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教训论文,成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1-0146-04
“大跃进”是我国开始计划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激进尝试。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教育权力下放过度，教育制度受到破坏，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出现了过度膨胀与严重混乱。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目前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大跃进”对成人高等教育制度的冲击
1956年年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公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突飞猛进，人类正面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我国科技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科技理论和实用技术人才都十分缺乏。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快培养各类科学技术高级人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一号召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但是，此后不久，中苏两党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波匈”事件，我国各地学生闹事不断，国内政治局势开始紧张。1957年，我们党和国家在反右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不仅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即教育工作的生力军蒙受冤屈，也使党和国内迅速滋长了“左”倾急躁情绪。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后，我国迅速出现了全面“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年初，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出现，毛泽东号召大家讨论教育“可否先来个15年普及，再来个15年提高”，其中包括“15年把高等教育也普及起来”[1]。1958年4月15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围绕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克服教育计划和措施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重大思想认识问题，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和办学体制改革的大讨论。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概括这场大讨论的主要精神，发布了对成人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党中央明确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定为党的教育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和“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大跃进”目标，提出了“三结合、六并举”（注：“三结合、六并举”是1958年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思想政策。“三结合”指“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六并举”指“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见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两条腿走路”、“教育要走群众路线”、“贯彻全党全民办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一系列教育政策。这些方针政策，一方面大大激发了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热情，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大步跃进和学校、专业种类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淡化了人们认真遵循教育规律、严格按质量规格要求办学的规范意识，给刚刚建立起来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学制度带来极大冲击。
本来，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年的探索，“大跃进”之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考试招生制度。如《高教部关于1957年业余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曾明确规定：
报考条件：曾在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身体健康并能长期坚持学习者。
特别班主要是招收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科长级以上的在职领导干部。考试科目：与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科目相同。
试题范围应根据1957年暑期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大纲为范围。录取标准应基本上达到统一招生的录取标准。
业余高等学校原有班次，如有学生来源时，学校可以考虑招收插班生。考试科目由学校自定。
凡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本科毕业、本科三年级提前毕业及专修科毕业生）和曾在高等学校满二年以上的肄业生，一般不得报考本科一年级；但除本科毕业生外，均可报考本科插班生[2]。
这些成人业余高校学生报考条件、考试科目与程序、录取标准等方面的要求，有利于保证成人高校学生基础水平的基本一致性，有利于教师组织和实施教学。特别是允许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和曾在高等学校满二年以上的肄业生报考成人高校插班生，说明当时人们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尝试通过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大学毕业后的继续教育。这在扩大成人高校教育规模的同时，也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但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左”倾急躁冒进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这一招生政策被认为是不利于工农入学，不利于全党全国“向科学进军”，不利于“15年普及高等教育”等而遭到批判和摒弃。
1958年招生政策明确提出：
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特别班招收工、农成分的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科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本科、专修科，凡在职职工曾在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政治进步、工作积极、身体健康并能坚持学习的，不分民族、性别、年龄和职务，都可报考。
考试科目：由学校自行拟定。
试题范围和录取标准：特别班试题范围，根据初中毕业所学的教科书范围出试题；录取标准，应注意到能够跟上班学习。本科、专修科试题范围，参照1958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大纲命题；录取成绩，要求做到程度整齐，保证新生质量。但对于工、农成分的考生以能跟班学习为原则，采用较低标准，优先录取等[2]。
1958年的这一招生政策，在解决成人高等教育“合格生源不足”与“大跃进”目标之间的矛盾时，主要采取了以政治为主要标准降低生源文化基础要求和各校自主招生两大策略。这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它意味着成人高等教育很快会出现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教学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总体学生水平日益降低的趋势。
二、“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的过度膨胀
“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招生自主权全面下放，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因地制宜地举办各类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以政治为主要标准降低生源文化基础要求和各校自主招生两大策略，使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在数量规模方面迅速膨胀。如下图（注：表中主要数据来源：《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其中1960年成人高校在校生数见董明传、毕诚、张世平著的《成人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函授教育数据来源于“中国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的校数及学生情况(1953-1990)”，见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中国高等函授教育大事记 ·文献·资料(1949-19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图1：1956-1959年成人高校数（所）
