦，出者誉，光名满天下”（《中匡》）。
（三）招揽游客富商，引进外资。
《地数》言：“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其一，说明齐国海陆交通发达，地处要冲必经之地，同时又是自然风光秀丽的旅游场所，要充分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招揽外国游客，富商。其二，强调要搞好食宿等服务，从他们在齐国的高消费中获利。以此观之，《管子》作者以旅游业和商业的结合，来引进外财、外资的主张是可取的。
（四）通过出口，换取外资。
齐国向来以产食盐而著称，它是齐国赖以取得外资的重要商品。盐是生活必须品，又是战争必须品。若“日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轻重》甲）。当时梁、赵、宋、卫等国都是缺盐之国。于是齐国大张旗鼓令民煮盐。如《轻重》甲言：“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
水为盐，正而积之”，“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结果，齐国“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齐国十分重视用本国手工业品去换取本国紧缺的物资。《山至数》曰：“与工雕文梓器以下之五谷。”“雕文梓器”是指雕刻精美花纹，制作木器。如此发展手工业并通过出口换取别国粮食，以解决本国的困难。
（五）利用高下之策，引进外资。
所谓“高下之策”即利用国际市场物价高低来开展外贸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与诸侯国间价格的平衡，最好是保持有利于本国物资不致流出的政策，或使外国物资流入本国的价格政策。他们说：“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山至数》）又说：“夫善用本者，若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地数》）
《管子》十分重视以高价引进本国的紧缺物资。《小问》载桓公问：“致天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这即说，欲致天下精材者，必与贵其价。他处值五，我酬之六；他处值九，我酬之十。至于高出多少价格，依情势而定。《轻重乙》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岩下深谷者”。
由此观之，《管子》外贸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充分体现了《管子》经济思想的开放性特色。这种外贸政策的实施，对齐国的经济发展，使齐国成为大国、富国、强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通轻重，发展国家工商业
“轻重”理论是关于商品调节，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这是对管仲“通货积财”“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作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国蓄》）
《管子》轻重理论十分丰富。它贯穿着发展、管理国家工商业的思想。本文仅以《管子》的“官山海”和抑制富商蓄贾问题为证，来阐述之。
（一）官山海，取盐铁之利。
“官山海”，即指国家对盐铁的经营与管理。“官山海”是管仲实行经济改革发展国家工商业的重大举措，其思想为《管子》所继承。
“官山海”的政策思想可分以下三点：其一，国家垄断盐铁资源，盐铁资源属于国有。其二，经营过程，实行官督民营。其三，实行盐铁专卖，寓税于价。
下面请看《轻重乙》关于铁业经营的叙述：“今发徒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怨而不成，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自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对铁业旧经营方式的否定。旧的经营方式是奴隶制的经营方式，即强迫罪犯、奴隶，强调百姓开矿。这样做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造成“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自败”的结局。第二，以“七成”之利鼓励百姓采矿，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管仲及《管子》对民间手工业的重视。
再看盐铁专卖情况。《管子》约计：一个万乘之国，吃盐者达千万，如果日吃盐千钟，每升加价二钱，合计一天可得到二百万钱，而一个月就是六千万钱。而万乘之国，纳人头税的有一百万人，每月每人纳税三十钱，总共征收三千万钱。通过盐的加价，就可获得相当于两个万乘之国征收人头税的收入即六千万钱。铁与铁器的专卖，对于增加国家收入，也和食盐专卖一样（《海王》）。否则，如果公开征收人口税、房屋税、树木税、势必挫伤人民积极性，甚至激化阶级矛盾。总之，《管子》寓税于价是封建国家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通过交换方式获取商业利润的手段。这是一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税收方式。在当时，对于富国强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均有一定意义。
（二）通轻重，抑制富商蓄贾。
《管子》轻重篇对于限制、打击富商蓄贾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封建国家实行工商管理以发展国营工商业的重大措施。从成份上看，他们或者是过去的功臣，或者是今日的重臣，或者是以囤积居夺的手段而获暴利者。他们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势力，在经济上有很大的财力；他们并财积货、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一害国二害民，如《轻重甲》言：“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对于他们《管子》作者主张坚决打击。打击手段之一是“平贾”之法。所谓“平贾”之法，就是国家用较低价格，强迫征收大户财物，如《轻重》甲言：“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价取之子”。《轻重丁》言：“请有五谷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国且有大事，请以平贾取之功臣之家”。《管子》作者还主张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在富商蓄贾有机可乘的各个环节，采取措施。如他们主张：“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国蓄》）这就是说，封建国家参加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活动而在青黄不接之际向农民贷款或贷粮食、种子等，并在谷物价格或贱或贵不平之时，贱买贵卖，以取代大商人的牟利活动。因此，有的学者说轻重理论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富商富贾的干涉主义经济政策，主张由封建国家实行工商业官营。”（《见马百非《管子轻重篇新诠》）这一观点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抑制富商蓄贾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对于发展国家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皆具有重要作用。但应看到封建社会的国营工商业本质是封建君主一家的私营商业，自然不能摆脱追求高利、剥削人民的逻辑。
综上所述，《管子》作者重视工商业者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市场的功能及设置，重视对外贸易并采取优惠政策，重视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因此说《管子》作者，在坚持以农为本的同时，是重视工商业发展的，又是重视工商业管理的。
五、关于抑商和重本禁末问题
第一、关于抑商问题。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轻重》篇关于排斥富商大贾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在于限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和惩罚从事末业者，而是用商品流通和物价高下办法……来打击富商大贾。”（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完全赞同。对于大商抑制和打击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国家工商业非但不抑，而且主张大力发展。对于一般工商业，《管子》作者并不反对，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工商贸易活动尤为重视。
第二、关于“重本禁末”问题。
“本”是指农业。《管子》作者继承管仲的思想，以农为本兼重工商。《管子》书中的“末作”，不是指一般工商业，而是与刻镂文采、文巧玩好，游食等划等号的，以上这些是在禁之列。如他们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治国》）禁的目的在于为了保证社会劳动力投向农业及其必要的工商业。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管子》“禁末”并不意味着不重视生产工具和民生用品的制造。相反，他们极其重视手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的作者在重农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单单重视发展农业是不行的，还必须重视商品流通，否则，就会“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地数》）。还值得一提的是《管子》作者在禁末的同时，在特殊环境、特殊形势下，大力主张用“末作”之品来为国家获利。如用雕刻有花纹的木制品去换外国的粮食；又如组织玉人雕刻精制石璧用来交换诸侯各国的黄金、珠玉、五谷等，从而达到“天下财物而之齐”的目的，《管子》作者已认识到“末作”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管子》工商业思想是较为全面的经济思想，它是当时齐国工商业发展与管理现状的客观反映，又是对齐国通商惠工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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