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大海南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_贸易自由化论文

顺应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大海南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_贸易自由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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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讲话中郑重阐明,中国有志于推进这一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贸易自由化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亚太区域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出席会议的各成员领导人一致同意,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201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以前实现贸易自由化。会议发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称,各成员的合作目标是努力建立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在亚太地区增加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

这是一次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里程碑的会议。它不仅就目标、范围、手段、时间对经济合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而且同正在积极酝酿中的世界贸易组织相呼应,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货币同盟组织遥相对阵。这场空前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国际化的大联唱,给日趋开放的中国以强烈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走进世界,还是世界进入中国,两大市场并轨的基本手段就是实行自由贸易体制。“天予不取,反受其殃;时至不迎,反遭其累”。这又是一次极好的机遇,不容坐失。

贸易自由化既非社会制度范畴,也非意识形态概念,而是市场经济的现代表现形态,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意。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应当顺时应势,抓住这个机遇,认真研究和精心探索经济体制的创新点,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从现在起逐步建立自由贸易体制,到2010年左右实现贸易自由化。

一、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思考

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已经走过十五年的创业历程,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也迎来了第八个春天。正当特区建设者们满怀信心地将自己的蓝图付诸实施的时候,诸多待回答的课题已刻不容缓地摆在了面前。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特殊政策的势能在减弱,海南特区如何保持和发挥优势呢?

我们的确不该把经济特区的优势仅仅归结为“政策特”,而应当从体制上、法制上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创新上来综合理解和把握。当前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脍炙人口的“特区速度”正面临新的考验,特区经受着能否继续“特”的严峻挑战。

早在十年前经济特区就已经出现了由“特”向“不特”的弱化。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虽“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便是一个征兆。海南特区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为了使海南特区有个后来居上的良好开端,尽快形成后发优势,1988年国发24、26号文件作了明确规定:她可以“更加灵活开放”,允许在对外开放和改革方面有自己一套“特别”的做法。六年过去了,大特区的建设者们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特别是近二年在改革开放方面出台了许多措施,形成了后发制势,频频打出漂亮的时间差,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形成的特区政策“放大——扩散”效应,应验了中央、国务院八十年代创办经济特区的初衷——经济特区发挥“窗口”、示范、探路和超前试验的作用,为推动全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就全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言,经济特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特”,同属于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预示着经济特区要继续“特”下去,除了用好现有的政策外,还必须独辟蹊径,在体制上开创新优势,在由“特”到“不特”的淡化中努力寻求由“特”向“更特”的升华。实现淡化中的升华,关键在于经济特区开放模式要有所创新。只要经济特区经济存在下去,中央、国务院就应允许她在一种体制、多种模式的“式”上有新的突破。

在特区的“特”已经淡化的态势下,适时地推出“更特”的经济模式,是“一制多式”的深入探索。这是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建立和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走向。“一制多式”,将有效地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向广度、深度和强度发展。在后浪推前浪的形势下,经济特区如果没有“更特”的举措出台,也就不能继续成为特区。近十多年来,经济特区的一些政策、运行机制逐渐被非经济特区所采用,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对海南特区来讲,从现在起再用10-15年的时间致力于创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海南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应逐步实行自由贸易管理体制。在这场抢占改革开放新“制高点”的博奕中,谁能做到高屋建瓴,又能做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谁就能争得主动,保持体制的优势。

经济特区在发展中除遇到“特”的淡化外,还遇到几个特区相互之间内在性要素变量趋于雷同的问题。中央、国务院给特区的特殊政策,是经济特区发展的外在性要素,而经济特区自身的功能构造、模式创新则是其发展的内在性要素。由于几个特区都想追求综合功能,因而都按综合型运行模式进行设计和建设,其结果是发展路数十分相似。比如,在产业开发上都向第三产业倾斜;在产品开发上基本集中于电子、服装、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趋同化定势,使几个经济特区之间难以做到取长补短,难以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发挥最大的优势。再加上地理位置毗邻,作为“窗口”的辐射面则十分有限,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内耗。

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个经济特区起步就按综合型模式搞,恐怕与我们没能完全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思维惯性有关。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经济特区的类型选择,不单纯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意图,还要考虑到特区的条件、环境和需要。世界上经济特区的类型变化大体有两种:一是从单一型逐渐向综合型过渡;二是由单一型向多元化发展。而无论哪一种类型,起步阶段都是突出发挥单一型功能,因为发挥单一型功能,有利于经济特区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可见,存同求异则是各经济特区现在和未来的明智之举。海南大特区要在建立和实行自由贸易管理体制上下功夫,否则,要想继续“特”下去,则步履维艰。

总之,无论是政策势能的减弱,还是功能、模式趋同化,都已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特区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初创向成熟定型和有生机活力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

二、在比较中把握大特区的发展重点

功能相似,优势趋同,是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大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都属于城市型的经济特区,而海南则不然,属于区域型的经济特区。海南有3.4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和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管辖19个市县,又处于热带亚热带,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好好地开发建设起来,定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小平同志特区建设的构想中,海南不是与香港、澳门相比较,而是与台湾相对应。他说:“海南和台湾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海南是中国最有潜力的一块待全面开发的区域,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开发建设,定能形成综合省力强大的区域经济格局,海南人民是能够做好“很了不起”这篇文章的。

