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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2-0051-04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地球在时空距离逐渐缩短的过程 中变成了一个“小村庄”。这种以“全球化”为代名词的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重 要的特征，它已波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类自身等诸多方面。然而全球化在构 建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价 值冲突。
一、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缘由
从“价值”自身的维度考察，价值问题源于人类的生存本性和存在方式，是对属人世 界特定本质的抽象，并对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性不断地进行升华和超越。而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实践，既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又是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主客体之 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影响过程。可以说，实践活动是价值的创造之源，具有第一 位的价值意义：实践是价值的基础，实践使价值主体和客体得以分化和形成，各种价值 观念、价值标准最终来源于人类不同的实践。另一方面价值因素对实践也有着巨大的反 作用，它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它设定了实践的方向，提供了实践的动力，构成了实践的 内容，可以说价值是实践的灵魂。所以，对价值和价值观的规定必须深入实践和历史， 在实践与价值的双向互动中把握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需要强调的是，价值 关系中的主体性原则只是一个出发点或一种理想目标，其现实结果并不一定能使此理想 或目标实现。价值关系的实际效应是双重的：一个是有利于人的正效应，即价值需求和 目标的实现；另一个是不利于人的负效应，即价值需求和目标的落空。实践总体上会创 造一个真善美的价值世界，但也会带来一个假恶丑的反主体的结果，这种负效应作为一 种异己的力量压抑、束缚人的需要，它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人们 把实践过分完美化，一味地认为实践活动体现着人与世界既受动依赖又掌握利用的关系 ，活动中既遵循物的外在尺度又遵循人的内在尺度，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与此 同时，却相对忽视实践在价值主体原则指导下的合目的性活动，最终出现反主体性的负 效应这样的严峻事实。要知道缺乏对实践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会在实践给人类带来 繁荣发展的同时，引发诸多全球性价值危机。
具体说来，实践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实践目的与结果的不完全统一性。目 的是实践的起点，它是主体根据客观条件设计的活动结果，本身是一种观念性存在，表 现的是对价值的向往和预测。目的中的结果是一种预期性的虚拟结果，并非直接的现实 结果。目的虽然统率实践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结果，但并不必然控制最终的 结果。由于环境的复杂性、认识的局限性、能力的有限性等条件约束，目的与结果往往 不会完全统一。第二，实践主体理性的有限性与主体利益的冲突性。人作为主体的局限 性主要表现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认识上，人类对外部事物认识的深度、广度都有狭 隘性，从而造成当前结果与长远结果的冲突。另外，主体的需要、利益是多方面的，这 不仅使单个主体的多重目标之间会产生冲突，而且在不同主体承担实践活动时会发生利 益冲突。第三，实践的具体客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实践是具体的，离开了具体明确的 客体对象，实践就是抽象和空洞的。具体客体一方面自成系统、独立存在，另一方面又 是更大物质系统中的子系统或组成要素，系统整体与其构成要素之间是高度相关、相互 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作为要素的具体客体依赖于整体，要素的活动在整体要求的范围内 能够维持系统的整体功能，若要素的活动过分偏离整体的要求就会引发系统紊乱甚至解 体。
从全球化的维度考察，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充分表现，或者说，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 历史展现方式。任何一个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都无法逃避现代性，“我们应该依 据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 代性的全球性蔓延”[1]。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这里它主要不是 一种年代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侧重于文化学意义上的延伸，特指一种独特的生存样式 和品质，而且主要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相关，表达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规 则与秩序意识等观念因素。
“现代性”源于近代意义上的“启蒙”，其产生具有深刻的世俗基础。在以“人的发 现”为标志的文艺复兴时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受到普遍怀疑，人的肉体存 在及其正当性得到承认。对尘世幸福、物质财富、个人能力的推崇，成为当时的风尚。 这种人文主义信念构成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在哲学上则表征为“自我”以主体性方 式的确立。自我的凸显，同时意味着作为其对象性客体的被建构。因此，主—客体对象 性关系的形成，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现代性的逻辑要求。主— 客体关系所隐含的“我向性”维度，预设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它把作为客体的对象 置于从属地位，赋予其手段和工具的规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个框架不仅为科 学及科学主义提供了逻辑前提，也展现为人—自然、西方—非西方、传统—现代等一系 列二元对立。那么，主体怎样才能有效地把握客体，答案是“理性”。理性审视自然， 其结果是科学；审视自我，则是“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的确立。伴随着市场化和工业 化的推进，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塑造的“经济人”应运而生，“他”不仅具有利己动 机至上的人格(进而培养了征服和扩张的品性)，而且是能对利害得失加以权衡和选择的 理性主体(利用精确衡量、算计的方式进行“数目字上的管理”)。综上所述，人的自我 中心化结构、主—客体二元分裂所形成的对象性框架、主体反思自我和把握客体的理性 方式，就构成现代性所包含的基本假设和核心理念。
全球化的蔓延加速了现代性的日渐张扬，诸如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等人为性的不断暴 露，使现代性成为这样一个充满现代理性主义精神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时常展示理性 活动之非理性后果、包含强烈风险的概念。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冲突之所以出现，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理性精神的极度扩张，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从而使旧有的价值坐标“ 失范”。难怪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风险的文化。”“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 的高度现代性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 入了前代人不会去面对的风险。”[1]这意味着现代性横空出世之后，给予人的不仅是 惊喜，还有恐惧；不仅是安全，还有风险；不仅是稳定，还有漂移；不仅是心理的满足 和肉体的愉悦，还有心理的焦虑和肉身的失重。面对现代性，人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欢 呼就陷入了沉思与批判。对现代性的简要分析，为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全球范围内价值 冲突的症结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
