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正统与城市兴衰：古都南京的历史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南京论文,兴衰论文,古都论文,正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3)12-0141-08
近十几年来，在主动或被动的各种情形下，笔者参与了有关南京历史文化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多项课题，如《六朝文化丛书》的写作，《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的点校，《金陵全书》的版本选择与提要撰写，《南京通史·六朝卷》的编撰，南京道路名称以及其他多类地名的规划与命名，南京旅游资源的调查与旅游规划的编制，南京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讲座，等等。在此过程中，围绕古都南京的历史特质问题，笔者逐渐形成了一些总体认识。这些认识或有助于我们考证、讨论、理解具体问题时的参考。今即稍作梳理，希望借此获得对话的机会，并听取批评与建议。
一、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
立足于中国历史与地理的时空，以及中国政治与文化(民族)的立场，古都南京有三点特质值得提出并予重视。
1.南中国的第一古都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连续的文明历史与“纵横一万里”复杂的地理空间。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曾经有两百多处做过都城。这两百多处发展至今，情况当然已经大不相同，或仍为繁华的都会，或已荒草萋萋无人烟。这其中为人称道者，是所谓“五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六大古都”(加上杭州)、“七大古都”(再加上安阳)、“八大古都”(再加上郑州)乃至“九大古都”(再加上大同)的说法。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包括中国古都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是“七大古都”说。
在“七大古都”中，南京排在什么地位？谭其骧师按照建都时间的长短、统治地域的大小两条标准，把“七大古都”分成三个等级。①第一等的大古都是西安、北京和洛阳，它们长期而且连续地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西安建都时间将近1100年，北京建都时间900多年，洛阳建都时间800多年，这些都城所联系的王朝，如周、秦、汉、唐、元、明、清，又是中国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王朝；第二等的大古都是南京和开封，它们曾经是统一王朝的首都，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南京是明初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建都时间450多年，开封建都时间220多年；第三等的大古都是安阳和杭州，安阳建都时间300多年，杭州建都时间200多年，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安阳和杭州只做过地区性政权的首都。如此，南京是中国的第四大古都，排在西安、北京、洛阳之后。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古都”，其实不仅是历史概念，更是现实概念。从现实情况考虑，在城市地位、经济水平、文化素质等等方面，南京超过洛阳，也可以认为超过西安；又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区域，普遍的习惯是以秦岭、汉水(中游)、淮河划分南北，而南京是当然的南方第一的大古都。这样，我们认定的古都南京的地位，可以表述为：从历史的角度说，南京是中国第四大古都；考虑到现实的因素，是中国第二大古都，中国现在称“京”的城市，也只有北京与南京；而就地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来说，南京是南中国最大的都城、第一的古都。
2.进取而非偏安之都
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历来的倾向性观点，是认南京为偏安之都的。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著《中国地理大势论》指出：
历代帝王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而其据于此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薰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隽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慨。
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其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薰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②
