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要有新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要有论文,新突破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紧要关头。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机遇，要求新的思想解放。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而且，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 〕正是本着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革命运动和革命理论相互间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之精髓，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并进而强调指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推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争取实现跨世纪的宏伟大业。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正是以这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要义为指导，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等极具科学性和时代特征的思想观点，引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其间，最具开创性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莫过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的论断。它使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成功地摆脱了旧有偏见的束缚、冲破了教条框框的罗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第三代集体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遗志，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精神，在继1997年5月29 日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后，又一次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深刻地强调道，“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并总结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3〕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确定了总主题，那就是：从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彻底从姓“公”姓“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全面深刻地理解江泽民同志所作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思想再解放”的内涵是深邃的、意义是重大的；其内容更是多方面的。仅就眼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而言，我认为“思想的再解放”主要包含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理想模式”的思想再解放。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与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顾这一现实国情和实际生产力状况，照搬照套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的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社会主义理论， 尤其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应该从实践中吸取养分。因而，我们必须从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的框框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必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中国， 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观点出发。”〔6〕据此， 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所有制问题深刻指出，“要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7〕
二、“抽象争论”的思想再解放。
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抽象地判定姓“公”姓“私”，凡事必先问个姓“社”或姓“资”、姓“公”或姓“私”，对资本主义的一概加以排斥，对带“私”成分的一概加以压制，这本身就是唯心的、不科学的。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8〕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做到：第一，要本着唯物史观，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形态，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二，要坚持群众首创精神，以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为指导，正确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的各种新鲜事物。因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相容；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为此，江泽民同志深有远见地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10〕
三、“片面理解”的思想再解放。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绝不能片面理解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还包括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其一，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公有资产占优势；其二，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应该占支配地位，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两条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其三，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除国有经济以外，可以发展城乡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等等；其四，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之与公有制经济展开平等竞争。不要担心这会对公有制主体地位构成威胁，因为，“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1〕所以，我们必须在全面辩证地理解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宣称，个体、私营、三资等非公有经济，不只是处于补充地位，而应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思维定势”的思想再解放。
为全面推进并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经济等同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思维定势，努力寻找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并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现实社会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所有制性质、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三个方面。其中，所有制的性质是其质的规定性，是抽象的、稳定的；所有制结构是指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等五种关系；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资产组织形式和资产营运方式。公有制经济，从质的规定性来说，它是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公有制经济内部结构的几种关系，由于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因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并且同一公有制企业可以同时采取多种实现形式。正是基于对“公有制经济等同于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一思维定势的理论突破，江泽民同志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运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2〕再比如，国有经济就可以利用国有国营这种所有权直接实现的形式，可以采用国有民营（如承包、租赁等）这种所有权间接实现的形式，还可以采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所有权联合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和其它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13〕领导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到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直至当前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原则、到充分肯定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指导方针，莫不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才使得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地位。
实践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表明，理论也以科学的论证显示：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彻底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发展也才能再上新台阶，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才有希望。
注释：
〔1〕〔13〕《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729页；
〔2〕〔9〕《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5、269页；
〔3〕〔6〕〔7〕〔10〕〔11〕〔1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24、24、23、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