当前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决策者和执行者思想中取得共识,弄清楚海南特区的发展重点应当放在何处的问题。海南具有区位优势,农、工、贸、旅均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热带为特征的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任务繁重又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在全国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海南特区发展的重点应当放在体制创新和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上。

海南在引资方面,到1994年底,实际利用外资已达38亿美元,这是非常可喜的。但就整体而言,一是规模普遍较小,大项目较少,更少有大财团投入;二是资金投向不合理,内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上,外资也主要投在房地产和旅游业上。这样的投资布局难以使海南特区经济真正形成超常规发展的态势。从宏观经济协调的角度来看,海南应立足于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区域分工来进行生产力布局,既在整体水平上与之保持相应的升级转型速度,又能始终坚持体制优势主导,一以贯之,全面开放,深层开发,长足发展。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基于对四个方面实际情况的思考:1、我国的对外开放正由粒状向团状演进,经过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两次空间扩张之后,全国的开放格局呈鲜明的区域特征,诸如一些地区打出“长江牌”、“华东牌”、“黄河牌”、“环勃海湾牌”等;2、沿海城市、港口的开放趋势日益强劲,进而在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结合上形成线域整体推进格局;3、省际之间、部门之间发展比较正逐步让位于区域经济发展比较;4、海南大特区孤悬海外,处于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本身就是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们悟到:区域经济是在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为促进经济共同增长而获得比较利益的经济发展的较好形式。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国内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生产力发生质变而要求调整国内生产关系在地缘上的反映,且受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经济发展区域化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可见,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紧密相联,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经济开放正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成为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格局的生长点。

从一定意义讲,同全国许多区域相比,海南更有条件较快地融入亚太经济区域化潮流中,因为她占据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拥有中国连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道,而且是航空线、航海线以及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同时,作为地处环太平洋西带中心位置的大岛,海南更有条件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成果扩散的受益者。如果说,大特区的起步阶段是四周即亚太国家和地区向海南渗透,那么,在她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潜在优势相继转化为现实优势,海南就会向四周渗透,进而出现双向渗透的局面。在比较中把握大特区的发展重点,海南将成为中国联系国际市场特别是亚太经济圈的一大桥梁和纽带。

我们强调区域经济在海南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安排,是以发展热带农业、热带旅游业、海洋业三大优势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制造业为主;是以发展重型产业、技术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资源加工、劳动密集的轻型产业为主。其次是区域经济功能的安排,是要突出其综合性的全局功能,还是要强调其专业性的局部功能;是要着重培养其沟通国内外两大市场的联系功能,还是要着眼于强化其作为工业基础的积累功能,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和对外开放的重点,使产业发展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集中各方面力量,积极培植区域性支柱产业,实现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珠联璧合。

海南区域经济的整体开发,需要引入大量资本。我们知道,跨国公司、大财团的全球经营战略与中小资本的国际投资意向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多地考虑长期发展战略、市场布局战略;后者更多地考虑短期利润、投入成本与税负。因此,我们急需从以提供税收优惠为主的吸引战略转到以提供开发项目和统一开放有序市场的长期合作的发展战略上来,为跨国公司、大财团向海南投入大量资本,在大特区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强化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功能,为他们开拓市场创造机会、产业转移提供配套资金和全球化经营提供设施方面的物质条件。

当前,世界正出现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新高潮,欧美日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中国,华人大资本继中小资本而来,投资势头有增无减。这些因素的汇集所造就的不单是一个出口加工型的外向型经济,而且是一个与世界市场高度融合的国际化经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使海南成为这些因素所代表的各种能量的“聚集”地之一,海南定能成为国际化经济中的一个亮点。

我们认为,只有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大财团在海南投资,才能迅速推动海南参考国际分工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海南开放开发的国际化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南应当把吸引欧美日和华人大资本作为战略重点,以此为契机,发展海南区域经济,率先参与东南亚以至亚太经济区域的大规模合作,跨入最新国际生产水平的行列,较快地进入国际化生产和销售的发达网络。这是能够办到的。

三、大特区走向全方位开放布局的构想

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海南大特区,既不需要“借船出海”、“借边出境”,也不需要“借地生财”。她是个可以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的独家宝地。从哪方面讲,都不应小觑这一优势。江泽民主席曾对海南领导同志讲:“经济发展能快的地方尽量快,像海南这地方你们就是应该快一点”。那么,怎样才能快起来呢?我们主张,当别人打出“长江牌”、“华东牌”、“黄河牌”、“环勃海湾牌”时,海南应立足于自己的优势,成为率先亮出“贸易自由化牌”的特区。

从理论上讲,大特区经济运行机制的灵验程度和效率标准,直接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程度的制约。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有两种选择:一是以优惠政策为基础,优惠政策释放的势能大,市场就活跃;一是以更加贴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验为先导,构筑新的制高点,市场就能持续活跃。