其实，“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的建都南京的王朝，大多原非不求进取的“苟安旦夕者也”。如《晋书·王导传》所载咸和四年(329)事曰：
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③
按这次迁都之议的背景，在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叛乱，造成建康满目疮痍，“宗庙宫室并为灰烬”。而若果真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或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则属深僻内地、“示弱”于“北寇”后赵的举动，认之为偏安可矣。然而，不仅东晋一朝百余年始终都于建康，前此之孙吴、后此之南朝，以及再后之南唐，这些所谓的“偏安王朝”，皆以并不“示弱”的南京为都。④如此，南京就亦非偏安之都了。
改变南京乃是偏安之都的成见，关键还在理解南京并不利于“偏安”的疆域位置。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中的分析：
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⑤
落实到六朝时代以及南唐立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南京都属这样的军事地理的前沿地带。以守国言，孙吴、陈朝多守江，东晋至梁以及南唐多守淮。守江时代，南京自为经常“胡马临江”的兵冲要地，而守淮时代，南京亦属前沿并不宽深的防御重镇。又南京所受威胁，还有来自上游敌对势力的顺江而下。如此，分裂时代定都南京的王朝，总体仍属不愿“窜于蛮越”而宁愿承受军事压力、甚至“乘间攻取，则亦不惮用兵”⑥的进取王朝。至于进取抑或防守的战略选择，或者防守多于进取的历史事实，那是因时而异、视乎内外形势而定的，所谓“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史策所载，皆可知矣”⑦，故不足以据此判定其王朝是进取王朝还是偏安王朝。
3.华夏(汉族)正统之都
如上所述，就分裂时代定都南京的王朝言，衡以王朝本身的疆域范围与对立政权的争战形势，南京实当军事地理的前沿地带。而所以如此履危冒险的缘故，联系着相关王朝的正统地位与正统追求。
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北方五都，南方两都。北方五都，无一例外地都做过胡族(非汉民族)政权的都城，尤其北京，可以认为没有非汉民族的建都，就不能成就北京的都城地位与古都地位；南方两都，吴越都于杭州姑且不论，南宋表示不忘恢复、称为“行在”的都城临安府，则确为北据淮河与长江“重江之险”以及太湖水网地带、东有海上逃路、全取畏敌的保守之势、“窜于蛮越”的偏安之都。至于或守或攻、并不偏安的南京，无论分裂时代还是统一时代，建都者皆为华夏(汉族)政权，古都南京的正统性质也就因此而定。
何谓正统？欧阳修《正统论》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⑧正统在统一时代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分裂割据之世，争夺正统则是普遍现象。谁为正统，各别政权各有理由，而地理上的拥据中原、文化(民族)上的华夏传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皇位继承或禅让的资格，往往成为各别政权最重要的“正统”依据。⑨
然则以上述的认识为前提，对照建都南京的王朝，其始终拥有的正统依据是华夏传统文化，孙吴以外的王朝都曾拥有的正统依据是皇位继承或禅让的资格⑩，大明与“中华民国”以外的王朝都不曾拥有的是地理方面的正统依据。这样，为了弥补地理正统的缺憾，就必须建都于较前沿甚至很前沿的南京，既不示人以弱，更示天下以恢复地理正统的决心，又不仅显示恢复的决心，也需适时显示恢复的行动，此即所谓的北伐。(11)北伐最重要的指向，则是“居天下之正”、位天下之中的洛阳。如以东晋南朝为例，既屡次北伐，也多次收复洛阳，而一旦北伐收复了洛阳，就会引发北伐主帅与建康朝廷之间以及建康朝野之间有关迁都洛阳之议，主迁的一派总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冠冕万国，朝宗四海”之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说，主留的一派之时机尚未成熟云云，总有勉强之感。(12)而在这种种的迁都之议中，分裂时代建都南京的王朝之缺乏地理正统的问题，也是显露无遗。
然而分裂时代的都城南京，毕竟大多拥有华夏文化与皇位继承的正统，这样的正统资格，不仅明确了南京王朝的天命所在与合法地位，而且关系到了军事形势与民心向背。如南宋李焘云：
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故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13)
又《资治通鉴》记前秦苻融谏苻坚曰：
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14)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虽然南北分裂、各朝都有不同的理由自认正统，但时人一般的观念是：尽管五胡、拓跋魏入主中原，但“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15)；反之，晋自元帝渡江，“虽僻陋吴越，乃正朔所承”(16)，即在正统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这种优势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晋南朝的军事劣势，进而延续了东晋南朝的国祚民心与建康的都城命运。
