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玉石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3—0021—09
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份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干遣使木写非儿等来朝贡玉璞、名马。① 永乐五年（1407年）四月，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干遣使脱亦不花等贡玉璞及方物。哈剌火州王子哈散、土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城万户瓦赤剌等俱遣人贡玉璞等物。② 永乐六年七月，于阗头目打鲁哇亦不剌金遣使满剌哈撒木丁等贡玉璞。③ 永乐八年（1419年）十一月，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回回者马儿等献玉璞、硇砂。④ 此后西域各国进贡玉石者不绝于史。除上述各国或地面外，向明朝进贡玉石的还有哈密、亦力把里、察力失、天方、哈烈（黑娄）、把丹沙等，尤以哈密和土鲁番为多，这些玉材大都取自于阗。近读殷晴先生关于唐宋之际于阗玉石贸易的论文，⑤ 受益良多。本文受其启发，并以《明实录》及其他明人相关著作为基础，对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作初步探讨。
一
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之路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16世纪初中亚商人阿里·阿克巴尔在其《中国纪行》中说：“从伊斯兰世界到达中国，我们共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克什米尔（经喀喇昆仑山口）之路、于阗之路和准噶尔（蒙兀儿斯坦）之路。”⑥ 由于明朝的势力在西域仅及哈密，玉石产地于阗等地先后属于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统治。故玉石之路以哈密、土鲁番及叶尔羌汗国为重要商路枢纽。嘉靖年间到过肃州的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说：“由肃州至哈密十五日程。由哈密至土鲁番十三日程。过土鲁番经嘉理斯城（Chialis， 察力失）十日行。次至呼治城（Chuche，库车）又十日行。再次至阿克苏城，二十日行。又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城二十日城，皆经荒凉沙漠中。以前所经，沿途皆有人居住。由喀什噶尔至撒马儿罕二十五日程。由撒马儿罕至呼罗珊境内布哈拉城五日程。由布哈拉至哈烈城二十日程。次至维莱米城（Veremi，今德黑兰东二日程）十五日程。再至可疾云城六日程。由可疾云城至孙丹尼亚城四日程，由孙丹尼亚至讨来思大城六日程。”⑦ 此路段可能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永乐年间，明使陈诚由肃州至哈烈的路程，大体是肃州、嘉峪关、哈密、土鲁番，越阿力麻里山口，渡伊犁河，绕过热海西行，经由养夷、赛蓝、达失干、沙鹿海牙、撒马儿罕，至哈烈。 ⑧大体也是这条通道。此外还有一条从阿克苏经叶尔羌、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去印度斯坦的商路，鄂本笃跟随商队就是从拉合尔出发，经由这条商路进入叶尔羌汗国，再去明朝肃州的。⑨
明廷对玉石之路的畅通比较重视，永乐六年（1408年）七月，明成祖遣内官把泰、李达等赍敕往谕八答黑商、葛忒郎、哈实哈儿等处开通道路。凡遣使往来行旅经商，一从所便。⑩ 需要指出的是，玉石之路不只是由于阗走向明朝的，同样也走向中亚帖木儿王朝。克拉维约告诉我们：在撒马儿罕城内，有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所产之货，具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儿罕市上。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11) 于阗对玉石之路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玉石的重要源地。1603～1604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叫它作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喀什噶尔国的玉石有两个不同种类：第一种，也是较好的一种，采自和阗河，距都城（鸭儿看）不远，那方式有点象是潜水者入水采珠那样，取出的块块大小有如厚燧石。第二种较差，从山里采掘得来，大块的被破成两爱耳（ell）即四英尺见方的板状。然后再把他们切成易于运输的大小。 产这种玉石的山离都城约有二十天的旅程，叫做康桑吉——喀修（Cansangui-Cascio），意思是‘石山’。”“国王把采玉权卖给投标最高的商人，在他的租期，别的采矿人不得在那里开采。”(12)
二
明与西域玉石贸易的次数，没有确切的官方记载，也难于统计，现根据《明实录》等书记载，列表如下（表一）：
