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但是，在它的首创者问题上，迄今为止，理论界仍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最早将‘灌输’这个词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是列宁。1902年，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导言）。有学者则认为，考茨基在1901年正式提出了“灌输论”，这是他“最有生命力的思想”[2]（第34页）。还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灌输论”的讨论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茨基之前就提出了“灌输论"[3]（第14页）。可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系统考察一下“灌输论”的思想源流，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论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灌输论”思想是伴随着科学世界观的诞生而萌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在建立科学世界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正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灌输论”思想才萌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第15-16页）在这里，“头脑”与“心脏”的结合，就是“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结合，就是德国哲学家与工人的“联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何实现这种结合，“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素朴的人民园地”，这就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之意，这可以理解为对“灌输论”思想的最初表达。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进一步表达了“灌输论”的思想。他们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第285页）“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4]（第306页）。在这里，他们明确地表达了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教育、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的思想。他们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因为“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它最初只能由“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4]（第282页）提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中再次表达了有关思想。在第一国际筹建之时，蒲鲁东主义者竭力阻挠第一国际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第一国际建成一个国际信贷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他们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大会的否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5]（第606-607页）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仇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为是“荒唐的”[6]（第85页），指出国际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7]（第91页），强调革命理论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此外，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8]（第760页）这段话明确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当然，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专门来探讨“灌输”问题，其论述因而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关于“灌输论”的观点体系。因此，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做是“灌输论”的思想源头。
二、初步形成：考茨基的贡献
19世纪最后3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如列宁所指出的：“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9]（第3页）。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中不断取得一些成果，但却随之产生了崇拜资本主义民主、醉心于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的思想。后一情况的出现，除了客观原因外，也有社会主义政党主观上的原因，即它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淡化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致使党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随波逐流。因此，加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考茨基此时的理论活动顺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
1886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列文章，虽没有直接使用“灌输”这种提法，但已大致形成“灌输论”的思想框架。两年以后，考茨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菲尔德纲领》的讨论和最后定稿工作。这个纲领使用了“灌输论”意义上的“灌输”提法：“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是指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具有战斗力并保持这种战斗力，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纲领。”[10]（第125页）
考茨基在1891年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纲（即《爱尔福特纲领》）的制订工作。他在为这个新纲领所作的解说中，再次从自觉性的角度表达了“灌输论”思想。他提出，对于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要求应该是，“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11]（第111页）他还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11]（第186页）
1901年10月，正当伯恩施坦主义盛行、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考茨基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引证了上述纲领中关于“灌输”的提法，并对其前述“灌输”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其基本内容是：(1)社会主义意识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两者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的。(2)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3)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12]（第37页）上面这一段论述，列宁在《怎么办？》中作了直接引证，并且称其是“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12]（第37页）。
综上所述，考茨基根据时代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出色的发挥，使“灌输论”初步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考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人物，虽然他后来蜕变为机会主义者，但在1909年以前，他还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机会主义的敌人”，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论述，是射向机会主义者的重磅炮弹。他对于“灌输”思想的理论化所作的重要贡献，与他所撰写的其它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起，“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13]（第81页）。
三、完善发展：列宁的新概括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以外，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灌输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普列汉诺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普列汉诺夫在向俄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革命的代数学’。凡是要想同我们现存秩序进行自觉斗争的人们，都必须了解这种学说。”[14]（第822页）“这个理论，这个由于它的所谓宿命论把资产阶级吓坏了的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以无比的干劲！”[14]（第212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条后来经列宁的阐发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理名言，最初就是出自普列汉诺夫之口[15]（第98页）。但是，对“灌输论”贡献最大的是列宁。
在俄国经济派“自发论”大行其道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重申“灌输论”，使之具有了新的现实针对性。列宁重申“灌输论”的时候，正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工人运动分散性和自发倾向普遍存在、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经济派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思潮的发展又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所以，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开始了对经济主义的坚决斗争。他明确指出，同伯恩施坦主义一样，俄国经济主义的实质是要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12]（第16页）因此，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经济主义作斗争，“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12]（第18页）。
正是在同经济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对“灌输论”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中，列宁第一次通过引用考茨基的话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16]（第284页）。稍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1896)中，提出并定义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并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所能给予的帮助应该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17]（第88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中，列宁重申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第一次系统阐发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著名论点[17]（第443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中，明确提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18]（第155页）。应该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在研究“灌输”问题，例如，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就论及到“灌输”的具体方法问题。但是，列宁“灌输论”的标志之作是他在1901-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的思想：(1)工人运动不可能单独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但自发性和自觉性毕竟不同。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2]（第28-29页）。(2)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2]（第29页）(3)“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12]（第38页）。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2]（第40页）因此，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12]（第36页）(4)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2]（第76页）(5)“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2]（第76页）“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2]（第79页）
在上述5点内容中，第1至3点，主要论述的是灌输之必要性，回答的是为什么要灌输的问题；第4、5点主要论述的是灌输之方法，回答的是怎样灌输的问题；所有内容都论及了灌输的主客体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对谁灌输、谁来灌输的问题。这些思想，决不是单纯地解释考茨基的观点。固然其中有的考茨基已有论述，但列宁根据新的实际做出了新的阐发，如第2、4点；有的考茨基虽有所论述，但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深究起来还不够准确，列宁作了新的论述，使之更准确，如第1点所涉及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关系问题，考茨基论述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分别产生的，但是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强调得不够，列宁对此作了新的辩证的阐释；有的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俄国的实际，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为“灌输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如第3、5点。总起来讲，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把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献中的思想阐发出来，把考茨基等人对“灌输”的论述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并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由此可见，前文提及的关于“灌输论”的首倡者问题的几种观点，看似相互矛盾，其实是统一的。实际上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对“灌输论”所作的贡献。从“灌输论”的思想源头来看，无疑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从“灌输论”的理论化过程来看，其首倡者是考茨基（这种观点更符合目前科研成果认定和评价的一般标准）；从“灌辅论”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这又要归功于列宁。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灌输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在当时这么做的时候，惟一关心的是如何更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将“灌输论”归至名下的功利意识。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妨来一点“模糊学”：“灌输论”的首倡者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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