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12(2005)01-0081-03
一、关于资源配置
在充分利用资源增进社会福利方面，帕累托在其17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提出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帕累托准则的社会福利评价标准：只有在一定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形的改变使得有些人境况变得好些，而其他人并未变得坏些，社会福利才能说是增加。对于有A和B两个消费者、X和Y两种产品、L和K两种生产要素的经济，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生产的最优。这要求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转换率，
帕累托最优前提条件是完全竞争，而现实中垄断、外部性、政府干预和税收等问题却到处存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促使经济学家考虑对帕累托最优理论进行修正，出现了次优理论。兰卡斯特与利普西合作的《次优的一般理论》中认为：要全面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是不现实的。他们用数学方法推算出，在有次优式的额外约束下，如果要使目标函数值最高，则：(1)每对产品一般都不应遵循MRT=MRS的最优条件；(2)新的次优条件复杂无比；(3)一个满足更多的最优条件的经济并不一定比满足较少最优条件的经济有效，除非前者满足所有的最优条件。次优理论提醒人们注意：零碎地运用最优政策规则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除非这些规则是被普遍地运用。亦即改革应彻底地进行，零碎的修补性改革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可以说次优理论对福利经济学甚至是整个经济学的适用性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使人们怀疑那些对现实进行修修补补的经济学研究是否还有必要。
对此，黄有光提出了第三优理论，他认为次优理论的全盘否定做法与人们的直观认识不相调和，经济政策虽有许多复杂影响因素，但不能说完全没有理论根据。最优和次优世界实际上都不存在，虽然次优被认为是“最优可行的”，但考虑到行政管理费用和信息不足，它实际上就不是最优，也不是可行的。而真正可行的是第三优，它依赖于“可资利用的信息量和所需的行政开支费用”。可资利用的信息量有信息贫乏、信息不足和信息丰富三种情况，黄有光总结出了四个命题：(1)信息丰富时，在最优世界采用最优法则；(2)信息丰富时，在次优世界采用次优法则；(3)信息贫乏时，在第三优世界采用最优法则；(4)信息不足时，在第三优世界采用第三优法则。第三、第四命题是第三优理论的精华所在，通过数学推导，他得出了“在信息贫乏时，第三优理论收敛与最优理论；当信息和行政费用可忽略不计时，第三优理论收敛于次优理论；最优理论与次优理论是极端情况下一般第三优理论的特殊形式”的结论。
二、关于补偿问题
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很苛刻，现实中经常是在做出改变后一些人的境况好起来，而另一些人坏下去，改变前后是两种不能比较的境况。为此，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问题，对补偿原则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三种福利标准，即假想补偿标准，双重标准和三重标准。
1.卡尔多－希克斯假想补偿标准。认为尽管改变经济政策以后，可能使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但如果通过税收政策或价格政策，使那些得利者补偿受损者有余，那就不失为正当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增加了福利。“在长期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之中，政策改变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或然性的，这次是这些人受益，使另一些人受损，下次可能是这些受损而使另一些受益，结果相互抵消，而使全社会所有人都受益。”
2.西托夫斯基双重检验标准。西托夫斯基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的福利标准只片面地考虑原来的收入分配，没有考虑到情况改变以后的收入分配。因此主张对福利检验必须是双重的，即必须有两个标准：首先是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得到满足，其次是“反对变革的人们不可能贿使那些赞成的人投票反对这种变革”。
3.李特尔的三重福利标准。李特尔认为：“不论卡尔多－希克斯或西托夫斯基标准，单独地或共同地，都能认为是福利标准，”因为其补偿都是假想的。针对希克斯的“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好起来”的说法，李特尔指出：“如果相当长的时间是一个长时间的话，那么大多数居民都会死掉（尽管境况变得好些）。”对此李特尔提出了三重标准：(1)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满足吗？(2)西托夫斯基标准满足吗？(3)任何再分配都是适当的吗？
三、关于社会福利函数
福利经济学家试图在社会福利与影响社会福利变化的多因素之间建立一种模型，以此来分析与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由于建立社会福利函数的关键是如何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对单个个人利益在社会整体中的利益权重评价不同，所建立的社会福利函数也不同。
以边沁的哲学为指导的功利主义者认为，人所有的行为的取舍以幸福为标准，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加总，但组成社会的每个人，都只能作为一个计算，无论谁都不能算在一个之上，每个社会成员的每一单位效用是同等重要的。其福利函数图形是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
而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它不承认强加给少数人的牺牲可以由于许多人享有更大利益而变得无足轻重”。社会福利水平只取决于境况最糟糕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境况最糟糕的社会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效用水平不存在替代关系，只有改善境况最糟糕成员的福利水平，社会福利才得以增进。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一条L形的曲线。