南京之国祚民心与都城命运的延续，又奠定了南京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古都的特殊地位。要而言之，南京为汉人心目中永远的都城，也是事功业绩值得汉人长久追忆的都城。如当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退守南方、定都南京的汉人政权，既是华夏(汉族)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北方非汉民族政权，使其在“汉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现实存在的鲜活样板或者完整模本；(17)又如以“反元复宋”为目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的朱元璋，以“反清复明”为目标，同样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8)为号召，尊称朱元璋为“我太祖”、“我高皇帝”的孙文，正是在“龙蟠虎踞，宅是旧都”的“郁郁金陵”，完成了“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的丰功伟业。(19)按在民族情绪非常强烈并且发挥广泛影响的宋元鼎革之际、元明鼎革之际、明清鼎革之际以及清与民国鼎革之际，“纯正”的汉人之都南京所承担的这种民族光复使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讳言的客观现象。进而言之，这座汉人故都的诸多往事，如王导新亭愀然变色、谢安东山弈棋破秦、刘裕气吞万里如虎、杨邦乂剖心就义、方孝孺十族蒙难、郑和七下西洋、李香君桃花扇传奇等等，又总是在国运衰弱、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时刻，为史家放大渲染，为文人重新书写，为大众深切缅怀，从而发挥出或警醒或激励或鼓舞的现实作用，而南京也因此成为一座具备鲜明政治记忆、民族象征、文化标志意义的古都。
二、兴衰起伏的古都之具象与意象
上面从历史中国的时空以及政治、文化(民族)背景，指出南京为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以下缩小到南京本身以论其特质，则关键在于兴衰起伏的古都之具象与意象。
所谓“具象”，是指一些物质的东西，如城市中的各类建筑；所谓“意象”，则指历史记忆、文学书写、名称变迁等等呈现的面貌，相对于物质的具象，意象所建构出的城市，往往更为后世认可、更为大众熟知。举例来说，在“金陵怀古”母题中，最负盛名乃至成为南京历史画龙点睛之笔的诗作，当推中唐“诗豪”刘禹锡《金陵五题》之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20)又《金陵五题》之一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也是脍炙人口。然而较少为人琢磨者，是刘禹锡在宝历年间和州刺史任上(825-826年)创作《金陵五题》时，并未到过南京，所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21)，以此诗中所写，皆为意中虚景。就文学创作说，虚景藏情，较之按实平铺直叙，更能包孕诗人的主观情思和审美理想；而就历史事实言，这无疑反映了沧桑、寂寞的意象已经成为唐代文人——无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南京——对于六朝故都的共同认识。若再梳理历史记忆、文学书写、名称变迁中的南京，可知沧桑寂寞、兴衰起伏，既是已近凝固、难以改变的南京意象，这样的意象，又与屡遭损毁的南京城市的具象互为印证。
兴衰起伏的南京之具象与意象，表现在诸多人所共知但或未集中概括的方面。
1.城市建筑的屡遭损毁
在南京将近2500年的城市史上(22)，由于内乱更由于外患，曾经六遭毁城，这样的城市命运，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可谓最为悲惨。按六次毁城分别发生在东晋咸和二年到三年(328-329)苏峻叛乱期间，梁太清二年到侯景太始二年(548-552)侯景叛乱期间，陈祯明三年(589)隋朝灭陈以后，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撤离之时，清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1853-1864)太平天国定都与湘军攻取期间，以及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其中尤为致命者为第三次毁城与第五次毁城。因为隋文帝杨坚下诏将南京“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23)，惟蒋州治石头城，于是六朝名都化为一片丘墟，它使得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时至今日，除了郊外那孤独的南朝石刻，竟然再也无处寻觅六朝地面旧迹；因为太平天国拆用明故宫和众多庙宇的材料，以建设天王府及其他众多王府，因为太平天国“天京内讧”中北王韦昌辉炸毁明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因为曾国荃湘军的洗劫与焚烧，又使得那些历朝历代幸存下来的建筑与文物古迹，几乎扫地以尽，乃至1865年李鸿章发出这样的哀叹：“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著手。