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文化差异与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框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外资论文,框架论文,交易成本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D23；G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46(2009)03-0072-14
一、前言
跨国公司以投资方式①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一般有两种选择，即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也称绿地投资或新设投资)指在东道国新建企业进行独资或合资经营；跨国并购指跨国公司通过取得东道国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投资行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并购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渠道，其占跨国投资额的比重一般在70％～80％。根据联合国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较上年增加了30％，达18330亿美元，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价值高达16370亿美元。一直以来，尽管我国吸引的FDI居世界前列，但FDI进入我国仍然以新建投资为主。1994～2003年外商在我国并购额合计为185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FDI的4.2％。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对外资并购的规范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外资并购明显加速，涌现出新桥入股深发展银行、百威战略投资青岛啤酒、凯雷投资徐工机械等一批外资并购案例。国家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5月以并购方式投入的外资大幅提高，达到2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FDI的7％。面对外资并购的发展，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规范和鼓励。
理论上看，两种外资进入模式各有其利弊。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能够更快的移植国外母公司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但是由于成本较高(Hennart和Park，1993)。新设企业筹建时间长，难以迅速形成生产规模，而且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建立供应链，与当地政府建立关系网络也需要很长时间(Andersson等，1997)，因此，新设方式下企业设立成本很高。并购的优点在于跨国公司能够很快形成生产能力，继承现有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供应链。但跨国并购存在企业文化整合难，技术和管理难以移植等缺点，因此外资对并购的国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不如新建投资(Newburry和Zeira，
1997)。那么，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如何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取舍？哪些因素决定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决策？了解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判断相关政策的有效性。目前，针对外资进入我国的具体模式的实证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大多数研究分析了外资在独资进入和合资进入之间的选择(许陈生，2004；潘镇、鲁明泓，2006；薛求知、韩冰洁，2008)，或者从理论上比较了跨境并购和新建设立的优劣(王林佳，2007)，以及外资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薛敬孝、韩燕，2004；宣烨、王新华，2007)。
在国际上，随着战后跨国公司的兴起，大量研究实证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设立模式(Anderson，
E,和H.Gatignon，1986；Kogut，B.，Singh，H.，1988；Brouthers，K.D.，Brouthers，L.E.，2000；Hennart，J.F.，2000；
Larimo，J.，2003；Hongxin Zhao，Yadong Luo，Taewon Suh，2004)。一般来说，解释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模式的理论有以下几种。其一，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以何种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决定于不同进入模式下的交易成本(Hennart，1982、2000)。其二，信息经济学理论则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认为跨国公司在缺乏东道国企业的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对其进行正确估值，从而影响到其进入东道国的模式(Hennart和Park，1993；Hennart等，1996)。其三，企业成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模式受到其拥有的资源水平的限制。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规模较大的分支机构，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培训新的管理层和员工队伍，此时并购方式进入更受青睐(Cave和Mehra，1986)。其四，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入的模式选择受到东道国该行业状况的影响。因为新设进入将打破东道国原有的市场结构，导致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对于那些集中度高，且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新设进入必然引起现有企业的反抗。