从海南现实出发,后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海南再办一些功能、目标单一的特殊区域,诸如自由贸易小区、自由港、自由边境区、自由过境区、出口加工区等,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板块,营造海南自由贸易、“购物天堂”的氛围。各种类型的经济板块本来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制度化、模式化试验,试验中出台的各项举措都能做到掷地有声、落到实处,发挥经济板块的独特功能,切实推进大特区的全面开放,扩大对外贸易,提高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改善海南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尤其是在海南特区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今天,大大小小的经济板块的形成,有助于构筑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整体开放的步伐;有助于建立和形成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发展机制;有助于直接融入世界经济,激发起比现在更为强劲的生机和活力,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更加有声有色、有形有体,进而更快(如到2005年或2010年)走向成熟和定型。

从近两年出台的许多措施产生的积极效应来看,只要中国继续搞市场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海南的文件继续生效,海南特区就应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科学地组织特区内部开放开发的各种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采用行之有效又切合海南实际的国际惯例,以开拓创新精神进行大胆试验,分阶段、有步骤、按层次地逐步发展自己,一旦条件成熟,海南特区就可先于全国各省市(如到201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我们不赞成立即在全特区实行自由贸易体制,也不赞成把自由贸易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对立起来,而主张依据历史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建立若干个自由贸易小区、自由港、边贸区,改变目前名曰全省都是特区,实则特势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独领风骚的不合理布局。我们建议按以下设想调整大特区内部的开放布局:

1、从1995年7月1日起,经过二年的准备,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先在海口进行自由港管理体制的试点,到2000年形成雏型,到2005年初步实现,到2010年基本成熟、定型。同时,沿海各市县也要选择一个港口,借鉴海口自由港管理体制试点经验,其中文昌、琼海、东方、澄迈等市县到2000年试行自由港管理体制,其余沿海市县到2005年试行自由港管理体制。

2、三亚、儋州、临高、陵水等市县依托港口、机场,选择一个办得较好的开发区,于1997年7月建立自由贸易小区,试行自由贸易管理体制。

3、借鉴八所、白马井边贸区的经验,在西沙、琼山、万宁等市县于1997年7月各建立一个边贸区。

4、在三纵四横的交通要道、即将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点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于1997年后,建立3-5个中外合资的矿产资源开发区,进行资源开发和深加工,试行自由贸易管理体制,5年之后形成5-10-15万人的中小城市。

5、积极办好洋浦开发区,充实具有海南特区本色的“洋浦模式”的内容,使其更加成熟、完善,3-5年后借鉴洋浦经验在文昌、琼海、万宁各办一个类似“洋浦模式”的开发区。

6、总结海口、三亚“落地鉴证”的管理经验,于1997年后经省人大批准实行境外人员凭本国护照和港澳台地区居民身份证进出海南岛。

7、从现在起,着手培训实行“自由贸易区”管理体制的各类人才。编辑出版海南急需的国际惯例丛书,组织机关、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学习和掌握国际惯例以及现代科学、管理知识。

上述建议,着眼于分阶段、按步骤、有层次地实行“海南自由贸易区”管理体制,使海南特区经济尽快地进入中国先进行列,提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咨询建议,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构想,不一定切合实际,只提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当然,在确定自由贸易小区、自由港、边贸区数量与设区位置时,除从海南实际出发、作科学论证外,还要借鉴和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就是由一些单一型的开发区先行继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按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在研究、策划、编制“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方案时,一定要建立设区建港的“方案库”。在整体布局上,力求做到优势互补,均衡发展。在区位和时间上,应做到有多有少,有先有后,防止片面性和不顾现实条件一哄而起的盲目性,尤其要避免优势抵消、资源损耗、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

简短的结语

早在1984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议论扩大对外开放问题时就指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勤劳智慧的海南各族人民过去、现在、未来矢志追求的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说的“很了不起”、“很大的胜利”的殷切期望。

怎样体现这个很大的胜利呢?省政府曾认真地做过如下测算:海南国内生产总值以1990年的实现数为基点,到2000年翻两番就是450亿元,人均5829元;再经过十年努力,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计1815亿元,人均20000元,与广东并驾齐驱,以当前汇价8.5:1折算为2353美元,超过韩国1983年2010美元、台湾1980年2261美元的水平。按近两年的增长速度到2000年、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大超过上述预算数字,综合省力将大大提高。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海南完全能够跻身于世界较发达地区的行列。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用好现行的各项政策,但决不躺在政策优惠的襁褓中;以迎难而上的勇气,拓展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瞄准国际水平,按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来构造海南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这样,再经过若干年的奋斗,现代产业的许多先进东西便可在海南脱颖而出。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形容:台湾像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而海南还是一个蓬头垢面却不失国色的村女娥眉。这一比喻虽未必恰当,但我们是不甘心落后的。琼台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有着历史文明的血脉,海南能够而且应当崛起。从现在起,只要我们争分夺秒,踏踏实实,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科学,遵循规律,吸纳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拿出一股子劲,挥大笔、操大动作,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定将在跨世纪的实践中在我们手中铸就,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定会更加美丽富饶、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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