……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24)于是，西晋左思《吴都赋》中的壮丽辞藻、繁华铺陈，成了后世文人怀古的资源，1599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见秀丽雄伟的南京，成了历史学者缅怀的绝响(25)，而六朝的精神、唐朝与南唐的文学、明朝的城墙与陵墓、民国的建筑与道路，成了这座“六朝如梦鸟空啼”的古都留与今人的残存的荣耀。
2.城市称谓的褒贬变迁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沉浮与行政建置的轻重，伴随着辉煌的成功与没落的屈辱，南京历代称谓有时大气磅礴，有时低迷沉沦。大气磅礴的褒义称谓，如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帝改金陵邑为秣陵县(26)，212年孙权改秣陵而称建业，1329年元文宗改建康路而称集庆路，1356年至1368年的应天府，1368年至1378年的南京、应天府，1378年至1420年的京师、应天府，1420年以后的南京、应天府，1853年至1864年的天京，这些称谓所对应的城市，或为半壁江山的王朝首都，或为天下一统的帝国京城，又或为东南形胜之地、潜邸龙兴之所、民变政权之都。至于低迷沉沦的贬义称谓，南京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应该是最多的。其中，明显含有贬义的称谓，如西晋灭吴后的改建业为建邺(27)，取代了淮水的秦淮(28)，唐朝初年(620年到625年间，633年到635年间)的归化；相对含有贬义的称谓，如281年、1645年、1864年三次起用的江宁(县、府)，1645年满清的改南京为江南省；又可能含有贬义的称谓，如镇压王气的“金陵”。(29)这些或褒或贬的称谓，承载着南京地位的起伏不定，浓缩着南京历史的沧桑岁月。(30)
3.南京与扬州的地位比较
在南京地位下降的时候，相应的地域也就是长江下游必须有座中心城市取代南京，这就是扬州。扬州地位的变迁往往与南京恰成对比，即南京地位下降的时候，扬州地位上升，南京地位上升的时候，扬州地位相对下降。以南京地位最为低落的隋唐为例，隋平陈后，扬州设置扬州总管府，管辖州数冠全国之首(44州)，任职者则为皇子(杨俊、杨广、杨暕)；及至唐代，所谓“扬一益二”，即拥有长江、漕河之利的扬州之繁华为“天下第一”，成都第二。(31)明了这点，则明清一些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南京人不喜欢扬州人的文化现象，当能得到解释。
4.文学书写中的南京
相对说来，最能体现南京城市意象、广为人知且久为人知者，当数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南京。这样的南京既是“钟阜龙盘，石头虎踞”(32)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齐谢朓)，更是文人墨客凭吊怀古的“圣地”。从庾信的赋，到李白、刘禹锡、杜牧、许浑、韦庄的诗，从李煜、王安石、苏轼、周邦彦、白朴、汪元量、萨都剌的词，到孔尚任的曲，隋唐以降的南京之历代文学的味道或者基调，一脉相承、执着书写着的，是与繁华对比的衰落，因兴废而生的感慨。比如直到清代，郑燮的《六朝》诗仍在叹说：“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33)；甚至直到近代，朱自清的《南京》文仍在感慨：“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34)然则这样的文学书写所导致的结果是，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最为悲情、最为忧愁的古都，其意象甚至具象已经定格，而被不断吟咏的这种定格，甚至造成了审美疲劳般的“厌倦”。进之，缘于这种定格，有些极端的文学研究者如宇文所安甚至认为：
我们的兴趣更多地在于(金陵)这座城市的一种情绪和一种诗的意象的构成，一种构成这座城市被看方式的地点、意象和言辞的表层之物。
一个地方主要是通过文本以它们程式化的意象而被知晓、被记住并成为值得追忆的。……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是由文本而非直接由事件构成的。文本中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选择和强有力的意象构成了对后来的时代而言的历史。……这使历史学家的努力化为乌有。(35)
换言之，宇文所安认为是文学意象而非历史事件构成了南京“对后来的时代而言的历史”。对此，我们虽然并不认同，但南京城市的“被意象化”，即这是一座奢华、颓靡、逸乐与苍凉、破败、毁灭有机结合的城市，仍是对这座城市的恰当表达。(36)甚至可以认为，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这样意象化的表达，尚无出南京之右者。
当然，“历史学家的努力”重点不在南京“被意象化”的过程，而在由事件、人物、地理空间、社会背景等等构成的南京的具象，以及深层的具象与表层的意象之间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理解意象，也才能解释具象。(37)