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产业集中度高的行业将采取并购设立方式(Meyer和Estrin，1997)。其五，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倾向于保持一套制度规范来保证其生存和发展。因此，那些采取全球统一生产营销战略，即全球化战略的企业倾向于新设方式进入，以保持全球营运的统一性。相反，那些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各自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和文化确定其经营战略，即采取多国化战略的跨国公司更愿意并购进入东道国(Harzing，2002)。在上述五种理论中，交易成本理论在实证研究中最常使用。本文将采用这一理论，通过调查江苏省598家外资参股或控股企业的截面数据，研究影响外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分析变量的选择并提出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将分析和讨论模型结果；最后总结全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说
交易成本理论最早由科斯提出，威廉姆森最早将该理论用于解释企业并购行为。他认为企业并购的动因是为了降低通过市场交易的某些投入要素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最为重要的交易成本与专用性资产有关(Klein，Frazier和Roth，1990)。如果某项投入要素的生产有很强的专用性，含有许多买方无法获取的隐含信息。这些隐含信息对于该要素的生产十分关键，但使用不具有排它性。此时，买方无法对该投入要素进行定价，不愿意支付该要素的全价。如果卖方为了达成交易向买方揭示这些隐含的信息，并提出公允的价格，买方又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直接使用隐含信息进行要素生产并拒绝向卖方付款(Arrow，1962)。可见，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要素交易的交易成本很高，必须对买卖双方的激励机制重新安排才能让交易顺利进行，其中将市场交易内部化是促成交易顺利实现的重要方法(Hennart，1982，2000)。但是，交易内部化同样存在企业联合成本，如企业经营整合、生产协调等成本。由此，Anderson和Gatignon(1986)认为，跨国公司在进入新市场时，必须在内部化市场交易获得的收益和内部化带来的企业联合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就表现为在不同交易成本的进入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即“最小化交易成本决定了组织结构和设计”。跨国公司在新设投资和并购之间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两种进入模式在获取并利用中间投入品时交易成本的差异。
对于任何公司来说，技术和知识往往隐含在生产过程之中，是一种典型的专用性资产。如果跨国公司占有技术和知识的优势，并希望将其与海外市场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选择新设投资方式。因为新设投资(特别是全资或控股新建方式进入)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相关的技能传授给那些有能力吸收这些技术的员工队伍。相反，如果具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进入，就必须培训那些熟悉现有生产流程和技术的目标公司员工。但是受到现有知识的惯性影响，让他们了解新技术并不容易。相比之下，以新设方式进入的跨国公司可以招聘并培训那些不受现有技术框框影响的新员工，他们更容易接受跨国公司的新技术和生产流程，从而节省培训成本。此外，如果并购进入东道国，跨国公司还必须改造目标企业现有的技术设备。这些都会大大提高并购进入的成本。Hennart和Park(1993)发现拥有技术优势的日本公司一般在东道国以新设方式设立企业而不是并购当地企业，因为这种进入方式能有效的将技术转移到目标公司。Brouthers等(2000)认为高科技公司更愿意通过新设投资的方式而不是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
相反，如果跨国公司缺乏某些知识，而东道国公司具有这些知识。同时这些知识的研究开发或者培训使用十分耗时，而且因为这种知识是某个企业所特有的，无法从该企业分离出来，难以在市场上购买，那么跨国公司将通过并购方式获得这些知识(Hennart等，1996；Larimo，2003)。如果说新设投资为公司专有知识的完全复制和使用提供了一条道路，那么跨境并购将扩大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Shan和Song(1997)的研究发现，美国生物学实验室被国外公司并购的可能性与该实验室拥有的专利数成正比。Frost(1998)发现以新设方式设立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明显的比并购方式设立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更少引用东道国当地专利。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在东道国以新设投资方式设立附属机构。相反，如果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越弱越有可能在东道国以跨国并购方式设立附属机构。
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一种资产也被认为是具有专用性，即如何在东道国成功的进行跨国经营的知识(Hennart，1982)。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的，难以传授。那些在东道国营运时间短的跨国公司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考虑到这些知识的隐含性，跨国公司无法在市场上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将这些跨国经营的经验吸收过来据为己有。为了获得这些经验，跨国公司一般不会“自立门户”新设独资企业，而会选择并购东道国企业。Wilson(1980)探讨了跨国公司经验和进入模式的关系，指出“那些没有国外经验的公司往往发现有必要购买已有的企业来获得在目标市场环境下发展的能力”。此外，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是跨国经营知识的重要方面。由于被并购公司企业文化的存在，并购后管理问题就会出现。对于那些缺乏管理国外公司经验的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将变得十分突出(Jemison和Sitkin，1986)。所以，公司越是有并购方面的经验，越有可能有效的减低并购中整合的成本，从而采取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Caves和Mehra，1986；Hennart和Reddy，1997；Kogut和Singh，1988)。由此提出假说2。