（资料来源：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明实录》还提到西域贸易使臣贡“方物”，这些“方物”中是否含有宝石，因未明确，故未统计在内。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此表只是最简单统计，它表明西域诸地贸易使团历次朝贡中，其进贡物品含有玉石的贡次中，至少有60次见之于官方记载。实际数字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上表也表明哈密、土鲁番在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玉石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至于贸易使团（实际是贸易商队）的组织情况，鄂本笃有较详细记述：“可不里骆驼商队，至此（鸭儿看）为止，不再前进。欲前往契丹，须重组队伍。商队领袖，为王所任命，纳金若干，便可得职。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在此羁留十二月，新商队始得组成。盖道途辽远，艰难危险，商队不能年年有之，须待人多成群，始可组织。且须知悉何时，能得允准，进入契丹也。”(13) “肃州城为西方商贾会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约。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绀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往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赀之多，无过于皇帝者。皇帝好虚名，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待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计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充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谀媚皇帝。”(14)
三
明与西域玉石贸易的数量及价格可见于各种文献，主要是《明实录》、《明会典》上的记载，列举如下：
宣德六年（1431年），礼部奏：撒马儿罕使臣卜颜札法儿等进速来蛮石一万斤，多不堪用，今还请薄其赏。但宣宗认为，“厚往薄来，怀远之道。撒马儿罕去中国最远，毋屑屑与较，可加厚遣之”。(15)
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遣脱脱卜花及撒马儿罕使臣捨黑马黑麻等，贡马六十三、驼二十七，速来蛮、松都鲁思玉石二万斤、青鼠皮三万张。(16) 松都鲁石（即水珀）旧例每斤钞五十贯， 正统四年定每斤添作一百贯，每二百贯折绢二疋。(17)
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每石一斤赐绢一匹。陕西行都司都督任启上奏认为“所贡玉石草恶杂进，不复办验，日长日增，宜有处置，以押其贪心，以纾我财力”。于是，礼部请令边关，视其碎杂瑕疵者却之，其入贡无验者勿纳。得到皇帝批准。(18) 同年十一月，亦力把里回回使臣马鲁丁等，续进玉石四百块，重三千八百二十二斤，礼部俱验不堪，命悉收之，每二斤给赏绢一匹。(19) 景泰四年十一月，瓦剌使者火只你阿麻回回，进玉石五千九百余斤，诏免进，令其自卖。(20)
1452年，进贡玉石每石一斤赐绢一匹，同年变为每二斤赏绢一匹。1456年又变为玉石每五斤赐绢一匹。价格愈来愈低主要是由于进贡玉石数量多，质量差的缘故。可能由于价格低，天顺三年，哈密使臣只进贡马驼，而将玉石千二百斤乞求自卖。(21) 但这种玉石可能并不好卖。天顺四年（1460年），哈密使臣累奏，以自带玉石进，明廷将玉石送内府，每十斤赏绢一匹。(22)
由于进贡玉石优劣悬殊，弘治三年（1490年），明廷批准内府估验定价例，规定玉石每斤赐绢一疋，夹玉石每四斤赐绢一疋，速来蛮石二斤绢一疋，青金石一斤绢一疋，把咱石十斤绢一疋。螺子石六块绢一疋。(23)
俞汝楫等编撰的《礼部志稿》提到：赛玛尔堪，嘉靖二年议定上等玉石每斤绢三疋，中等每斤绢二疋，下等每斤绢一疋，土鲁番，嘉靖十六年，各色浆水玉每一斤八两与绢一疋。嘉靖三十三年，进贡回回青三百三十一斤八两，会估每斤与银二两。(24)
由此可见，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进贡的玉石数量多，品种主要有速来蛮石、松都鲁思石、夹玉石等，价格降低，弘治、嘉靖年间，价格有所恢复，或略有上涨。这可能与这一时期进贡玉石数量不大有关。据石茂华《远夷谢恩求贡事》，嘉靖四十四年土鲁番进贡方物金刚钻一两、玉石、回回青各五十斤。隆庆四年（1570年），土鲁番进贡方物金刚钻一两、玉石、回回青各五十斤。万历三年，土鲁番进贡方物金刚钻一两、玉石五十斤、回回青一百斤（据其番本）。中途与达子抢劫，实有金刚钻六钱五分、玉石五十斤、回回青三十八斤。明廷按其番本赏赐。(25)
此外，《高昌馆来文》(26)、《回回馆来文》(27) 都有进贡玉石的记载。尽管《高昌馆来文》、《回回馆来文》史料价值尚需分析，但其提供的每次进贡玉石数量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太大。
至于贸易玉石的种类，是一个不易归纳的问题，除非是玉石专家。而明代懂行的玉石专家较多，现列举其中一二，从中可知明人对玉石种类的分类。(28)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七载：“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其列举的种类有：（1）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剌，淡红色，娇。 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昔剌泥，黑红色。苦木兰，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2）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助木剌， 中等明绿色。