比如六朝都城的城市建设，不同的朝代其实各具重点。孙吴建业重在水道的改造，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及与淮水(秦淮河)、后湖(玄武湖)的连通，联系着孙吴的以水军立国；东晋皇统与执政的大族来自北方，故此建康都城尤其宫殿门署名称多仿魏晋洛阳，以示文化的正统，而并不偏安的地理位置与北强南弱的军事形势，又使都城防御体系(如白石垒、新亭垒、药园垒、石头城、秦淮浮航等)的建构颇显重要；南朝建康大肆营造宫室苑囿、陵墓佛寺，则离不开江南经济发展与国家财力积累的基础。(38)至于拓跋北魏洛阳都城的营建后来又受到了汉族南朝建康都城的影响(39)，仍与入主中原的胡族政权弥补文化正统的心理追求有关。
比如盖因南京政治地位的升降浮沉太过悬殊，城市面貌繁华与衰落的对比太过强烈，才孕育出乃至催生出诸多传诵千古的“金陵怀古”文学作品，这既是南京历史的大不幸，也是南京文学的大幸，而这样的大不幸与大幸，又可谓集中诠释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40)的历史现象与文学规律。
比如南京历史的大不幸，决定于长久以来无法改变的中国历史的大局，即中国内地农耕区域社会经常出现南北分裂状态，南京又是南中国最适合建都的地方，南北分裂的结果，则基本上都是北方征服了南方(41)，于是南京城市的兴衰规律与政治命运因此而定：南北分裂时代，南京不失为具有进取之志的华夏正统之都；而统一时代，南京没有例外地受到打压甚至损毁，北方政权不喜欢这座常出“天子”的城市。所以说，南京是成也“金陵王气”、败也“金陵王气”的城市，是国家统一则地位下降、衰落萧条而南北分裂则地位上升、繁荣兴盛的城市，是一座历史过程非常诡异、政治地位相当尴尬的城市。
然则历史南京之大不幸与大幸的交织、衰落与兴盛的变迁，又将南京锻造成一座坚韧而伟大的城市。南京的坚韧在其屡仆屡起，南京的伟大在其军事上的被征服与文化上的反征服。被征服，使南京是座沧桑、起伏、极易引发文人感怀的城市；反征服，又使南京是座深刻、警励、往往促使史家思考的城市。
综上所述，南京是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是具象与意象皆呈现出兴衰起伏特点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这样的南京的理解与研究，历史学家不能缺席，“历史学家的努力”也不会“化为乌有”。
那么，目前亟待开展的“历史学家的努力”，究竟方向何在呢？笔者以为，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南京的具象与意象、政治与文学、社会与生活以及城市功能分区(42)等等的理解与研究，都离不开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复原作业。此诚如伊原弘所指出的：
对历史上都市形态的复原属于都市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都市这一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极具复杂性的存在事物及其形态之考察，若缺乏对历史上的相关形态的复原作业，根本无法展开研究。
都市研究的基础在于构造解读。……对复原作业而言，地图、良好地保存原有都市面貌十分必要。(43)
就伊原弘的“宋代建康府复原作业”言，所谓“地图”，主要指的是南宋《景定建康志》、元《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至于他的“作为复原基础的南京的道路、水路、桥梁、地名等虽有变迁，但其基本点并未发生改变”的认知，则笔者颇感困惑，因为起码从历史地理的学科立场出发，上起六朝、下迄民国的南京城市，这些复原作业的地理坐标，不仅有所缺失或者多有变迁，而且往往故迹难寻或者难以准确定位，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良好地保存原有都市面貌”这个“必要”条件的，而这个条件的缺乏，又导致了古今对照式地解读宋元与明清甚至民国南京古旧地图的艰难。如此，汇编《南京古旧地图集》特别是编绘《南京历史地图集》，以求寻找、汇集、定位初始阶段与移位甚至错位以后的“道路、水路、桥梁、地名”等等地标，进之力求复原各别时期南京城市的形态与构造，应该是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广泛、而且目前亟待开展的首要工作。(44)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已经具备的条件，诸如南京历史文献超大规模的整理出版(45)，南京城市考古成果的大量涌现(46)，南京史前环境、古今河道、历史气候、地名变迁的研究积累(47)，以及南京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于南京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的重视，已经使得汇编《南京古旧地图集》、编绘《南京历史地图集》越来越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
①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全编》，第三册，(上海)广益书局1948年版，第100—101、118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751页。