假说2：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验越缺乏越倾向于通过并购方式进入；跨国公司在国际上越是有并购经验，越有可能以并购方式设立附属机构。
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也是影响不同进入模式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企业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一般来说，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向附属机构转移无形资产，如特有的组织管理技术的成本就越高。但是文化差异对于跨国并购还是新建投资的影响程度不同。并购取得的附属机构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附属机构原本采用的经营方式与母公司差异很大(Hennart和Park，1993)。文化差异越大，附属机构的员工对于跨国母公司的经营方式越不熟悉和习惯，母公司就越难将其经营方法成功的移植到这些附属机构。相反，新设投资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在新设的公司中聘用当地还没有接触过其他经营方式的新人。他们的可塑性更强，对于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式更容易产生认同感。Dubin(1975)研究了1948到1967年期间美国公司并购国外公司的情况，结果表明东道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发生的几率越高。Kogut和Singh(1988)研究了228个在美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发现跨国公司母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以新设方式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而不是并购美国企业。由此提出假说3。
假说3：跨国公司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差异越大越可能采取新设方式设立附属机构。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我们对江苏省辖内最大的1000家外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首先，通过江苏省外汇管理局，我们获得了江苏省所有外资参股和外商投资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统计了2007年江苏省33020家企业的相关信息，不但包括外资的来源国(地区)、行业、外方投资比重、设立时间和方式等基础数据，还包括企业的财务指标。由于该数据库只提供了部分研究所需数据，我们通过江苏省辖内13家中心支行(包括分行营业管理部)向数据库中外商投资规模最大的1000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一般来说，投资规模大的企业经营更加规范，相关的数据更为齐全，可信度更高。剔除数据不全和无效的样本企业，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98份。
样本外资企业的地区分布与全省外资分布相一致，呈南高北低的趋势(见表1)。其中，苏南地区被调查企业共327家，占样本容量的近六成。来自苏州市的样本占苏南地区的一半，超过全省的1/4。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样本数分别为137家和111家，分别占全部样本的22.91％和18.56％。从样本企业的设立方式看，并购还不是外资进入的主要方式。全部598家企业中只有93家企业以并购方式设立，占全部样本的15.6％。并购成立的外资企业的地区分布同样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超过一半的并购成立的企业来自苏南地区，仅苏州市就有27家，占全部样本的近30％。苏中和苏北地区以并购方式成立的外资企业分别为22家和20家，占比为23.66％和21.51％。
调查样本企业的外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见表2)。其中，港资企业的数量又居于亚洲国家(地区)之首，高达264家，占全部样本的44.15％。其次是日资企业共120家，占全部样本的两成。亚洲国家之外，共有72家企业的外资来源国是欧洲国家。以英国公司为最多共22家，占全部样本的3.68％。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公司。此外，还有36家公司外资来源地为美洲，4家来自大洋洲，4家来自非洲。并购设立的外资企业集中在亚洲地区，共81家，占93家并购设立企业的87.1％，其次为欧洲企业共7家，占比为7.53％。其余分别为美洲的4家和大洋洲的1家企业。在样本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设立方式差异很大。亚洲地区的482家企业中有81家为并购方式成立，占比为16.8％。香港和新加坡企业以并购方式设立的企业分别为56家和10家，分别占全部香港和新加坡企业的21％和22％。相反，欧洲和美洲企业以并购方式成立外资企业的比重很低，只有10％和11％的欧洲和美洲企业以并购方式设立。其中，来自德国的15家企业中只有1家为并购设立，5家法资企业都是新设设立。
样本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工业部门，工业企业共461家，占全部598家企业的77％。工业企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比最高，分别为9.53％、7.17％和6.86％。样本中服务业企业数量仅次于工业企业，共125家占全部样本的20.9％。其余行业企业数量很少，建筑业、农业和采掘业分别为7家、3家和2家。以并购方式成立企业最多的行业为工业，共67家，占并购设立企业总数的72％。工业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数量最多，为10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数量也较多，分别为6家。服务业有23家企业以并购方式成立，占并购设立企业总数的1/4。其他行业并购成立的企业较少，其中农业和采掘业分别为2家和1家。此外没有一家建筑业企业以并购方式成立。各行业被调查企业中并购设立的所占比重差异很大。其中，并购设立的农业企业为2家，占该行业企业总数的66.7％；采掘业中有1家为并购设立，占采掘业企业总数的50％。另外还有近两成的服务业企业以并购设立。工业企业以并购方式设立的占比相对较少，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4.5％。当然，工业的不同行业，并购设立的企业所占比重差异也很大。其中，医药制造业的6家企业中有4家企业为并购设立；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6家企业中有3家为并购设立；此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分别有超过1/3的企业为并购设立。