伯格森、萨谬尔森等人认为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均显极端，在有关理论争论的基础上，根据效用序数论提出了“一般社会福利函数”，试图改进帕累托标准，把公平和效率这两个问题同时纳入他们的分析框架，把比较和价值判断放在他们的分析结构中。伯格森、萨谬尔森认为既要承认穷人的一单位效用比富人一单位效用对整个社会来说更加重要，又不应过于强调低收入者效用水平提高的重要性。他们建立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一条左上右下凸向原点的曲线。伯格森、萨谬尔森函数具有下列特点：(1)社会福利函数可以直接表示为个人效用水平的函数，从而包含了所有个人的偏好；(2)社会福利函数满足帕累托标准。这个性质是说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满足提高都将引起社会福利的增进；(3)社会福利函数是上凹的并凸向原点。这说明两个人的满足程度对于福利来说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一个人收入相对增加过多，另一个人的满足就会大大减少，从而引起社会方面福利的增加状态迅速下降。
四、从个人福利到集体福利
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伯格森、萨谬尔森的福利函数，认为效用无法计量但可以排序，且具有可比较性和传递性，如何由排序表示的众多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如何由单个的福利函数导出集体的福利函数是许多经济学家所回避的问题，况且现实中的福利函数虽然都是左上右下凸向原点的，但具体的形状还是有差异的，阿罗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得出集体的或社会的偏好所需的五项必备条件：(1)个人理性原则。即社会中无非理性行为存在，且维护社会选择规则的完全性和偏好的传递性；(2)有关选择方案的独立原则。即不论人们关于A、B两项方案之外方案的偏好发生了什么变化，都不会影响到对这两项方案本身的偏好排序；(3)帕累托原则。对于A、B两项方案如果社会中只有一个人认为A比B好，其他的人都认为A和B一样好，则社会应该认为A比B好；(4)非个人独裁原则。即不存在独裁者，使社会排序总是与其单个人的偏好一致；(5)定义域的非限制性假定。即社会福利函数被定义为适合于所有子集合。运用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数学推导，阿罗研究的结果表明，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因证明了不可能性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一定理说明，唯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才能满足上述五项被视为公理的条件（即阿罗条件），而任何现实社会中的公共选择规则，都不可能满足阿罗条件，也不可能由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达到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兼容。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其悲观的结论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一度使人们怀疑福利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怀疑经济学的科学性。
面对阿罗不可能定理带来的冲击，众多福利经济学者针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以及如何走出阿罗结论的障碍做出不懈的努力。阿马蒂亚·森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这位印度籍经济学家在1970年出版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一书中挑战了阿罗不可能定理。他通过对阿罗条件的深入分析，得出阿罗条件“对集体选择机制来说是合理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的结论，认为只要适当放松其中某种或某些条件并不影响阿罗定理的分析，而这一做法有可能走出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悲观结论。森认为社会决策不能只看人们的序数偏好，还看其计数偏好，即要考虑强度或福利差异的大小。森强调社会选择必须要有人际比较，否则不论是序数还是计数，都不能得出社会排序、决策或社会福利函数。
五、关于贫困的研究
饥饿、贫困和经济发展一直是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主题。森改进了衡量社会收入不平等及由此所致的贫困的指数。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存在着缺陷，一是贫困线的确定带有武断色彩，没有理论依据；二是忽略了贫富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基础上，引入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假定，提出了自己的贫困指数，即：
P=H*[H+(1-I)*G]
这里，H是低于贫困线人口的比例，G是基尼系数，I是对收入的分配的衡量，0＜I＜1，仅在低于贫困线的个人中计算G和I。森阐明了这个指标应用的范围。例如贫困指标对贫困国家非常有用，但是他们的统计数据经常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森的指标也能进行比较。森的福利指数是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使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返回到道德伦理方面。为此森拓展了对福利范畴的认识：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所有这些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依据森这一精神所创建的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是对森的贡献的肯定。
森还对饥荒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饥荒并不一定是由于粮食减产，往往是分配的不均、通货膨胀、分配结构改变等使穷人无法购买其所需粮食的，即“权利的失败”。森认为，在一个社会所有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重要的。饥荒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饥民获取食物权利的失效。
［收稿日期］200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