④以上各朝中，惟229年四月到九月，265年九月到266年十二月(相当于267年1月)，孙吴曾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552年十一月到554年十一月，梁元帝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961年二月到六月，南唐国主李璟都南昌府(今江西南昌市)。按孙吴都武昌，意在捍御上流、对抗蜀汉，乃为进取之势；梁元帝都江陵，“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阳，岳阳(王詧)有复仇之志，(西魏)宇文有启疆之思”([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二年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5104页)，可见形势更称危急；又李璟既迁南昌，“群下皆思归，国主亦悔迁，北望金陵，郁郁不乐。……复议东迁，未及行”而崩([南宋]陆游撰，胡阿祥、胡箫白点校：《南唐书·李璟本纪》，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⑤[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9页。
⑥[南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一，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此由东晋南朝的历次北伐即可见一斑。
⑦(13)《六朝通鉴博议》卷一，第155、155—156页。
⑧[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精要》第十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1—72页。
⑨如北魏之以正统自居者，一则强调鲜卑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这是民族上的理由；二则立都洛阳，居于中土，这是地理上的理由；三则北魏接受并发扬了传统文化，这是文化上的理由。在这三条理由中，民族理由是扯不清的一笔糊涂账；地理理由显得十分充足，以致北魏敢理直气壮地斥南朝为“南伪”；文化理由起初虽然薄弱，而当孝文帝厉行汉化后，华夏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北魏确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详见胡阿祥《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
⑩孙吴虽然“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但诚如[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十、第267页所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以此，孙吴通过与蜀汉缔结同盟，以忝汉统。又徐知诰(李昪)既接受吴帝杨溥的“禅让”，又自称唐室后裔，“既举大号，欲纂唐绪，故改国号为唐”(《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晋天福二年胡注，第9182页)，是为南唐的正统依据所在。
(11)在中国历史上，正统观念与正统实践的影响至为深广，如魏晋南北朝时代，正统问题即广泛深远地作用于各别政权、各别民族之德运、名号、择都、征伐、移民、族源、姓氏、政区(如遥领、虚封、侨置)等等方面。
(12)胡阿祥：《“天下之中”及其正统意义》，《文史知识》 2010年第11期。
(14)《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晋太元七年，第3304页。
(15)(16)《晋书》，第2961、2933页。
(17)按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因为处身汉人的民族环境、农耕的经济环境、儒家的文化环境中，故其“汉化”，便是一个“入乡随俗”、或快或慢、但却不可逆转的过程。详见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漫谈》，《中学历史教学》2009年第3期。
(18)1895年2月，兴中会设总部于香港，入会誓词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9)详1912年2月15日以孙文名义发表的《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97页。顺带提及，今人习称的“孙中山”，缘于“中山樵”，而“中山樵”只是孙文流亡日本时的化名，孙文在日本的化名，此前尚有“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在这里，“中山”自为日本姓氏，而且是在日本排名很前的大姓。故从孙文之“中国人”的身份以及“名从其主”的原则出发，当称“孙文”。那么“孙中山”的称呼又是从何而来呢？1903年黄中黄(章士钊)编译日本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中记录的孙文事迹、言论，并加入评论，成书《孙逸仙》。由于章士钊当时的日文底子较为薄弱，在加写的一段评论中，误将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两个姓连缀，写成了“孙中山”；面对友人王侃叔“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的指责，章士钊无言以对、只得认错，并于1906年再版时改正为“孙逸仙”。详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又与南京历史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在多数场合下当称“蒋中正”(“中正”为不褒不贬的名，“介石”则为尊称使用的字)，“郑成功”在多数场合下当称本来的姓名“郑森”或者后改的姓名“朱成功”，详见胡阿祥《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1页。