图2：1956-1960年成人高校在校生数（万人）
图中数据表明：“大跃进”时期，不管是成人高等教育的学校数，还是学生数，都以很快的速度激增。从1956年到1960年，短短几年间，学校数至少增加700所，学生数增加多达72万人。这一方面加强了成人业余高等教育与社会现实实践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成人业余高等教育学校类型灵活多样化（注：“大跃进”之前，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在办学主体上基本上是国家办学为主，在办学形式上主要是在高校、大企业厂矿附设夜校和函授部。“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化。在办学主体方面，既有国家教育部门办学、各行各业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办学，也有各地集体所有制群众自主办学或联合办学等；在办学形式上，既有附设在高校、大企业厂矿的夜校和函授部，也有独立设置的夜校、函授学院、教师进修学院和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大学，以及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播电视大学。）和学科门类的迅速增多（注：以成人高等函授教育专业设置为例，1956年之前只有工科、财经、师范三大学科门类，1959年，成人高等函授教育已经涉及工科、农科、林科、医药、师范、文科、理科、财经、政法、体育等10大学科门类。）；另一方面，在当时师资、教材、教学设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过于强调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群众运动式的“大跃进”，也造成成人高等教育数量规模过度膨胀，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低下。
据许多老同志回忆：随着办学、招生自主权的下放，在举国上下为“15年普及高等教育”而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形势中，许多单位不甘落后，积极举办“半工半读大学”，片面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不顾现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办学招生方面“以瓜菜代”，使其所办成人高等教育有名无实。不少“半工半读大学”缺乏最基本的师资，只能由工人和农民代；没有必要的教学手段、设备，只能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以口耳相传、“从做中学”；没有对生源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要求，使生源层次参差不齐，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只讲政治愿望，乱办学、乱招生，不仅严重扰乱了现代成人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也使国民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大跃进”后期，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广大人民群众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热情顿消，不少“半工半读大学”名存实亡。
三、“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招生自主权全面下放，本来是为了加速各类科学技术高级人才的培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现代教育不是纯政治的活动。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解决教育经费和改造人的思想的手段，这是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特殊条件下成功开展教育工作的经验。“大跃进”时期，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十分落后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不考虑时代变化，仍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改造人思想和解决教育经费的手段，显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以政治为主要标准随意降低生源的文化基础要求，非常不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组织和实施教学，不利于教育适应新科技革命和国家和平建设发展的要求，不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不利于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其次，现代教育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教育虽然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应用，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教育不是直接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它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具有迟效性。这就要求教育的“扩大再生产”既要考虑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考虑国民经济水平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所能提供的现实条件，不顾经济需要与实际可能，随意增加学校数量，扩大教育规模，必然会影响人力、物力、财力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合理投入，严重干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教育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它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又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科学逐步发展成为独立复杂的完整知识体系之后，教育的正常进行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教学设施等物质基础，更需要有具备一定知识和智力条件、能够掌握、传承并不断创新人类先进精神文明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物质条件十分简陋、合格生源和师资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仅仅从政治经济需要出发，不顾教育规律地随意扩大教育数量规模，必然使教育质量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物质进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基本条件就是“模具化”机器生产。这一工业时代物质生产的特征，要求教育进入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基本条件，也必须是“规范化”制度运作。“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工作的主要失误，就在于教育权力下放过度。要求各地、各校自主办学、自主招生、自主设置教学内容，这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刚刚形成的成人业余高校办学、招生、教学、管理等规章制度，破坏了成人高等教育保质保量地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总之，“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号召大家讨论“15年普及高等教育”，有力地推动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大力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精神也是可贵的，但是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讲教育规律的乱办学，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数量方面的过度膨胀，极大地破坏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化合理发展的进程，不仅使成人高等教育出现鱼目混珠的混乱局面，也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它告诫我们：现代教育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教育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并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是合理的“规范化”制度运作。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大众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更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必须吸取“大跃进”时期成人高等教育的历史教训，遵循新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