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年中论文,冲突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沿着两条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969年春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注：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注：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比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稍早一些，当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A·叶扎维金的回忆及冈察洛夫和乌索夫所写的前言和评述已经发表，他们在其论著中强调，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边界冲突中“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边界冲突“拉拢同莫斯科对抗的主要西方国家”。（注：A·叶扎维金：《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认真比较上述不同的观点，便会发现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疑问，它们包括：从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中国外交战略及其支配下的对苏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何时，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是因为中国要调整外交战略而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还是边界冲突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后果是否有某种预见，包括是否预见到苏联会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美国将会如何利用这种形势？本文的目的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要解释上述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否则便很难解释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动机。
一、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边倒”向苏联阵营便是中国外交居首位的原则。在这项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是整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这其中曾有过调整或波动，但格局基本上是固定的。至50年代末期，中苏同盟开始出现裂痕，但不论其原因是什么，该由哪一方负责任，中国仍然对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抱有希望。直到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以前，中苏两党间的关系作为维系中苏同盟的重要纽带，虽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毕竟还没有彻底断裂。（注：关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目的与结果，可参阅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即使是在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以后，共同反对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干涉的战略需要，仍在维持两国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64年8月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中国总的态度是冻结边界争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并未在此问题上大作文章。1965年2月，毛泽东会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47页；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88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基石的中苏同盟已经基本瓦解，中国在客观上陷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中。用后来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有一些道理，却并不很准确。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总的说来，还是试图稳住中苏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正如1966年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会议上所说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矛头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企图独霸世界，是美国为主，苏联则是美国的帮凶。（注：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1965年2月毛泽东会见柯西金及周恩来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6点建议，均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处理中苏关系的基本思路。他们在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措词尖锐激烈，但仍然试图将这场争论界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党之间的问题，并指望论战不要损害或不要严重损害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至少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和行得通的。（注：前引王永钦文，第121页。）
决定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形势的两个基本的观念。
首先，不论是从世界革命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国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早在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便断定，美国的扩张既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遏制。（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1196页。）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心参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即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不利的。”（注：《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页。）这种观念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在支持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反对美国的斗争，不论其以何种方式进行。
进一步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扩张还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自从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炫耀武力，组织军事同盟，致使中国的周边地区经常出现紧张局势。从近代中国历史上看，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居心叵测的大国如此接近中国，中国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那时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后撤，中国就一定会保持对抗的立场。
1964年4月，美国政府通过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新任首席代表布莱克·西博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如北越不停止在南方的军事行动，美国将对越南实行海空打击，直至北越就范。（注：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美国扩大战争的威胁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注：鲁礼华和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战略评析》，《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3期。）7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时再次说明，中国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注：毛泽东与越南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12日）。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军随后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的目标，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显然是受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影响，毛泽东在当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认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注：前引鲁礼华、郭冰文，第38页。）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前面，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注：前引鲁礼华、郭冰文，第43页。）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当年制订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规定，要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早打出发来制订三五计划。
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有向北越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因为美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无长远打算。他们甚至希望北越保持谨慎，在此重要时刻不给美国扩大战争的借口。（注：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1964年10月5日），《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6页。）显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对北越的海空攻击视为是一种军事压力，而不是蓄意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战争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国在如此邻近中国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根据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断定，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行动，至少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争取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是“美苏勾结”。在50年代引起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苏联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论中国党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都使中国领导人对大国之间的妥协抱着高度的警惕。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教训之一便是，大国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弱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当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时，苏联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必定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断送各国革命的前途为代价。所以要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大谈“戴维营精神”，便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后，毛泽东便决定，拒绝在对美政策上与苏联协调行动。（注：前引余湛文，第86页。）1963年7月25日，中苏在莫斯科举行高层领导人会谈时，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苏联企图与美、英国家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两党高层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它想与美、英一起“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95页。）