(20)名随诗行，地缘诗重，因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乌衣巷地名及其蕴涵的历史、文化，在今日的南京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与认知度，如2004年“南京十佳老地名”之社会评选中，象征南京历史沧桑的乌衣巷名列第一。其他九条老地名为龙蟠里、虎踞关(象征地理形胜)，桃叶渡、长干里、莫愁路(象征性情浪漫)，夫子庙(象征市井百态)，成贤街(象征人文雅致)，朝天宫、孝陵卫(象征京都大气)。又就这十条老地名的产生时间(专名部分)与空间位置看，六朝五条、明朝三条，城南八条，这样的时空分布，显示了南京的城市记忆主要在确立历史地位的六朝、奠定城市规模的明朝与保存文化传统的城南。然则地名作为真实而且珍贵的文献资料，鲜活而且广泛的文化符号，由此可见。详见胡阿祥《话说“南京十佳老地名”》，《中国地名》2006年第1、2期。
(21)[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9—310页。按《金陵五题》的另外三首为《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
(22)南京城市史的开端，为公元前472年越国大臣范蠡筑城于今中华门与雨花路之间、长干桥西南一带的高地。该城在南京地方文献中，习称“越城”或“越台”，其范围据推测约有六万平方米。
(23)《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九年，第5516页。又[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876页：“平陈，诏并平荡耕垦。”
(24)[清]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8页。
(25)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是这样描述与评说南京的：“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6—287页。
(26)按“秣陵”意蕴深远，与“秦”国号取义近同：“秦”为养马的草谷，秦人祖先以养马得以立国，故定国号为“秦”；“秣”则牲口的饲料，秣陵自为秦帝国看中的东南形胜。详见胡阿祥《嬴秦国号考说——兼说秦置秣陵无贬义》，《学海》2003年第2期。
(27)280年西晋灭吴，改建业为秣陵。282年，西晋分淮水(今秦淮河)以南为秣陵，淮水以北为建邺。
(28)“秦淮”古称“淮水”。及至南朝，多称“淮水”，偶称“秦淮”。唐时，“秦淮”逐渐取代“淮水”。此后，“秦淮”成为主要称谓，“淮水”渐成历史旧称。如所周知，秦淮得名于民间传说。相传秦始皇帝嬴政东巡经过此地，听信望气术士之言，凿方山，断长垄，开挖淮水与长江相通，以泄金陵王气，并改名为秦淮。其实，淮水本为自然河道，其拓宽与疏浚也主要是在六朝时期，与秦始皇帝无关。而秦始皇帝开河泄气之说特别是此说的流行，显然与东晋南朝建康贵为京都、隋唐地位一落千丈的强烈对比有关。正是在这样一盛一衰的巨大刺激下，民间广泛流行起了这样的说法，即把南京衰落的根源算到秦始皇帝的头上，因为王气被泄了，所以南京才败落了，而这未始不失为一种心理安慰或者自我解嘲。
(29)金陵邑为公元前333年前后楚威王熊商始置，约当今清凉山北、四望山南一带，是今天南京城区内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政区。“金陵”一名的由来，向来有三种说法。一说“因山立号”。南京东郊的钟山，因为山体页岩呈泛紫金之色，古名金陵山；楚威王所建的金陵邑，东向正对着金陵山，故因山名邑。一说“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华阳金坛之陵”为茅山山脉延续，其地产金，故金陵邑是取相邻地名为名。再有一说为“楚威王埋金”。据传楚威王以此地形势险要、包孕王气，故在钟山与幕府山一带埋金以镇压与销歇王气，于是钟山称金陵山，幕府山西麓称金陵岗，所建城邑称金陵邑。以上三说，比较来看，“因山立号”说学理稍顺，“楚威王埋金”说则盛传于民间。联系前述的“秦淮”得名于秦始皇帝泄王气的传说，则东汉末年出现的“金陵王气”说，可能是孙权为了建都南京而进行的舆论宣传。通过这样的宣传，能为孙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强化其政权的地位。然而，定格在这种宣传中的“金陵”，因与镇压王气有关，毕竟就显得不大吉利。
(30)有关南京贬义称谓的考证，详见胡阿祥《含有贬义的南京历代称谓》，《南京行政区划与地名》2008年第4期。