(二)变量设置
1.进入模式(MODE)
本文分析比较的外资企业设立模式包括新设和并购设立两种。外资企业数据库统计的外资企业(包括参股企业)设立方式有四类，新设成立、并购转股设立、并购增资设立、并购转股增资设立。为了研究的方便，作者将后三类视为并购方式设立。如果外资采取新设方式设立，MODE=0；并购设立时，MODE=1。
2.公司相对于外资股东的技术水平(REL_TECH)
外资企业数据库中没有衡量外资企业相对于外资股东技术水平的指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问题。其中，问题1为“国外股东的技术水平与贵公司相比如何”(REL_TECH_D1)。该问题设置了“高”、“差不多”和“低”三个选项，分别用3、2和1三个值表示。外资企业是否采用外资股东提供的技术也能反映出二者是否存在技术上的差距。如果跨国公司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为了提高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般会向企业移植这些技术。因此，问题2为“公司采用的技术是否为国外股东提供”(REL_TECH_D2)，如果被调查企业选择“是”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
3.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经验(HOST_EXP)和跨国并购的经验(M&A_EXP)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经验反映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的了解程度。东道国经营的经验不只是投资、企业营运等渠道获得的经验，还包括非投资进入方式下在东道国销售商品，与东道国企业建立代加工关系，授权东道国企业经营等多种渠道获得的经验。外资企业数据库中没有该项指标，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了企业“贵公司的国外股东与我国企业建立业务关系(包括销售产品和服务，与我国企业建立来(进)料加工关系)的历史已有多少年”。可以认为，与我国企业建立业务关系历史越久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经营的经验越丰富。此外，为了衡量跨国公司跨国并购的经验(M&A_EXP)，我们还询问了外资企业的国外股东在过去三年中进行跨国并购的案例数。案例数越多表明跨国公司越有跨国并购的经验。
4.文化差异(CUL_DIS)
文化的差异有多种度量方法，本文将采用Hofstede指数加以衡量。该指数由Hofstede教授提出，他认为文化差异可以通过五个指标加以度量：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其中，权力距离是指一国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权力距离反映了人们对权利与财富引起的社会阶层差异的认同度。权力距离越高，意味着人们对这种差异越认可。个人主义是指社会对于个人成就及人际关系的认同度。高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及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男性气质反映了人们十分认可传统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男性成功、控制、权力的社会角色。该指数数值越高表示越认可。不确定性规避反映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及含糊性的容忍程度。长期取向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长期着眼于未来的价值取向，如节俭和持之以恒。而短期着眼于眼前的价值取向，比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以及注重保护一个人的“脸面”等。1967年至1973年间，Hofstede教授在70多个国家的IBM公司采集关于员工价值观的数据，至2001年，他的研究已经拓展到74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Hofstede指数②。江苏省外商投资数据库记载了外资企业第一到第三外资来源国，及实际外资来源国。本文根据第一实际外资来源国确定外资的国别，并参考Kogut and Singh(1988)的方法计算出文化差异指数(CUL_DIS)。具体公式如下：
5.其他变量
除了以上反映交易成本的变量之外，以往研究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如市场结构、行业前景、企业规模等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如果国外投资者想在竞争不充分的市场上建立新的生产能力，他的行为将引起现有企业激烈的反应，特别是那些市场领导企业(Yip，1982)。相反，如果国外投资者能够通过并购方式拥有东道国企业，不但可以减少进入东道国的阻力，而且可以坐享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Hill等(1990)认为如果并购企业的垄断租金很高时，外资将选择并购，而不是新设投资。Collins和Rodrik(1991)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市场结构是决定跨国公司以何种方式在中东欧国家设立子公司的重要因素。为了研究分析市场结构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我们直接询问了外资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的数据区间段(MKT_SHARE)。其中，市场份额在0～25％之间的取值为“1”，25％～50％之间的取值为“2”，50％～75％之间的取值为“3”，75％～100％的取值为“4”，如果市场份额越高市场竞争越弱，外资越可能以并购方式进入。
行业前景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那些前景越看好的行业企业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较高。并购使投资者能够继承被并购企业的生产能力、原料供应和营销渠道，以及有经验的员工。这样可以避免新设投资耗时的生产能力形成、员工培训和市场摸索过程。因此，跨国公司更偏好并购方式快速进入市场。Hennart和Park(1993)发现，目标市场的高预期增长率将激励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企业“过去三年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_GROWTH)”，以此来衡量行业的市场前景。