1964年夏季，北越领导人为了阻止美国扩大战争，曾表示有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当时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尝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注：毛泽东同范文同、黄文欢的谈话（1964年10月5日）。大约从1965年春起，中国开始对北越与美国谈判持反对态度。造成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主要同美国的政策有关。（注：可参阅Qiang Zhai,Beijing and the VietnamPeace Talks,1965-1968,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 No.18,June 1997.）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反复谈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如何对美国妥协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这时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半途而废”。（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1页。）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言词激烈，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美国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这种基本看法使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在边界问题上，总地说来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断定那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对苏联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包括处理边界纠纷，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注：前引李凤林文，第287页。）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警戒，作好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注：前引徐焰文，第5页；李可和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这些文章还指出，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2月19日获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批准。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是，该作战方案实际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批准。（注：前引徐焰文，第6页；前引李可和郝生章书，第319-320页；前引李丹慧文，第47页。）
在这里进一步分析中国军事计划的特点产生的背景是有意义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苏军日益频繁地挑起边界争端的反应。根据中国当时的报道，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注：《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这一数字即使是被夸大了，也是相当可观的。1966年以后，苏军加强了在乌苏里边界一带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恶劣，的确是令人发指的。叶利扎维金的回忆解释了苏军在边界地区采取行动的动机，即1966年间，苏联驻华使馆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1967年还进一步报告说，中国已经决定在一系列江心岛上将苏方挤走的方针，故应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注：前引叶利扎维金文，第64页。）即便叶利扎维金对苏军行动意图的解释是真实的，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做出同样的理解。
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于1969年1月中旬制订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并于2月获批准，同1-2月苏军在珍宝岛的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从1968年冬季起，珍宝岛成为中苏边界争端的焦点，事态日趋严重。如在1月23日的纠纷中，中国军人有28人被苏军用棍棒殴伤，部分武器被抢。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鸣枪的事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才决定进行反击。需要指出的是，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但最近有间接的资料证明，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3月2日会发生军事冲突。（注：前引王永钦文，第119页。）
另一方面，不论是从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看，还是从中国军队反击的规模看，都很难断定，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包括着战略意图，或是为了“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次冲突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很有可能如徐焰所说，是“一次虽预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的遭遇战”。（注：前引徐焰文，第7页。）确切地说，中国军队在珍宝岛进行的是一次目标相当有限的边界战斗，是对苏军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当然，不能否认这一行动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其国内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炽热的反苏气氛。
之所以要说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是因为它与此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领导人试图在边界冲突中追求有限的目标，以致于他们对苏联的反应总的说来准备不足。这是导致他们高估战争危险，并进而调整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
珍宝岛事件发生直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决策层并不认为军事冲突会扩大。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证据看，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冲突在苏联方面并不是有预谋的。3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还不能说中苏军事冲突会扩大，“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5页。）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他认为珍宝岛事件是突发事件，苏联高层事先并不知情，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甚至不同意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过多地谈论中苏边界冲突。（注：前引王永钦文，第119页。）此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已准备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指示周恩来“准备外交谈判”（注：前引王永钦文，第11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页。）九大期间，毛泽东曾于4月14日就孙玉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发表谈话，其主要内容不是要备战，而是强调突出政治和精神作用。（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对于这期间苏军的调动，中国领导人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0页。）
九大甫一结束，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336页。）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修”，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国界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随即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365-367页。）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并未在战争的紧迫性和苏联威胁等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其突出的表现是由周恩来推动并精心安排的陈毅等四人小组，在同一时期得出了与毛泽东不一致的结论。由四人小组讨论国际形势最初是毛泽东本人的建议。该小组于5月开始讨论国际问题，则是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四人小组的研究结果却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者是他们也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相异者是他们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注：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的报告于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负责人。6月3日，瑞典驻华大使曾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威胁更大，周的回答是有保留的，他认为“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1页。）
9月初，很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不允许地方报刊再宣传“要准备打仗”和“一切为了打仗”等口号。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前曾指出，苏联挑起边界冲突是为了转移苏联人民的视线，为其国内困难找出路。（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他在与柯西金会谈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苏政府这种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中国应争取缓和边界局势，促进边界谈判。（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1页。）四人小组显然赞成周恩来的主张，也认为柯西金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注：前引熊向晖书，第195-196页。朱德也认为目前不存在战争危险，见纪学：《朱德和康克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9月14日，周恩来着手准备中苏谈判。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该信提出了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具体措施（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2-464页。）。所有这些安排肯定是经毛泽东同意后进行的，问题在于他即使同意周恩来的安排，也未必相信形势在趋向缓和。意味深长的是，9月17日，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国庆20周年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此后中国的战备宣传再次升温。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准备打仗是新的战略部署，要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页；前引王永钦文，第124页。）