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3）鸦鹘。红亚姑，上有白水。 马思艮底，带石，无光。二种同坑。青亚姑，上等深青色。你蓝，中等浅青色。屋扑你蓝，下等如冰样，带石，浑青色。黄亚姑。白亚姑。（4）猫睛。猫睛，中含活光一缕。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5）甸子。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29) 谷泰《博物要览》（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卷十记宝石种类，其中记红宝石八种即避者达、映水、昔那、伊尼剌、兀尹剌、罕赖剌、羊血、石榴；黄宝石五种即黄亚姑、黄刺姑、黄伊思、鹅儿黄、腊洒黄；绿宝石三种即助把、助木、撒尼；紫宝石六种即你伊、马思艮底、尼兰助把、茄苞、披遐西、相袍；青宝石五种即青亚姑、鸦鹘青、螺丝青、天云青、青水；白宝石二种即白亚姑、羊眼睛；猫儿眼睛宝石二种即猫儿眼睛、卵子。(30)
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成于万历九年，1581年）卷十一载：玉出西域于阗国。有五色。利刀刮不动，温润而择，摸之灵泉应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为上，黄色、碧色亦贵，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贵，但冷色即饭汤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黄玉如栗者为贵，谓之甘黄玉。焦黄者次之。碧玉其色青如蓝靛者为贵。或有细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盖碧今深青色。黑玉其色如漆，又谓之墨玉，价低，西蜀亦有之。赤玉，其色红如鸡冠者好，人间少见。绿玉，深绿色为佳，色淡者次之，其中有饭糁者最佳。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带黄。菜玉，非青非绿如菜叶，此玉色之最低者。沙子玉，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红润泽，多作刀靶环子之类，少有大者。(31)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论古玉器》（刊于1591年）中说：“玉器中甘黄色的是上品，羊脂色的为次品。以黄色为中色，而且很不容易得到；以白色为偏色，是当今还能得到的缘故。现代人看轻黄色而看重白色，是因为白色少见。可是，甘黄色中以蒸栗色为最好，焦黄色的稍差一些。甘青色像新发的柳叶的颜色，近年也没有了。碧玉的颜色如菠菜般深绿的最美、阿细墨点的、有淡白间杂的稍差一点。墨玉像溸的为美。红玉的颜色像鸡冠一样红的最贵。这三种颜色的玉器，世上并不多见，京城也很看重这三种玉器。绿玉器很像碧，颜色稍微深一点，翠中有饭粒般小点的就好。高濂又说：现在制玉器的材料比古代多。西域近来运进大块劈成片状的玉料，叫做“山材”，是从山石中敲打出来的。西域流沙河中天然生产一种玉子，色白而质地干燥，内多丝状裂缝，俗名叫“江鱼绺”，这类玉子不如水材贵重。(32)
除上述提到的种类及明人对玉石的品论外，西域进贡玉石种类还需注意的有：（1）玉璞，即即未经过雕琢的玉石。 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第十八：“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于所生处，以急湍无著手，俟其夏月水涨，璞随湍流而徙，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33) （2）夹玉石，《回回馆译语》称夹玉石为“叶深白桑革哈勒”，属珍宝门。本田实信英译为jasper with hard stones（含硬石的碧玉）。(34) 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撒马儿罕使臣所贡玉石，明朝内府承运库检查后认为，内有把咱石、夹石，欲退还。(35) 弘治三年，明廷规定夹玉石每四斤绢一疋。（3）松都鲁石（即水珀）。水珀， 颜色是浅黄色而且透明度高到像水一样，但表皮较为粗糙的琥珀。松都鲁思，据刘迎胜师介绍，为波斯语，意为“金黄的”、“透明的”。（4）把咱石。弘治三年，明廷规定把咱石十斤绢一疋。应当属于质量较差的一种。具体说法尚不好确定。可参考的说法有：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提到“婆娑石”，引夏德说是波斯语p āzahr或pādzahr（即bezoar，牛黄）的对音。但劳费尔因中国人一提到“婆娑”并未称“波斯牛黄”而有异议。(36) 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一《渤泥》载：“有兽似羊似鹿，名把杂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疗百病，西客极贵重之，可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37)“把咱石”是否就是把杂尔石的一种译法，还不能肯定。另一种说法是札答石，伯希和说札答（yada或jada）是一种牛黄，具有唤雨的神力。王治来先生说：“札答石，元、明通作酢答、鮓答，为蒙古语jada之音译。或作劄丹石，不知所本。(37) 祭石做法呼风唤雨，明人亦有记载。慎懋赏《四夷广记·土鲁番》提到正德八年（1513年）哈密卫头目番文中称哈密忠顺王速坛拜牙即要去肃州下劄丹（劄丹，小圆石。西夷能用作云雨霜雪）。阿里·玛扎海里说：我们所说的jade（玉）一词派生自《阿吠陀》字Yada，至今汉语一突厥语还称之为Yada。他引用埃扎图图拉赫说，这种玉石取自某些牛或某些山羊的头颅中。1451年，帖木儿朝速擅卜撒因在前往撒马儿罕途中曾使用求雨石祈雨，结果求来大雪。(39)