二、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表现
谈及全球化视野下的价值冲突，它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逐渐暴露出来，到70年代 、80年代日趋尖锐，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的全球性价值冲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冲突碰撞
全球化浪潮使以往被视为日常生活“奢侈品”的东西摇身变成了满足基本需要的“必 需品”。当人们在尽情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精神家园陷入空前尴 尬的境地。当前风行和蔓延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难以遏制和驾驭的 政治腐败、文化断层、信仰危机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误区，昭示着当代社会深层的“精神 弊病”，体现着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严重失衡。人的需要和生活内容已远远超出一般 动物那种满足生理需要的自我保护活动，人除了追求生理需要和物质上的满足之外，还 必须用精神产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使生活富有意义。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已揭 示出：当人们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方面获得基本满足之后，对于爱与归属、尊重以 及自我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高级需求就会日益显现出来。所以说，满足探索精神、创造性 和目的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并成为生活健康与否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精神价值不像经济价值那样是有形的、可用货币形态衡量和能够直接满足人们基 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如衣食住行等)的价值，但如果没有精神价值做范导，人们就只能在 价值领域内盲目地受自身欲望的驱使、经济利益的支配，以致最终因无规范可循而迷失 自我、丧失良知。相比之下，精神价值具有无限的传播性、放大性、增殖性和永久性。 它不仅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提供精神上的享受，而且也是人类创造经济价值的动力和 源泉。为此，我们应该在物质的“暴发户”和精神的“侏儒”两个极端层面之间做出适 度的调和与慎重的权衡。
(二)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对抗
人的存在是超越性的，总是要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身来获得生存条件。在人类进化 过程中，伴随着工具的诞生，“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人的主体性也逐渐确 立起来。人在实践活动中，把人以外的一切存在变成自己的活动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 ；人则是支配自己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尤其在近代工业革命和 大机器产业出现之后，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揭示自然的奥秘，并把这种揭示作为“真理 ”，用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主宰自然，并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 这其中暗含了一种极端不对等的现象：过分夸大人的价值，强调自然为“我”所用；完 全抛弃自然的价值，忽视自然存在的本源性、合理性。这显然是把自然当做蹂躏和役使 的对象，于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沦为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或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关系。殊 不知这种以片面强调人的价值、过度强化实践目的的主观性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 往往会陷入功利主义泥潭。以破坏自然价值而达到人的暂时发展，最后只能以制约人的 发展，导致人与自然的两败俱伤为结局。在现存的社会中，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的 自然界、军事化的自然界，不但在生存学的含义上，而且在存在的含义上，缩小了人的 生存环境。现实层面的严峻事实更令人望而生畏：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和人 口爆炸已成为21世纪困扰全球的四大显性危机，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三)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对立
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以中国文化为例，向来以“刚健有为、平和中庸、崇尚道义、经世致用、天人协调” 为基本精神而著称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具有鲜明开放性、竞争性、高效性、独立性的 现代文明面前显露出些许的局促，在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趋势下遇到严峻挑战，表现出“ 义”与“利”观念的冲突，“安贫乐道”与“竞争创新”的冲突，自大自贱与改革开放 、奋发图强的冲突，人治与法治观念的冲突等。高效、便捷的信息促成文化的平面化和 单一化，使时下很少有人再谈及“千字文”、“三字经”，很少有人再追问孔孟礼、老 庄道。相反品尝“快餐文化”、体验“国际遨游”倒成为一种时尚而普遍存在。以往传 统文化的深刻意蕴与现今世俗文化所呈现出的轻描淡写形成强烈的反差。当人们沉湎于 舒适安逸的物质生活时，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悄然陷入窘境。比如安乐死、大脑或心脏死 亡学说之争，成为一直困扰着伦理学界的难题；试管婴儿、人造器官、脏器移植、克隆 人等都与人类的传统道德大相径庭。难怪有人叹言：随着个人隐私的公开化，道德将不 复存在。这也许并非杞人忧天。
2.民族主义与文化全球化的对峙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成长，一种新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正在逼近，其突出特 点就是使不同的文化脉系相互理解、交流甚至融合，形成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但在其 背后，也潜存着各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如“文化殖民主义”、“文化 帝国主义”、“文化一元论”、“文化意识西方化”就是明证。与军事征服相比，文化 同化的侵略性更具威慑力。因经济势力的强弱分野，文化领域中也出现西方强势文化与 东方强势文化之别。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政治权力、科技力量，妄图在思想文化领域统治全球。近年，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 是农作物或工业品，而是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这种对消费文化的一揽 独控，一方面显示出东、西方文化实力相差悬殊，另一方面更深刻地说明文化的多元格 局正在被解构，单调、乏味的文化一元论模式已初具规模。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 正在为全球化浪潮所吞噬，因此，“民族主义”的复兴不可避免地被提上历史日程，形 成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一股强劲潮流。事实上，文化的单一化，不仅不能为全球带来安 定与和谐，它更能导致深重的暴力冲突，与物种的一元化一样可怕。