国庆节期间，中国领导人相继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历来反映中共中央重要决策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也突出强调了要战备。随着宣传的白热化，中国的战备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其标志是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作为战备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从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时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这种担忧最初很可能来自毛泽东，而且领导人疏散也很可能是毛泽东想法，对此周恩来也未提出疑义。至于四人小组，据熊向晖回忆，他们在被疏散前曾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战备措施，以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再讨论国际问题了。（注：前引熊向晖书，第192、199页。）至此可以说中国高层决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且目前存在着苏联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中国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看法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认为是偶发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因此而进行全面备战。这种变化产生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东段的冲突向西段扩散，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其中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恐吓。苏联的行动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极度的警惕和紧张在情理之中。（注：叶利扎维金在他的文章中说，苏联所有的口头威胁都是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放弃在边界地区制造紧张的政策，见前引叶利扎维金文。苏联外交官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方曾有意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在了解到美国反对苏联那样做以后，才予以放弃。苏共政治局最后采取了折中的政策，即施加军事压力，包括进行核威胁；见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其次，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和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注：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的谈话（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此外他还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4年后，也该有战争了。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不过毛泽东最初对中苏边界形势的判断应该说是就事论事的，否则中共中央也不会批准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以致于引火烧身。是苏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触动了毛泽东本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致使他担心边界冲突会导致苏联大规模的入侵，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前奏。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那种关于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他未必不会像周恩来、陈毅等人那样，对形势作出较为现实的估计。而真正的不幸在于，绝大多数人认可了毛泽东的观点。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要解释本文开始提出的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苏边界冲突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在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为调整中美关系服务？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前及其当选前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85页。）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予以批判的同时，应全文转载。有论著暗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在大范围内传播尼克松就对华政策发出的信息。（注：《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517页。宫力：《毛泽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美政策的演变》，《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4期。）毛泽东还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表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后因美国向叛逃的中国驻荷兰外交人员提供政治庇护，中国于2月28日宣布取消会谈。至此中国在尼克松当选后的第一次试探便结束了。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作上述拭探是否与某种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时毛泽东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改变中国外交格局的战备考虑，还是像已往一样，这次行动只是中国领导人缓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望的又一次表现？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后一种结认更为合理。
从6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世界，以及与苏联联合对付中国，遏制革命运动。（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324-325页。）第二是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968年间中国领导人已经肯定，美国早晚要从越南撤军，毛泽东甚至估计美国最多再坚持4年。不过估计归估计，在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之前，毛泽东等仍然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33页；《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80-583页。）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从越南撤军或明确承诺撤军，要改善中美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一直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极端的标志。第三是双边关系的层次，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不表示将改变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就很难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变化。如果考虑到中美长期对抗的历史，以及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敌意和怀疑，便可以想象，在毛泽东做了最初的试探后，美国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在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继续做出对华强硬的姿态，这会在中国决策层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69年夏美国发出一连串改善关系的信息，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却一直不动声色，尽管他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曾于8、9月间讨论过如何利用美苏矛盾和打开中美关系，但由于受到外交部的劝告，未提出具体建议。在9月17日提交的《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中，他们甚至没有提及调整对美政策。只是陈毅表示，他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关于改变对美政策的具体建议和设想。至于他如何向周恩来口头建议，以及他的那些建议是否被转达给毛泽东，便不得而知了。（注：前引熊向晖书，第193、197页）现有的资料表明，即使是参与决策研究的有关方面，不论是外交部还是四人研究小组，都不能不顾及建议改变对美政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政治后果。当然，如果毛泽东已经对调整外交战略成竹在胸，并多少透露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1969月7日，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包括减少在越南的美军和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向周恩来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即尼克松明确表示：(1)无保留地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2)美国不支持不参预苏联旨在孤立中国的任何行动；(3)美国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对美方建议的回答是继续通过华沙的大使级谈判。（注：前引王永钦文，第123页。）10月10日，基辛格告诉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美国准备停止美台湾海峡巡逻。11月5日，巴总统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驻巴大使。两天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11月16日，周恩来在一份送毛泽东的电报上这样写到：“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4页；前引王永钦文，第125页。）很可能是在此时前后，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调整对美政策，为打开中美关系做出努力。
还有必要指出，自7月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并频繁发出信息，争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四人小组应该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如前所述，在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并没有提及改变对美政策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陈毅是否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关于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以及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转达了陈毅的建议，或毛泽东是否看了四人小组的报告。此外，外交部当时基于什么原因、在谁的领导下以及如何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远不像四人小组的情况那样清楚。当然林彪系统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本章的分析和上述疑问的存在，均说明，至少我们既不能断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做出了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决定，也不有肯定他接受了其他决策研究者们的建议。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意地实施一项明确的战略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假设或许有助于将这项研究推向前进，即毛泽东这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性战争与革命问题，对于中国是否、何时与如何调整对美政策，并无认真的思考和结论。很可能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领导和推动中国外交走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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