对明廷而言，诸种玉石中，不易得的是红黄玉。因为缺少红黄玉，惊动明朝的两个皇帝即嘉靖帝和万历帝。《明世宗实录》记，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嘉靖帝先是定方丘并朝日坛所用玉爵，各因其色诏户部觅红黄玉送御用监制造。户部多方购之不获，但得红黄玛瑙、水晶等石以进。嘉靖帝只好暂时充用，仍责求真玉。于是户部大臣说：“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黑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宜行彼处抚臣厚价访求。”诏可。(40) 但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年），边臣仍求不得。于是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说，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需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使赍重货往购之。因遣官下番非常例，不宜，令撒文秀边地访求。(41) 此事看来一直没有解决，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陕西抚臣奉诏求红黄玉，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购之，皆无产者。户部尚书状闻，万历帝说：“尔等仍多方求访，并行巡抚诸臣设法悬购，务求必得，以称朕礼神之意。”(42) 除红黄玉外，万历皇帝恐连回回青也不易得。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土鲁番王哈喇哈失贡献金刚钻、玉石、回回青等方物。礼部验回回青非真。(43)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御用回青不足，命甘肃巡抚设法召买解进，以应烧造急用。(44)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土鲁番夷使马黑麻等八名进献玉石、金刚钻、回回青等物。准进收宴赏，并回赐番王彩段六表里。(45) 回回青不足问题至此得到暂时解决。
四
在明朝建立的朝贡贸易体制中，明与西域诸地的玉石贸易制度只是其中之一，《明会典》载：“凡进金银器皿珍宝段疋之类，须同贡献之人验视明白，具写奏本，仍以器具装盛或黄袱封里，分拨馆夫一同贡献之人收管。先期一日，关填勘合，开报门单，次日早照进内府，于殿前丹陛等处陈设，一一交付长随内使收受。”(46) 《明会典》记载的这种贸易程序，我们可以通过嘉靖年间，明与天方国进贡使臣玉石贸易引发的朝臣纷争中得到验证。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对此记载较详，其过程可概括为：首先，进贡贸易使臣入关后，由陕西行都司派人护送至京，入主会同馆。礼部主客郎中负责审验，郎中不能视事，可由主事代理审验，由玉工验看，郎中后补验。验毕，抬进皇城赏房内安置。除题准进贡外，剩余玉石准在会同馆开市自卖。开市贸易后，由礼部主事督令官吏人等照例关防启程包箱，再由兵部派人护送回国。贸易使臣不服或有疑问可具番本进奏朝廷，内阁将其番本交鸿胪寺序班、通事翻译，译文抄行礼部，礼部将此番文与原题奏核查，上报皇帝。皇帝下诏审查。(47)
明代西域进贡使臣多为贸易使臣，多为谋求高利的商人充任。因为要牟取高利，这些使臣在玉石贸易中采取了各种舞弊行为或不法行为。主要有：一、以次充好，好者待价而沽。成化十二年（1476年）吏部尚书商辂等上陈时事，指出：近年以来，朝廷货材多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处番人来京，俱带玉石。被细人诱引，先将次等者进贡，存留一等者在后，计嘱铺行人等，多估价值卖官，规取库藏银两。商辂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敕甘肃等处巡抚等官，今后哈密诸番来京，带有玉石，责令通事谙晓玉石之人辨验等第。一等者计数封号，装盛送京，次等者许其量带盘费，其余悉令在彼货卖，不许一概带来，沿途扛运，应付艰难。(48) 但此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各处使臣多习巧诈，往往交通馆夫及市人，不待礼部开市之期，预将违禁货物私卖”。(49) 二、累求加赏。这是西域贸易使臣经常使用的办法，多有成功。“西域夷使多贾胡，每入辄挟重赀与中国市，边吏利其贿，侵索多端，类取偿于朝。一或不当其直，则咆哮不止。”(50) 明廷为示柔远之德，多量加赏赐，以令回还。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土鲁番及天方使臣，以其积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51) 三、贿赂相关官员。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这是常例。贸易使臣要从中谋高利，就贿赂相关官员。嘉靖四年，鸿胪寺通事胡仕绅上疏，自陈鲁迷等地使臣到京之初，备银二十五两向其馈送，以为见面之礼。遭其拒绝后，次日再送。(52) 胡仕绅拒贿可能还是一个典型。嘉靖初期，当时大多外夷通事以色目人担任，这些通事往往视西域夷人为亲，在京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53) 这也使得使臣舞弊行为不易克服。更有明朝官员向贸易使臣索贿的。嘉靖十二年，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当番使入贡时，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于衢，即执诣官以证实其事。礼官言事关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按治，洪迄获罪。(54)