(31)详见谢元鲁《论“扬一益二”》，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2)[南宋]张敦颐撰、张忱石点校《六朝事迹编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二“形势门·石城”、第35页：“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又“形势门·钟阜”、第34页：“诸葛亮尝至京，观秣陵山阜，云‘钟山龙盘’。”又[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一五六引《吴录》、第758页：“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按东汉末年赤壁之战(208)前，诸葛亮会见孙权的地点是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而非京(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所以诸葛亮没有到过秣陵，发出如此感叹的可能性也不大。又据[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之《吴书·张纮传》裴注引《江表传》、第1246页，建安十五年(210)，“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孙)权都之。”如此，“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为刘备所说的可能性更大。
(33)[清]郑燮撰、华耀祥笺注：《郑板桥诗词笺注》，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24页。
(34)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35)[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地·金陵怀古》，收入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40页。
(36)参见胡箫白《“莫愁”记忆空间的营造与南京城市认同的形成》，待刊稿。
(37)[美]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章“城市与文本”、第4页中提出了“城市环状结构”的概念，“最里面的一环追述城市的历史，……外面的一环涉及那些城市被表现/描绘(represented)的方式；中间作为连接的一环则考察各种文学和城市运动。”如此，关于城市意象的理解属于“外面的一环”，城市具象的解释则属“最里面的一环”。
(38)参见蒋赞初《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姚亦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
(39)参见刘淑芬《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收入《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67—191页。
(40)[清]赵翼撰、胡忆肖选注：《赵翼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41)中国追求统一的传统孕成于北方农耕文化土壤，长久以来中国政治与军事的主话语权也在北方，这种北方强势而南方弱势的情形，直到朱元璋以降才有所改变，由于南方的经济力量胜过北方，于是南方政治上有时也胜过北方。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42)自然形成或者人为规划的南京城市功能分区的典型情形，如[明]顾起元撰《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卷一“风俗”条、第26—27页描述“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即把大明南都划分为皇城附近的政治区、秦淮两岸的官绅区、大中桥与水西门之间的商业区、城北的学校军卫区四片，以及上元在乡地、江宁在乡地。此后，给予南京城市“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之面貌以最大影响者，则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制定并部分实施的《首都计划》。
(43)[日]伊原弘：《宋元时期的南京城——关于宋代建康府复原作业过程之研究》，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0—111页。
(44)笔者有关汇编《南京古旧地图集》、编绘《南京历史地图集》的倡议，详见胡阿祥《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平议——附及南京历史地图的编绘》，收入《蒋赞初先生八十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403页。
(45)如南京出版社牵头的《金陵全书》项目，定位为1949年以前的“南京历代地方文献总汇”。该项目启动于2009年12月，计划出版约400册，每册约800页，基本采用原大影印出版，分“甲编方志类”、“乙编史料类”、“丙编档案类”。至2013年2月，已出版整100册。
(46)如本世纪以来六朝建康城市考古取得的进展。相关成果，以王志高、张学锋、卢海鸣、贺云翱、祁海宁等学者的论著为代表。
(47)这方面的成果，以朱诚、石尚群、施和金、郭黎安、姚亦锋、陈刚、胡阿祥等学者的论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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