3.大众文化的泛滥和精英文化的没落
大众文化是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品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它以商品 性、娱乐性、流行性、简单化等丰富的个性带领人们进入快速、多彩、游戏的现代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迎合了“上班族”的口味，它可以缓解激烈竞争社会中人 们高度紧张的情绪，并带来轻松、愉悦的心态。但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商业价值，而 忽视人文价值；注重娱乐游戏而缺乏对生活内蕴的理性思考；突出流行性，而失去创作 个性和示范性。这就造成了文化市场被低级、平庸、世俗的所谓“泡沫文化”所充斥的 局面，进而容易导致人们形成一种逃避现实、掩盖矛盾、追求感官刺激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而精英文化是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包含人类基本的价值和终极关怀 ，以批判的眼光对待现实，具有独创性、想像力和超越性。尽管精英文化内涵深、品位 高，但由于其商业性弱、不适应市场运作，人们对其选择就少，现状自然也比较惨淡。 出现了诸如高雅文化受冷落、人文学科举步维艰、知识分子边缘化等现象。
4.人与自我价值的异化
全球化不仅把每个人变成社会的一员，使其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而且极大 地拓展了人的时空观念和社会历史视野，使人们都成了生活在同一“地球村落”，彼此 之间联系紧密、利害攸关的“村民”。但是，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使人 们在心理上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使人们的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 与人之间关系出现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的状况。同时，全球化所要实现的标准化、规 格化，将可能导致个人独特个性、魅力的隐退和模糊，从而极大缩减人们丰富的社会心 理结构。在人与自身维度上出现一系列价值冲突：角色的倒置，人类敏感于外界事物的 微小变化，由世界的主体变成对弈双方的“棋子”；主体的物化，科技时代在创造各式 各样像“人”一样的机器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批像“机器”一样的人；人的片面化，随 着物性的增长、精神的沦丧，人类越来越失却真正“人”的内涵。
三、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出路
全球范围内的价值悖论与全球化现状形成极大的不和谐，这就迫切需要人类在价值层 面进行慎重抉择，关注价值领域的理论构建，寻求新的生存契机，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一)确立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
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存在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 价值评判和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矛盾，归因于特殊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 。虽然人类迄今为止一直固守着各自所从属的群体或集团的利益，但不能否认，人类共 同利益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友 好往来等。而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使人类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根本利益 获得了某种独立性，这一共同利益既不是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的绝对对立面，也不是它 们的简单附属物。生态危机已把全人类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原因在于“自然界的行为是 没有国界的”[2]。因此，正视价值危机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确立全球合作机制并展 开协同行动，是对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进行维护的紧迫要求。应当承认人类利益的 共同性与人类文化的可通约性，尊重各国人民都应享有的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应从 人类的未来着眼，倡导全球意识、和平思想、宽容原则、克制精神与合作态度，使这种 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制度、局部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当然，树立人类利益观 念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要放弃对危及人类命运的资本主义侵略意识与剥削本性的批 判与揭露。从本质上说，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根源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是批判 意识与建构意识的统一。它不再是一种抽象存在，而是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利益的 现实性客观存在。
(二)普及生态伦理价值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与一部分，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改造自然的活 动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同时，自然既是人生活的环境，又是实践活动的对象。因此，面 对人与自然价值的二律背反，人类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与自责，并对某些文化观念进行 彻底变革。一方面，批判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统治意识，克服人类疯狂膨胀的物质欲望， 否定那种不顾后果与不负责任的生存态度。另一方面，重建人类的价值坐标，建构生态 意识、普及生态伦理，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保障环境和人的和谐发展、共同演进的可 持续性实践方式。其实，这不仅是人类由漠视自然价值走向认可自然价值的过程，也是 人类由片面张扬自身的社会属性走向协调自身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内在关系的过程。
(三)重塑人的生存方式
在整体与个体的共进中重塑人：这就是要以民族国家为中介，在建立相互尊重与追求 和平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之上，向上保障全人类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根本利益，谋求共同 进步，增进全人类的福利和集体安全，向下促进每一个人的健康、福利与个性的实现， 使人在不同层次的人际家园中享有安全和自由。在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中重塑人：这必须 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校正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应当使经济发展与科学文 化、思想道德和社会教育的发展保持恰当的协调关系，使精神文化事业的发展体现理想 性与现实性、高层次与通俗化的关联，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基于此，人就可以为人类共 同命运作出终极关怀，并为自身行为负起责任，这对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