玉石贸易中种种不端行为，其根源出在明朝自身。明朝以天朝大国自居，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一方面，外夷朝贡是效顺中国，毋屑与之较，应厚赐遣之，由此大大刺激了外夷（番商）追求厚利的胃口。另一方面，国力有限，对外夷朝贡日期次数以及贡品加以限制。对外夷进贡玉石等方物严加勘查，对外夷在京市货严加管理，从而导致进贡使臣的不满，并累上番本求讨不已，或与明朝官员勾结侵吞国库。例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提督会同馆礼部主事刘纲上奏说：“旧例夷人领赏之后，告欲贸易，听铺行人等持货入馆，开市五日，两平交易。而新例凡遇夷人开市，令宛平、大兴二县委官选送铺户入馆，铺户、夷人两不相投，其所卖者多非夷人所欲之物，乞俱仍旧为便。”(55) 又，嘉靖五年，天方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贡玉石，主客郎中陈九川简退其粗恶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绅亦憾九川，因诈为使臣奏，词诬九川盗玉，坐下诏狱拷讯。尚书席书、给事中解一贯等论救，不听，竟戍边。(56)
综上所述，明与西域玉石贸易是明朝对外贸易大宗之一。与唐宋时期玉石贸易相似，西域贸易使臣“将玉石运至中原，往往将质量上乘的卖与私商，以求厚利，作为贡物的却系次品”(57)。所不同的是，除卖与私商外，这些贸易使臣亦将质量上乘的玉石卖与内臣或大官。作为奢侈品的玉石，其种类变化有限，其价格虽有所升降，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其贸易过程也典型地反映了明朝政治制度运行过程。明朝后期，国力衰弱，政治腐败，明朝皇帝欲得上乘玉石如红黄玉竟不可得，非不可得，是不能也。在西域诸地与明朝玉石贸易次数上，哈密、土鲁番占据一半还多，这充分显示了哈密、土鲁番在明朝陆上丝绸之路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而正德以后，土鲁番已取代哈密成为明朝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这可从正德以后两地与明朝玉石贸易次数悬殊得到反映。
注释：
① 《明太宗实录》，第32卷，第5页。
② 《明太宗实录》，第66卷，第9页。
③ 《明太宗实录》，第81卷，第1页。
④ 《明太宗实录》，第111卷，第6页。
⑤ 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151页。
⑦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463页。
⑧ 详见王继光：《关于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16～17页。
⑨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⑩ 《明太宗实录》，第81卷，第1页。
(11) ［土耳其］奥玛·李查译；杨兆钧转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7页。
(12) 何高济等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555页。明人慎懋赏《四夷广记》之《于阗广记》载：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1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523～524页。
(14)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538页。
(15) 《明宣宗实录》，第75卷，第8页。速来蛮石，其价高于夹玉石、把咱石，低于青金石。速来蛮，Sulaiman，意为“完美的”。2006年8月在喀什“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学术讨论会上，马建春先生曾告知：据澳门学者研究，速来蛮石即回青，笔者后查得苏沛权先生的《中国文献与波斯地区的钴蓝彩料输入》（载《澳门理工学报》2005 年第2 期）， 据苏先生研究：“速来蛮石”， 传闻为先知Sulaiman首先发现，很可能是伊朗高原西部、陶瓷产区Kashan的“Sulaimani”含钻矿石。即古今陶瓷文献中的“苏麻离青”之译名，“苏麻离青”改译为“苏离麻青”更恰当。
(16) 《明英宗实录》，第160卷，第7页。
(17) 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924页。
(18) 《明英宗实录》，第218卷，第8页。这三万斤的贡玉可能以山料玉为主，山料玉与子玉相比，具有产量大、质量较差的特点。
(19) 《明英宗实录》，第223卷，第11页。
(20) 《明英宗实录》，第235卷，第1页。此火只你阿麻疑与同年四月与哈密使臣同贡玉石的瓦剌使臣火只碾黑麻为同一人。此见《明英宗实录》第228卷，第11页。
(21) 《明英宗实录》，第300卷，第8页。
(22) 《明英宗实录》，第317卷，第1页。
(23) 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924页。
(24) 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一，第597册，第704～705页。
(25) 石茂华《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卷六，见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1～423页。