此外，一些研究者(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Hennart和Reddy，1997)认为投资规模关系到跨国公司承担的风险和投资周期。规模越小跨国公司承担的风险越小，投资周期越短，新设投资的风险越小。规模越小的跨国投资越有可能采取新设方式成立。因此，本研究使用了外商投资额并取对数(INVEST)来衡量外商投资规模。另外，不同地区的优惠政策(POLICY)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到外资的进入模式。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地区进行分类，那些来自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外资企业，POLICY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
(三)计量方法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以全部企业和工业企业为样本的模型回归结果。总体上看，两个样本集的回归结果十分相似，四个方程的拉格朗日指数和似然比指数都较为显著。
通过分析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外母公司技术差距越大，越有可能以新设方式设立。所有四个方程中，反映相对技术水平的两个变量REL_TECH_D1和REL_TECH_D2系数的符号都与假说1相一致，而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从数值上看，如果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外母公司技术水平提高一个档次，该企业以新设方式成立的概率将提高30％左右。没有获得国外股东技术的外资企业以并购方式设立的概率比那些获得技术的外资企业高6个百分点。
第二，跨国公司的东道国经验和并购经验都影响着外资进入模式。四个方程中东道国经验(HOST_EXP)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生产经营的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以新设方式设立外资企业。同时，四个方程中“并购经验”(MA_EXP)都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表明并购经验越丰富的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在我国境内设立子公司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假说2成立。
第三，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选择并购进入还是新设进入我国的影响十分明显。所有四个方程中Hofstede指数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且符号都为负。这说明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为了避免并购之后文化差异带来的企业整合困难，跨国公司越可能以新设方式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从而验证了上文提出的假说3。
第四，投资额的大小也影响到跨国公司进入我国的方式。投资额(INVEST)的系数为负，说明投资额越大，跨国公司越有可能通过并购在我国设立外资企业。近年来发生的并购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吉利收购南孚、凯雷并购徐工科技、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还是国外银行入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收购金额动辄十几亿甚至上百亿，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跨国公司并购的目标。
第五，市场份额、地区优惠政策差异和销售增长率对外资进入模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时考虑更多的是不同模式下交易成本的差异，市场结构、行业前景和政策差异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了一个交易成本理论框架，调查了江苏省最大的1000家外资企业，选取了其中598家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限值因变量模型，实证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附属机构的方式。结果表明，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外资进入模式方面有着较强的解释力。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我国的模式时将对比并购和新设两种模式的交易成本，并选择其中交易成本较低的进入模式。
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自身经验、技术水平和文化差异对其设立外资企业模式影响较为显著。相反，市场结构、行业前景和地区政策差异对设立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可以预期，随着中外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更多的跨国公司到我国经营，我国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今后外资将更多地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政府部门在制定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应重点考虑降低并购进入的交易成本，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等。
注释：
①除了以投资方式进入目标市场，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非投资方式进入目标市场，如商品贸易、加工贸易、特许经营和合作经营等。
②具体的数据见http://www.geert-hofstede.com/.
③本文回归函数推导的相关内容参考了伍德里奇撰写的《计量经济学导论》，第512-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