(26) 胡振华、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文字母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并见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第440～443页。
(27) ［日］本田实信：《关于〈回回馆译语〉》，胡军译，胡振华、胡军编：《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2005年重印本，第236～246页。
(28) 需要指出的是，明人对玉石种类的分类，既有珍贵的宝石，也含有具有特殊作用的石料。
(2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84～85页。陶宗仪还提到；大德间（1297～1307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中称哈烈有水晶、金刚钻、剌石等，并指出可能非其所产，悉来自他所。（周连宽校注本，第72页）周连宽先生认为：剌石，波斯语lal之对音，用以称巴拉斯红玉矿石（Balas rudy），此种石大抵皆色如红玫瑰。（陈诚：《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第81页，第二十七注。）
(30) 谷泰辑：《博物要览》，《续修四库全书》（1186）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书店，2002年，第50页。此外，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祖母绿即元人所谓助不剌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绿，其价极贵，而大者尤罕得。闻成化间宫里以银数千量买得重四五两者一块，以为稀世之宝。近籍阉奴钱宁私藏，乃有祖母绿佛一座，重至数斤，盖内帑所无。猫睛石出细兰国，光色一如睛，佳者瞳子随时变换，大如指面，值千金，如钱无价。（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31) 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续修四库全书》（1185）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书店，2002年，第627页。
(32)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3) 宋应星：《天工开物》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454页。
(34) ［日］本田实信：《关于〈回回馆译语〉》，胡军译，胡振华、胡军编：《回回馆译语》，第207页。
(35) 《明孝宗实录》，第12卷，第3页。
(36)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5页。
(37)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62页。
(38)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39)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272～273页。
(40) 《明世宗实录》，第122卷，第6页。
(41) 《明世宗实录》，第192卷，第8页。此事亦见于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食货六。
(42) 《明神宗实录》，第187卷。
(43) 《明神宗实录》，第249卷。
(44) 《明神宗实录》，第301卷。
(45) 《明神宗实录》，第517卷。
(46) 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887页。并见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一，第597册，第671页。
(47)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第393～399页。
(48) 《商文毅公集》卷三《弭灾疏》。见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第151页。
(49) 《明孝宗实录》，第35卷，第5页。
(50) 《明世宗实录》，第147卷，第2页。
(51) 《明世宗实录》，第147卷，第2页。
(52) 《殊域周咨录》，第500页。
(53) 《明世宗实录》，第196卷，嘉靖十六年正月壬寅，第5页。
(54)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四·天方》，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623页。
(55) 《明孝宗实录》，第170卷，弘治十四年正月壬申。
(56)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四·天方》，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622页。详细过程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393～409页。此系明与西域玉石贸易引发的一个大案，有待深入研究。
(57) 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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